1、首次細說朋黨產生演變歷史 凸現朋黨政治發展的脈絡全貌

2、目前專門研究和完整記述中國朋黨的集大成作品，也是一部具有豐厚文化內涵、簡明易懂的概論性學術專題史讀物。

   本書全面繫統地闡述中國朋黨的產生、發展、演變歷史，剖析重要朝代的重要黨爭，把握不同朝代黨爭的特征、特質，力圖凸現中國古代朋黨政治發展的脈絡和全貌。它按照歷史順序，以朋黨發展演變為經，以人物、事件、活動、思想為緯，在敘說中注重人與制度的互動依存關繫及其交互影響。因而既有學術性，又有較高的可讀性。是目前專門研究和完整記述中國朋黨的集大成作品，也是一部具有豐厚文化內涵、簡明易懂的概論性學術專題史讀物。

   朱子彥，1948年生於上海，祖籍浙江湖州。1983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繫，上海大學歷史繫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學術月刊》等重要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已出版相關著作《朋黨政治研究》、《中國皇帝制度》、《漢魏禪代與三國政治》、《帝國九重天：中國後宮制度變遷》、《皇權的異化：垂簾聽政制度》等。

章  從萌芽到成形

   中國朋黨古已有之, 與原始部落聯盟、早期國家同時出現，與君主專制政體同時發展、膨脹和消亡。木本水源，朋黨的出現必須追溯到上古社會的歷史。

一  朋黨的濫觴與形成

1、 朋黨的形成與上古三代的政爭

   朋黨的形成過程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孕育階段，原先，朋、黨二字與朋黨是全不相干的概念。在先秦社會，“朋”是貨幣單位。上古以貝殼為貨幣，大體上是五貝為一串，兩串為一朋。商周君主以貨幣賞賜臣下，即以朋計數。如“癸子（巳），王易（賜）臣邑貝十朋。”“既見君子，錫（賜）我百朋。”抑或因為“朋”含有聚集、串聯之意，後來便引申出“群”、“類”的意思來。如“群居而朋飛，”將“朋”與“群”對舉；“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將“類”與“群”對舉，由此說明，朋與群、類都成了近義詞。此外，朋又演繹出同門、志同道合的意思。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何宴注：“同門曰朋”。《周禮》稱“五曰聯朋友”，鄭玄注：“同師曰朋，同志曰友”。據此說明，處於同一師門的志同道合者，都可稱為“朋”或“朋友”了。進而又引申為“朋比”之意。楚大夫屈原被貶，看到楚國政治昏暗，自己壯志難酬，不無痛楚地說：“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茕獨而不予聽”，就是指責楚國滿朝奸佞結黨營私，抱成一團，使自己在政治上被徹底孤立。從文字學的角度講，“朋”為古“鳳”字。《說文》：“鳳飛，群鳥從以萬數，故以朋為黨字。”《白虎通》：“朋友者，何謂也？朋者，黨也。友者，有也。”故朋黨這個詞，本來不是貶義詞。然而《韓非子·有度》認為：“交眾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意謂群臣交往，形成朋黨，相互庇護，則臣下雖有大過，而君主無從得知也。故從君主角度而言，朋黨是君主之敵。

   “黨”字在《周禮》、《尚書》、《論語》、《左傳》等先秦典籍中皆已見之。黨，從從。其本義為不鮮明。許慎《說文解字》訓為“不鮮也”。段玉裁注：“《釋名》曰：五百家為黨，黨，長也，一聚之所尊長也。此謂黨同尚”。黨的本義原是指周代鄉以下的基層單位。《·地官·大司徒》雲：“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鄉黨連稱，即表示“鄉裡”、“族黨”之意。後來引伸出以類相從之義。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意思是說：人們的錯誤，總是與他那個集團的人所犯錯誤性質是一樣的。觀察種種不同的錯誤，就知道仁了。

   自商周以降，直到春秋，甚至明清時期，人們還長期保持著聚族而居的習慣，“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劉寶楠正義：“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這表明了鄉黨的特征，它塗上了厚厚的一層宗族血緣關繫的色彩。在鄉黨中，人們存在著共同的利害關繫，大家都有義務加以維護。楚國的葉公與孔子在這個問題上就曾有過一番爭論：“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在這裡，葉公表示了一種新的觀念，即隨著舊的宗族血緣關繫被衝破，雖然親如父子，也必須依法行事，父親偷了羊，兒子也應去官府告發。而孔子囿於傳統的親親觀念的束縛，仍然將宗法關繫置於國家法律之上，認為在鄉黨之內，父子之間有著相互庇護的義務。一旦犯法，應該“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這就從黨的本義中引伸出“黨附”的新義來。但如此一來，社會就不會有公平、公正和正直，為了反對“黨附”，反對徇私舞弊，有人就大力倡導無黨無偏，如《尚書·洪範》雲：“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在後世演變過程中，又將志同道合之人稱作“黨人”，如屈原《離騷》雲：“唯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又如《後漢書·靈帝紀》曰：“制詔州郡大舉鉤黨，於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為黨人”。正因為朋、黨兩字在演變過程中，字義逐漸接近，都帶上了朋比、黨附的新義，所以到春秋戰國之際，便合成為“朋黨”一詞，為人們所廣泛使用。

   如果單從語義、字意的角度來探討朋黨概念的來龍去脈，恐怕仍不夠深入。事實上，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社會變革在各國迅速展開，統治集團內部矛盾衝突不斷加劇，各個對立派別都把集結朋黨勢力作為實現自己政治目的的有效手段。朋黨鬥爭已經成了政治領域內的常見現像，因而被作為一個專用名詞和重要問題提了出來，為許多政治家、思想家所重視。大臣結黨與否直接關繫到封建統治能否鞏固、專制君權能否維持的頭等大事。先秦思想家韓非子尖銳地指出：“群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這是將山東六國的統治危機與朋黨活動直接掛起鉤來，將造成山東六國“地削主卑”的原因歸之於朋黨。

   朋黨孕育產生有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還是先從古史傳說中的堯、舜、禹時代談起。這個時代相當於我國由部族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的軍事民主制時期。在頻繁的部落對外掠奪戰爭過程中，部落聯盟首領和軍事首長都積累了相當數量的私人財富。如舜經四嶽推薦，被堯確定為部落聯盟首領繼任人選後，堯便將兩個女兒嫁給了舜，還“賜舜絺衣與琴，為築倉廩，予牛羊。”這種賞賜類似於後來的貴族陪嫁，可見堯是擁有不少私有財產的。

   舜生活於一個“父頑，母囂，弟像傲”的家長制家庭之中。舜父瞽叟、弟像對舜的財產垂涎欲滴，竟然串通一氣，干出謀財害命的勾當來，並且事先擬定了分贓的辦法：“像曰：‘本謀者像’。像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像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幸而舜的“命大”，纔使他們的陰謀未能得逞。這個故事雖然帶有傳奇色彩，但是它卻為我們傳遞了一個信息：即隨著私有財產的出現，在家長制家庭內部已經出現了爭奪財產的現像，而權力作為增殖私人財富的重要手段，部落聯盟首領之間的鬥爭也就接踵而來。

   堯舜禹時期實行禪讓制，部落聯盟首領依然由聯盟議事會選舉產生。堯為了確定聯盟首領的繼任人選，曾多次征求各部落首領的意見。放齊說：“胤子（丹）朱啟明”，提出由堯子丹朱繼任，驩兜則提名由共工繼任，都給堯否定了，後堯纔決定接受“四嶽”的提議，以舜為繼任人。後來驩兜又推薦共工為工師，這次總算得到了堯的同意。這一切完全合乎部落聯盟議事會的議事規則。然而在舜攝政之後，便采取了部落聯盟內部前所未有的措施：“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他們的具體罪行分別是：共工“淫闢”；鯀治水無功，勞民傷財；三苗則“在江淮、荊州數為亂”；舜唯獨沒有指出的驩兜罪名。大概是因為驩兜一再推舉共工任部落聯盟要職，因而受到株連吧。《左傳》中有關舜流”四兇族”的記載可資佐證。《左傳》中的四兇族分別是指渾敦、窮奇、梼杌、饕餮。據杜預注釋，前三兇即為驩兜、共工和鯀。渾敦，即驩兜，其罪行是“掩義隱賊，好行兇德，丑類惡物，頑囂不友，是與比周。”所謂“比周”，在先秦諸子的目光中，即是朋比結黨的行為。《左傳》的記載與《尚書》、《史記》稍異，這大概是“傳聞異辭”之故吧。

   “四兇”堯不能去，由舜去之。而高陽氏之纔子八人——“八愷”，高辛氏之纔子八人——&ldqu”，堯未能舉，由舜舉“八愷”，使管土地，舉&ldqu”，使管教化。

   舜一反堯之所為，流放四“兇族”、 推舉十六“纔子族”，正是部落聯盟內部爭奪首領地位的反映。這種爭奪導致部落聯盟的不斷分化和重新組合，將敵對的氏族部落視為兇族予以驅逐，而將支持自己的氏族部落聯合進來，以鞏固首領的地位和權力。由於雙方都在爭取友好氏族部落首領的支持，所以《左傳》從儒家推崇堯舜的立場出發，將“比周”的罪名加在驩兜身上，從而給這場鬥爭染上了朋黨的色彩。實際上，堯舜時期是否真正地實行過禪讓制度，後世是有爭議的。據《竹書紀年》、《韓非子》等文獻紀載，上古並無禪讓制度，舜囚堯而奪其位，晚年又被禹流放，采用的亦是暴力手段，若果真如此，朋黨及黨爭的出現就大大提前了。

   筆者以為，原始社會晚期，家族內部對財產的爭奪，部落聯盟內部對首領地位的爭奪，與後世的朋黨鬥爭還不能等同看待。但既然爭奪財富，特別由此而開展的爭奪權力的鬥爭已經開始，那麼，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也就不可避免，朋黨產生所需要的政治土壤也就隨之而出現。   

   馬克思指出：“現代家庭在萌芽時，不僅包含著奴隸制，而且也包含著農奴制……它以縮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後來在社會及其國家中廣泛發展起來的對立。”這就是說，在原始社會晚期，隨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氏族或部落聯盟內部的矛盾與衝突也以此為起點，日益向前發展。受社會各種矛盾制約的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衝突也就不可避免，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階級社會中突出的政治現像——朋黨鬥爭也便開始萌動。

   前21世紀，夏朝建立，這標志著中國的早期國家已正式形成。早期國家貴族之間的鬥爭為朋黨的形成提供了可能。但由於夏商周三代的貴族政治不具備產生朋黨的充足條件，使朋黨經歷了一個緩慢的孕育過程。這主要有以下兩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夏商周三代，王朝直轄區域有限，官僚機構規模不大，使朋黨活動餘地相對狹小。夏王朝剛從部族社會脫胎而出，因而帶有濃厚的軍事民主制時期部族聯盟的痕跡。夏王雖然具有天下共主的地位，但對於由氏族部落轉化而來的諸侯國家來說，隻要諸侯履行有關朝貢等義務，夏王朝便不干預其內部事務，承認其相對獨立的地位，所以當時就呈現出萬邦林立，猶如“滿天星鬥”的局面。史載：“夏氏革命，叉為九州，塗山之會，亦雲萬國。四百年遞相兼並，殷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亦為九州，分統天下，載祀六百，及乎國初，尚有千八百國，而分天下為九畿……其後諸侯相並，存有千二百國。”[20]長期的兼並戰爭，諸侯國的領土在擴大，數量在減少，但在夏商周三代並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由於王朝直轄的領土範圍不大，一般隻局限於“邦畿千裡”的範圍之內，而且王畿之內還分布了許多貴族世襲的采邑，所以中央的政治活動相對簡單，因而限制了官僚機構的規模。據《通典》所載的夏商官員人數是：“夏百二十員，殷二百四十員。”[21]作為天下共主的王室尚且如此，局限於五十裡至百裡之地的諸侯國家政權機構的狹小程度更可想而知。

   西周政治制度與夏商相比雖較為成熟，但卻一脈相承，在官制上不可能發生大的變化，官員人數不能與後世相比。由於三代官僚機構相對狹小，官員數量極為有限，不易形成大規模的權力鬥爭，這就使朋黨的生存條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二是夏商實行貴族政治，通過實行分封制與世卿世祿制，使國家權力機構相對凝固化，不論諸侯還是卿大夫都擁有世襲的特權。如盤庚遷殷前召集貴族訓話，指出他們的祖先曾為商朝先王效力，所以商朝堅持“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並且“世選爾勞”，即給予貴族世代擔任官職的權利。這種政治狀況到西周時期也並未發生多大的變化。西周的執政大臣一般都由王室貴族世襲，如西周初年擔任太師、太保的周公、召公，其子孫從西周到東周始終處於輔政大臣的地位。

   由於三代實行嚴格的世襲與等級制度，卿大夫完全壟斷了政權，這就使得處於社會下層的庶民很難改變地位，完全被排斥於政權機構之外。直至春秋時期，管仲還指出：“士之子常為士”，“農之子常為農”，“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可見，上自王公貴族，下至庶人僕隸，從呱呱墜地之時起，他們的等級地位便已確定。在三代社會裡，不僅階級之間的障礙無法逾越，等級界線也非常森嚴，不能隨便打破，因此國家的權力結構相對穩定，這就使得整個官僚隊伍的流動大大地受到限制，上層的人下不來，下層的人也上不去，因而較少出現權力再分配的鬥爭。而朋黨之爭的實質就是權力之爭，在官僚隊伍相對穩定，權力始終操縱在少數擁有世襲特權貴族手中的情況下，想要通過結朋聚黨來爭奪權力就比較困難。朋黨的孕育過程由於受到上述條件的制約，就顯得比較緩慢。

   必須指出的是，三代時期，權力再分配的鬥爭雖不如帝制社會那樣頻繁，但仍在一定範圍內進行，有時也表現得較為激烈，使得朋黨逐漸顯現出它的萌芽狀態。我們在三代留下來的為數不多的史籍中，還是可以找出具有類似朋黨鬥爭的若干史實來。茲撮其要者，概述如下：

   夏啟死後，子太康繼位，“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啟的五個兒子，“用胥興作亂，遂兇厥國。”也就是說由於啟子太康荒淫放縱，他的幾個兄弟起而爭權奪位，把國家搞得混亂不堪。東夷族有窮氏首領羿乘機伐夏，趕走太康，“因夏民以代夏政”，奪取了王位。羿自恃善射，“不修民事”，終日沉溺於田獵遊樂之中。受羿重用的寒浞，本是東夷伯明氏的不肖子弟，被逐出氏族，投奔有窮氏，騙取了羿的信任，被任為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收羅了許多黨羽，待時機成熟，他便指使羿的家眾在羿田獵歸來，在毫無戒備的情況下，將羿“殺而烹之”，奪取了統治權。寒浞此舉，可謂開中國朋黨史上權臣結黨篡權之先河。   

   商紂王是歷史上暴君的典型。他的殘暴專橫，荒淫無度，不僅大大激化了社會矛盾，而且也導致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在宗法制度下，王室貴族處於與國同休戚的地位，值此危亡之際，王室長老比干、箕子及紂王庶兄微子等重臣，出於共同的利害關繫，紛紛進諫，但卻一概遭到拒絕。紂王重用費中(仲)、惡來。“費中善諛，好利”，“惡來善毀讒”，紂王在他們的包圍之下，終於殺比干．囚箕子，廢商容，逼走微子，使朝政完全控制在費仲、惡來等奸佞之徒手中，造成政治更加黑暗，後走向滅亡。《詩·大雅·蕩》便借周文王之口，揭露了商朝“強御”之徒陷害“義類”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