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施米特（CarlSchmitt，1888年7月11日－1985年4月7日）,20世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後一位歐洲公法學家。施米特的寫作生涯長達60餘年，在20世紀諸多重大政治思想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20世紀的霍布斯”之稱，其思想對20世紀政治哲學、神學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以決斷論為著；並提出了許多公法學上的重要概念，例如制度性保障、實質法治國，及法律與主權的關繫等。施米特與馬克斯·韋伯曾有所來往，且深受其影響，部分地繼承了韋伯對現代性批判的論題，其中一個明確的傾向就是對自由主義的批判。但稱施米特為“反自由主義者”，則失之草率，有學者認為施米特對自由主義的批判是來自自由主義陣營內部的批判。

劉宗坤,北京大學哲學博士，美國瓦爾帕萊索大學法學博士，著有《原罪與正義》等書，譯有《政治的神學》《政治的概念》等。曾擔任《維爾帕萊索大學法學評論》（ValparaisoUniversityLawReview）編輯，現為美國伊利諾伊州及聯邦法院職業律師、獨立學者。

朱雁冰,德語教授，1960年畢業於南京大學外文繫，四川外語學院德語繫榮休教授，曾任1986—1992年度高等學校外語專業教材編審委員會委員和1992—1996年度高等外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還是國際日耳曼學聯合會（IVG）會員。1980年代在德國沃爾芬比特圖書館作儒家思想在德國的接受（至18世紀末）的專題研究，發表論文《耶穌會與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中文）、《萊布尼茨與朱熹》（德文）、《赫爾德、歌德和席勒著作中的儒家思想》（德文）等九篇。譯著涉獵哲學、基督教神學和文學等十幾種，包括《聖言的傾聽者》《基督教理論與現代》《歷史與社會中的信仰》等等。

增訂本說明（劉小楓）

編者說明（劉小楓）

政治的概念［1932］（劉宗坤譯）

重版序［1963］（吳增定譯）

一、國家的和政治的

二、劃分敵友是政治的標準

三、戰爭是敵對性的顯現形式

四、國家是政治的統一體論而出問題

五、決斷戰爭和敵人

六、世界並非政治的統一體，而是政治的多樣體

七、政治理論的人類學始基

八、倫理與經濟的兩極導致的非政治化

1932年版跋

增補附論（李秋零譯）

中立化與非政治化的時代［1929］（劉宗坤譯）

一、嬗變的中心領域的階段後果

二、中立化和非政治化階段

遊擊隊理論——“政治的概念”附識［1963］（朱雁冰譯）

前言

引論

理論的發展

晚近階段的視角和概念

附錄（盧白羽 溫玉偉 譯）

與施米特談遊擊隊理論（什克爾 著盧白羽 譯）

《政治的概念》 西班牙文版（1941） 前言［1939］（施米特 著溫玉偉 譯）

《政治的概念》 意大利文版（1971） 前言（施米特 著溫玉偉 譯）

《從囹圄中獲救》 西班牙文版前言（施米特 著 溫玉偉 譯）

隱微的“增補附論” ——敵人概念和“人本學信念” 疏解（梅林 著溫玉偉 譯）

人名譯名對照表

增訂本說明 

在施米特的傳世著作中，《政治的概念》 負盛名、 爭議， 版本經歷也為復雜。 筆者新編訂的《政治的概念》 中譯本（2015） 盡可能將施米特的相關著作（如《遊擊隊理論——“政治的概念” 附識》 和什克爾的《與施米特談遊擊隊理論》） 輯在一起，便於學界業內人士研究。 新編訂本問世不久就脫銷， 加印後又很快脫銷。

借再次加印的機會， 筆者增加了四篇附錄， 其中兩篇是施米特為《政治的概念》 西班牙文版和意大利文版撰寫的前言， 分別寫於 1941 年和 1971 年——就世界政治情勢而言， 都是不尋常的年份。《從囹圄中獲救》 西班牙文版前言寫於 1960 年， 也就是施米特寫作《遊擊隊理論》 之前不久。 這篇短小的前言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從囹圄中獲救》， 也有助於我們理解貫穿施米特一生思考的何謂“政治” 這一主題。

德國權威的施米特傳記專家梅林教授（Reinhard Mehring） 把《政治的概念》 1963 年版的“增補附論” 視為“隱微的” 附論。《政治的概念》 讓施米特承受了太多精神壓力， 1963 年的“增補附論”若帶有“隱微” 筆法， 也並非不可思議。 即便在今天， 誰要是認真研讀《政治的概念》 並聲稱從中獲益， 也會遭受除了謾罵就隻會謾罵的政治敵人的謾罵。 因此， 新增附錄文章不僅有助於理解施米特的處境， 也有助於理解我們閱讀施米特的語境。

劉小楓

2017年12月

於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施米特的論著]*學識且*富洞見力。

——哈耶克

施米特是在一個自由主義的世界上承擔起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在此，我們是指他對自由主義的批判發生在自由主義的視界之內。他的非自由主義傾向依然受制於無法克服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繫”。

——列奧·施特勞斯

施米特乃“德國學界憲法和公法領域*重要的人”。

——阿倫特

施米特是“韋伯傳統下偉大的社會哲學家”。

——雷蒙·阿隆

施米特是“韋伯合法的兒子”。

——哈貝馬斯

施米特蒙受的是數世紀以來不為人們所承認的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的命運。

——赫爾穆特·舍爾斯基

施米特“如今甚至開始蓋過韋伯的光芒”。

——《法蘭克福彙報》

羅馬失火時，彈琴固然要不得；然而，這個時候研究水力學理論卻完全正當。施米特屬於那種“研究水力學理論”的人，他是具有罕見信念的思想家……

——雨果·巴爾

施米特對自由主義現代性所作出的前沿性和總體性的攻擊，產生了巨大而持久的知識上的影響。由此帶來的知識和理論上的碎片，不斷地為歐洲以及歐洲以外的知識群體中的政治思想者所撿拾。事實上，可以毫不誇張地說，20世紀尚沒有哪個思想家像施米特一樣有如此多的來自不同領域的讀者群。

——揚–維爾納·米勒

基於對魏瑪共和國民主制度的分析，施米特全面思考了自由主義的理論局限，成為整個20世紀*重要、*精彩的自由主義批評家。

我們可以把施米特看作是尼采以來西方“價值重估”、道德超越和通過顛覆和消解傳統而不斷自我肯定的總體方向上的*後一個重要路標。

——張旭東

今天的知識界，從德國到歐美乃至中國，施米特的思想幽靈正在徘徊遊蕩，吸引了分屬不同意識形態與知識譜繫的學者和知識分子……當然，施米特在世的時候絕不是默默無聞的學者，但對學術思想界而言，他在*近二十年間的影響甚至超過了他生前*為鼎盛的時期。如果在當代談論西方思想，特別是政治哲學和法學，我們似乎逃不開施米特幽靈的糾纏。

——劉擎

施米特的價值不在於他的答案，而在於他的問題，沒有人能繞過去。左翼和右翼、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獨裁者和“遊擊隊員”，所有與他爭辯的人都成了向他學習的弟子，無法繞過他那巨大的、悖論性的、危險的存在。在這張名單上，僅我們熟知的就有羅爾斯、哈貝馬斯、福柯、德裡達、德沃金，一直到齊澤克、阿甘本和哈特及內格利。

——嚴搏非

施米特“如今甚至開始蓋過韋伯的光芒”。

——《法蘭克福彙報》

《遊擊隊理論——“政治的概念”附識》（節選）

從列寧到

據專家估計，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俄國的遊擊隊箝制了約20個德國師，對戰爭勝負作出了重大貢獻。蘇聯的官方歷史記載如捷爾普喬夫斯基（Boris S. Telpuchowski）關於 1941—1945 年偉大衛國戰爭的書，描述了破壞敵軍後方的英勇的遊擊隊員。在俄國廣闊的空間和數千公裡的漫長戰線上，作戰的每個德軍師都不可或缺。

斯大林關於遊擊隊的基本觀念如下：遊擊隊必須始終戰鬥在敵後，其著名口號是——在敵後是遊擊隊，在前線是兄弟般的合作。斯大林成功地將全國和地區性的巨大抵抗潛力——基本上為防守性的、依托鄉土抗擊外來征服者的愛國主義力量——與國際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攻擊性結合起來。這兩個異質值的結合，主宰著今天全球的遊擊鬥爭。其中，由於其堅定的目的性並以莫斯科或北京為靠山，共產主義因素大都占據優勢。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抗擊德國人的波蘭遊擊隊，被斯大林以殘酷方式作了獻祭。1941—1945 年間南斯拉夫的遊擊戰不僅是全國共同抗擊外國征服者的戰爭，也是共產黨和專制王朝的遊擊隊之間慘烈的內部鬥爭。在這種兄弟鬩牆之中，鐵托借助斯大林和英國戰勝並消滅了自己的南斯拉夫國內敵人——英國人支持的米哈依洛維奇（Mihailovitch）將軍。

是當代革命戰爭偉大的實踐者，同時也是革命戰爭著名的理論家。他的某些作品“在今天是西方軍事學校的物”（亨勒［Hans Henle］語）。自1927年以來便積累了共產黨的行動經驗，隨後利用 1932 年日本人的入侵，繫統地闡發了民族的、同時又是國際的內戰的所有現代方法。始於 1934 年 11 月的“長征”，跋涉 12000 多公裡，損失慘重，從華南直抵蒙古邊界，積累了一繫列遊擊戰戰績和遊擊隊經驗。其結果是，中國共產黨組合成為一個以遊擊隊員為核心的農民和士兵政黨。具有重大意義的巧合是，〔關於遊擊戰〕重要的文章是在 1936—1938 年間寫成的，當時，西班牙正通過一場民族解放戰爭抵抗國際共產主義的控制。在這場西班牙內戰中，遊擊隊沒有起重大作用。相反，取得對其國內敵人——國民黨和蔣介石將軍的勝利，完全仰賴抗擊日本人和國民黨的遊擊戰經驗。

對我們的論題重要性的表述，在 1938 年的一篇文章裡，這就是《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不過，為一睹這位新的克勞塞維茨戰爭學說的全貌，必須引用的其他文章。 事實上，〔的遊擊戰論〕連貫而繫統地自覺延續了普魯士總參謀部軍官的概念。隻不過，拿破侖一世的同時代人克勞塞維茨，還不可能料到今天對共產黨中國人的革命戰爭成為理所當然的那種整體程度（Grad der Totalität）。的典型觀點來自下面的比喻：“在我們的戰爭中，一方面是武裝的人民和遊擊隊的遊擊戰，一方面是紅軍，這好比一個人的兩條臂膀，或者說得更實際一些——民氣即全民皆兵的士氣。敵人就害怕這個。”

眾所周知，“全民皆兵”也是組織抵抗拿破侖的戰爭的普魯士總參謀部職業軍官們的用語。克勞塞維茨便屬於這些軍官之列。我們看到，當時正規軍接納了某一特定教育階層的強大的民族能量。那時即便激進的軍事思想家也區別戰爭與和平，將戰爭看成可以與和平清楚區分開來的非常狀態。克勞塞維茨是一支正規軍的職業軍官，他本來不大可能像列寧和一類職業革命家可能做的那樣，如此繫統地將遊擊戰邏輯貫徹到底。在涉及遊擊戰時，還有一個具體的因素，使他比列寧更接近事物深層的內核，獲得限度地完成其思想的可能性。一言以蔽之，的革命比列寧的革命更植根於本土。與1917年11月列寧領導的在俄國奪得政權的布爾什維克前輩們相比，中國共產黨人有很大的不同，後者經歷了20多年戰爭，直到1949年纔控制中國。差別不僅表現於〔共產黨人〕內在的群體結構，而且表現在共產黨人與所控制的國土和人民的關繫。鋻於受依托鄉土的遊擊戰所規定的巨大現實，關於宣傳的是否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論辯，幾乎是次要問題，正如古代中國哲人是否表達過與類似的見解的論辯是次要問題。這是一群具體的、經遊擊戰洗禮的“紅色精英”。費舍爾（R. Fischer）一語中的，他指出，從全國範圍來看，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是少數，“其領導是多由流亡者組合而成的理論家”；至1949年，以規模浩大的遊擊戰為基礎，及其戰友們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人已經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與本國的敵人國民黨戰鬥了20年之久。從出身來看，也許像來自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俄國布爾什維克一樣，中國共產黨人是城市無產者；但當掌握權力之時，中國共產黨人便帶來經受過沉重挫折的深刻經驗和組織能力及其原則：“轉移到農村環境，在那裡以嶄新的、不曾預見的方式發展”。這是蘇俄和中國共產黨人之間“意識形態”差別深層的起因所在。不過，的環境本身也有一個內在矛盾，這個矛盾將一個無空間限制的全球共同的的世界敵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與一個可劃分地域的、中國和亞洲在抗擊資本主義的殖民主義時的實際敵人結合起來。這是一個世界（One World），即一個地球、一個人類與一個在其自身和相互間理性地達致平衡的多數大空間（Groβräume）的對立。在一首題為《昆侖》的詞裡表達了對一個新的大地法（Nomos der Erde論觀念，其中說（據施奈德［Rolf Schneider］的德譯文） ：

安得倚天抽寶劍，

把汝裁為三截？

一截遺歐，

一截贈美，

一截還東國。

太平世界

環球同此涼熱。

在的具體處境中，各種類型的敵對關繫交彙在一起，上升為一種的敵對關繫。與白人殖民剝削者的種族性敵對關繫、與資產階級的階級敵對關繫、與同一人種的日本入侵者的敵對關繫、在長期的激烈內戰中日益增長的與自己民族弟兄的敵對關繫，並沒有相互抵消或者制約，而是在具體情況下得到證實和加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斯大林成功地將植根於民族鄉土的遊擊戰與國際共產主義的階級敵對關繫聯繫起來。在這一點上，已領先斯大林許多年。以其理論的自覺性，也超越了列寧提出的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一公式。

的遊擊隊理論的思想基礎簡潔有力。戰爭的意義就在敵對關繫。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所以，政治始終包含著——至少從可能性上看——敵對關繫的成分；如果和平本身包含著戰爭的可能性——可惜從經驗看正是如此，那麼，便也包含著潛在性敵對關繫的因素。問題隻在於，敵對關繫是否可能受到限制和規範，即敵對關繫是相對的還是的。這隻能由戰爭指揮者本人自己冒險作出決斷。對於從遊擊隊方面思考問題的而言，今天的和平隻是一種實際的敵對關繫的表現形式。即便在所謂冷戰中，也仍然存在敵對關繫。因此，冷戰並非半戰半和，而是實際的敵對關繫以不同於公開暴力的另類手段進行的與事態相適應的活動。隻有軟骨頭和幻想家纔可能對此視而不見。

《隱微的“增補附論”—— 敵人概念和“人本學信念”疏解》（節選） 

（一）作品的形式問題

施米特不僅是一位多產、睿智、敏銳的作家，也是一位不可多 得的風格學家。他不僅能夠駕馭品質迥異的學科，還可以輕松自如 地遊走於極其不同的文學形式之間。他寫過冷靜的概念性分析作品 如《論罪責與罪責類型》和《憲法學說》，理想型論說作品如《國家的價值與個人的意義》，諷刺文如《剪影》和《布裡邦柯人》，闡釋性文本如《論多伯勒的長篇敘事詩〈北極光〉》，博學的概念史作 品如《論專政》，精彩的隨筆如《羅馬天主教與政治形式》，冷靜的 憲法法分析文章《論基本權利與基本義務》，政治小冊子如《國家、運動、人民》，書評論文如《蔑視性戰爭概念的轉向》，實時性的歷 史反思，以及不可勝數的報告和文章，不一而足。

施米特的視野和形式的豐富性不僅常常使他的同時代人，而且也使後世研究者深感懷疑。有人從“精美的”表像看到一種幻像，有人用他的浪漫派批判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批評他的“雄辯”，並臆想他作品多樣性的措辭背後是毫無思想、肆無忌憚的理論缺陷。有人將“決斷論”解讀為“機緣性的”恣意而為，並懷疑他道德上的隨便和沒有節*。他就好似一件藝術品，既可以激進地間斷、決裂以及轉變範式，也可以一以貫之地持有不同的政治性概念和終極的秩序概念。施米特的形式意志（Formwille）在晚近越來越得到人們的積極評價和進一步研究。誇裡奇將施米特的“審美主義”—在天主教主義、國家至上主義、民族主義之外—看作其“基本特征”，與解釋上的片面化和化相反，在他看來，這些特征相互處在張力之中，並且在不同情況下具有不同的權重。因此，誇裡奇的說法削弱了老生常談的“施米特的機緣性決斷論”（洛維特）觀點。

施米特作品的形成階段可以上溯至其《憲法學說》，並且可以進一步細分如下：階段以《國家的價值與個人的意義》教職論文為界，該作品寫作的立場仍具有理想型的抽像性，但作者有關法權與國家的歷史神學觀在其中已然依稀可見。第二階段，《多伯勒的〈北極光〉》《政治的浪漫派》以及《論專政》讓人們看到了思想史和歷史性的差異。早期作品的第三也是後一個階段，從對專政的歷史性觀察中得出理論和繫統性的結論，並表述了憲法學說的範疇框架。因此，施米特早期作品的目的即是營構憲法理論，而 1928年的教科書《憲法學說》即是其成果。為之服務的是 1920 年代的綱領性思想肇端：《政治的神學》《羅馬天主教與政治形式》《當今議會制的思想史狀況》以及《政治的概念》。稿本的這一形成階段、其與早期理論構建的關繫及其在整個全集中的任務和位置等，都是《政治的概念》文學形式的由來。從文本形成史來看，這部概念定義作品與《政治的神學》的主權學說有關，它反思的是基礎的政治“區分”和敵人定義的必要性—它是自主政治“決斷”的前提。

盡管如此，施米特的概念定義從一開始並不僅僅具有理論意圖，相反，用他後來的話來說就是：它在與“凡爾賽”和“日內瓦”的鬥爭中也表明了民族主義的熱忱（Pathos）。這部評注中的幾篇文章指出了這種早期對外政治的進取路線。該作品一開始便搖 擺在理論和實踐、政治概念與敵人概念的定義之間。施米特認為這 並不成問題，反倒是個優點，他認為任何政治的概念都應該是政 治—論戰性的，並且概念定義可以通過選擇性的縮略來獲得其“簡 明扼要”的特質。如果將這一觀點普遍化，它就會顯得悖謬，因 為，表述會受到視野上的扭曲，而且幾乎無法做到客觀。處於理論 和實踐之間的概念定義的含混性和多義性是這部作品的首要負擔， 甚至可以說，是其先天不足。

後來的諸多稿本使得如下問題也變得突出，即該作品在基礎和 總和之間的含混性。通過將這部概念作品擴展為他所有作品的總和，這種總和在某種意義上吸收了各種各樣的分析，施米特強調了這部概念作品的基礎性意義。由基礎邁向總和的這部作品在理論上具有連貫性，因為通過結合後來的分析來展現該作品的有效範圍， 施米特證明了它具有基礎性意義。因此，它在解釋上極具前提性並 且頗費神思。它把讀者從單純對敵—友—“準則”的繫統性討論引 向多樣性的材料。1963 年版復雜的謀篇布局隻是強調了 1932 年版已經表達的內容。類似於它的先天不足，人們也可以說它是一種終結或者完成的傲氣，這種傲氣是施氏《大地的法》之後整個晚期作品的特點。施米特本人也許能意識到這種終結思想。因而，值得期待的是，施米特如何在“增補附論”中，即他的基礎性概念作品隱微性的結尾中，處理這一問題。

（二）文本版本問題

《政治的概念》至少有四種有差異的稿本（Fassungen）、文本（Versionen） 抑或“ 版本”（Ausgaben）（BP 96），這一點不容忽視。個版本初版於 1927 年的《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庫》，1928 年，未作修訂的重印本緊接著發表於由德意志政治學院主編的“政治學”（Politische  Wissenschaft）繫列裡的“民主問題”（Probleme der Demokratie）一卷中。1932 年，第二“版”作為單行本在 Duncker & Humblot 出版社出版，施米特在後記（BP 96）結尾處標注的日期是 1931 年 10 月。由於它很快便問世，皮塔（Pyta）在文章中稱其為 1931 年版。

1933 年，第三“版”由漢薩出版社（Hanseatische Verlagsanstalt）出版，這是一家納粹主義底色極重的出版社，施米特於 1933 年在與納粹共事的背景下將該作品轉交給這家出版社出版。1940年，他把稿本的縮略版再次收入—出版於漢薩出版社的—《論斷與概念》（Positionen und Begriffe）文集（BP 67—74），這可以算作第五版第四稿。緊接著，1963 年重新在 Duncker & Humblot 出版社出版了未受納粹主義之害的 1932 年版的擴充“版”，這也是我們疏解的底本。

後， 施米特於 1971 年為其意大利文版寫了新的前言，這也可以被視為一個獨立的版本。因此，上述各種版本—類似於托米森在其施米特文獻中的做法— 一一標為 BP I、II、III等，依次類推，如 1928 年的重印本是 BP II，1933 年的第三稿則是BP IV。而這並不與通行的說法，即隻提及三個不同的版本（1927，1932，1933）相牴牾。但是，如果在這裡說“版次”（Au?agen）則容易引起誤解。如果把整個文本看作由諸如出版地、作品版式等決定的意義結構的話，那麼，1963 年的版本無論如何都可以算作自成一體的第四稿。因為該版對 1932 年文本的呈現，明顯是作者有意而為之地改變了文本的接受狀況，因此，它憑借強烈的自我闡釋而可以算是一個新的版本。這種帶有作者意圖的對文本意義作出的改變，與對 1928 年版的重印和對 1940 年版的縮略不可同日而語。事實上，還有許多已出版的版本和變體，對於一位如施米特這樣的作者而言—他常常謹慎地運用自己的作者身份—在闡釋上不無重要性。至於翻譯則又是一種情況。

施米特隻將不同的稿本算作“版本”，他稱 1932 年的小冊子為第二“版”，而再版則不算。因而，他眼中的文本並非與某個稿本，而隻是和某些“論點”相關聯。在 1932 年的後記以及（後來未再重印的）1933 年的前言中，施米特幾乎未提兩個稿本之間的天壤之別，但他以“版本”（而非重印或者版次）的提法暗示了這些差別。如果他對文本的認可依賴於某些特定的論點，那麼，他強調的就是 這部概念作品的基礎性作用。

1940 年，施米特寫道，“ 這篇論文的論點產生於 1925 年至1926 年的討論課，首次為更廣泛的公眾所知悉，則是在 1927 年 5 月 10 日柏林政治學院的演講中”（BP 313）。在施米特遺作中可以看到與該作品相關的大量裝有筆記和材料的文件夾，其中有一份與“現代（大眾）民主”主題相關的打印稿“1924/1925 鼕季學期國家法—政治學討論課練習計劃”，施米特以此回顧性地踏上了他的概念作品寫作之路。當時，該主題是對《當今議會制的思想史狀況》第二版前言“論議會制與民主制的抵牾”的深化。施米特在那裡稱，“民主制首先必然包括同質性，其次—必要時—還包括對異質性的剔除和消滅”（GLP 14），敵友劃分的意思在這裡已經依稀可辨。因此，《政治的概念》的首稿強調的便是對外政治和國際法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