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文件題目就可清晰地看出，作為一個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應該在“治理體繫和治理能力的完善和提高”上下足功夫和做足文章。它甚至是一個可以把中國的“改革”推向“全面性”和“深化性”的思維和能力基礎。這決定了我們必須跨越從“管理”到“治理”的概念、理念和意念的峽谷。由此要求，必須啟動由‘新公共管理‘向“新公共治理”的過渡甚至跨越的程序。

由於“治理”歷來與“綜合”搭伴而行，是與“治水”有關和受啟發的，往往具有整體性和發展性，也即需要“水漲臺高”的。所以要架構一個“治理”體繫和提高“治理”能力還必須從綜合思維上著力。但現實是，分析思維的流行和盛行又在陌生甚至阻礙綜合思維的生成、運行和發展。這是思維方式落後於社會客觀的一個表現，包括對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解讀還沒有對這個“治理性”引起足夠的重視和全面的展開。其實，“治理性”的缺失是社會運行失衡和社會管理失重從而導致社會狀況顧此失彼特別是“社會治安狀況不佳”的一個很根本的原因。這要求理論界應該在激活、引導和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上做出自己特有的貢獻。但理論的現實是，理論在更多地迎合人們的思維。

而本《構論》有一個作用就在於，對什麼是綜合思維、整體思維以及提倡和運用綜合思維和整體思維還是做了一點力所能及的探索。關鍵是還思考了一個怎麼治理的問題。古哲認為，應該“無為而治”。但現實是，人們把“無為而治”簡單地理解為了“無作而治”。其實，其含義相去甚遠。它們的區別在於，是過程論，還是目的論？是均衡論，還是傾向論？是全面論，還是片面論？是約束論，還是激勵論？是限制論，還是導向論？但起碼是不能“自然論”的，特別是對“新公共”，尤其需要加強發現、建設和發揮。包括“城鎮化”，其核心實也也是一個“新公共”的問題。對“新公共”的解釋、解析和解決是當前“立體社會治理”的關鍵。特別是要發揮政府在“立體社會”中的“公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