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院校“兩課”教學的補充讀物。

高校馬克思主義學院和各級社科院繫統、黨校繫統的專家和師生。

地方各級宣傳口的黨政機關干部，部隊繫統的思想政治教育輔助讀物。

以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史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感興趣的讀者。

瀋陽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科研人員，博士。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方面的研究。近年來著有《民主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比較》，在《馬克思主義研究》、《科學社會主義》、《前線》、《中國社會科學報》等報刊發表文章多篇。

一、關於蘇聯模式

蘇聯模式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到特定歷史階段，伴隨著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而逐漸形成的一種社會主義模式。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現實轉化，是馬列主義的物質化或者說模式化。但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在蘇聯模式中並沒有得到全面的體現。從形成途徑看，蘇聯模式是通過行政手段采用“自上而下的革命”建成的，這與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論有著根本區別。從體制上看，蘇聯模式雖然在表面上創建起高純度的公有制計劃經濟，但其指令性和國家所有制性質與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的設想有著內在的差異；政治上，在“建成”社會主義之後，蘇聯模式過分強化國家政權的做法，與馬克思、恩格斯關於過渡時期之後國家鎮壓職能弱化的論述是有差別的；在人的解放方面，蘇聯社會也遠未建立起“自由人聯合體”；至於分配上的按勞分配和組織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在蘇聯模式中也都未得到全面的貫徹，等等。概言之，蘇聯模式是科學社會主義在落後國家不完整的運用和實踐。

20世紀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基本上都是以蘇聯模式為依據而展開的。如上所述，由於蘇聯模式本身已不是完整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因此以其為依據的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就必然是帶上蘇聯模式特征的馬克思主義。因此，在考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就必須特別考慮到蘇聯模式的影響和作用，在探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也必須特別考慮到蘇聯模式的作用和影響。

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宗旨，本是推翻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終實現人的解放，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因此，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馬克思主義所要解決的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目的問題。但蘇聯落後的經濟發展水平，卻使蘇聯不得不暫時放棄人類大解放的使命，首先進行工業化。因此，蘇聯模式的首要任務就是實現工業化，它本身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種模式選擇。這是蘇聯模式與馬克思主義的又一重大區別。盡管蘇聯模式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在十多年內就使蘇聯迅速完成了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主要的環節——工業化，但這與上面的論述並不矛盾。

於是，蘇聯模式對世界的影響就有共產主義的傳播和社會主義模式的影響兩個方面。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布熱津斯基在其《大失敗》一書中承認，蘇聯模式的成就造成了巨大影響。布熱津斯基指出：“在過去40年中，依靠國家采取行動來對付經濟和社會弊端的傾向四處流行。”“把國家當作救助社會的主要手段的做法間接地提高了蘇聯制度的地位，因為蘇聯制度是國家計劃和國家指導的社會革新的典型的樣板。”“這種趨勢不可避免地促使新創立的幾十個原殖民地國家初采用各種各樣的國家社會主義建國方針。其中不少國家初從蘇聯的經驗中尋求靈感，並把蘇聯的經驗當作仿效的樣板，而上述趨勢則大大促進了這種做法。在50年代和60年代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贊頌蘇聯模式是現代化和社會主義的快的途徑。”盡管布熱津斯基對20世紀共產主義根本上是持否定態度的，但前述所引的這些論述對蘇聯模式的成就以及影響卻是公正的。

二、中國選擇社會主義

中國社會主義曾經有過“高度蘇化”的歷史過程。在鴉片戰爭後日漸衰朽的百年中，中國人民所努力探尋的就是救亡和圖強之路。二三十年代曾經活躍一時的各種“中體西用”、“中國本位”、“西化”、“全盤西化”等等爭論，就是種種關於救亡和圖強的思潮。無論是“西化”、“全盤西化”，還是“中體西用”、“中國本位”，各方後都歸於失敗，後在1949年由社會主義一統天下，開始了嶄新的歷史進程。但是，上述各種思潮畢竟是理論界和知識界的理論探討，不過是些書齋內的抽像設想，遠未能滿足現實的迫切要求。所以這些思潮在當時不但未能深入群眾，而且未能左右國家政治大局，與現實的政治鬥爭和民族解放的運動相比，這在當時是難以有所作為的。外敵的頻頻入侵和社會的混亂無序，使國人普遍產生出對獨立民族國家的強烈渴望。因此，無論是從社會的迫切需要，還是就社會主義的基石——民族國家的獨立而言，救亡都是當務之急。在內憂外患的形勢下，社會主義需要的首先是民族解放運動，而不是關於道路模式的爭論。到30年代中期，雖然各種思潮仍在熱火朝天地爭論著，但中國社會卻已處於嚴酷的民族鬥爭和政治力量間的生死搏鬥之中。在這種危急關頭，理論界和知識界有關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各種疾呼和爭辯，都逐漸被抗日戰爭和黨派對抗的隆隆炮聲所掩蓋。

當時，“蘇化”在理論界和知識界的影響雖然不如“西化”等思潮更轟動，但由於它是滲透進現實的政治行動，其影響卻日漸深刻。在國民黨方面，自建黨初期起，其建黨模式就受到蘇聯的影響，這是聯俄政策的遺留。在共產黨方面，從建黨初期始，包括組織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和思想意識形態等等都是在蘇共代表的指導下建立起來的，自然而然地效仿了蘇共模式。中國共產黨嚴密的、類似於聯共“職業革命家”的隊伍建設，民主集中制原則的確立，以及對錯誤思潮進行整肅的行動，都是革命歲月的產物，但也是蘇聯影響的結果。雖然在中國革命進程中，蘇聯的外交策略及其處理兄弟黨關繫的決策，和共產國際的政治代表的行為都未對中國革命帶來根本促進，在創建政權的過程中，中共基本上依靠自己的探索走上了與十月革命有著重大區別的革命道路，但上述黨建模式上中共與蘇共的相似性，比起鬥爭策略的差異性卻具有更深遠的含義，它不僅影響到當時的革命事業，而且將影響到未來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權形式。

在國共兩黨力量的此消彼長中，共產黨終取得全面優勢。1949年6月，提出的“一邊倒”國策，實質上就是要在外交上與蘇聯結盟和在建國模式上效仿蘇聯模式的行動宣言。這使各種“中國本位”、“西化”、“全盤西化”等抽像思潮終都淡出歷史舞臺，“蘇化”在實際行為和理論宣傳上都取得了優勢。1949年10月，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救亡的任務基本完成，但圖強的使命卻剛剛開始，中國社會主義帶著蘇聯模式的烙印開始啟動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