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964年我曾參加中共中央黨校的校史調查，訪問過一些老同志，查閱過相關資料。另外，在中共黨史研究中，也摘記過一些有關中央黨校的資料。過去，我也曾寫過《是怎樣主辦中央黨校的》和《劉少奇與馬列學院》兩篇文章，但是關於延安中央黨校改組前的情況還沒有寫過任何文章，現在我將所接觸到的這些資料，分別整理成文，希望對人們了解和研究中共中央黨校史能有些用處。

現在看到的中共文獻檔案資料中，早提出設立黨校問題的，是1924年5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執委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通過的《黨內組織及宣傳教育問題議決案》中曾這樣寫道：“黨內教育的問題非常重要，而且要急於設立黨校養成指導人纔”。

1925年1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會又重申了這一主張，在其《對於宣傳工作之議決案》中說：“黨中教育機關除支部具其一部分作用，另外於可能時，更有設立黨校有繫統教育黨員……增進黨員相互間對於主義的深切認識之必要。而黨的中央機關亦宜注意到統一的材料之供給。”由於中共四大時中共全國的黨員還隻有900多人，這裡所說的設立黨校，隻是說客觀上有這種必要，於可能時應當設立，並沒有提出在哪裡設立和怎樣辦黨校的問題。

中共四大以後，由於很快爆發了五卅運動，上海、香港、廣州有幾十萬工人參加大罷工，全國有幾百萬群眾參加這一運動，廣東國民政府經過東征、南征和平定商團叛亂，廣東全省逐步得到統一。革命形勢空前高漲，中共自身組織迅速發展，客觀上需要黨培養更多的人纔，以適應革命的需要，黨的自身發展也有了條件可以舉辦黨校。

1925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關於創辦黨校的問題又作出了進一步的決定。在這次會議通過的關於《宣傳問題議決案》中明確提出：(七)群眾的鼓動和宣傳中一定要有一種鼓動和宣傳的人纔，所以開辦各地黨校確是一種重要的工作。

現時黨內所有的力量，隻能開辦下列兩種形式的黨校：(1)各地委之下的普通的黨校，造成群眾的鼓動員。這種黨校應當是工人的，畢業期限至多不過一月或一個半月。(2)區委之下的高級黨校，教育一般政治知識較高的同志和已經有工作經驗的同志——造成能夠辦黨的能夠做成負責任的工作的人纔，畢業期限不要過三個月。

黨校內的教育方法，應當根據國內革命運動的經驗，說明共產黨在許多革命運動中的作用。在黨校聽講的同志，不應當與群眾隔離，黨校裡的學生應當同時在校外工作，在同志或同志間工作。隻有這樣，纔能使黨校的學生得著真正的無產階級的思想。

為督促各地執行這一決定，1925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中央通告第六十八號》，提出“普通及高級黨校，照我們現在的力量都可以辦到，務要實行；其辦法及教材，可直向中局宣傳部商定。”“望各地早日詳報，萬務延勿!”這時無論是普通黨校還是高級黨校，學員都是一方面在黨校聽課，一方面還要在校外工作，基本上還是短期訓練班的性質。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因陳獨秀在上海與中央局“隔絕消息”月餘，不知去向，為討論中央遷移和廣東國民政府即將舉行北伐後的政綱問題，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中共四大的9名中委，除陳獨秀和在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執委第六次擴大會議的蔡和森未到會外，其他7名中委李大釗、瞿秋白、張國燾、項英、彭述之、譚平山、李維漢全部出席，此外還有中共北方區委負責人趙世炎、陳喬年，廣東區委負責人陳延年、張太雷，共青團代表任弼時等5人出席。這次會議曾提出中共中央由上海移至北京，以4名中央委員在北京組成中央局，另以兩中委在廣州組成中央臨委。如果在北方國民軍失利不能守住北方現有局面，中央則移至廣州。這次會議進一步討論了黨校的問題，“決定在北京及廣州各辦一長期黨校”。因為在會議將要結束時接陳獨秀來電，說他“已經能扶病視事”，這次會議提出的關於中共中央遷移的問題，後來並沒有執行。

1926年7月9日，廣東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舉行北伐誓師大會，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舉行第四屆中執委第三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在《關於宣傳部工作議決案》中，有兩處提到黨校的問題。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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