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_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

產品特色

編輯推薦

1. 解密！研究*的獨特視角
本書收錄了楊尚昆、胡喬木、鄧力群、胡繩、李銳等罕見文章40餘篇。均以回憶錄的形式，書寫了*與田家英往來之間鮮為人知的細節，使用文字客觀真實，飽含思念，是近年來圖書市場上難得一見的優秀歷史人物傳記圖書。

2. 絕密！*親筆書信大曝光
搜集*絕密書信手跡15件、*致田家英書信34封！曾經的絕密文件重見天日，帶你看透*每一個動作，每一道指令背後的真實意圖與動機。

3. 權*！資深的老一輩研究學者
由田家英夫人、女兒領銜編著，帶領讀者深度解讀*與其五大秘書之首的往事。更有中央文獻出版社原總編輯鐔德山鼎力加盟，有機會接觸到海量詳實的歷史資料，曾經參與編輯的《中國共產黨通志》、《巨人的步伐》、勛》（畫冊）等作品贏得了讀者的廣泛認可，比“草根”出身的作者更具權*性。

4. 稀缺！史料研究出版越來越難
在時間的流逝和越來越嚴格的出版標準中，此類選題的圖書將會越來越少甚至在此之後就絕版，十年之後我們可能隻能對著《*和他的秘書田家英》望而興嘆。

5. 暢銷！兩位“主角”的超人氣
*與田家英作為開國主席和秘書，解密當年帶領中國人殺出一片天的領袖，在殺伐決斷中的那些決策細節。

內容簡介

《*和他的秘書田家英》是*的五大秘書之一。他纔學深厚，為人坦誠，當過*長子毛岸英的老師，為*起草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文稿。
《*和他的秘書田家英》收入*致田家英信25封，書信手跡5件。收入的回憶文章也多涉及*和田家英非同一般的關繫，特別是曾在田家英領導下工作十六年的逢先知的長篇回憶“根據自己的親見親聞，向讀者介紹田家英是怎樣給*當秘書的，他們的關繫是怎樣的，並以此為主線，記錄一些有關他們兩人的史實。”正如胡喬木在《校讀後記》中所說，“這裡的記載對於了解由40年代到60年代的*的思想變化，進而了解這一期間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歷史命運，盡管限於一個側面，其重要性和珍貴性自不待言。”

作者簡介

鐔德山，編審，中央文獻出版社原總編輯，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參加編輯《周恩手跡選》。主編《中國共產黨通志》、《巨人的步伐》、勛》（畫冊）、《共和國的像征》。擔任《中國改革開放文庫》、《豐碑——中國共產黨八十年》、《中華英烈名錄》、《鄧小平》以及《*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等一批重要著作的編輯出版工作。
董邊，*秘書田家英之妻。全國婦聯第三、四屆書記處書記。《中國婦女》社長。
曾自，*秘書田家英之女。

出版說明
致田家英信34封／
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逄先知
校讀後記／胡喬木
同家英共事的日子／吳冷西
深切思念家英同志／楊尚昆
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胡喬木
悼念家英同志／鄧力群
憶家英二三事／胡繩
對家英的一點紀念／梅行
忠心赤膽為人民／林乎加薛駒
懷念田家英／李銳
益師良友／楊波
田家英與學術界／劉大年出版說明
致田家英信34封／
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逄先知
校讀後記／胡喬木
同家英共事的日子／吳冷西
深切思念家英同志／楊尚昆
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胡喬木
悼念家英同志／鄧力群
憶家英二三事／胡繩
對家英的一點紀念／梅行
忠心赤膽為人民／林乎加薛駒
懷念田家英／李銳
益師良友／楊波
田家英與學術界／劉大年
田家英同志談治史／姚旭
憶家英對農村公社和編史工作的一些談話／奚原
田家英雁蕩論文章／冠西
難忘的調查／馬仲揚
三次同家英到農村調查／裴潤
大豐人民懷念田家英／劉冠群
唯實事求是難／路鳳翔
懷念書友田家英／範用
憶《中國青年》的老作者田家英／丁磐石
記憶中的田家英／毛崇橫
苟利國家生死以敢因禍福避趨之／史莽
我心匪石／陸石
書海文苑一知音／方行
一點往事的回憶／楊述
傾聽聽人民呼聲做好信訪工作／陳秉忱呂澄朱固
指導我們做好圖書資料工作／劉立凱於佩秋高興國
少年時代的家英／張文澄
非期苟免先為別／楊翊
憶家英／董邊
在延安和家英相識相愛／董邊
愛書愛字不愛名／曾自
父親和他的印章／曾立
悼念一位執著追求真理的戰友／侯方嶽
沁園春·憶家英／汪大漠
悼田家英（四首）／曾彥修
紀念田家英／劉大年
滿江紅·永恆的懷念／章嘉樂
心祭家英／徐方略
回憶與懷念／餘修

在線試讀

《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逄先知
九、從四川調查到廬山會議
1959年初春，調查組來到四川，調查地點是新繁縣（1965年並入新都縣，在成都北面）崇義橋大隊。當時，新繁縣原是一個公社，崇義橋鄉是下屬的一個大隊，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後，分別改為縣和公社。崇義橋是田家英的外祖家，當時還有他的一個舅母健在。因為有這層關繫，便於了解真實情況，就選中了這個地方。田家英覺得，“崇義橋”這個名字有點兒封建味道，便提議改名“大豐公社”。這裡的人們為了紀念田家英，把“大豐”這個名稱一直沿用到今天。
新繁縣是成都平原富饒的縣份之一。1956年春天，我和田家英“觀高潮”那次，也曾來到成都附近。但這一次所看到的景像大不如以前了，多少給人一些冷清、零落的感覺。1956年時那茂密的林盤（在每一個居民點周圍長著的竹林），現在隻剩下稀稀拉拉的幾根孤竹，而社員還在根據上級指示繼續刨竹根開地種糧；過去像錦繡一樣美麗的田園有點荒蕪的景像；昔日熱鬧的集市不見了，偶爾遇上一次趕場，上市的農產品也寥寥無幾；社員一群一群地集中在田裡，搞深耕，搬泥巴。每到喫飯的時候，排著長隊，一家一戶地到食堂領飯。晚間，偶爾可以看到少數社員家的煙囪裡冒出縷縷青煙，說明那幾戶社員光景稍好一些，自己在家煮點喫的，填補一下肚子，大多數社員則沒有糧食在家做飯喫。這些都是我們目睹的實際情況。但是另一方面，又聽說新繁縣是畝產千斤縣，大豐公社也是畝產800斤。既然是豐產高產，為什麼社員又這麼缺糧呢？這成了一個謎，是一個不管怎麼算賬也算不清楚的問題。然而謎底，被善於作調查的田家英很快揭開了，這就是虛報產量。虛報產量是全國普遍性的問題，不單是新繁、崇義橋一縣一社如此，可是在四川這是較早揭破這個問題的一個點。
這時，正在集中力量繼續糾正工作中的錯誤，遏制以刮“共產風”為主要特征的“左”傾錯誤繼續泛濫。繼武昌會議之後，他又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田家英沒有參加第二次鄭州會議，但對這次會議的精神是十分贊成的，特別稱道關於整頓人民公社的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田家英深有感觸地說：“還是主席高明，我們在下面調查，搞了老半天，怎麼也提不出這樣大的問題。”概括的這幾句話，並不是也不可能是要從根本上突破人民公社的體制。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於糾正極左政策，調整人民公社內部體制（涉及所有制），進一步煞“共產風”，不能說不是一套積極的高明的政策。《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逄先知
九、從四川調查到廬山會議
1959年初春，調查組來到四川，調查地點是新繁縣（1965年並入新都縣，在成都北面）崇義橋大隊。當時，新繁縣原是一個公社，崇義橋鄉是下屬的一個大隊，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後，分別改為縣和公社。崇義橋是田家英的外祖家，當時還有他的一個舅母健在。因為有這層關繫，便於了解真實情況，就選中了這個地方。田家英覺得，“崇義橋”這個名字有點兒封建味道，便提議改名“大豐公社”。這裡的人們為了紀念田家英，把“大豐”這個名稱一直沿用到今天。
新繁縣是成都平原富饒的縣份之一。1956年春天，我和田家英“觀高潮”那次，也曾來到成都附近。但這一次所看到的景像大不如以前了，多少給人一些冷清、零落的感覺。1956年時那茂密的林盤（在每一個居民點周圍長著的竹林），現在隻剩下稀稀拉拉的幾根孤竹，而社員還在根據上級指示繼續刨竹根開地種糧；過去像錦繡一樣美麗的田園有點荒蕪的景像；昔日熱鬧的集市不見了，偶爾遇上一次趕場，上市的農產品也寥寥無幾；社員一群一群地集中在田裡，搞深耕，搬泥巴。每到喫飯的時候，排著長隊，一家一戶地到食堂領飯。晚間，偶爾可以看到少數社員家的煙囪裡冒出縷縷青煙，說明那幾戶社員光景稍好一些，自己在家煮點喫的，填補一下肚子，大多數社員則沒有糧食在家做飯喫。這些都是我們目睹的實際情況。但是另一方面，又聽說新繁縣是畝產千斤縣，大豐公社也是畝產800斤。既然是豐產高產，為什麼社員又這麼缺糧呢？這成了一個謎，是一個不管怎麼算賬也算不清楚的問題。然而謎底，被善於作調查的田家英很快揭開了，這就是虛報產量。虛報產量是全國普遍性的問題，不單是新繁、崇義橋一縣一社如此，可是在四川這是較早揭破這個問題的一個點。
這時，正在集中力量繼續糾正工作中的錯誤，遏制以刮“共產風”為主要特征的“左”傾錯誤繼續泛濫。繼武昌會議之後，他又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田家英沒有參加第二次鄭州會議，但對這次會議的精神是十分贊成的，特別稱道關於整頓人民公社的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田家英深有感觸地說：“還是主席高明，我們在下面調查，搞了老半天，怎麼也提不出這樣大的問題。”概括的這幾句話，並不是也不可能是要從根本上突破人民公社的體制。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於糾正極左政策，調整人民公社內部體制（涉及所有制），進一步煞“共產風”，不能說不是一套積極的高明的政策。
1959年4月初，田家英從四川農村趕到上海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和緊接著召開的八屆七中全會。人民公社問題是會議主要議題之一。在主持下，由田家英執筆，起草了《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這個文件比第二次鄭州會議決議又有所前進。對這個文件比較滿意。會議結束，田家英又返回四川農村，在大豐公社貫徹執行《十八個問題》的規定。不久，寫給六級干部的信即4月29日黨內通信下達了。田家英閱讀之後，欣喜若狂。特別是對合理密植和要說真話這兩條，更是百分之百地擁護。當時正要插秧，高度密植還是合理密植，兩種相反的意見爭論激烈。部分干部（他們是忠實執行上級命令的）和一些青年農民為一方，主張高度密植，有經驗的老農為一方，主張合理密植，前者占了上風。如田家英說的，有些人好像著了魔，不根據條件，一個勁兒地搞高度密植，怎麼說也不行。這一回好了，有了的指示，有了武器，可以解決問題了。但是，某些持極左觀點的人卻截然相反，他們不讓向下傳達這封信。擁有至高無上權威的親自下達的意見，居然可以被人封鎖，可見極左思潮所形成的阻力之大。田家英認定，的信符合實際情況，表達了農民群眾的意願，他毅然突破封鎖，立即組織向全公社廣播這封信。這封信在農民和基層干部中引起巨大反響。大豐公社大部分沒有按上級要求的密植程度插秧，農民有了積極性，很快完成插秧任務。
田家英的魄力和勇氣，博得人們的稱贊。他的這一行動，絕非那種畏首畏尾，缺乏膽識，前怕狼後怕虎的人所能做到的。這一點，倒有點像的脾氣。
後來，當調查組離別大豐公社的時候，8月6日那天，我們特地拜訪了新繁縣的老縣委書記，一方面是告辭，一方面想聽聽縣裡對調查組有什麼意見。那位老書記，年過五十，是南下干部，對黨忠心耿耿，全心全意為人民，經常騎著一輛自行車，風塵僕僕，到鄉下調查了解情況，幫助下面解決實際問題。他對“大躍進”那一套，包括虛報產量、高度密植很有意見，但是不敢說。那一天，他把心裡話都掏出來了，這也表示他對田家英和調查組的信任。
他說：“你們這樣做得對（指反對浮誇，反對過度密植等）。你們如果也像地方干部一樣，真實情況不給中央講，國家就危險。你們如果是地方干部，照那樣做就要挨批判。你們剛來的時候，那些做法，我想是不是右一些。但後來想了想，你們的地位不同，是從中央來的，對你們來說，這不是缺點而是做得對的。除此以外，對你們再提不出什麼缺點。你們是按主席的指示做的，做得對。但崇義鄉的干部就不行了，他們上有省委、地委、縣委。你們是堅持原則的。
“你們那裡的群眾干勁大，就是因為密植是自願的。我們這裡不大自願。如果縣委書記像你們那樣，能不能脫手？那樣做就要犯錯誤。搞密了，就是水稻一風吹倒，減了產，也不犯錯誤。搞稀了，谷子打得多還好，減了產，就受不了。老實說，你們那樣做，我是同意的。栽秧子的時候，一天幾次電話，催著我們抓緊密植。”
以上是從我的筆記本抄來的。當時老書記再三叮囑我們，這些話隻是內部對我們說的，不能向外面講。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想，事過境遷，在黨的錯誤思想指導下不敢公開講的正確的話，在30多年後的今天，可以而且應當公開出來。這對於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不無益處。
1959年6月下旬，田家英離開四川，去參加廬山會議。我把他從成都送到重慶，獨自一人回到新繁。不知怎的，一種惜別和孤獨的感覺籠罩了我的感情，過了幾天纔逐漸消失。
田家英在大豐公社近4個月的調查中，同當地的干部、群眾結下了深厚情誼。他是那樣地平易近人，那樣深切地關心群眾的生產和生活，那樣地愛護和幫助當地干部。到了插秧季節，肥料不足，他帶頭同干部群眾一起到成都拉糞水，一個來回30裡地，有一個晚上拉了兩趟。人們愛聽田家英講話，不僅因為他口纔好，操著一口濃重的四川家鄉口音，更重要的是有內容，有道理，能打動人心。他善於把深刻的道理通過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和容易理解的感情，表達出來。他在一次干部大會上講發揚革命傳統精神時，講到為了革命，全家犧牲了6口人，這時全場鴉雀無聲，有的人哭了。田家英給大豐鄉的老百姓和干部留下的印像太深了，直到1983年我重訪這裡時，當年的干部一提起田家英，有的人還流淚不止，為他的含冤早逝而惋惜，深深地想念他。記得那一天，我一到大豐公社，鎮子上一下子就傳開了，有人說：“田主任回來了！”有人就納悶：“田主任不是死了嗎？”一位婦女對我說：“田主任真是好人啊！”我這次來到大豐，看到的又是一番景像。畝產已過千斤，把1958年的浮誇產量數字都遠遠拋到後面去了。1958年人們想像中的高產，在20多年後變成了現實。集市上，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大量農產品上市，雜以服裝日用品等，應有盡有，繁榮空前。這不由得使你感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農村，確實發生了巨大變化。
田家英在近4個月的四川調查中，掌握了大量手材料。調查期間，我們還經常談論全國形勢，得出一個共同的認識，就是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是脫離實際，急躁冒進，犯了“左”的錯誤。田家英就是帶著這個認識和一批材料上廬山的。調查組繼續留在四川，隨時向他提供調查材料。
田家英上山後，把我們調查的那個公社在糧食產量上的浮誇情況以及其他問題，向作了彙報，又把調查組反映勞動模範羅世發對浮誇和過度密植等問題不滿的一份材料送給。這件事引起當時四川省委主要負責人的不快，與田家英發生爭吵。後來說了公道話，大意是：不要怕別人告狀嘛。沒有的事情不會因為別人說有，它就有了；有的事情，也不會因為別人說沒有，它就沒有。
田家英是個有話藏不住的人，在會議前期比較民主寬松的氣氛中，他把自己對形勢和對個人的一些看法對別人說了，這些話很快在少數人中傳開來。當整個會議轉入反“右傾”，他就被人揭發，成了批評對像。隻是由於的保護，纔得以幸免，沒有被劃到“軍事俱樂部”裡面去。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在鬥爭十分緊張的時候，田家英為了保護一起談過話的胡喬木，冒著危險，去向李銳打招呼，叫他不要說出胡喬木談論過的一些話。在當時是非顛倒、黑白不分的情況下，田家英這樣做是對的。這同正常情況下的黨內鬥爭中，對別人的錯誤不揭發，不批評，反而進行包庇的自由主義態度是兩碼事。這是應當說明的。田家英後來對我說，他當時考慮的是：胡喬木對黨的貢獻和作用比他大，寧肯犧牲自己，也要把他保護下來。危難之際方顯英雄本色，田家英為黨的利益作自我犧牲的精神，令人欽佩。
田家英在廬山的處境同我們在下面的命運休戚相關。8月6日，我突然接到北京的電話，說田家英有要緊工作，要我們立即返京。8月9日我們趕回北京。不知出了什麼事，放心不下，跟田通了電話。田說，他同四川主要負責人有爭論，而且爭論得很激烈，主要是高度密植和產量浮誇問題，不過多數人都同情他。要我們回來，主要是怕我們處境困難。
廬山會議的這場鬥爭，是田家英一生中經歷的次大的政治風浪。在這次錯誤進行的黨內鬥爭中，他沒有“揭發”別人，而且還保護了同志。他對一些善於窺測政治氣候，尋機顯示自己很“革命”，或者在“大躍進”中一貫表現極左，而對別人亂批亂揭的人，是很厭惡的。當然，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在那一邊倒的政治大潮中，田家英對廬山會議的是非不可能像後來認識得那樣清楚，對“三面紅旗”也不可能否定，他向當面作了檢討，得到毛的諒解。對他說：“照樣做你的秘書工作。”
田家英在廬山會議上作檢討，是在極左思潮的強大壓力下不得已而為之。事後他向人表示，他在次廬山會議時的檢討是言不由衷的。那時，他確實感到，已離開了他曾經全力提倡和實行的實事求是的原則，頭腦已經不那麼很清醒了，聽不得不同意見的情緒也越來越明顯。田家英還多次向我流露他在會議後期的心情，感到已無回天之力了!
顯然，田家英在廬山會議期間的遭遇並不是個別的。在廬山會議前期，參加會議的多數人意見是基本一致的，到了後期，他們也都不得不進行這樣那樣的檢討，但是形式可以很不一樣。
田家英在廬山會議上被保護過關了。會議之後，特地讓田家英參加他所領導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讀書小組，從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歷時兩個月。這表明，對田家英仍是信任的。但是毋庸諱言，他們之間在政治上已經開始出現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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