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變化中的中國非洲參與
中國在非洲的崛起
中國與非洲：互惠互利？
不同類型的“援助”
中國，援助，與西方國家
各國為何提供援助？

第一章 傳教士與毛澤東主義者：中國援助如何從“紅色”發展為“專家”
紅太陽升起
從矛矛到毛
“叢林之龍”
非洲的大寨？
坦贊鐵路

第二章“摸著石頭過河”：鄧小平的援助試驗
“理想的貿易伙伴”
摸著石頭過河
援助與“四小龍”
趙紫陽訪問非洲
皮革互換：在非洲的補償貿易
援助作為投資的跳板
“天下一家”

第二章  “走出去”：崛起中的中國的工具箱裡的對外援助
西雅圖的鬥爭
深入非洲
進入歐洲後院
朱镕基與坦贊鐵路歸來
免關稅與免配額進入
境外經貿合作區：集群式“走出去”
非洲的頭兩個贏家
“摸著石頭過洋”

第四章  來自東方的承諾：具有中國特色的援助體繫
不提供援助的中國國家開發銀行
哈蒙國王路的針灸
向中國學習
災後人道主義援助
中國的“和平隊”
中國提供“現金援助”嗎？
傾銷債務

第五章  東方快車：中國是如何進行援助和參與發展的？
北京對巴黎
東方大國
中國進出口銀行、華為和塞拉利昂電信公司
從日本基於請求的體繫中吸取教訓
中國進出口銀行業務流程
從援助到利潤：中國電工設備總公司鞏固哥馬
中國以資源為抵押的基礎設施貸款
無條件援助？
捆綁援助
“成群的專家”

第六章  蘋果與荔枝：中國到底提供了多少援助？
中國對非援助的估算
一種是援助，另一種則不是
一攬子融資模式
大錯特錯
中國超過世界銀行了嗎？
蘋果與蘋果的比較
中國貸款將會導致新的債務危機嗎？

第七章  頭雁、臥虎：中國在非洲工業化進程中的角色變遷
挑戰與機遇
作為工業催化劑的頭雁
萬寶路牛仔
友誼紡織廠的坎坷之路
汽車、小牛和奶牛
亞洲虎與非洲工廠
“原裝的和臺灣的”

第八章  亞洲海嘯：海嘯如何成為催化劑
皮革“走出去”
紡織品：中國海嘯？
變化的驅動力？
催化當地工業發展
非洲工廠裡的中國工人

第九章  輸出綠色革命：從援助到農業企業
挑戰與機遇
中國傳統援助
利成於益？
王義彬與南南合作
從雜草到種子
雜交水稻之父
中國農業技術中心：可持續性與商業

第十章  外國農民：非洲農村的中國定居者
農業走出去
糧食安全：中國與非洲
巨型項目
在北方，隻有馬格巴斯糖聯
不是一塊好啃的骨頭
劉建軍的“保定村”

第十一章  流氓捐助者：神話還是現實
“中國援助：全是為了石油、礦產、資源”
“中國使蘇丹逃脫了因達爾富爾謀殺應受的懲罰”
“中國損害了增進非洲民主與人權的努力”
“中國的支持使羅伯特?穆加貝繼續在津巴布韋掌權”
“中國正在使腐敗加劇”
“中國的援助與貸款是‘不公平’補貼制度的一部分”
“中國以較低的環境和社會標準贏得商機”

不同於常見的判斷，布羅迪加姆生動透徹的論證，強調了中國在非洲大量增長的、對該地區的援助並不是基於短期商業和戰略利益，而是有著更廣、更長久的目的。
——尼古拉斯?範德維爾（Nicolas Van de Walle）,《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一本適時重要的書...很吸引人。一周*書。
——伊恩?博瑞爾(Ian Birrell),《獨立報》The Independent
《龍的禮物》，黛博拉?布羅迪加姆的新書，隱藏在那些天花亂墜的廣告之後。它展現出令人驚訝的洞察力，挑戰我們的傳統觀念，讓我們重新看待非洲的發展...（本書）使人深思、旁征博引...是關於中國參與者的內容豐富、意義深遠的對話的基礎。
——《赫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
布羅迪加姆精彩紛呈的著作，在非洲和中國之間數十年遊歷和研究的碩果...這本平易近人且分析嚴密的書應該會被當作中非發展討論的權威文本。
——肖恩?伯吉斯(Sean Burges),《國際事務》International Affairs
布羅迪加姆成功的為研究中非關繫的學者們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框架、信息和觀點...這本被高度評價的書展示了中國人是以生意為目的的發展者，並徹底顛覆“中國在非洲是一個輕率的捐贈者”這一觀念。
——《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紅太陽升起
冷戰也影響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與對外援助。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投降後，中國又差不多進行了四年的國內戰爭。1949年，毛澤東率領中國人民解放軍推翻了蔣介石的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被趕到臺灣島。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在臺灣海峽——美國在1950年後將第七艦隊派往這裡——兩邊以未宣布停戰的狀態彼此隔海相望。盡管英國與北歐國家（瑞典、芬蘭、挪威、丹麥）承認北京的新政權，但美國卻拒絕承認。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聯合國安理會派遣部隊前往朝鮮半島，幫助韓國總統李承晚將朝鮮軍隊趕到朝韓邊界線。中國志願軍在中朝邊界的鴨綠江邊集結，進入朝鮮半島對朝鮮進行支援。美國對中國實施了全面經濟禁運，這一禁運一直持續了超過20年的時間。因此，中國的援助計劃是在1950年以特殊的方式開始的，它在戰爭期間將糧食、藥品、棉花及其他工業材料送給了朝鮮。支持社會主義國家和馬克思主義獨立運動是中國早期援助的標志，但中國還向其他大多數與其漫長邊界線相鄰的國家（包括非社會主義國家尼泊爾）送去了援助。
1954年，中國溫文爾雅的周恩來總理在與印度談判西藏問題期間，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1?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
2?互不侵犯；
3?互不干涉內政；
4?平等互利；
5?和平共處。
一年後，周恩來與印度尼西亞總統艾哈邁德?蘇加諾（Achmed Sukarno）、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Nehru）、埃及總統加麥爾?阿卜杜勒?納賽爾（Gamal AbdelNasser），以及幾十個新的非洲和亞洲國家的領導人一起，共同在印度尼西亞秀美的山城萬隆出席了亞非人民團結會議。在爪哇省這塊四面被壯觀的火山所包圍的中央高地上，代表了世界一半人口的他們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確立為不結盟運動的基礎。[此時正值法國人口學家阿爾弗雷德?索維（AlfredSauvy）在1952年使用的“第三世界”一詞為人們所接受。]
50多年過去了，中國領導人仍然將這些原則作為他們外交政策與對外援助戰略的基石。當前，中國領導人一貫堅持的援助是一種伙伴關繫而非單方面賜予的態度便體現了“平等互利”原則。對“一個中國政策”壓倒一切的關注體現了國家主權原則（“互不干涉內政”）。在外交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時，仍然堅持與臺灣當局的關繫，被認為是在干涉中國內部糾紛。這些經久不衰的原則與中國自身遭到美國長達20多年經濟禁運的經歷，還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中國人對西方國家要求他們將政治條件強加到援助之上，或要求他們支持經濟制裁加以拒絕。（當然，當前不干涉內政也便於在津巴布韋和蘇丹等國做生意。
從矛矛到毛
殖民主義在非洲突然崩潰了。在某些國家采取的是暴力方式，比如肯尼亞，矛矛黨人起義試圖迫使歐洲統治者下臺。中國向一些獨立運動送去了少量的秘密資金、物資和顧問。其中一些，如羅伯特?穆加貝（RobertMugabe）領導的津巴布韋非洲民族聯盟則獲得了較多的援助。但中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開展的第一個官方援建項目，是在離幾內亞首都科納克裡不遠的地方修建火柴和卷煙廠。
幾內亞獨立後即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繫，是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繫的14個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之一。其他國家或者唯美國馬首是瞻，承認臺北的“中華民國”，或者為其他問題所困擾，一時還難以做出抉擇。幾內亞第一任總統塞古?杜爾（SékouTouré）拒絕了法國總統戴高樂（DeGaulle）讓幾內亞與其他法屬殖民地一樣保持半獨立狀態，繼續保持與法國緊密關繫的提議。1959年2月16日，《時代周刊》報道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巴黎宣布所有法國官員將在兩個月內回國。杜爾傲慢地回答說：讓他們八天就走吧。盡管法國店主和商人仍然待在幾內亞，但350名官員及其家屬開始撤離。法國人的司法權終止了。一艘滿載大米準備前往幾內亞的船轉道去了像牙海岸。科納克裡電臺暫時停止了播。幾內亞人指責離開的法國人帶走了所有的東西——醫療用品、官方記錄、空調，甚至電線。
總督官邸正在遭到清洗，幾內亞人發現有些實際上屬於幾內亞的家具即將被運回法國。於是一場雙向交通的滑稽戲上演了，法國人將東西拖出去，幾內亞人又將它們拖進來。當杜爾與他苗條的第二任妻子（她的父親是法國人，母親是馬林凱人）進入官邸的時候，他們甚至連一部電話都沒有。
美國和蘇聯都急於取代法國在這塊鋁礬土礦資源豐富的前殖民地的利益，因此均向塞古?杜爾提供援助。在杜爾巧妙地讓這兩個超級大國相互對抗的時候，北京在1960年悄悄地向幾內亞提供了1億人民幣的無息貸款（約合250）。這兩個國家之間的協議規定，中國派往幾內亞的顧問享受“不超過幾內亞共和國同級專家”的待遇，這對蘇聯和美國都是一個打擊，因為他們的顧問不可能希望享受與非洲當地官員一樣的待遇。當塞古?杜爾訪問北京的時候，受到了英雄般的接待。至少2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對他進行了歡迎。
中國在非洲的第一個官方受援國反映了意識形態利益。除了幾內亞的塞古?杜爾之外，社會主義領導人在加納（克瓦米?恩克魯瑪，KwameNkrumah）和馬裡（莫迪博?凱塔，ModiboKeita）也取得了政權，而且這兩個國家也很快就獲得了中國的援助承諾。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取得獨立，北京在非洲的目標顯然要遠遠大於單純地支持社會主義或革命運動。
首先，援助對於爭取每個新政府承認北京而非臺北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發揮著重要作用。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的幫助下，臺北也積極拉攏非洲新獨立的國家。其次，意識形態分歧與擔心遭到蘇聯擺布促使北京在20世紀60年代初與莫斯科分道揚鑣。隨著中國試圖在美蘇兩極世界中保持平衡，對於中國外交而言，非洲新獨立國家和不結盟世界變得更加重要。
最初，西方外交家忽視了中國，因為他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蘇聯在非洲的活動上。中國總理周恩來在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對非洲10個獨立國家進行了令人矚目的訪問。西方國家感到一陣恐慌。在加納，周恩來宣布了中國對外援助八項原則。它建立在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國主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之上。無條件提供無息或低息貸款，在需要的時候可延長還款期限。援建項目將使用質量最好的物資，力求收效快，促進受援國自力更生。中國專家將“充分”轉讓他們的技術，且與當地專家享受同樣的物質待遇。訪問結束後，中國承諾向剛果（布、加納、肯尼亞、馬裡和坦桑尼亞提供總額近1.的援助。中國外交家逐步開始成功地與肯尼亞和尼日利亞等保守國家建立起親密關繫。
盡管西方國家認為未來應該建立援助計劃，但第一個建立援助計劃的國家卻是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1949年之後，中國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其“不斷革命”的目標使得政治（從來不是經濟）占據了主導地位。當中國援助從臨時性贈送貨物發展成為永久性外交政策時，中國自身的發展模式在相對穩健和實用的道路與毛澤東所推進的令人害怕的意識形態道路之間舉步維艱（出現了問題）。
非洲或許是幸運的，因為中國第一批援助計劃基本上都是在“大躍進”所導致的“三年自然災害”後建立的。在“左”傾冒進“力爭上遊”的推動下，人民公社和大煉鋼鐵幾乎在一夜之間興起，再加上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迫使許多農村地區用樹皮充饑，導致大量農民餓死，在自然災害與文化大革命之間，實用主義路線占據上風。總的來說，中國的援助反映了這種實用主義。
在經歷了幾十年的國內戰爭和八年抗戰之後，中國領導人首要的發展關注是滿足精疲力竭的人民的迫切需要。與此同時，他們希望為富饒的現代社會主義經濟打下堅實基礎：“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
20世紀60年代訪問非洲的中國代表團認為他們看到了許多相似之處。就像10年前的中國那樣，非洲正在擺脫“長期遭受殖民主義掠奪”的境遇，需要生產食品、衣服和其他日用品。他們建議將各種援助結合起來以解決“長遠需要和目前急需”，在工業和農業領域均衡地提供技術培訓和適度的“交鑰匙工程”，以便中國專家能夠迅速將其建成並轉交出去，受援國隻要準備好“轉動鑰匙”和開始生產就行了。他們還準備派出醫療隊。
中國在幾內亞的援助計劃樹立了榜樣。1960～1969年，中國向幾內亞提供貸款，快速建造了幾內亞的第一家榨油廠（花生油和棕櫚油）和一家竹制品加工中心，修建了一個火柴和卷煙廠、一繫列灌溉稻田和一個茶葉試驗站。這些貸款還用於幾內亞人請求的兩個“形像”工程：科納克裡的自由電影院和擁有2000個座位的人民宮。1967年，第一批34名醫療專家抵達幾內亞，分組進入了四個地區。到那時為止，據估計僅幾內亞就有3000名中國援助人員。
援助與“四小龍”
中國在過去幾十年積累的經驗包括了許多從日本和西方國家學到的相同策略。另外一些則是通過自身不斷摸索而得到的。結合這兩方面的經驗為基礎，中國不僅將援助作為外交政策的工具和在國外獲取政治支持的手段，還將其作為促進中國出口和幫助中國新興企業開拓海外市場的實用工具。日本在這方面提供了現成的樣本。
20世紀80年代，就像現在許多人看待中國那樣，日本的崛起也帶來了相同的魅力與擔憂。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查默斯?約翰遜在1982年出版的《通產省和日本奇跡》一書中，著重研究了日本作為“發展型國家”是如何有條不紊地操控金融和其他政府工具，將其作為胡蘿卜和大棒來推進日本工業化和出口的。我們很快就會看到，盡管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深陷債務危機與發展停滯，但東亞還是有一些國家和地區實現了騰飛。媒體將中國香港、韓國、中國臺灣和新加坡稱為“亞洲四小龍”。它們8％、9％甚至10％的年均增長率主要得益於出口導向型工業化，它們的客戶覆蓋了從安第斯山到阿爾卑斯山的偏遠村莊。
隨著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成為發展型國家的模型，中國政府也制定了相同的目標。經濟合作（以及援助）將幫助中國賺取而非僅僅支出外彙。它將幫助中國企業進入新的市場，采取新的行動，促進中國新興企業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進行合資經營。它的改變將受到兩個精心組合的因素的影響：中國自身作為受援國的經歷和中國國內改革的經驗：“摸著石頭過河。”
朱镕基與坦贊鐵路歸來
對於坦桑尼亞和贊比亞這兩個中國的親密盟友而言，向它們解釋中國的援助改革可能最為困難。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這位曾在毛澤東時代因其“右派”觀點而數次被打倒的中國領導人，擔負起了解釋援助政策轉變和應對其可能給坦贊鐵路這一中國旗幟性項目帶來的影響的任務。朱镕基，高級工程師，1998年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一個復雜的人。據稱朱镕基是明朝開國璋的後裔，他在擔任總理期間被認為是中國的“經濟沙皇”。朱镕基著力推進了中國入世、全球參與和國內結構改革等議題，而且他還是一個非常實際的人。有一次在澳大利亞為他舉行的國宴上，他去洗手間後很長時間都沒有回來。安全人員最後發現他拆開了節水馬桶，正在研究裡面的裝置。鋻於此，他對這一標志性鐵路的態度或許也就不足為奇了。
坦贊鐵路是一個難題，在1995年訪問坦桑尼亞期間，朱镕基沉著冷靜地解決了這個難題。他熟知坦贊鐵路的歷史：這條鐵路在1976年被移交出去後，仍有一個中國專家小組在背後提供技術培訓，但鐵路本身已由當地人員經營。但鐵路虧損嚴重，服務逐步惡化。1983年，根據中國的援助鞏固計劃，坦桑尼亞和贊比亞同意邀請中國管理人員回來。250名中國人很快進入各鐵路局，在大多數高層管理職位任職。他們提高了鐵路的效率，用鐵路收入支付自己的費用，並且開始上報營業利潤。但中國仍然繼續為購買零部件和鐵路維修提供無息貸款，並在必要的時候重新調整還款期限。
1995年，在其他捐助者（其中有些也向坦贊鐵路提供援助）的壓力下，坦贊鐵路獲準進行更具商業化的經營。這加大了坦桑尼亞對社會主義中國將停止扶持坦贊鐵路的擔心。但朱镕基稱贊坦桑尼亞政府正在進行的“大膽的”改革。他說將坦贊鐵路進行商業化能夠確保更好的服務，他還承諾將提供新的援助貸款。當得知坦贊鐵路當時一共有2500多名工人後，朱镕基馬上說道：“解雇工人並不是一個好主意，但要想讓我們的鐵路有效地運轉，除了從實際出發這麼做之外，我們別無選擇”。
朱镕基切實可行的建議可能來自於世界銀行駐當地的代表。20世紀80年代鞏固援建項目的努力使中國人相信，隻有中國企業更直接地參與進去，他們援建的生產型項目纔能實現可持續發展。截至1995年，中國人的態度與著名的貝格報告——譴責非洲政府給世界銀行在非洲的項目帶來了麻煩——並沒有太大差別。但二者的解決方式卻截然不同。結構調整方案試圖利用限制性條件來為非洲的私人部門創造一個有利的環境。中國人也決定利用部分援助來扶持私人部門，但他們采取的方式是直接促進中國企業與受援國企業間的合作。“在朱镕基訪問非洲的時候，中成集團已經真正開始擴大投資了”，馬格巴斯糖聯有限公司總經理郭泓後來告訴我。中國努力增加對非洲這個歐洲後院的出口產生了另外一個結果：中國商人數量在非洲的激增。
中國進出口銀行、華為和塞拉利昂電信公司
傳統捐助者已經對中國將援助與商業結合起來這一做法提高了關注，我將在本章後面對這一做法進行闡述。中國進出口銀行在塞拉利昂的第一筆優惠貸款援助項目就很好地證明了這種援助與商業的結合，該項目由中國頂尖的電信公司華為公司承接。華為已經與塞拉利昂電信公司（塞拉利昂國有的電信公司）共同開發了好幾個項目，其中一個項目是擴展塞拉利昂電信公司的無線電話繫統，由中國對外援助提供資金。這一項目沒有進行任何招標。“華為向塞拉利昂電信公司提出了建議，”中國大使告訴我。下面就是這一進程的詳細內容。
2006年7月，華為經過談判與塞拉利昂電信公司就這一項目簽署了初步合同。5個月之後，塞拉利昂財政部和中國商務部簽署了框架協議，規定了獲得和償還約合166的人民幣優惠貸款的一般條款。[框架協議、貸款的優惠條件（2％的利息、20年的還款期），以及使用人民幣這一事實，均表明這被中國人視為對外援助。]最終的貸款協議於2007年4月由中國進出口銀行簽署。“這是一種援助”，中國大使在那年年底向我證實，並補充說，“這是塞拉利昂第一次使用中國進出口銀行的優惠貸款”。
在中國商務部看來，隻有那些非常合格、能力較強、“在打開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中擁有豐富經驗”和使用“尖端技術”的企業（比如華為）纔有資格建議項目申請中國進出口銀行的優惠貸款。華為的經歷展示了援外司在20世紀90年代初努力“推動”和“支持”中國企業到海外尋找商機的成果。這一體繫與幾十年前日本所開展的基於請求的援助體繫有許多相似之處。
糧食安全：中國與非洲
2000年，中國的一位經濟學家發表了一篇有關對非農業投資的文章。中國的主要目標應該是解決非洲的糧食安全問題，他說。然而，海外額外的土地也可能有助於中國自身的糧食安全。“如果國際形勢對我不利，北美國家以糧食為武器向我施壓，我們則可以在必要的時候動用這部分‘糧食儲備’”。
中國在2003年成為糧食淨進口國。拋開糧食禁運的風險不說，不可逆轉的城市化進程和耕地面積的不斷下降意味著不久之後，中國將需要進口更多的糧食。當前，中國已經有約70％的大豆需要從國外進口，其中主要進口國為美國、巴西和阿根廷。到目前為止，中國在糧食供應方面已經對國際市場形成依賴。
中國在非洲的農場主要用於生產當地所需，隻有少量產品——在多哥和塞拉利昂生產的糖，在塞內加爾種植的有機蔬菜和在烏干達種植的香草——利用免稅政策出口歐洲甚或美國。我在第三章已經提到，塞內加爾有位中國芝麻種植商計劃向中國出口。雖然2008年糧食價格攀高，但將它們運到中國的費用也低不到哪裡去，就像重慶市種子公司的一位官員所說的那樣：“我們希望我們（在海外）種植的糧食能夠為國家所用，因為我國農用地正在不斷減少，人口正在不斷增加。但現在還不行。”“中國有句俗話，”另一位官員說，“‘千裡不運糧’，這不劃算。”
中國農業部貿易促進中心副主任謝國力指出這種觀點在政治上站不住腳：“到海外，尤其是到非洲或南美種植糧食不現實。非洲有那麼多的人忍饑挨餓，你能忍心將糧食運回中國嗎？”而且，中國政府所提供的支持似乎也沒有表明那是一種到非洲種植糧食然後運回中國的戰略。就像中墾集團主管海外開發的官員所抱怨的那樣，中國商務部並沒有向他們公司已經在非洲種植的糧食和經濟作物：小麥、玉米、水稻、大豆和劍麻等提供特殊鼓勵。不過即便沒有這些鼓勵，有些中國企業也已經開始探索巨型農業項目。
“中國援助：全是為了石油、礦產、資源”
哦，這不是真的。在無數的報告和新聞報道中，這個故事誕生了各種不同的版本。有位記者寫道，中國正在資助“醫院、水管道、大壩、鐵路、機場、酒店、足球場、議會大廈——所有這些在某種程度上都與中國獲取原材料有關”。在柏林召開的一次會議總結道，中國正在試圖“牢牢控制非洲的自然資源”。歐洲議會認為，中國對非洲的興趣“似乎僅限於資源豐富（或‘被資源詛咒’）的國家，也就是說繞開了其他許多非洲國家”。甚至世界銀行的一份調查報告也聲稱：“中國政府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資助的大多數項目最終都是為了確保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自然資源大量出口中國”。
與之相關，有人認為中國在非洲各國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是為其總體戰略服務：公路和鐵路直接將礦山和油井與港口、輪船和中國連接在了一起。《經濟學人》雜志發表的一篇文章聲稱：“中國正在修建大量基礎設施——這大概是為了幫助其獲取中國企業飛速消耗的自然資源”。這種“總體戰略”的觀點還支撐了如下假設：中國企業的投資都由北京在幕後操縱，這些投資唯一的目標就是將自然資源運回中國。
不難理解為何會出現這些看法。中國在非洲資源豐富的地區非常活躍，中國對這些資源的興趣也非常真實。但無論認為中國提供援助主要是為了換取資源，還是認為中國人隻對資源豐富的國家感興趣，均忽略了以下事實。如圖11-1所示，中國向所有撒哈拉以南非洲承認“一個中國”政策的國家提供了援助。甚至相對比較富裕的南非和毛裡求斯也獲得了中國的援助。中國官員聲稱這就是中國援助體繫與國際援助體繫的反差，因為在國際援助體繫下，有些國家會更容易受到傳統捐助者的青睞。
其次，中國似乎並沒有向資源更多的國家提供更多的官方發展援助。中國商務部的贈款與無息貸款被相當均勻地分配給了各國能夠贏得政治榮譽的那類項目。如我們在前面章節中所看到的那樣，中國進出口銀行的優惠人民幣貸款主要提供給那些信譽良好、有能力償還的國家。中國進出口銀行隻是給了這些國家信貸額度，然後等著有能力的政府來推薦項目：如毛裡求斯的排水項目或博茨瓦納的公共住房項目。在信譽不好的國家，可以將優惠貸款提供給能夠賺錢償還貸款的項目（肯尼亞的水泥電線杆項目，阨立特裡亞或塞拉利昂的移動電話網項目）。
另一方面，就像我們在安哥拉、剛果（金）和赤道幾內亞所看到的那樣，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了大量極具競爭力的商業貸款，這些貸款均以石油（或其他資源）為擔保，主要用於資助它們的基礎設施建設。難道這還不說明真的全是為了石油（你也可以說是銅、鐵礦石或木材等）嗎？
這些活動當然與資源有關繫，但中國采取“互利共贏”的方式主要是為了創造商機。非洲的資源肯定也是商機的一部分，但還有更多其他方面的商機，比如出口。2008年，中國共向非洲出口了價值50的設備、日用消費品和機械。到目前為止，中國對非單筆最大的投資為中國工商銀行耗資5，收購南非標準銀行20％的股份。承接基礎設施建設也非常重要。僅2007年一年，中國建築企業就在非洲賺取了12，簽署了290的合同。2007年，在非洲各國從事電話繫統建設的中國電信企業華為，要比中國其他工程公司在世界上賺的錢都多。尼日利亞的一位外交官曾在北京告訴我：“中國人正在試圖涉足我們經濟的各個領域。如果你去看一下西方人，除了石油，石油，石油之外，沒有別的東西”。
在商品價格因2008年開始的全球經濟衰退而大幅下跌之前，許多中國之外的企業也簽署了大量礦業合同。僅在馬達加斯加一國，加拿大第納提克公司和力拓集團（歐洲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在19世紀創建的礦業巨頭）就分別簽署了2和6.的合同。但中國人看到非洲的基礎設施需求相當巨大，就像中國在幾十年前實行“四個現代化建設”時一樣。由於債務壓身，非洲各國沒有資金滿足這些需求。它們也許不會錯過這個通過開發資源來獲取和償還貸款的機會。沿著日本企業最初在印度，然後在中國開拓的道路，中國工程公司將得到早前可能會屬於德國西門子公司或舊金山柏克德公司的合同。
如果從這個角度再看一眼，你就會理解為何向加納布維水電站提供的貸款要以存入中國進出口銀行代管賬戶的可可出口收入為抵押。並不是中國人要急切地鎖定加納優質的可可豆。但這些資源能夠保證加納償還貸款，確保加納能夠推進長期渴望（但在環境問題上存在爭議）的電力項目。
那麼中國正在修建的基礎設施是否也像殖民時期的基礎設施一樣，主要用於連接礦山和港口呢？中國正在與加蓬磋商的一個大型項目將包括修建一座港口，該港口將與一條深入中部非洲原始雨林直達鐵礦主礦脈的鐵路連在一起。中國企業還計劃在幾內亞（以及巴西）開展類似的項目，不過因2008年爆發的金融風暴而暫時擱淺。
然而中國在安哥拉的項目與之不同。中國在安哥拉修建了醫院、灌溉繫統和公路——但安哥拉的石油均在離海岸線數裡的深海。同樣，中國在剛果（金）以資源為抵押的項目也包括了從學校到鐵路等各個領域。因此真實情況是中國工程公司正在重建非洲，而且他們的足跡幾乎遍布了整個非洲。世界銀行的一個隻使用報紙和網絡資源對中國在非洲的基礎設施項目進行研究的小組（他們實際上並沒有去任何非洲國家）聲稱，這些項目絕大多數都是為了確保中國獲取資源。然而他們所提供的項目清單，其中包括中國在博茨瓦納、肯尼亞、盧旺達、馬達加斯加、毛裡求斯等國援建的公路、橋梁、排水繫統和發電站等，明顯都不是為了攫取資源而進行的某種總體規劃的其中一環。
最後，中國政府是否像人們認為的那樣在北京指揮了所有這些活動？那些對這一問題進行調查，而非對答案進行猜測的研究人員一再指出，中國企業擁有相當大的行動自由。一位研究中國石油企業海外運作情況的日本學者發現，它們並沒有義務將自己開采的石油運回中國。他們可以將這些石油賣到任何價格最高的地方。同樣，中國在贊比亞謙比西銅礦的投資者也不用將他們開采的銅礦運回中國。就像一位中方開采主管曾告訴英國學者丹?哈格倫德（DanHaglund）的那樣：“中國離這裡太遠，運費太高。我寧願寄錢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