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_中亞國家的政治轉型

內容簡介

本書的研究對像是中亞五國的政治轉型進程，這是一個“創建主權國家與重構政治體制”的雙重過程。書中以蘇聯後期中亞國家的政治改革為起點，以獨立後中亞國家的政治制度演進與權力結構變化為線索，概括地敘述了20多年來中亞國家政治發展進程的基本脈絡和主要特征，揭示了政黨格局、精英博弈、政治文化、宗教傳統、地緣環境、外部勢力等各種因素對中亞國家政治轉型的現實影響。

作者簡介

包毅，1996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專業，獲文學學士學位；2002年和2009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國際政治繫，分別獲法學碩士學位和法學博士學位；2003-2004年在哈薩克斯坦經濟大學做訪問學者；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副研究員。

導言

部分中亞國家的政治轉型軌跡

章政治轉型的起步階段與總統制的初步確立（1988～1996）

節蘇聯後期的政治改革與中亞國家政治轉型初探

第二節告別蘇聯

第三節獨立國家的鞏固

第四節中亞五國總統制的確立

第二章中亞國家總統權力的初步鞏固（1996～2000）

節"修憲運動"與總統權力基礎的鞏固

第二節政治穩定時期中亞五國的總統與議會選舉

第三節政權穩定時期的中亞各國政局

第三章21世紀初的政治震蕩期（2001～2005）

節吉爾吉斯斯坦"3·24事件"前的中亞政治形勢與政治格局

第二節"3·24事件"與"安集延事件"--中亞式"顏色革命"

第三節中亞各國防範"顏色革命"的反制措施

第四節中亞地區政治震蕩的"終結者"

第四章後"顏色革命"時期的中亞政治（2006～2010）

節哈薩克斯坦議會制改革與"一黨制"議會

第二節在憲法危機之中煎熬的巴基耶夫政權

第三節無懸念的烏茲別克斯坦總統選舉

第四節風平浪靜的塔吉克斯坦總統選舉

第五節土庫曼斯坦權力易手--非正常政權更替

第五章中亞國家政治轉型新變化（2010～2014）

節吉爾吉斯斯坦議會制--變動中的民主之路

第二節其他中亞國家政治制度的微調

第三節精英政治暗流湧動

第二部分中亞國家政治轉型的特征與影響因素

第六章中亞國家政治轉型的特征

節政治轉型的軌跡特征

第二節"中亞特色"的總統制與議會制

第七章中亞國家政黨、政治精英與政治轉型

節政黨與政治轉型

第二節政治精英與政治轉型

第八章中亞國家的政治文化與政治轉型

節部族政治文化及其對中亞國家政治轉型的影響

第二節宗教因素對中亞國家政治轉型的影響

第九章中亞國家政治轉型的外部因素

節中亞國家政治轉型中的俄羅斯因素

第二節美國對中亞國家的"民主輸出"戰略

結束語

附表

主要參考文獻及網站

後記

前言

導言
一導言

一

“中亞”一詞在俄語中有“Средняя Азия”（中部亞洲）和“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中央亞細亞）兩種譯法。蘇聯時期，種譯法較為普遍。在英語中，“中亞”有“Inner Asia”（內陸亞洲）和“Middle Asia”（中部亞洲）等譯法，但常見的還是“Central Asia”（中亞），與俄語中的“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相對應。在中外學界，有關“中亞”的地理邊界並無統一說法。為了避免對中亞文化定義的任何誤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78年召開了有關“中亞”含義的研討會，其終報告指出，作為自然地理與文化概念，“‘中亞’包括今位於阿富汗、中國西部、印度北部、伊朗東北部、蒙古、巴基斯坦以及蘇聯諸中亞共和國境內的各個地區”。報告同時指出，“地理邊界不應視為一成不變”，意為對於“中亞”的界定還將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賦予其新的理解與含義。蘇聯時期，中亞作為蘇聯版圖中的一個地理區域，一般指的是阿姆河和錫爾河流域，即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國及哈薩克斯坦南部，因此中亞又常常被稱作“中亞和哈薩克斯坦”。1992年，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呼吁放棄使用“中亞和哈薩克斯坦”（“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 Казахстан”）的用法，建議將包括哈薩克斯坦在內的“中亞”作為一個獨立的地理和地緣政治區域看待，同時，“中亞”一詞也由“Средняя Азия”改用“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自此，在俄語中“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一詞取代“Средняя Азия”被沿用至今。

蘇聯解體後，原蘇聯時期的中亞共和國成為獨立國家，其地緣政治意義發生了本質變化，“中亞”地區也因大國的地緣政治需要而被賦予不同的政治解釋和地緣邊界。俄羅斯和中亞國家的學者一般將從蘇聯獨立出來的五個中亞加盟共和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統稱為“中亞國家”，即狹義的中亞概念。而在西方學界，中亞的概念接近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的自然地理與文化概念，它具有更為廣闊的地緣邊界，除了中亞五國外，還將印度北部、巴基斯坦北部、伊朗東北部、阿富汗，甚至將蒙古、中國西部以及俄羅斯的亞洲地區都納入了中亞的地緣政治版塊，並冠以“大中亞”的概念。2005年，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弗雷德裡克?斯塔爾提出的“大中亞計劃”以及此後美國國會與政府相繼推出的《絲綢之路戰略法案》和“新絲綢之路計劃”都是以這一區域為邊界，謀劃美國在中亞地區的地緣政治布局的。

本書研究的對像是狹義的中亞概念，即中亞五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它們位於歐亞大陸的腹地，東與中國新疆為鄰，南與伊朗、阿富汗接壤，北與俄羅斯聯邦相接，西與阿塞拜疆隔裡海相望，五國總面積近400萬平方公裡，人口約6644.8萬（2013年）。

中亞地區在歷史上從沒有出現過完整的國家形態，其行為主體基本上是以草原遊牧部落或部落聯盟為特征的一些“行國”。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並受遊牧生產生活方式的影響，中亞地區內部始終處於分散狀態，其社會組織形態也多以氏族部落或部落聯盟為主。歷史上，中亞地區曾是多民族和多種文化相互融合與踫撞之地。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亞地區各民族曾先後臣服於波斯帝國、突厥汗國、阿拉伯帝國、成吉思汗蒙古汗國和沙皇俄國，也因此受到了波斯文化、漢文化、斯拉夫文化、穆斯林文化等文化因素以及伊斯蘭教、東正教、佛教等宗教因素的影響，經歷了突厥化與伊斯蘭化的過程。復雜的民族構成、歷史沿革與文化變遷塑造了中亞民族獨特的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也正是由於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與影響，中亞地區自古以來一直處於大國博弈的次區域地帶，而中亞地區的文化也始終未能形成一股主流文化，而隻是多個大文化圈之間的亞文化形態。蘇聯初期，中央政府在中亞各民族中進行了民族識別與共和國劃界的工作，並在此基礎上逐漸確定了現代中亞五國的政治版圖，但五國之間的邊界有些地方如刀削斧劈一般涇渭分明，帶有明顯的人為分割痕跡；而有些地方則犬牙交錯地糾結在一起，諸多民族矛盾與地區衝突也由此產生。作為蘇聯的一部分，中亞五國長期處於蘇聯一黨集權體制的影響之下，習慣地按照蘇共中央和聯盟中央的指令行事，在政治上缺乏相應的獨立性與自主意識。蘇聯後期，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政治體制改革，終將蘇聯推向解體，同時也使得一貫接受中央政府領導的中亞各共和國被動地走上了政治轉型與創建獨立國家的道路。

按照一般的政治學理論，所謂“政治轉型”，主要是指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與政治體制的根本變化。政治制度是指：“在特定的社會中，統治階級通過組織政權以實現其政治統治的原則和方式的總和。它包括一個國家的階級本質，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和管理形式，國家結構形式和公民在國家生活中的地位。”政治體制是指：“以國家政權組織為中心的各種具體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規範的總和，即為使國家機器正常運轉所采取的組織形式、權限劃分、工作方式等具體制度和規範。”總體而言，一個國家的“政治轉型”既包括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變化，也包括國家政權組織形式和各種規章制度的變化。在具體實踐過程中，某一國家的制度變遷與體制變化往往因受到該國的歷史傳統、政治文化、社會經濟基礎以及各種外部勢力等因素的影響，而呈現出各自不同的轉型軌跡與特征。中亞國家的政治轉型進程即是如此。

蘇聯後期的社會政治改革與蘇聯的終解體，給中亞五國帶來了兩個方面的變化。一是改變了五國的社會政治形態，使其次在歷史上成為具有國際法主體地位的獨立國家，其權力機關也由蘇聯地方一級行政機構上升為獨立國家中央一級的政權機構。與此同時，中亞五國的政治制度與政治體制也發生了根本變化，由蘇聯時期的社會主義蘇維埃體制轉變為以三權分立為原則的權力結構體繫。二是改變了中亞五國的地緣政治環境，使其從蘇聯的邊疆地區，變成了直接與俄羅斯、中國等大國，以及與伊朗、阿富汗等地區熱點國家為鄰的五個獨立國家。政治地位與國際地位的改變使中亞地區一時成為大國競相爭奪的熱點地區和地緣政治交鋒的前沿地帶，迫使尚不具備獨立經驗的中亞國家在短時間內建立起外交機關，並制定出外交政策，以處理同大國及周邊國家之間復雜的關繫。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亞五國政治轉型的難度。

中亞國家同俄羅斯與東歐國家的政治轉型雖然有著共同的轉型起點，但與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相比，中亞國家政治轉型的內部動力與外部條件均存在明顯的差異性，同時，影響轉型的諸多因素也更加復雜多變，因此，中亞國家政治轉型的路徑、方式與目標皆不同於其他後蘇聯東歐國家。此外，關於中亞國家的政治轉型是否結束也尚無定論。以建制為標準，中亞國家已經完成了由蘇維埃體制轉為總統制或議會制權力體繫的制度構建過程，一些中亞國家的學者甚至還以“政治發展進程”的表述方式替代“政治改革”與“政治轉型”的說法，以此來表明中亞國家的政治發展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但如果以其民主政治體制的鞏固而論，中亞國家的政治轉型進程尚未結束，其政治體制還存在變化的可能性，並需要通過進一步的政治實踐加以制度化。

二

中亞國家獨立20多年來，中亞研究早已成為國際政治研究中的熱門課題，而有關中亞國家的轉型研究更是隨著中亞地區不時出現的各種現實的與潛在的危機而日漸升溫，相關的研究著述汗牛充棟。

俄羅斯學者在有關中亞國家獨立與轉型問題上的研究主要側重於以下幾個方向。，從史學、民族學和文化人類學等角度來觀察、研究，內容涉及各國文化史、伊斯蘭教的發展現狀以及轉型時期中亞民族構成與民族變遷進程。相關成果如《伊斯蘭教在中亞》（Polonskaya L. and Malashenko A. , Islam in Central Asia , 2008）、《後蘇聯時代的土庫曼斯坦》（М.С.Демидо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й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 2002 ）、《塔吉克斯坦內戰解析》（В. И.Бушков，Д. В.Микульский, Анатомия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1996)、《納扎爾巴耶夫》（Рой Медведев, Нурсклтан Назарбаев, Казахстанский прорыв и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проект, 2008）、《中亞的斯拉夫人》（布魯西娜，2001年中文版）、《七河史》（巴透爾，2013年中文版）以及《中亞簡史》（維·維·巴特爾托裡德、伯希和等合著，2005年中文版）等。第二，是以俄羅斯為視角來審視“顏色革命”的合法性，並重新調整“後革命”時代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的地緣戰略。相關的研究成果有：《橙色之網——從貝爾格萊德到比什凱克》（Оранжевые сети от Белграда до Бищкека, 2008）、《俄羅斯和中亞：一道還是分立？》(Г.Ю.Ситнянский, Россия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ая Азия: вместе или врозь?，2011)、《與未知規則的“大博弈”：國際政策與中亞》（А.А.Казанцев,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с неизвестными правилами: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2008）、《權力自由——“顏色革命”中的合法性》（С.Мирзоев, Либель права легитимность в 《оранжевых революциях》, 2006）等。

與俄羅斯學者關注點不同的是，中亞國家的學者更加關注對主體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的研究，以挖掘主體民族的文化傳統與英雄人物史，來迎合新獨立國家政府找尋國家根基、重樹民族自信與尊嚴的政治需求。如《哈薩克斯坦》（А.Н.Нысенбаев, Казахстан, 2004）、《在歷史的長河中》（努·納扎爾巴耶夫，2005年中文版）、《哈薩克斯坦現代史（1985～2002）》〔С.Г.Шеретов,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1985-2002), 2003〕、《哈薩克人的伊斯蘭教與前伊斯蘭世界觀傳統的遺產》（Р.М.Мустафина,Ислам и реликты доисламских мировоззренческих традиций у Казахов, 2010）、《民族聯合與哈薩克斯坦》（А. Арыстанбекова,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 2002）等著作都對中亞民族的民族特性、宗教及民族文化傳統進行了深入的闡釋。此外，中亞國家總統及政治學者也從國家建設與憲政民主的角度對轉型時期的政治制度變遷與社會變遷進行了思考。如《探索之路》（努·納扎爾巴耶夫，1995年中文版）、《站在21世紀的門檻上——總統手記》（努·納扎爾巴耶夫，1997 年中文版）、《前進中的哈薩克斯坦》（努·納扎爾巴耶夫，2000年中文版）、《哈薩克斯坦：從中亞到世界》（托卡耶夫，2001年中文版）和《制勝》（托卡耶夫，2004年中文版）；《烏茲別克斯坦沿著深化經濟改革的道路前進》（伊·卡裡莫夫，1996年中文版）、《臨近21世紀的烏茲別克斯坦：安全的威脅、進步的條件和保證》（伊·卡裡莫夫，1997年中文版）；《永久中立，世代安寧》（薩·尼亞佐夫，1996年中文版）；以及《哈薩克斯坦政權》（Ашимбаев, Власть Казахстана, 2007）、《選舉前哈薩克斯坦政黨體制：前景及問題》（Ю.Блуктаев, Предвыбордная партийная система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переспективы и проблемы, 2003）等。

西方學者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有關體制轉型及蘇聯解體對中亞國家社會與價值觀念的衝擊與影響。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中亞新國家》（M. Olctt, Central Asia’s New States: Independenc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6）、《援助：後蘇聯的中亞國家的制度變遷》（Mcglinchey, Eric., Paying for Patronage: Regime Change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2003）、《中亞轉型：國家與社會從蘇聯體制到獨立》（J.L. Pauline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Asia: State and Societies from Soviet Rule to Independence, 2004）、《吉爾吉斯斯坦：向前之路》（S. F. Star, Kyrgyzstan: the path forward, 2005）、《問題的問題：為什麼蘇聯不存在了？》 (Коэн Стивен,“Вопрос вопросов”. Почему не стал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2011）、《理解中亞：政治與被爭議的轉型》（Sally N. Cummings, Understanding Central Asia: Politics and Contested Transformations, 2012）。第二，對中亞地區的歷史、各國主體民族的民族特性、宗教及民族文化傳統的研究。這方面的著述相對較多，主要有：《中亞史綱要》（加文·漢布裡主編，1994年中文版）、《中亞的十二個咒語》(M. Олктт, Двенадцать мифов о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2001）、《中亞文明史》（第1～6卷）（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6年中文版）、《中亞的威權領導人與議會制》（Starr F., S. Clans, Authoritarian Rulers, and Parliaments in Central Asia, June 2006）、《中亞部族政治與制度轉型》（Kathleen Collins, Clan Politics and Regime Transition in Central Asia, 2006）、《草原帝國》（勒內·格魯塞，2006年中文版）、《帖木兒帝國》（布哇，2013年中文版）以及《伊斯蘭在高加索和中亞的擴張》（Зураб Тодуа, Экспансия исламистов на Кавказе 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2006）等。第三，有關後蘇聯地區中亞地緣政治的研究。如《大棋局》（布熱津斯基，1997年中文版）、《中亞的第二次機會》（Олкотт М.Б., Второй шанс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2005）、《虎視中亞》（胡曼·佩馬尼，2002年中文版）、《戰略前景：領袖大國哈薩克斯坦和中亞樞紐》（LegvoldRobert, Thinking Strategically : The major Powers, Kazakhstan, and the Central Asian Nexus,2003）、《新中亞地區的塔吉克斯坦——地緣政治、大國對抗與激進的伊斯蘭主義》（Lena Jonson, Tajikistan in the New Central Asia, Geopolitics, Great Power Rivalry and Radical Islam, 2006）等。鋻於中亞國家政治轉型中各種影響因素的復雜性以及轉型本身的多變性，且其代表性相對有限，因此，國外的研究著述中較少以政治學為視角考察中亞的政治發展進程，而大多是選取歷史、文化、宗教、政治現實、經濟、外交等角度探討其社會變遷的軌跡。此外，如果將中亞國家定位為新興國家和後蘇聯國家，那麼一些政治轉型理論雖然並未以中亞國家為實證研究的對像，但卻為考察中亞國家的政治發展與民主化進程提供了一定的思路與理論視角。如《民主化轉型的政治經濟分析》（斯迪芬·海哥德、羅伯特·考夫曼，1995年中文版）、《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塞繆爾·亨廷頓，1998年中文版）、《政治科學》（邁克爾·羅斯金、羅伯特·科德、詹姆斯·梅代羅斯、沃爾特·瓊斯，2001年中文版）、《合法性與政治》（讓·馬克·誇克，2002年中文版）、《民主的模式》（戴維·赫爾德，2004年中文版）、《新興國家的政治發展——第三世界還存在嗎？》（霍華德·威亞爾達，2005年中文版）、《集體暴力的政治》（查爾斯·蒂利，2006年中文版）、《非西方發展理論——地區模式與全球趨勢》（霍華德·威亞爾達主編，2006年中文版）、《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南歐、南美和後共產主義歐洲》(胡安·J.林茨、阿爾弗萊德·斯泰潘，2008年中文版)等。

中國國內有關轉型時期的中亞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中亞國家獨立後的發展史、民族文化史以及對中亞國家政治發展的國際環境的研究上。其中，有關中亞國家獨立史與政治轉型進程以及有關中亞國家政治制度歷史沿革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崛起的中亞》（邢廣程，1992）、《中亞五國概論》（趙常慶主編，1999）、《十年巨變：中亞和外高加索卷》（趙常慶主編，2003）、《列國志》中有關中亞五國的叢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2006）、《中亞五國轉型研究》（徐亞清，2003）、《中亞五國新論》（趙常慶，2014）等。

有關中亞五國民族文化的研究主要涉及民族文化發展史、宗教傳統的歷史演進、民族與國家的發展史等方面，相關研究成果有：《中亞薩曼王朝史研究》（許序雅，2000）、《中亞五國史綱》（馬大正、馮錫時主編，2002）、《中亞民族與宗教問題》（陳聯壁、劉庚岑、吳宏偉，2002）、《中亞通史》四卷本（王治來、丁篤本，2004）、《稱雄中亞的古代遊牧民族》（藍琪，2004）、《突厥人和突厥汗國》（馬長壽，2006）、《多種文化力量作用下的現代中亞社會》（汪金國，2006）、《中亞費爾干納：伊斯蘭與現代民族國家》（石嵐，2008）、《中亞現代民族過程研究》（張娜，2008）、《伊斯蘭教的蘇菲神秘主義》（金宜久，2009）、《中亞宗教勢力研究》（蘇暢，2009）等。對中亞國家外交領域的相關研究成果有：《中國與中亞》（薛君度、邢廣程主編，1999）、《中亞五國對外關繫》（孫壯志，1999）、《中亞新格局與地區安全》（孫壯志，2001）、《中亞安全與阿富汗問題》（孫壯志，2003）等。

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美國及北約在阿富汗發動反恐軍事行動以及吉爾吉斯斯坦爆發兩次“革命”之後，中亞國家的政治發展模式與政局走勢愈來愈成為中國中亞學界的關注焦點，出現了一批對中亞民主化進程進行反思和探討中亞國家政治發展規律的研究成果。主要專著有：《轉型的中亞與中國》（楊恕，2007）、《從“民主島”到“郁金香革命”——吉爾吉斯斯坦政治轉型研究》（焦一強，2010）、《“顏色革命”在中亞——兼論與執政能力的關繫》（趙常慶，2011）、《獨聯體國家“顏色革命”研究》（孫壯志，2011）、《貧窮與國家轉型——基於中亞五國的實證研究》（楊進，2012）、《中亞轉型研究》（李淑雲，2013），這些著作都試圖通過對中亞各國民族、宗教、歷史、文化傳統以及社會經濟等領域的研究，詮釋中亞社會政治發展的內在邏輯與政治轉型的基本特征。此外，對於中亞地區大國博弈以及中亞國家外部地緣政治環境的研究也為中亞國家政治轉型研究提供了新視角，相關的研究成果有：《轉型中的俄美關繫——國內政治與對外政策的關聯性研究》（袁勝育，2006）、《中俄美在中亞：合作與競爭（1991～2007）》（鄭羽主編，2007）、《十字路口：中亞走向何方》（朱成虎主編，2007）、《烏茲別克斯坦外交戰略設計》（趙會榮，2007）、《中國的中亞外交》（趙華勝，2008）、《俄羅斯與中亞——獨聯體次地區一體化研究》（柳豐華，2010）、《中亞地區發展與國際合作機制研究》（吳宏偉，2011）、《美國中亞戰略20年——螺旋式演進》（楊鴻璽，2012）、《聚焦中亞——中亞國家的轉型及其國際環境》（楊恕，2013）、《中亞國家的跨境合作研究》（孫壯志，2014）、《中國與中亞國家合作析論》（趙常慶，2012）等。此外，還有大量的有關中亞國家轉型與政治發展進程的中外文論文，詳見於本書的正文引述，在此恕不贅述。

總體而言，國內外學者均從不同的角度對有關中亞國家政治轉型進程及其相關問題進行了較為翔實而深入的闡述，或側重於探討中亞國家獨立與轉型進程中的相關問題，或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分析大國關繫與中亞國家政治轉型的互動影響。相比較而言，西方學者對於中亞國家政治發展進程的相關研究成果雖然較多，但大多以西方民主價值觀為標準，將中亞國家的政治轉型完全置於民主化的語境下加以評價，忽視了中亞國家的社會發展規律以及民族與政治文化特性。有鋻於此，本書試圖在國內外學者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比較政治學的研究方法，繫統闡釋獨立20年來中亞國家政治發展的軌跡，並對影響中亞國家政治轉型的諸多結構性因素進行剖析，力圖全面探究中亞各國政治轉型的基本特征，並概括出中亞國家政治發展的一般性規律。

三

本書以蘇聯後期中亞國家的政治改革為起點，以獨立後中亞國家政治制度的演進與權力結構體制的變化為線索，概括地敘述了政治轉型時期中亞國家政治發展進程的基本脈絡，歸納了中亞國家政治轉型的基本特征，揭示了政黨、精英、政治文化、宗教傳統、外部勢力等各種因素對中亞國家政治轉型的現實影響。

本書分為導言、正文和結束語三部分，其中正文包括兩個部分，共九章。

部分共五章，分別以政治發展進程的分期為線索，概述中亞五國自蘇聯後期政治改革以來的政治轉型軌跡。根據獨立以來中亞五國政治發展進程中的一些關鍵性事件，大體可以將中亞國家政治轉型進程分為以下五個發展階段。階段為1988～1996年，是政治轉型起步與總統制建立的階段。這一時期以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為起點，以吉爾吉斯斯坦通過確立總統制的新憲法為結束，中亞五國經歷了蘇聯後期的政治改革、蘇聯解體、國家獨立以及政治權力體制的初創。第二階段為1996～2000年，是總統權力體繫的鞏固與政治形勢相對穩定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塔吉克斯坦結束了長達五年的內戰，並將議會制重新改為總統制，而多數中亞國家總統均通過修憲或全民公決獲得了延續總統任期的合法性。第三階段為2001～2005年，這是政權轉換與政治動蕩時期。這一時期適逢中亞各國權力進入更替期，西方勢力開始在中亞地區進行全面滲透，俄美等大國調整地緣戰略，重新在中亞地區布局，致使中亞各國政權的穩定面臨諸多外部挑戰，獨聯體多處地區爆發了“顏色革命”和政治動蕩，吉爾吉斯斯坦的阿卡耶夫政權也在此時期被推翻。第四階段為2005年年底至2010年，是政治轉型的休整期。2005年年底，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總統再次獲得連任，阻止了西方“顏色革命”的蔓延之勢，因此本書也將這一時期稱為“後顏色革命”時期。第五階段為2010年至今，是中亞國家政治轉型的改革時期，在此時期，吉爾吉斯斯坦經過連年政治動蕩之後再次爆發“革命”，政權體制由總統制改為議會制，其他中亞國家相繼通過修憲，重新調整了執行權力與立法機關的關繫，緩和精英內部矛盾，確保總統權力基礎的穩定和政權的平穩過渡。

第二部分共四章，分別對中亞國家政治轉型的基本特征以及主要影響因素進行了歸納。在“中亞國家政治轉型的特征”一章中，著重分析了中亞國家政治轉型的軌跡特征以及政治轉型的體制特征。其中，政治轉型的軌跡特征是對政治轉型的動態分析，探討了中亞五國在體制轉變與構建主權國家的同時，所經歷的“去蘇聯化”“再傳統化”與政治現代化問題；而中亞國家政治轉型的體制特征則是對轉型時期中亞各國政治制度的分析，即對中亞多數國家的總統制與吉爾吉斯斯坦議會制特征的描述，並對現行制度下國家權力結構模式、各權力機關之間的相互關繫加以解構。在“中亞國家政黨、政治精英與政治轉型”一章中，詳細分析了作為社會分化重要指標的政黨與政治精英在中亞政治轉型中的作用，以及中亞多數總統制國家中政黨政治格局失衡的原因。作為社會政治變革的主要推動力，政黨與政治精英的作用決定著政治轉型的發展目標與程度。在“中亞國家的政治文化與政治轉型”一章中，從部族政治文化及宗教傳統兩個視角探討了轉型時期政治文化對於新的政治制度與政權體制的適應性問題。在“中亞國家政治轉型的外部因素”一章中，考察了俄美兩國的地緣政治競爭對於中亞地區外部環境的構成及對中亞國家政治發展進程的現實影響。蘇聯解體與各共和國的獨立改變了中亞五國的地緣政治環境，俄羅斯和美國以不同方式向中亞各國施以政治影響，試圖將其納入自己主導的地緣政治陣營。其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經濟合作與經濟援助為手段，積極推進中亞各國的民主化進程，試圖使其終擺脫俄羅斯的影響；而俄羅斯則憑借同中亞國家傳統的文化、經濟、軍事聯繫，竭力恢復其在該地區的傳統影響力，以阻止美國等西方國家進入這一地區。大國的地緣政治博弈給中亞五國的政治發展帶來了諸多變數。

第三部分為結束語。

中亞五國的政治轉型是一個由多重因素相互影響和作用的進程。本書僅選取了幾個有代表性的結構性影響因素為視角，展示中亞國家政治轉型的局部特征，探究決定中亞國家政治轉型程度與方向的主導因素，力圖從中透析中亞國家政治發展的未來走向。本書是一部從政治學角度考察中亞國家政治轉型的著作，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獨立20年來中亞國家政治轉型進程的一次梳理和總結，並指出了轉型時期中亞地區國家同時面對建國與建制雙建進程這一雙重性特征及其內在的互動關繫。

商品搜索

商品分类

【醫學】

【各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