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本序1 

致謝1

關於注釋的說明1

關於敘述方式的說明1

引言

章 序幕：雅典帝國作為自由選擇的事業：伯利克勒斯“葬禮

演說”

第二章 戰爭爆發和罪過問題

問題的形成

 “正義的是……”“必然的是……”

斯巴達首次大會和科林斯使者的演說

自然、必然與正義：雅典使者在斯巴達的演說

 “五十年”作為雅典使者演說的評注

雅典人在斯巴達演說的未決張力

透過斯巴達的眼光看問題 

第三章 常態下的正義

正義、德性和同盟的責任：米提列涅人在奧林匹亞的演說（3.9-14）

普拉提亞和底比斯

斯巴達的正義與雅典論說

第四章 虔誠與必然

虔敬，必然與雅典論說：狄裡昂論辯

第五章 彌羅斯對話和彌羅斯的命運

為何是對話：演說與語境（5.84-89）

雅典是否應當發動進攻？（5.90-99）

彌羅斯人是否應當抵抗？（5.100-113）

斯巴達人袖手旁觀，雅典人殘酷殺戮與西西裡戰役慘敗

身赴彌羅斯的使者作為雅典論說的闡述者

第六章 彌羅斯和敘拉古

尼西阿斯的智慧和愚笨

彌羅斯對話和愛烏菲穆斯的虛偽

雅典與米卡列蘇斯

尼西阿斯的愚蠢與智慧

西西裡遠征的動機和強迫

第七章 重審雅典論說：狄奧多圖斯和赫摩克拉特斯

米提列涅論辯

赫摩克拉特斯在革拉的演說

第八章 邦內政治

瘟疫

內亂

瘟疫、內亂與伯利克勒斯觀點

政制問題

重述與結論：修昔底德筆下的人性

附錄一《戰爭志》1.22.1-3

附錄二修昔底德在1.23.5-6所使用的語詞prophasis

參考文獻

索引

修昔底德是一位喜歡與荷馬較勁的歷史記錄者，也是一位讓柏拉圖盡量回避的政治書寫者。修昔底德斷定伯羅奔尼撒戰爭是過去所有戰爭中偉大的一場戰爭，自詡《戰爭志》是“永世瑰寶”（ktēmateesaiei）——這並不過分。

修昔底德有一句名言——“隻要人性是相似的（heōsanhēautēphysisanthrōpōnē），這樣的災難將總會發生”【《戰爭志》III·82】。這言辭是針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第5年前436年）科基拉革命（stasis）而說的。據修昔底德記載，科基拉城邦中的民主黨人與寡頭黨人相互殘殺；大量公民被控以陰謀推翻民主制的罪名殘遭殺害，有些人隻是因私仇被處死；屠戮手段異常殘忍，有的是父親殺死兒子，有的是被拖出神廟殺死，有的是被封堵在狄奧尼索斯神廟裡殺掉【《戰爭志》III·81】。正是這樣的殺戮，使得修昔底德感慨起了“人性”，指摘雙方的報復行為“越過了正義和公共利益的界限，兩個派繫隻以一時的任性為準繩；他們隨時準備宣布非正義的定罪處罰，或者通過暴力行為贏得優勢，以發洩一時之恨。”【《戰爭志》III·82】

現代人面對修昔底德的這種言論總是難免心有疑惑，仿佛這位古人說的不是古事而是現代之事。如果說科基拉革命揭示了政黨鬥爭中“人性”問題，那麼，雅典同盟與斯巴達同盟所進行的長達27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更是在磅礡風雲之中展現了人類政治事務的“本性”（physis），盡管修昔底德的著作隻記述到戰爭第二十一年就結束了。

正因“人性是相似的”，現代學者往往聲稱20世紀西方歷史上各個階段的政治衝突——從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到冷戰，猶如修昔底德筆端的政治事務在現代重演。在現代國際政治學領域，修昔底德一直是令人難以忘懷的偉大古人。

研究修昔底德從來不是國際政治學者的專擅。美國學者歐文（CliffordOrwin）的《修昔底德筆下的人性》（TheHumanityofThucydide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4）展示了一種抱負，試圖“與一位遠古的偉大心靈對話”；對話的可能性在於修昔底德《戰爭志》“隻向某種閱讀方式敞開自身”，它需要“如牛兒一樣的讀者，懂得如何反刍的讀者”。歐文秉持一種經典解釋學原則面對修昔底德文本自身，他的研究旨趣也就顯得與眾不同。

歐文沒有依照修昔底德的敘事順序疏解修昔底德的整部作品，而是按照自己的問題意識詮釋修昔底德筆端的“言辭”（logōi）和“事行”（erga）。他先討論的是《戰爭志》卷II中伯利克勒斯（Pericles）的“葬禮演說”，卻不是卷I中修昔底德的“考古”和戰爭起因。任何一位修昔底德研究者都不可能忽視伯利克勒斯的“葬禮演說”。歐文開篇直奔“葬禮演說”是出於這樣的思量：“修昔底德所敘述的雅典通常被理解為一種自伯利克勒斯時期以降的悲劇性沉淪”。這就是說，歐文意在用一種拉開序幕的方式，向讀者首先呈現“葬禮演說”為雅典所披戴的“節日盛裝”，以究雅典之際的帝國品性。

我們不能把修昔底德的紀事理解成是“雅典的沉淪”史記。歐文也無意探討雅典帝國為何衰落，他欲求回答：雅典帝國的雄心和負累“對於我們理解人類境況的兩個重要方面，即正義的要求與必然的要求之間的永恆張力，以及一種高貴政治的可能性，究竟意味著什麼？”

論著第二章纔著手回溯修昔底德的“考古學”，討論戰爭的咎責，分析科基拉人和科林斯人分別勸告雅典人的演說辭，指出科基拉人的“正義”要求服從於“力量”，目的是希望雅典為增強海軍實力考慮結盟，而科林斯人在勸說雅典人拒絕科基拉人時，其中“必然”的訴求與正義的選擇也顯得模糊。歐文著重解析了雅典使者在伯羅奔撒同盟大會上對斯巴達人的勸誡之辭，探析雅典帝國力量增長，以及這一歷史態勢中所涵括的自然、必然與正義等問題。歐文認為：“如果雅典在自然的強迫下駕馭帝國，她就踐行其自由意志的正義。盡管很有力量，自然的必然卻不會碾碎人的自由。對於強者，自然至少應允真正正義的可能，而真正正義得之於高貴恰如它得之於困難和稀有。這樣的正義若能在邦國間建立，就是強者對弱者的美惠，它植根於自然對那些渴望美德的人們的美惠之中。”這意思其實是，“自然的必然”並不導致“強力就是正義”或“正義就是強者對弱者的統治”。

邦國間的戰爭伴隨著同盟政治的嬗變。歐文在第三章轉而梳理米提列涅人、普拉提亞人、底比斯人與斯巴達的關繫，闡釋正義、德性、忠誠與利益諸議題。斯巴達是一個這樣的城邦，它“持守由每個平等自治的希臘城邦所組成的全體希臘的公共善觀念”。但為了自身安全和利益，斯巴達也毀滅了普拉提亞。斯巴達不是雅典帝國的反例。不過，歐文沒有否認斯巴達的審慎和虔敬，甚至說，“恰好通過肯定雅典命題，斯巴達盡其本分地消除了帝國不正義的罪責”。

在邦際政治中，雅典帝國難以彌息“自然的必然”與“正義”之間的緊張。這一緊張也牽涉“必然”與“虔敬”的糾葛。論著的第四章到第六章在“必然”與“虔敬”、“正義”與“利益”等關聯域中，主要討論了“彌羅斯對話”和西西裡遠征，釐清尼基阿斯、阿爾喀比亞德和愛烏菲穆斯的演說中所呈現的幾種雅典面相。歐文指出：“斯巴達勝在她的虛偽猶如勝在虔敬，雅典敗於她的虔敬猶如敗於不虔敬”。論著第七章重審“雅典命題”，解讀狄奧多圖斯就如何處置米提列涅人所發表的演說，以及徐拉古人赫摩克拉特斯在革拉（Gela）所發表的演說。歐文論說到，“狄奧多圖斯先於馬基雅維利、霍布斯和尼采，把犯罪作為基本人類事實而非一種越軌來探看，並要求我們反思後果。首當其衝的就是調解正義與利益的真正困難。”而“赫摩克拉特斯的演說補充了狄奧多圖斯的演說，對後者所論述的誘使城邦冒險的欺騙作了引申。人們對命運眷顧的假設，結果（毫不奇怪地）隻是依賴於一種對正義力量的假設。”。

帝國的正義與城邦內部政治息息相關。“在修昔底德所展示的世界中，城邦與其說追求一個完美正義的幻影，不如說總是面臨迫切的憂慮”。論著第八章回望了修昔底德筆端的雅典瘟疫和科基拉革命。發生在伯羅奔撒戰爭第二年的雅典瘟疫在人性層面上挑戰了雅典的榮耀和正義。在瀕死的時刻，雅典人既不敬畏諸神也不畏懼人的法律，覺得“再多享受一下生活，纔是的公平”【《戰爭志》II·53】。科基拉革命則是黨派鬥爭導致的城邦內亂，使得希臘社會“蘊於高貴天性中的純真”消失殆盡【《戰爭志》III·83】。瘟疫和內亂都是城邦破裂的途徑。頗具興味的是，歐文斷言“內亂展示了生活的激進‘政治化’後果，瘟疫則展示生活的‘去政治化’後果”，並在身體政治層面把瘟疫和內亂看作是對伯利克勒斯“葬禮演說”的一個注腳，且“內亂和瘟疫一致暗示，對人類來說，沒有比擺脫身體所造成的束縛更大的政治不幸”。同時，雅典瘟疫考驗了雅典民主政制，科基拉內亂則是民主制與寡頭制的較量，有鋻於此，歐文還論析了修昔底德筆端的政制問題，申明“穩定性雖是修昔底德評價諸種政制時的首要考慮，卻不是的考慮；修昔底德分有雅典對崇高目標的典型抱負，滌除了雅典同樣典型的不審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