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_我這30年：10位文化名人口述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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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過去的30年在歷史長河中隻是短短一瞬，但對每一個親歷其間的中國人都是一份值得不斷回望的記憶。本書收錄了當今中國*有話語權和影響力的10位著名文化人的口述歷史。隨著本書10位主人公展開的文化記憶，那些隱藏在時間深處我們曾經擁有的激情與彷徨，偏執與洞見，堅持與妥協，再次在各種聲音的論爭中彎彎曲曲向我們走來，呈現出一個時代進步的艱難足跡……

內容簡介

剛剛過去的30年在歷史長河中隻是短短一瞬，但對每一個親歷其間的中國人都是一份值得不斷回望的記憶。《我這30年：10位文化名人口述改革開放》試圖用當今中國有話語權和影響力的10位著名文化人的口述歷史，對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軌跡進行一次檢索。這10位文化人，有作家、學者、電視制片人、畫家、音樂家、表演藝術家，他們在各自領域都取得了卓著成就，為我們民族留下了這個時代深深的文化記憶。捧讀這些人的30年，那些隱藏在時間深處我們曾經擁有的激情與彷徨、偏執與洞見，隨著記憶再次在各種聲音的論爭中彎彎曲曲向我們走來，呈現出一個時代進步的艱難足跡……

王蒙：生活是不會被消滅的
餘秋雨：我趕上了這巨大的歷史機遇
賈平凹：有時很快樂，有時很痛苦
韓美林：滄桑全付笑談中
於丹：穿越時間的精神成長史
姜昆：成就於30年的大時代裡
李谷一：一切和祖國發展息息相關
張紀中：推動中國電視劇升級
李海鷹：千萬種口味應對千萬種人
陳衝：愛是人生難的一件事
後記

在線試讀

部分：口述歷史
一、“文革”結束後到擔任文化部長之前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
生活是不會被消滅的
記者：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帷幕，您個人對三中全會前後這一段時間內印像深的事件是什麼？
王蒙：在1978年三中全會舉行的時候，我當時受《人民文學》雜志社委托，寫一個報告文學，正好就在北京逗留。當時還沒有正式恢復作家協會，作協和文聯的籌備機構通知我去新僑飯店開一個會，這個會是關於三中全會後為一大批曾被判定為“毒草”的作品平反，其中就有我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這對我來說，完全是事先沒有想到的一件事情，我沒有想到這個事情會發展得這麼快，所以當時我還是采取了一個比較謹慎的態度。會上發言的時候也很低調，無非是說那篇作品並非敵對，不必上綱上線。
第二天早晨，這個會的消息就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早間新聞節目廣播了。當時我的愛人還在新疆，聽到這個廣播後非常的興奮，我自己當然也非常的高興，但還是有點沒有把握，不知就裡。因為我無法理解這個陡然的轉變，好像過去費了好大的勁，今天批判這個明天批判那個，批判幾十年以後，突然在一個早晨就一股腦兒一家伙全解禁了，糊裡糊塗就沒事了，跟狠打猛批時所費的九牛二虎之力，簡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所謂“鐵案如山”都在推翻，所有的批判批臭，一陣風便變成了批紅批香。
所以這件事我其實沒有完全做好思想準備。
當年歲末的時候，《光明日報》副刊發表了我的《後記》，這太出乎意外了，從1953年寫《青春萬歲》到1978年，已經過了整整25年，這期間等待的時問比我動筆時生命經歷過的歲月還要長。
記者：作為一名作家，您從作品的命運扭轉中，是否預感到了“改革開放”將為中國社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王蒙：從1976年把“四人幫”抓起來開始，我已經感覺到，中國人第二次解放來臨了，其興奮，其感觸，其命運攸關、生死所繫，甚至超過了1949年次解放。1978年底的平反，對我來說意味的不僅是一個人從死
路走到了活路，而且對國家來說也是絕處逢生。好像黑暗的地窖子裡照進陽光，絕望變成了希望，困惑變成了清明，惶惶不可終日變成了每天都有盼頭了。部分：口述歷史
一、“文革”結束後到擔任文化部長之前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
生活是不會被消滅的
記者：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帷幕，您個人對三中全會前後這一段時間內印像深的事件是什麼？
王蒙：在1978年三中全會舉行的時候，我當時受《人民文學》雜志社委托，寫一個報告文學，正好就在北京逗留。當時還沒有正式恢復作家協會，作協和文聯的籌備機構通知我去新僑飯店開一個會，這個會是關於三中全會後為一大批曾被判定為“毒草”的作品平反，其中就有我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這對我來說，完全是事先沒有想到的一件事情，我沒有想到這個事情會發展得這麼快，所以當時我還是采取了一個比較謹慎的態度。會上發言的時候也很低調，無非是說那篇作品並非敵對，不必上綱上線。
第二天早晨，這個會的消息就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早間新聞節目廣播了。當時我的愛人還在新疆，聽到這個廣播後非常的興奮，我自己當然也非常的高興，但還是有點沒有把握，不知就裡。因為我無法理解這個陡然的轉變，好像過去費了好大的勁，今天批判這個明天批判那個，批判幾十年以後，突然在一個早晨就一股腦兒一家伙全解禁了，糊裡糊塗就沒事了，跟狠打猛批時所費的九牛二虎之力，簡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所謂“鐵案如山”都在推翻，所有的批判批臭，一陣風便變成了批紅批香。
所以這件事我其實沒有完全做好思想準備。
當年歲末的時候，《光明日報》副刊發表了我的《<青春萬歲>後記》，這太出乎意外了，從1953年寫《青春萬歲》到1978年，已經過了整整25年，這期間等待的時問比我動筆時生命經歷過的歲月還要長。
記者：作為一名作家，您從作品的命運扭轉中，是否預感到了“改革開放”將為中國社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王蒙：從1976年把“四人幫”抓起來開始，我已經感覺到，中國人第二次解放來臨了，其興奮，其感觸，其命運攸關、生死所繫，甚至超過了1949年次解放。1978年底的平反，對我來說意味的不僅是一個人從死
路走到了活路，而且對國家來說也是絕處逢生。好像黑暗的地窖子裡照進陽光，絕望變成了希望，困惑變成了清明，惶惶不可終日變成了每天都有盼頭了。
當然了，我當時對怎麼改革也完全沒有任何的預想，但講改革的前提是平反，把過去的那些帽子、那些印記、那些打人冷宮和十八層地獄的人重新恢復名譽，我覺得這是政治生活的一種正常化的發端，因為不能在一種不正常的情況下進行改革。我沒想到我們的國家能有這麼大步子的改革，我當時想的就是能恢復到20世紀50年代那樣，允許唱歌、看戲，允許農民掙點
錢，允許老百姓養家糊口，過安生日子，能恢復到這樣我已經謝天謝地了。
記者：1979年您拖家帶口，從新疆重返闊別十多年的北京，您注意到北京哪些方面發生了變化？
王蒙：我回到北京的時候，和上次離開的時候已經隔了16年之久，北京已經滿目瘡痍。我們住在東華門附近，往東走就是百貨大樓和東安市場，“文革”時改名叫東風市場。1979年，日子逐漸恢復的信號越來越強烈，比如東安市場出現了較多的鴛鴦冰棍、杏仁豆腐、奶油炸糕、牛肉干、槽子糕、話梅糖果……而每天傍晚與周末時分，這裡人山人海，而且有了勾肩搭背的青年男女，這些日常的小食品，再加上不那麼藏著掖著的青年人，足令我熱淚盈眶。
晨昏時分，我們一家人常常到故宮周圍的筒子河散步，周圍有提著籠子遛鳥兒的，有騎著自行車帶著戀人的，有帶著半導體收音機聽早問的新聞廣播的，有邊走邊喫炸油餅的。常常看到聽到有年輕人提著錄放音機，播放著當時流行的《鄉戀》、《太陽島上》、《我心中的玫瑰》……播放著李谷一、朱逢博、鄧麗君、鄭緒蘭，得意洋洋地自路邊走過。入夜後的王府井大街璀璨燈光與商品的琳瑯滿目，令人喟嘆：久違了，北京，久違了。我覺得，艱難也罷，匱乏也罷，隻要不與生活為敵，不與日子為敵，生活是不被消滅的，日子是不被抹殺的，人間還是有溫馨和希望在的。而我與我的親人、朋友，已經付出了二十多年的代價。
記者：如同您曾經打過的一個比方，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種嚴鼕過後“返青”的局面。
王蒙：是的。給我感觸深的還是文化生活的復蘇。壓在五行山下的各種文藝作品紛紛重見天日：人們又聽到了“洪湖水，浪打浪”，人們又聽到了王昆、郭蘭英，各地戲曲名角，人們又看到了戲曲影片《紅樓夢》、邊疆影片《冰山上的來客》，人們終於可以盡情吐露對周恩來總理的懷念，而我在電視屏幕上看李維康主演的《楊開慧》的時候，聽到一句“愛晚亭”、“橘子洲”，竟然痛哭失聲……人們感嘆地引用著那幾年上演的南斯拉夫影片《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裡反法西斯英雄瓦爾特的名言：“活著就能看得見！”我們看見了，因為我們活著！而有很多人已經看不見了。
一些外國的名著也開始進入中國。《基督山恩仇記》當時火得不得了啊，要買《基督山恩仇記》還得有什麼關繫啊，要托朋友啊。那時人民文學出版社贈送給我一套《基督山恩仇記》，我馬上就感覺自己這個社會地位提高了，覺得自己又開始人五人六起來。那是一種嚴鼕轉暖的興奮心情，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好笑。
記者：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是“傷痕文學”大行其道的時期，您次讀劉心武的《班主任》是什麼樣一種感受？據您觀察，中國人在改革開放初期處於一種怎樣的精神狀態？又是如何走出“傷痕”的？
王蒙：我次在《人民文學》上讀到劉心武的《班主任》，是在1977年鼕天。它對於“文革”造成的心靈創傷的描寫，使我激動也使我迷惘，我的眼圈濕潤了，我都不敢相信：難道小說真的又可以這樣寫了？哪怕是反映一部分真實的作品又能夠出現了？這樣的小說已經不會觸動文網，不會招致殺身之禍了？難道知識分子因此也可以哭哭自己的命運？總的說來，這篇小說對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驚喜。
當時對“傷痕文學”的說法就是，現實主義的傳統又恢復了，允許你在作品裡頭反映一點生活的真實，允許你說點真話。講老實話，我對於“傷痕文學”啊，“反思文學”啊這些說法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因為我不贊成把文學這樣來分。文學更多的是個性，是個人化的產物。文學不是在一個時期有一個主題，由大家共同來說一句話，那樣的文學是不成功的文學，是乏味的文學。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傷痕文學”的作品，它相對內容比較簡單，而且往往把歷史上的曲折歸咎於少數“篡黨奪權的野心家”。這種見解過於簡單化，甚至給人一種無法再深入思考的感覺，一種有意無意來遮蔽某些真相的東西。但從文學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傷痕文學”具有重要意義：中國在當時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太敏感，在政治上，在輿論上沒有開放到這個程度，所以在政治上中共中央還沒有提出一個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的時候，“傷痕文學”起到了一個打先鋒的作用，在文學作品裡頭已經控訴一番，詛咒了一番，痛斥了一番，也悲憤了一番。
至於怎麼走出傷痕，首先，“傷痕”在文學上沒有寫不寫得完的問題，但是如果說同一個平面上，那種比較簡單的、控訴型的作品多了以後，就會引起厭煩。突出的例子，就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有一部講文化大革命的電影叫做《並非一個人的故事》。這個電影也無非就是寫文化大革命當中的一些什麼抄家啊迫害，就特別的失敗，以至於傳出一種說法，說這個電影是《並非是一個人上當》。
另一方面，胡喬木就提出過，不能老是沒完沒了地寫“文革”寫“傷痕”，否則等於人為地延長了“文革”的影響。人們不會老停留在昨天的傷痕上去，他會馬上敏感地覺察到社會生活開始有了變化，整個社會正在由過去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為經濟建設熱情的日益高漲。
記者：自傳中您引用了北京文藝人的一個說法，說逢單年（指八一、八三、八五……）怎麼怎麼整頓，逢雙年（八二、八四、八六……）怎麼怎麼開放……這種“流年論”您又是怎麼看呢？
王蒙：改革開放，要改革是肯定的，但到底怎麼改革，是恢復到20世紀50年代就算改革了？還是糾正一下“文革”中的的行動就算改革？還是進一步對我們的精神生活、經濟體制、領導方式、政府職能等等方方面面作全面的檢討？我想這個當時大家並沒有一下子就拿出明確的說法。好比經濟上的提法，先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後來又提“計劃經濟為主，商品經濟為輔”，這些提法和我們後來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的提法，差別很大。所以“摸著石頭過河”是非常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這反映了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很熱情洋溢的年代，勇於嘗試的年代，同時又是一個如履薄冰、搖擺不定的年代。
在我看來，在改革當中，一直有兩個不同的角度或者兩個不同側重方面的思維方式在相互角力和制衡。一個是考慮進一步的開放，當時甚至提出過“闖紅燈”的說法，也就是說過去禁止的東西現在就先干了再說，什麼事都是越開放越好。比如過去不允許作品披露社會陰暗面，現在就成了寫得越黑暗越好，整天盡寫什麼領導干部強奸少女之類的，把這個當作是改革的一種方向。但是也有另外一種角度、思路，就是怕改革引起混亂，乃至造成體制性的崩潰，尤其是把思想搞亂。比如當時就有人把“溫州模式”說得危險得不得了，就是因為溫州的私營經濟很發達很活躍。這兩種力量是在一直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應該說這兩種思路都有可取之處，我也不贊成見紅燈就闖。
講廣東呢也是很好玩的，這是廣東人告訴我的，說廣東“香三年，臭三年，不香不臭又三年”。遇到改革比較順利的時候，就到處宣傳改革的經驗，遇到改革受挫的時候，就會出現各種各輿論批評廣東或者責備廣東。當時有個傳言，說某某老同志到深圳去了一次，哭著回來，就是說現在除了旗子是紅色的外，就沒有什麼是紅色的了，都是資本主義的了。當時還有一個說法，叫“辛辛苦苦幾十年，一覺回到解放前”。20世紀80年代去趟深圳珠海可是一件大事，得鄭重其事，還要特區通行證的。
記者：這種改革開放的大形勢，對新時期中國文藝創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王蒙：在文藝上，1981、1982年對《苦戀》的批評，變成全國性的事件。1983、1984年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評，對人道主義、異化論的批評，我想這些都反映了這兩種思路在互相提醒、互相牽制的態勢。因為一方面又要不斷地推動這個社會活力的釋放，同時又要防止這個社會發生大的混亂，防止社會的解體，防止出現無政府的狀態。這個時期，文藝界所謂“報警”的說法也很多。
但我覺得重要的一點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文藝界已經逐步擺脫了過去那種反傾向鬥爭的慣性思維。過去領導的文學事業呢，是時時刻刻高度關注“左”還是“右”的問題，通過批判錯誤傾向來抓文學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就經歷過這種令人喘不過氣來、誰也說不清楚的“左”還是“右”的爭論。而20世紀90年代以後，文聯也好，作協也好，更多的是從管理和服務的思路來領導文藝創作，遇到問題也是個案處理，而不是打擊一片。這種轉變，對於有些人來說是覺得不過癮，覺得沒有一個高屋建瓴的精神在那懸掛著，但是我個人覺得這種轉變是正常的，如果在文學界整天搞反“左”反“右”的鬥爭，對文學發展實在是不利的。這個和整個社會的大環境是密不可分的，譬如說我們現在說是通貨膨脹，就絕不會有人說是“左”還是“右”造成的，更多的人會去考慮是不是要緊縮銀根之類的問題，這在中國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
記者：發表於1986年的《活動變人形》可以說是您20世紀80年代重要的長篇小說。不少學者都評價過，這個作品對中國歷史乃至於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進行了反思。這部作品為什麼會誕生在那樣一個時期？
王蒙：我有這麼一點想法，就是我不想把歷史簡明化。我自己對於知識分子有一種比較切近的觀察和經驗，我覺得，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和思想方法，所謂集體無意識，在知識分子身上有著為集中的表現，可以說知識分子身上就有我們民族的劣根性。我寫《活動變人形》之前，許多人寫在舊社會追求現代文明，追求自由戀愛，追求人的現代化，基本屬於一種悲壯、悲情的調子，凡是妨礙現代化的事物都被貶得一無是處，丑惡到了極點，就像巴金所描寫的馮樂山，又討小老婆，又迫害少女，都是一幫壞人。但是我實際的人生所體會的卻是，那種非現代、反現代的表演固然顯得很愚昧、很丑惡，但是它也有情有可原的一面。中國知識分子向往現代化、走向現代化的過程，有時候是一個悲喜劇，它不完全是一個悲劇，裡面有許多幼稚、無能、脫離生活，是一種哭笑不得的尷尬。書裡面的主角倪吾誠，他很可愛、很天真，他是一個夢想者，他又是一個多餘的人，是一個和生活簡直無法和平共處，和社會、家庭格格不入的人。他陷入一種幾乎四不像的境界，既不像有作為的人，又不像沒有作為的人；既不像壞人，又不像很好的人；既不像是多情的，又不像是無情的。我覺得知識分子的這種尷尬和窘態，是中國特定的歷史造成的，就是人性當中往往出現某種願望，和你實際上能達到的可能性之間存在鴻溝，夢和現實有差距，追求和實際邁的步子有差距。同樣在《青狐》中，我也把所謂20世紀80年代很理想、很上進、很渴望現代化，有點頭腦發熱這個過程作了一次反思，同時又表現了這一代人人性上的
弱點，比如說淺薄、起哄、無知。我覺得如果我不提供這樣的一些真相，就不會再有其他人說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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