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生物安全縱橫談 001

人的安全是的國家安全 005

“過量即毒”的哲學啟示 007

作祟的資本市場“劣根性” 011

“兩用性”與惡魔的玩具 017

以生動實踐邁向更好未來 025

第二章 從黑死病到新冠肺炎 029

翻開人類的“病歷本” 033

“破壞者”與“重構者” 042

如影隨形的傳染病 047

從至暗走向光明 051

鑄就百毒不侵的“金鐘罩” 057

厲兵秣馬御強敵 065
第三章 動物疫情與國家安全 071

來自大自然的挑戰書 077

病毒“遠途旅行”的秘密 084

致命接觸:跨越物種的傳播 086

全員警戒:受害者不僅僅是動物 088

病毒阻擊戰 096

第四章 白蛾的遠征 101

白蛾的遠征 105

誰在入侵我們的家園  105

國家安全受侵害 110

辨證施治 116

中國在行動 126
第五章 基因與進化 137

病毒基因測序和中美大豆基因情仇 141

中國的海水稻與日本的和牛 148

現代醫學的基因較量和保衛戰 160

第六章 人與微生物的戰鬥 171

地球上微小、強大的生物 175

電子顯微鏡下的微生物 176

人類與微生物的相愛相殺 178

“藥”高一尺，“菌”高一丈 183

人為因素加劇微生物耐藥 188

與微生物的變異賽跑  195
第七章 窮人的原子彈 203

病菌左右國運 207

終極武器？ 210

隱秘的軍備競賽 213

日本對華生物戰 216

生物恐怖主義的陰影  221

矛與盾 225

縛住幽靈 228

第八章 實驗室的魔鬼 235

遍布全球的美國“毒庫” 239

血的教訓 248

為何生物實驗室事故頻發 254

防患於未然 257

第九章 人與生物多樣性 263

文明發展的基礎 267

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步伐 270

糧食安全的根基 273

加速的“雙螺旋” 274

治理困境與“海洋圈地運動” 280

邁向“昆明目標” 283

第十章 現代生物技術的福與禍 287

CRISPR的野蠻生長 291

創造生命的“樂高遊戲” 295

警惕“家釀毒品” 300

腦機生物接口的超級智能 304

黑客的“柳葉刀”  308

你的基因關乎國家利益和安全 311

第十一章 生物安全也是國家安全  317

全球治理更復雜 321

大國競爭添隱患 331

他山之石可攻玉 339

西方抗疫有教訓 343

中國世界共安全 348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把重大傳染病和生物安全風險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威脅展現無遺。疫情波及範圍之廣、領域之多、烈度之深，歷史罕見。疫情按下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器，成為大變局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生物安全事件一旦爆發，可致病傷人，可亡國滅種，切實關乎國家安全、人類安全。目前，全球生物安全形勢日趨嚴峻。全球化便利了傳染病和生物安全風險的跨境傳播；人類活動範圍的拓展侵害了其他生物的領地，越來越多的病毒、細菌和疾病也加速“越界”侵襲；生物技術的發展帶來的雙刃劍效應越來越突出。為應對全球生物安全形勢的變化，各主要大國都在加緊生物安全能力建設。 何為生物安全？2020年10月17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物安全法》指出：所謂生物安全，“是指國家有效防範和應對危險生物因子及相關因素威脅，生物技術能夠穩定健康發展，人民生命健康和生態繫統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威脅的狀態，生物領域具備維護國家安全和持續發展的能力”。生物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做好新時代中國國家安全工作和維護國際安全的重大戰略思想，也為我們研究生物安全與國家安全提供了指針。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生物安全，他指出：“要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繫，繫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範防控和治理體繫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盡快推動出臺生物安全法，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繫、制度保障體繫。”關注和重視生物安全，普及生物安全常識，是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維護和塑造新時代中國國家安全的必然要求。 藝術作品中曾有過關於“黃昏十二樂章”的神話描述。據說分別代表著宇宙十二種規則，蘊含著毀天滅地的力量。一旦“十二樂章”齊奏，人世間所有的生命都會逝去，陷入無盡的黑暗。生物安全風險對人類的危害之大，足以匹敵這樣的力量。本書希望借此奏響一曲喚起我們共同重視生物安全、維護生物安全的黎明之歌、生命之歌。 本書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以生物對國家安全的影響為主題，共分十一章，涉及生物安全概述、傳染病與公共衛生、動物疫情、外來生物入侵與物種安全、生物資源與人類遺傳資源安全、微生物耐藥安全風險、生物武器與國家安全、實驗室生物安全保障、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繫統安全、現代生物技術的安全與倫理以及如何應對全球生物安全面臨的新挑戰等議題。全書選取了一些中外案例，希望盡量做到通俗易懂，與讀者們一起加深對生物安全與國家安全緊密關繫的理解。 中國現代國際關繫研究院 《生物安全與國家安全》課題組

經歷過了非典型性肺炎（SARS）、正在經歷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人，對生物安全這個概念已經毫不陌生。以往廟堂之論，已經飛入尋常巷陌。生物安全，是具有很強專業性的跨學科議題，所繫甚廣、所涉頗深。但同時，生物安全更是攸關每位公民、每個家庭、每個國家的熱點話題，必須重視、必須普及。生物安全，就是人切身的安全。無論是公共衛生、食藥疫苗、農林牧漁、物種生態，還是生物新技術、新威脅、新倫理、新挑戰，歸根到底都是人的安全。正因如此，生物安全既要科學探索、嚴謹論證，更應科學普及、正本清源。這就是生物安全問題突出的兩面性，也恰是容易引起社會分歧的根源所在。因此，提高普通公民對生物安全的科學、理性認識，是構建全社會生物安全威脅防御能力的關鍵一環，也是建構起生物安全與國家安全之間休戚相關、緊密聯繫的根本紐帶。於是，說起生物安全與國家安全，既需要一些縱論橫談，更需要一些活生生的例證，於管窺中解析脈絡精髓，從枯榮裡閱覽春秋古今。 人的安全是的國家安全 “醫及國家乎？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國語》為我們呈現了這樣一種生物安全與國家安全之間關繫的哲學觀，即上醫醫國、大醫治世。自人類文明肇始，治病救人就與濟世治國深度交融。生物安全威脅自人類文明興起之日就是切膚之疾，而生物安全自國家誕生就是關乎國之存亡的大事。 上下五千年，多少部落生滅，多少民族興亡。因大規模疫情暴發引發人種的滅絕和文明消亡的案例並不在少數。炎黃華夏，於蒼茫穹宇中滋長繁衍、綿延永續，獨特的醫人之方、活人之術無疑是特質之一。自上古起，炎帝一脈有神農氏親嘗百草，創立的中草藥醫療繫統一直延續至今；黃帝一族神醫扁鵲創立了“望聞問切”的診斷體繫和針灸等醫療繫統。自上古而來的數個中醫醫療繫統在歷史長河中螺旋演進、交融發展，成為千百年來守護中華民族人民健康、種族繁衍的生物盾牌。這就是中國人民的生物防御體繫。 活人之術和醫人之方，讓瀕危的生命存續；治世之策，更讓文明之火傳承以致燎原。《韓非子·喻老》記載不可“諱疾忌醫”在中國家喻戶曉。與此類似，中國歷代法、儒、道等各家大量典籍都記載了以醫人喻治國的寓言故事，成為以疾喻事、針砭時弊的典故載體。而諸如《國語》《漢書》等政治和歷史文獻，也都深刻闡述了“上醫醫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的先進理念和智慧。實質上，這些浸潤在中國歷史中的點滴，都是將生物安全的哲學理念與國家安全的具體實踐進行的有機結合，是中華文明中傳承而來的寶藏。對於指導我們當前和未來維護國家安全，特別是維護生物安全的實踐工作，構建人類生物安全命運共同體等都具有獨特的、彌足珍貴的價值。 而今，生物安全成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組成要素。在醫人與治國濟世之間，生物安全直接關繫到人的安全。從種群安全到生態安全，從自身安全到共同安全，從休戚與共到治亂興衰，生物安全攸關國家安全、人民安全和民族安全。全方位了解和重視生物安全，是維護國家安全不可或缺的關鍵。 “過量即毒”的哲學啟示 “任何物質都有毒性，沒有無毒的東西。隻有劑量決定什麼東西沒有毒性。” 這是中世紀歐洲著名醫學家、化學家巴拉賽爾蘇斯（1493—1541年）的傳世名言。巴拉賽爾蘇斯，意思是“超過名醫賽爾蘇斯”（para：超過，celsus：賽爾蘇斯），也就是比古羅馬時期著名的醫生賽爾蘇前25—50年）更偉大。顯然，這是一位名醫的“醫名”。瑞士蘇黎世人馮·霍恩海姆（Von Hohenhein），為自己起了這個著名的“醫名”，並以此聞名於世，以至於無人記得他的原名。 而人類文明總有那麼多相似之處，追尋神技神醫就是古今中外的一貫做法。巴拉賽爾蘇斯的“醫名”恰如一千六百多年前，在東方的中華大地上，人民慣於將神醫都稱為“上古名醫扁鵲”。上古神醫，以針灸治疾，就如喜鵲的喙，啄人便得治愈之喜，以此被奉為翩翩之鵲。時至春秋，上古神醫扁鵲的名號依然響徹民間。各家名醫的神奇事跡，都被歸於扁鵲。《史記·太史公自序》講：“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循序，弗能易也。”司馬遷在《扁鵲倉公列傳》中將戰國時期著名的醫生姬姓秦氏名越人（秦越人），作為“扁鵲”稱號的典型，記錄在了歷史長河之中。由於各類關於扁鵲行醫的趣聞、典故的記載時間跨前8世紀持前4世紀，因此如何看待扁鵲一直為醫家所爭。日本名醫安滕惟寅（1706—1782年）所著《扁倉傳割解》指出：“周秦間凡稱良醫皆謂之扁鵲。” 這位歐洲的“秦越人”——巴拉賽爾蘇斯——“賽扁鵲”，被譽為近代醫學科學的奠基人。雖然很多論述在現代科學看來仍未脫愚昧，但也是時代所限。而他的許多觀念至今仍在發揮關鍵作用，成為生物安全的核心法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巴拉賽爾蘇斯主張醫學科學必須建立在經驗和觀察基礎上，反對古代的迷信醫學，尤其是自古羅馬時期克勞狄烏斯·蓋倫（129—200年）所傳承超過1300年的“四體液學說”（即認定人體由血液、黏液、黃膽汁和黑膽汁組成）。巴拉賽爾蘇斯提倡將化學應用到醫學領域，奠定了醫療化學的基礎。巴拉賽爾蘇斯反對“萬靈藥”，而是主張將單一物質作為特定疾病的藥物。他在實踐中采用很多新藥物，成為著名的“藥劑師”。有說法認為，風靡西方的塔羅牌中的魔法師的形像就是以他為原型。他所倡導的用單一藥物治療單一疾病的理念，就是近代西方醫學、藥學的核心基礎，且沿用至今。 巴拉賽爾蘇斯的貢獻遠不止於此。“劑量即毒性”是他為“毒理學”創造的傳世之功，核心理念是物質的平衡需要一個“度”，即所謂“過量即毒”“過猶不及”。人類是地球生態中的一個物種，按照自然演化的規律與環境協同進化，人類的出現之所以尤為特殊，就在於演進出了智慧與文明。尤其是近代以來的科技發展，使得人的個體能力得到巨大增長。人類以血肉之軀，卻可以飛天下海、無遠弗屆，可以探索宇宙、登陸月球，也可以操控原子、改造世界。人類個體能力的極大拓展和整體能力的巨大飛躍成為地球生態的變量。尤其是在廣義進化的維度上，人類的出現和發展為地球生態體繫中的單一物種演進按下了“極速鍵”和“未知鍵”。 然而，天道輪回，大自然有其自身的規律。作為地球生態的物種之一，人類一直都面臨著人與自然、與其他物種間，以及在人類物種內的多重生物安全威脅。這種威脅與其說是一種需要被動防御的威脅，不如說是因為人類主動改變環境所必須付出的“再適應”和代價。自然界維持穩態平衡的核心，是每個物種都占據著獨特的“生態位”，通俗而言，就是生態食物鏈的特定範圍。一旦突破原有的生態位，無論是拓展能力還是改變習性，任何變化生態位的物種以及整個生態繫統都需要進行“再平衡”。這種再平衡的過程是殘酷的，必須付出成本和代價。例如食用野生動物引發的疫情反噬、濫用抗生素引發的耐藥性微生物出現等，都是這個道理。人類經過進化，成長為地球的王者種群，既戴王冠，必承其重。 在生物世界，人類永遠都不能獨善其身。而冥冥中操縱種群群體誕生、發展的“看不見的手”，一直在以恆定的規律深刻操縱著世界。這隻“看不見的手”並不是亞當·斯密的市場經濟規律，而是自然規律，即所謂“自私的基因”。直到20世紀中葉，人類纔剛剛搞明白決定遺傳規律、生物特性的物質不是蛋白質、不是油脂、不是纖維、不是骨骼，而是承載於染色體之上的基因。短短幾十年，基因這個詞聽起來已經習以為常，然而正如早期人類如何認識到人是用腦思考而不是用心髒思考、搞清楚究竟是地球繞著太陽轉還是太陽繞著地球轉一樣，這是非常艱難而又偉大的發現。這扇天窗的打開，讓半個世紀以來的生物科學突飛猛進、日新月異。染色體以其特定的規律分裂、復制、遺傳，基因以其特定的方式表達蛋白質，產生生理效果。人及一切地球物種，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服從於基因的運行規律。繁衍與生存，都是傳播基因的渠道。大自然就是有這樣一雙強大而無處不在的“看不見的手”，將人類的發展與安全玩弄於“五指山”中。人類無論如何發展強大，依然受到自然規律的左右，對種群數量和形態都構成影響。這種影響是內生的生物安全，也是所有生物安全問題的內核與哲學基礎。 作祟的資本市場“劣根性” 1955年6月，日本一大批剛剛生育不久的母親發現襁褓中的嬰兒開始不停腹瀉、發熱、吐奶，並且陸續出現了皮膚發黑等嚴重癥狀。一開始，母親們以為是中暑，然而大量相同癥狀的嬰兒在日本各地陸續出現，這就是“森永砒霜奶中毒”事件。醫生們很快發現，這些嬰兒都在食用日本乳業龍頭森永公司生產的奶粉，而這些奶粉居然添加了砒霜！原來，森永在加工奶粉過程中通常會使用磷酸鈉作為乳質穩定劑，而其在德島的加工廠使用的劣質磷酸鈉混入了砷，也就是俗稱的砒霜，這會嚴重損害嬰兒的神經、內髒。中毒的嬰兒長到幾歲後,又相繼出現痴獃、畸形、殘疾等病癥,其家庭再遭劫難。 僅半年後的1956年，日本又暴發“水俣病”事件。小鎮水俣的居民患上了奇怪的“貓舞蹈癥”。患者口齒不清、步態不穩、面部痴獃、手足麻痺、感覺障礙、視覺喪失、手足變形，終神經失常，或酣睡，或興奮，身體彎弓高叫，直至死亡。實際上，這是汞中毒，導致腦中樞神經和末梢神經遭破壞。1963年，日本多地再次暴發水俣病，該病的罪魁禍首是當時日本的氮生產企業。氮廣泛用於化學肥料，制造過程中要使用含汞催化劑，而排放的廢水中含有大量汞。該事件暴發前，日本曾自豪地認為，日本的經濟成長是“在以氮為首的化學工業的支撐下完成的”。然而，這個“光環”產業卻給當地居民及其生存環境帶來了無盡的災難。 1968年，日本爆發大規模“米糠油”事件。當年3月，日本多地養殖的幾十萬隻雞突然死亡，但當時並未深究原因。然而從當年6月起，日本出現了大量指甲發黑、皮膚色素沉著、眼結膜充血等癥狀的患者，之後在全國蔓延。至1977年，因此病死亡達數萬人。調查發現，日本企業在生產米糠油時，為降低成本追求利潤，在脫臭過程中使用了多氯聯苯（PCBs）液體做導熱油。因生產管理不善，多氯聯苯混進了米糠油中。受污染的米糠油被銷往各地，導致食用者中毒、患病甚至死亡。 持續的丑聞及導致的病況一波又一波，衝擊著原本祥和安寧的日本社會。20世紀50年代中期之後的日本，經過徹底改造，已經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中崛起，社會生活秩序恢復、生產蓬勃發展，戰爭創傷也逐漸平復。當時的日本民眾怎麼也想不到，無數個家庭就這樣突然萬劫不復。公共衛生安全，一直是日本引以為傲的“文明標杆”。早在1876年，日本就發布了《禁止銷售用進口染粉著色的飲食物》等行政規制。1900年，日本正式實施食品安全立法。日本對公共衛生安全的重視和保障，是當時全亞洲的先驅和標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於1947年出臺《食品衛生法》，並一直沿用至2003年《食品安全基本法》的出臺。 一面是先進完善的管理規範、法律體繫和光芒萬丈、高歌猛進的龍頭產業、“光環”企業，另一面卻是民眾的生命安全遭受嚴重侵害。日本究竟哪裡出了問題？ 歐美國家的劣跡就更加不堪鋪陳，隻不過因為年代久遠，已不為世人所熟知。與日本類似，18—19世紀，英國、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起飛的過程中，普遍出現了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事件，且都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危害和影響，其中典型的是普遍的牛奶造假案例。在19世紀20年代，據稱倫敦有50%—75%的牛奶使用污染過的水進行稀釋，然後以面粉調稠，加入胡蘿卜汁作為甜味劑，並用有毒的黃色顏料進行調色。 19世紀中期，紐約的嬰兒們則遭遇了更嚴重的境況。那裡的牛奶絕大多數都產自飼養的奶牛，飼料則來自釀酒廠和啤酒廠的糧食廢渣。飼養場非常擁擠，工人在不洗手的情況下提取和加工牛乳。在出售前，這種“泔水奶”（swill milk）散發著酒精氣味，並被進一步稀釋，用巴黎的粉筆末和石膏調稠，加入糖漿。  綜上所述，為什麼是在工業化起飛的時候，民眾遭受到如此多的生物安全危害？顯然，從全世界不同歷史時期的重大公共衛生危機事件中，我們能夠很容易地發現規律。這些危機事件與國別、政府、文化、體制等都無必然相關性，而是與發展相聯，是發展的“伴生病”，是發展成就背後隱藏的巨大傷痛。 國家生物安全實踐具有極強的歷史階段性和規律性，其重要性也與人類工業化的現代文明伴生增長。例如產品的公共衛生安全問題就是在國家的特定發展階段出現的，今天發達國家相對嚴密的生物安全體繫也正是在曾經極其嚴重和普遍的生物安全危機刺激下逐漸完善形成的。英國、美國、日本都經歷了這樣的過程。百年來快速崛起的日本出現的案例尤其典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歷了經濟高速發展，化工產業急劇膨脹，進而接連發生了多起極其重大的公共衛生事件。 “問題產品”引發的公共衛生安全有其獨特性，能導致典型的市場失靈現像。這種獨特性在於，涉及公共衛生安全的指標往往無法輕易甄別。通俗來講，民眾到市場上買一個蘋果，可以用肉眼觀察果皮是不是皺了來分辨它是不是放久了，但很難通過看外觀、看色澤，甚至不能通過口感來鋻別它是不是噴灑了有毒農藥來防止蟲害，是不是添加了有毒化學品來催生促壯，提升觀感、口感。恰恰相反，那些用過“特殊手段”處理的產品，往往讓人更有購買欲。添加劑、染色劑就是這種“特殊手段”中相對安全和規範的一類。“日本添加劑之父”安部司，就因撰寫《食品真相大揭秘》為人熟知。他用添加劑制成風靡市場的“肉丸”，見到自己3歲的女兒對此“愛不釋口”後，因痛心而“幡然悔悟”。 特殊手段總非正道，還是那句話，“劑量即毒性”。買方和賣方的信息嚴重不對稱，導致大量在現代工業技術助力下經過包裝的添加劑制成品，甚至有毒物質制成品，因為口感好、成本低導致市場參與者進行逆向選擇， 也就是劣質產品驅逐優質產品、不安全產品驅逐安全產品的現像。但是更嚴重的後果，還不止於此類的“劣幣驅逐良幣現像”。 嚴重的問題在於，上述現像逐漸演進發展，終可能導致市場的萎縮和消失。結合進化論和博弈論而形成的“進化穩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就描述了這樣一種現像：如果占群體絕大多數的個體選擇進化穩定策略，那麼小的突變群體就不可能侵入到這個群體。或者說，在自然選擇壓力下，突變者要麼改變原有策略而選擇進化穩定策略，要麼退出繫統在進化過程中消失。通俗而言，那就是當一個群體形成穩定策略後，任何違反此策略的個體都將被淘汰。這一現像在生物安全領域，尤其是產品的公共衛生領域尤其明顯。這既包括食品、日用品，也包括藥品、疫苗、保健品等，與每個人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且攸關生命健康安全。 當一個行業形成普遍默認“劣質”規則後，任何遵守原規定、生產安全產品的企業就“違反了行業規則”，而終將被排擠出市場，這正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奇特現像。例如19世紀20年代，雖然倫敦的毒牛奶問題多次引發軒然大波，但由於英國議會擔心商人的強烈反對，花了半個世紀的時間纔做出反應。同樣，面對紐約的“泔水奶”，美國政府開始采取整治措施已經是十年之後。在這些“進化穩定策略”中，人民安全並未成為統治者在宣稱“普世價值”時的優先選項。 “兩用性”與惡魔的玩具 “人的邪惡，他們錯誤行為導致了戰爭，如果個人的美德能夠被普及，就會有和平。” 現實主義國際關繫大師肯尼迪·沃爾茲（Kenneth Waltz）所說的這種邪惡中，居其者當屬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其中令人毛骨悚然且不可知的當屬生化武器，但是今天世人已經不記得生化武器的恐怖。經歷了廣島、長崎的核武器爆炸、美蘇數十年的冷戰核恐怖之後，核武器的禁忌已經深入人心。但是，生活在21世紀的人們已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毫無感覺。 大約100年前，生化武器還是當時世界上的武器，是“戰略大殺器”，主要大國無不趨之若鹜，甚至連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也不得不努力探索。1913年，武漢漢陽兵工廠開始嘗試生產初步的毒氣彈——“傷腦氣”時，每枚炮彈價格高達12兩紋銀。到1922年時，用常規炮彈簡單改造的毒氣炮彈（甚至談不上什麼殺傷力）價格已經高達每枚27—28銀圓。以至於當時兩湖巡閱使致信直魯豫巡署稱：“初次改裝，費工甚大。如再多造時，可以設法省工。”雖然如此，直魯豫巡閱使卻批復：“奉諭造恨（狠）之毒氣炮彈二百顆，愈速愈好。”讓北洋政府自上而下緊催忙趕、不計成本督造的“毒氣炮彈”究竟有何迷人之處呢？當時陸軍部軍械司記載：“法火藥，厲害，一物不得見，一步不可行，生擒賊兵用之；五裡霧，順風用，人馬聞氣，涕淚不絕，互相戕殺；追魂霧，上風用，七孔流血，其人立死；煙球毒藥，若其氣中，人則口鼻血出，以害人攻城。”  如今讀來，這些還略顯蒙昧的名稱和用語，依然使人瑟瑟生寒。當時作為“害人攻城”的這一先進武器，實際上離我們還並不遙遠。僅僅15年之後，中華大地上的軍械工業生產單位就大批改擴建，大部分轉為生產防毒面具。那是在日本侵華投放生化武器案例日漸增多的情況下，中國的國防工業不得不進行的應急快速反應。1932年，時任民國政府兵工署署長的陸軍中將俞大維（後任“國防部長”，被譽為“兵工國父”）向時任國防設計委員會委員長、大地質學家翁文灝（後曾任“行政院長”，中國人民政協第二屆、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稱：“噴嚏和芥子氣可造，其餘尚不可半工業化。”1934年，陳濟棠引進德國技術，建立主產防毒面具和相關設備的42廠（廣東化學工廠），直到1946年停產。而同時代的23廠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其命運折射出那個時代的國運。23廠是當時中國的軍用化學廠，1932年由留美化學家牽頭，與美國合建，專為化學戰而設。1933年開始籌建，1936年投產運行，到1937年即量產工業化學原料百餘噸、多型特種炮彈數萬顆。這樣一個擁有7個廠房、建有分廠的大廠，初設在北京盧溝橋。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遷移到河南鞏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