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_地方的復興

內容簡介

“地方”是一個現像學上非常復雜的概念，不僅體現為地理，文化等的多樣性和差異性，更表現為地方政府的多層次和地方治理的多變化。
本書從治理的角度來觀察和理解。地方的復興”，即地方的復興不僅是地方政府主體性的增強，更是地方治化。這些變化提高了集中體制的內部多樣化，推動了整個國家的治理轉型。
本書從歷史的角度對過去30年來地方政府和地方治理具體領域發生的變化進行描述，給予分析，並對未來的發展給予嘗試性的解答。

作者簡介

楊雪鼕，1970年10月出生，河北省淶源縣人。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所長。南開大學政治學繫學士，廈門大學政治學與行政學繫碩士，北京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繫比較政治學博士，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訪問研究員。

序言
中國地方政府改革30年：治理的視角
地方治理的民主化
地方人大法治建設和制度創新
地方選舉改革
政務公開
公民權與弱勢群體保護
治理單位的重構與社區改革
地方治理的理性化
地方政府行政的理性化與合理化
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繫的調整與地方政府行為的變化
鄉鎮改革
走向服務型政府的地方政府改革
地方政府績效評估序言
中國地方政府改革30年：治理的視角
地方治理的民主化
地方人大法治建設和制度創新
地方選舉改革
政務公開
公民權與弱勢群體保護
治理單位的重構與社區改革
地方治理的理性化
地方政府行政的理性化與合理化
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繫的調整與地方政府行為的變化
鄉鎮改革
走向服務型政府的地方政府改革
地方政府績效評估
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制度研究（1996～2008）
地方政府運行機制創新：以深圳為例
地方治理研究的前景
盲人摸像：中國地方政府分析
歷史制度主義與中國政治研究
中國地方政府變革的幾種研究視角

在線試讀

地方人大法治建設和制度創新謝蒲定
地方人大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組成部分，發揮好地方人大的職能作用，對完善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社會主義民主法制是非常重要的。改革開放30年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從恢復及創建到逐漸發展完善，始終在不斷摸索、不斷實踐、不斷總結、不斷規範，並取得了巨大進步。“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完善實際上就是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通過持續的設定、治理技術的應用來使文字表述的制度成為現實運行的制度，實現制度設計的目標，達到良好治理的目的。”無論是地方立法還是對“一府兩院”的監督，地方人大在持續不斷的探索創新中，創造了很多有意義的制度和技術、方法。梳理和總結30年來地方人大制度和法治建設的歷史過程及其豐富實踐，特別是對一些較典型的“制度創新”及其成敗得失作了探究，對於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可提供一些有益的經驗和啟示。
一地方法治和人大制度建設是一個持續不斷探索創新的過程
1.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地方法治和人大制度建設步入新的歷史時期。現行法制賦予地方人大諸多重大職能，但實現地方人大的法定職能卻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工作重心的轉移，民主法制建設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提上議事日程。1979年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通過了地方組織法、選舉法等法律，對地方政權組織和選舉制度作了一些重要改革。重要的是在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直接選舉擴大到縣一級，並擴大了選民和代表的提名權，普遍實行差額選舉等。1979年下半年，在全國66個縣、自治縣、不，設區的市和市轄區進行了直接選舉的試點工作。批縣級人大常委會就在當年直接選舉試點中正式產生。1980年底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設區的市、自治州人大常委會全部建立起來。至1981年底，全國2765個縣級行政區都建立起了人大常委會。從此。地方人大工作和法治建設步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法律上賦予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地方政權體繫中的核心地位及許多重要職權，但如何發揮出這種重要職能，仍然需要更具體的便於操作的規範，否則某些原則和“法定職能”隻是寫在文本上而不是體現在現實中。尤其是設立地方人大常委會是一個新的實踐，在開始設計制度或制定法律時，更多時候是原則性的和粗線條的。因為缺乏典型的具體經驗，法律隻能定得概括一些。以便在以後的實踐中逐步加以補充。對於這些比較原則和比較概括的法律規定，需要地方政權機關根據地方實際及實踐經驗給予細化和具體落實，隻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邊實踐、邊摸索、邊總結，找出規律性的東西，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正因力這樣，地方法治建設和人大制度纔有了創新的必要和較大的創新空間。
現行法律和體制為地方人大的創新預留了很大的空間，並不意味著地方人大在這個空間立馬就有巨大的作為，也不意味著地方人大在這個空間的作為就會產生理想的績效。鄧小平同志反復強調，民主法制建設不能用“大躍進”的辦法，不能用“大鳴大放”的做法，一定要有步驟、有領導。這就決定了地方法治建設和地方人大的探索創新是一個長期的過程。30年地方人大法制建設和制度創新，本質上就是使這些法律文本上的原則和職能更好地在現實中體現和發揮出來。地方人大法治建設和制度創新謝蒲定
地方人大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組成部分，發揮好地方人大的職能作用，對完善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社會主義民主法制是非常重要的。改革開放30年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從恢復及創建到逐漸發展完善，始終在不斷摸索、不斷實踐、不斷總結、不斷規範，並取得了巨大進步。“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完善實際上就是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通過持續的設定、治理技術的應用來使文字表述的制度成為現實運行的制度，實現制度設計的目標，達到良好治理的目的。”無論是地方立法還是對“一府兩院”的監督，地方人大在持續不斷的探索創新中，創造了很多有意義的制度和技術、方法。梳理和總結30年來地方人大制度和法治建設的歷史過程及其豐富實踐，特別是對一些較典型的“制度創新”及其成敗得失作了探究，對於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可提供一些有益的經驗和啟示。
一地方法治和人大制度建設是一個持續不斷探索創新的過程
1.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地方法治和人大制度建設步入新的歷史時期。現行法制賦予地方人大諸多重大職能，但實現地方人大的法定職能卻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工作重心的轉移，民主法制建設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提上議事日程。1979年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通過了地方組織法、選舉法等法律，對地方政權組織和選舉制度作了一些重要改革。重要的是在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直接選舉擴大到縣一級，並擴大了選民和代表的提名權，普遍實行差額選舉等。1979年下半年，在全國66個縣、自治縣、不，設區的市和市轄區進行了直接選舉的試點工作。批縣級人大常委會就在當年直接選舉試點中正式產生。1980年底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設區的市、自治州人大常委會全部建立起來。至1981年底，全國2765個縣級行政區都建立起了人大常委會。從此。地方人大工作和法治建設步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法律上賦予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地方政權體繫中的核心地位及許多重要職權，但如何發揮出這種重要職能，仍然需要更具體的便於操作的規範，否則某些原則和“法定職能”隻是寫在文本上而不是體現在現實中。尤其是設立地方人大常委會是一個新的實踐，在開始設計制度或制定法律時，更多時候是原則性的和粗線條的。因為缺乏典型的具體經驗，法律隻能定得概括一些。以便在以後的實踐中逐步加以補充。對於這些比較原則和比較概括的法律規定，需要地方政權機關根據地方實際及實踐經驗給予細化和具體落實，隻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邊實踐、邊摸索、邊總結，找出規律性的東西，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正因力這樣，地方法治建設和人大制度纔有了創新的必要和較大的創新空間。
現行法律和體制為地方人大的創新預留了很大的空間，並不意味著地方人大在這個空間立馬就有巨大的作為，也不意味著地方人大在這個空間的作為就會產生理想的績效。鄧小平同志反復強調，民主法制建設不能用“大躍進”的辦法，不能用“大鳴大放”的做法，一定要有步驟、有領導。這就決定了地方法治建設和地方人大的探索創新是一個長期的過程。30年地方人大法制建設和制度創新，本質上就是使這些法律文本上的原則和職能更好地在現實中體現和發揮出來。
2.改革開放的個千年，地方人大常委會從開始組建到逐步規範。地方法制建設在探索、創新中發展並取得重要成效
地方人大常委會開始組建的兩三年時間，主要是進行自身建設。地方人大邊學習、邊工作、邊總結，在摸索中前進。從1979年11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加強集市貿易管理的布告等三個地方性法規，地方人大開始嘗試性地進行地方立法。到1982年9月，報送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的地方性法規共計355件。彭真同志在1980年4月和1981年3月的兩次講話，對於初創時期地方人大常委會的建設和工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也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把工作開展起來。
從新憲法頒布到黨的十三大，地方人大的工作處在一個大轉變的過程中。地方人大常委會創新制度機制，努力發揮職能作用，工作成效越來越顯著。彭真同志在1984年1月和3月的談話和此後多次的講話，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性質和作用、黨和人大的關繫、人大的地位、人大的職權等方面作丁闡述，進一步理清了地方人大制度建設和工作思路，增強了地方人大及人大工作者的探索創新的信心。
這一時期的地方立法數量比較有限，但是地方立法程序正逐步規範。省級人大常委會大都頒布了關於制定地方性法規的程序規定，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常委會制定出臺了一繫列行使人大職權的規則規定，也制定了一批以經濟和行政管理法規為主的地方性法規。
地方人大常委會積極探索有效行使職權特別是監督權的途徑和措施，制度創新和工作創新逐漸活躍起來。1982年黑龍江省肇源縣首次采用“代表評議”，組織人大代表評議“一府兩院”干部，隨後“評議”很快在全國各地普遍開展起來；到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代表評議逐漸演變為“述職評議”，評議對像為人大常委會任命的政府及其部門和兩院負責人；1983年瀋陽市人大常委會開始進行執法檢查，至80年代後期，執法檢查被各地方人大普遍采用；80年代中期對司法案件的“個案監督”開始出現，後來陸續在各地人大常委會使用；80年代中期吉林一些市縣區開始使用“審議意見書”，80年代末廣東一些市縣開始使用“法律監督書”；1986年之後，河北部分縣市人大常委會推行“執法責任制”，1988年後，吉林省和河北一些地方推行“錯案責任追究制”，“兩制”也成為地方人大常委會新的監督方式。這些探索為地方人大制度建設積累了經驗，至少在當時有助於把地方人大常委會的法律職權落到實處，但由於回避了憲法法律已經明確規定的監督手段，程序不規範，也受到諸多質疑。
3.改革開放的第二個十年，地方人大進一步規範化、制度化。圍繞經濟建設中心加強地方立法，人大常委會自身不斷充實和加強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促進了地方人大進一步的探索實踐。地方立法特別是經濟立法進入了“快車道”，至20世紀末，地方立法的數量超過7000件，這為經濟快速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制基礎。地方人大在監督制度和機制建設方面更加積極地進行探索和實踐，加強了執法和司法監督工作，常委會自身建設和地方法制建設取得了大的進展。地方人大創造的那些“新”的監督方式出現比較明顯的法制化趨勢。執法檢查成為縣級以上人大常委會監督法律實施情況的普遍形式，“兩評”、“兩制”、個案監督、監督法律文書也被各地人大進一步實踐、總結，並進行法制化、規範化、程序化的探索和努力。許多省級人大常委會相繼制定了關於執法檢查、代表評議和述職評議，以至個案監督、監督法律文書、執法責任制和錯案責任追究制等方面的條例或規定。
但是，地方人大避開憲法法律規定的監督方式而熱衷於“創新”，一些“新”的監督方式並沒有理順一繫列相關關繫，甚至涉及國家機關之間的分工和權限，往往很難實現制度設計的初衷。隨著這些“新”的監督方式被各地人大越來越普遍地采用，懷疑和爭議也越來越大，“創新”的績效呈遞減趨勢，以致流於形式。地方人大為實現法律文本上規定的地方權力機關職能，仍然要進行不懈的探索。
4．改革開放第三個十年，地方人大圍繞科學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開展工作。地方人大制度建設和人大工作出現全面走向法制化的趨勢
改革開放使我國經濟社會全面快速發展，人們思想觀念和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人們的參與意識、民主意識和法制意識進一步增強。改革開放第三個十年，正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歷史時期。2000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了立法法，使地方立法進一步民主化、法制化、規範化。2006年8月，全國人大通過了監督法，規範和促進了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的監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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