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_改革憶事

編輯推薦

本書是關於研究“中國改革開放成就”的專著，全書分為兩部分：“國事篇”，由於光遠、杜潤生、吳像等30多位重大決策、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鉤沉史實，或親筆，或口述，定格決定中國改革開放走向的關鍵瞬間，披露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具有極強的歷史資料價值；“家事篇”，由各階層、各行業的人士留下生動的生存檔案，或詳述，或碎片，但求真實準確，見微知著。本書適合從事相關研究工作的人員參考閱讀。

內容簡介

2008年給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契機——30年來與改革開放兼程共進的各個方面的實踐者、研究者、記錄者，得以真切回顧這一激起中華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沸騰歲月。
本書“國事篇”，由於光遠、杜潤生、吳像等30多位重大決策、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鉤沉史實，或親筆，或口述，定格決定中國改革開放走向的關鍵瞬間，披露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具有極強的歷史資料價值；本書“家事篇”，由各階層、各行業的人士留下生動的生存檔案，或詳述，或碎片，但求真實準確，見微知著。
閱讀此書，有助於總結30年的史實、成就和經驗，準確審視當下的歷史方位，理清思路，正視問題，更好地制定面向未來的改革開放方略。

總序
改革30年：還原真實情境
國事
不堪回首的年代
粉碎“四人幫”與歷史轉折
追憶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
耀邦同志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前前後後
“真理標準”討論與平反冤假錯案
為鄧小平起草講話稿
葉劍英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起草始末
鄧小平為資本家“摘帽”
從兩個“不許”到“偉大創造”
五個“一號文件”出臺始末
為中央農研室“打工”總序
改革30年：還原真實情境
國事
不堪回首的年代
粉碎“四人幫”與歷史轉折
追憶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
耀邦同志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前前後後
“真理標準”討論與平反冤假錯案
為鄧小平起草講話稿
葉劍英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起草始末
鄧小平為資本家“摘帽”
從兩個“不許”到“偉大創造”
五個“一號文件”出臺始末
為中央農研室“打工”
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撥亂反正
制定“治國安邦的總章程”
首鋼承包試驗
價格“雙軌制”改革的由來
對巴山輪會議的回顧與思考
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的秘密
“馬丁事件”始末
立法“民告官”
價格改革：經濟改革中的一步險棋
將證券市場引入中國
“皇甫平”文章引發的一場思想交鋒
從分稅制到公共財政
刑訴法風雨修改路
卡在“玻璃門”外的“非公36條”
何時能開一代民主新風
智慧老人杜潤生引領民主二三事
輿論監督的風雨蒼黃
家事
小平恩澤未敢忘
生產隊長·“盧員外”·會長·董事長
一隻呢絨襪
耕地·揚場
告別代人寫信的日子
我的20年旅遊生活
改革思辨錄
農村改革的創新與突破——紀念中國農村體制改革30周年
物權法的意義和陰影
跋與民間力量一起成長

媒體評論

《財經》始終秉承“獨立、獨家、獨到”的編輯理念，以新聞的權威性、公正性、專業性的視角，以歷史的見證者、參與者、推動者的身份，持續關注、報道影響中國及世界發展進程的重大事件和焦點人物，成為目前中國*影響力的財經新聞媒體……《財經》雜志叢書的意義和價值

在線試讀

國事
不堪回首的年代
那個年代留下的不僅是貧窮，還有產生貧窮的經濟體制——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是相互依存的
在即將過去的30年間，中國發生了舉世矚目的偉大變革。這場變革是在怎樣的起點上發生的？也就是說，中國這場變革的初始狀態是一個什麼樣子？弄清這一點，對於了解中國這場變革的起因，理解這一歷史進程的實質並展望其未來走向，是十分重要的。作為一名當年的新聞記者，我曾經有很多機會接觸到那個年代的真實面貌，也在不斷的記錄和思考中，體會到改革開放的意義。
高度計劃經濟體制之弊
中國的經濟制度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一切經濟活動都納入國家計劃，“全部國家經濟機構將變成一架大機器，變成幾萬萬人遵照一個指令工作的大機器”。到改革之前，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運行了20多年。這個體制在改革初期的狀況是怎樣的呢？
第一，生產資料公有制占絕對統治地位。在農業方面，時至毛澤東同志逝世時的1976年，以集體經濟的人民公社和生產隊為主，還有2093個全民所有制的國營農場。據1981年《中國經濟年鋻》和張思騫所著《1980年的中國農業》的數字，1980年，全國有農村人民公社5.4萬個；參加人民公社的有1.7億戶，8億人口，3億勞動力；農村私營經濟基本絕跡，一切土地都是集體種植。
在工業總值中，《中國統計年鋻1984》公布的數據是：1979年，全民所有制工業占81％，集體所有制工業占19％，沒有私營工業。1978年的社會零售商品總額中，全民所有制商業占90.5％，集體所有制商業占7.4％，個體商業隻占0.1％，農民對非農業居民零售額占2％。1978年年底，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人數7451萬人，占職工總數的78.4％，城鎮集體所有制單位職工人數2048萬人，占職工總數的21.6％。
第二，一切經濟活動都納入了國家計劃。生產資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買賣，全都由國家計劃調撥，國家統管的物資達700多種。工廠生產出來的產品全部交給國家，由國家統購包銷。工廠賺的利潤全部上繳國家財政，工廠花錢由國家財政支出，這就是財政統收統支。此外，勞動力由國家統招統配，外貿由國家統進統出。國事
不堪回首的年代
那個年代留下的不僅是貧窮，還有產生貧窮的經濟體制——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是相互依存的
在即將過去的30年間，中國發生了舉世矚目的偉大變革。這場變革是在怎樣的起點上發生的？也就是說，中國這場變革的初始狀態是一個什麼樣子？弄清這一點，對於了解中國這場變革的起因，理解這一歷史進程的實質並展望其未來走向，是十分重要的。作為一名當年的新聞記者，我曾經有很多機會接觸到那個年代的真實面貌，也在不斷的記錄和思考中，體會到改革開放的意義。
高度計劃經濟體制之弊
中國的經濟制度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一切經濟活動都納入國家計劃，“全部國家經濟機構將變成一架大機器，變成幾萬萬人遵照一個指令工作的大機器”。到改革之前，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運行了20多年。這個體制在改革初期的狀況是怎樣的呢？
第一，生產資料公有制占絕對統治地位。在農業方面，時至毛澤東同志逝世時的1976年，以集體經濟的人民公社和生產隊為主，還有2093個全民所有制的國營農場。據1981年《中國經濟年鋻》和張思騫所著《1980年的中國農業》的數字，1980年，全國有農村人民公社5.4萬個；參加人民公社的有1.7億戶，8億人口，3億勞動力；農村私營經濟基本絕跡，一切土地都是集體種植。
在工業總值中，《中國統計年鋻1984》公布的數據是：1979年，全民所有制工業占81％，集體所有制工業占19％，沒有私營工業。1978年的社會零售商品總額中，全民所有制商業占90.5％，集體所有制商業占7.4％，個體商業隻占0.1％，農民對非農業居民零售額占2％。1978年年底，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人數7451萬人，占職工總數的78.4％，城鎮集體所有制單位職工人數2048萬人，占職工總數的21.6％。
第二，一切經濟活動都納入了國家計劃。生產資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買賣，全都由國家計劃調撥，國家統管的物資達700多種。工廠生產出來的產品全部交給國家，由國家統購包銷。工廠賺的利潤全部上繳國家財政，工廠花錢由國家財政支出，這就是財政統收統支。此外，勞動力由國家統招統配，外貿由國家統進統出。
第三，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實際上，這隻是一個“原則”而已，真正的按勞分配是沒有的。說是實行八級工資制，實際上多年沒有調工資。生產第一線的工人大多數是二級工，月工左右。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連按勞分配也被說成是“資產階級法權”而加以批判。工人的收入和他的勞動成果沒有關繫，多勞不多得，少勞不少得。在分配方面，中國比蘇聯還要“社會主義”。毛澤東同志還批評蘇聯的“物質利益原則”。在農村，農民記“大寨式工分”，即喫“大鍋飯”。
工廠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用什麼方式生產，都由國家決定。工廠的一切技術改造，甚至連蓋一個廁所，也得報上級批準，得蓋上幾十個圖章纔能得到資金。
重慶鋼鐵公司有兩臺蒸汽機，是清末張之洞為漢陽兵工廠從英國引進的。1982年我到重鋼采訪時，在大軋分廠還看到它們在運轉。在隆隆的機聲和彌漫的蒸汽中，我走近這兩臺龐然大物，從機器的銘牌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字跡：一臺是7500馬力，1905年造；另一臺是6400馬力，1887年造。
抗日戰爭期間，這兩臺機器從武漢運到重慶，作為軋鋼機的動力；到20世紀80年代，這兩臺機器已經很破舊了，熱效率隻有4％，還要經常維修。動力科負責人說，如果改用電動機做軋鋼機的動力，僅能源和維修的費用，一年就是1，但是需要投入技術改造費4。為了申請這筆費用，他們從1965年就向上級打報告，到我去采訪的時候還沒批準。長達17年的等待，僅多消耗掉的能源和維修費就達300。
一架不可能的“大機器”
在農村，由於實行經濟集體化，生產資料收歸集體，農民生產的糧食、棉花、油料、小秋作物等全都由國家統購統銷。生產隊種什麼作物、種多大面積、怎麼種植，農民和生產隊的干部沒有權力決定。農民喫多少糧食、喫什麼樣的品種，由縣以上的行政機關決定指標。農民都是集體勞動，每天早晨，農民都聚集在地頭等候隊長派工；太陽已經落山，隊長不下收工的命令，誰也不能回家。
1953年國家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以後，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定量供應。這些票證隻能在戶籍所在地領取。戶籍制度極其嚴密，離開戶籍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當地政府開具的證明文件，並帶上糧票、油票和其他票證；到了目的地以後，要拿證明文件到當地派出所登記纔能住宿，用自己帶來的糧票、油票纔能喫飯。如果要出省，還得帶全國糧票，全國糧票必須交具省公安廳允許出省的證明纔能換取。農民除了參加農業勞動，不能外出做工。農民離村需要向隊長請假。當時，絕大多數農民終生的活動半徑不超過50公裡。
按照計劃經濟體制的要求，要把全部國家經濟機構變成一架大機器，變成一架使幾萬萬人都按照一個指令工作的機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缺乏技術上的可行性。這是因為，計劃工作者的主觀判斷很難反映經濟運行的客觀實際、確定的各種經濟指標很難如期實現，計劃工作很難滿足千變萬化的社會需求。
技術上不可行卻硬要搞計劃經濟，隻能是主觀的計劃。事實上，中國的很多重要經濟指標並沒有經過測算，而是毛澤東同志根據政治需要提出來的。比如，毛澤東同志在1957年訪問莫斯科時說過，15年後鋼產量要達到3500萬噸到4000萬噸，沒有做任何論證（即使論證也沒人敢提反對意見）就作為第四個“五年計劃”（1971－1975年）的鋼產量指標。脫離實際的主觀計劃必然錯誤百出。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直接生產者和管理者都是一架機器上的零件和部件，沒有自己的獨立利益，沒有自由活動的可能。工人和農民不能通過自己的加倍勞動增加收入，企業不能通過自己的努力經營得到發展，地方不能合理地利用資源求得繁榮。
這種體制，使每個經濟細胞都失去了自我發展、自我平衡和自我調節的能力。盡管國家可以用“軍工動員”的方式集中國力搞出“兩彈一星”，但是，生產領域的經營狀況和技術水平遠遠落後於市場經濟國家。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綜合國力的差距越來越大。1955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的4.7％，1980年下降到2.5％。1978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為355，即206.（按當年彙率折算），不到世界貿易總額的8‰。
極度貧困是計劃經濟的必然結果
接連不斷的錯誤計劃，生產者和管理者的積極性多年遭到扼殺，最終的結果是極度貧困。改革以前的中國貧窮到什麼樣子呢？
全國人均糧食產量1956年為310公斤，1960年下降到215公斤，1978年達到320公斤——整整徘徊了22年。自從統購統銷以後，中國農民沒有真正喫飽過。
1978年，新華社記者瀋祖潤等到安徽的定遠、鳳陽、嘉山去采訪，看到的情況使他們心酸。鳳陽縣前五生產隊，10戶人家有4戶沒有大門，3戶沒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沒有棉褲。參加過抗美援朝的志願軍老戰士史成德，7個孩子，10口人，隻有3隻缺口碗。
瀋祖潤看到的不是個別現像。1978年前後，新華社國內部農村組派出幾位記者，對中國西部農村情況做了調查。1979年全年的農民人均收入，最高的是山西呂梁地區，；隴東慶陽第二，為64；延安地區第三，為57；榆林地區第四，；甘肅平涼地區第五，為47；固原和定西最低，同為36。
據農業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統計，1978年，全國農民每人年平均從集體分配到的收入僅有74，其中2億農民的年平均收入低。有1.12億人每天能掙到一角一分錢，1.9億人每天能掙一角三分錢，有2.7億人每天能掙一角四分錢。相當多的農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還有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1978年，全國有2/3的農民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1/3農民的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
1980年，新華社記者傅上倫、胡國華、戴國強三人到革命聖地延安采訪。他們親眼看到，社員薛登恩家全部家當不，他們喫的飯食像豬食一樣。最早唱《東方紅》的歌手李有源的兒媳對他們說，在70年代，生活實在沒法子了，不得不外出討飯。老鄉的生活水平，不如當年李有源最早唱《東方紅》的時候。
處於城鄉差別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較富裕呢？不是。
……

書摘插畫

商品搜索

商品分类

【醫學】

【各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