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30年》內容簡介:世界已經變了！如果你了解這個變化的世界，你已經被這個世界拋下了。

在這個後危機世界裡，全球經濟已經變得脆弱不堪，國際政治也正在被改寫。

過去，各個國家的關繫是雙贏；現在，這種關繫越來越接近零和了。

過去，那麼多的人歡呼雀躍地擁抱全球化；現在，到處可以看到反全球化人士示威的身影。

過去，美、蘇之間的核恐怖平衡讓世界捏了一把汗；現在，中、美之間的借貸關繫也堪稱恐怖平衡。

一個理想的世界是，主要經濟大國以及金融中心會通力合作，共同解決全球經濟問題，規範全球和金融機構；但一個現實世界是，全球經濟問題更有可能會讓各經濟大國“大打出手”，而不是走向合作。


這個世界有太多你無法了解的事情：

中美已經無法做到雙贏？為什麼中美之間爭端不斷？

為什麼美國在彙率問題上一直要對中國施壓？

當代屬於美國，未來屬於亞洲，而歐洲已經是過去的事了？

中美已經陷入“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怪圈？

全球化世界為什麼會遭到那麼多的人反對？

為什麼每當經濟危機出現，所有的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

不讀《世界30年》，你一定不會了解上面這些問題。

序2009年達沃斯XI

部分

變革時代

1978~1991

引言

章

1978年，中國：鄧小平復出

1978年，為了向黨內闡明摒棄馬克思主義教條的合理性，鄧小平說：“恩格斯從沒坐過飛機，斯大林從沒穿過滌綸。”鄧小平也不認為虛偽地接受貧窮有任何好處，因此“貧窮不是共產主義”成了他又一個著名論斷。


第二章

1979年，英國：撒切爾主義

撒切爾著名且簡潔有力的名言就是—“你不能跟市場作對”—這句話再恰當不過地概括了1978年到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這段時期全球意識形態的發展趨向。


第三章

1980年，美國：裡根革命

美國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經濟繁榮，似乎證明了裡根經濟觀點的重要價值。國內經濟政策的成功，也為裡根的連任搭建起政治平臺。但是，人們將裡根奉為保守主義英雄的真正原因，當屬裡根在冷戰中的偉大功績。


第四章

1986年，歐盟：擁抱市場

作為一個整體來看，20世紀80年代組建的歐盟單一市場是目前世界上的經濟體—比美國或中國還要大。除此之外，遇到了一些麻煩，但作為歐洲統一貨是迄今為止有可能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的選擇。


第五章

1985~1991年，蘇聯：政治開放、經濟重建及後的瓦解

保守派批評者認為戈爾巴喬夫在為整個蘇維埃制度播下自我毀滅的種子，而這種擔憂確實不無道理。一旦戈爾巴喬夫認定“選擇”的思想應當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領域、進而發展到國際關繫領域，蘇維埃制度就難以為繼了。


第六章

1989年，歐洲：革命之年

1989年政治大變革所產生的深層次影響已遠遠超出歐洲範圍。蘇聯陣營曾經為全世界左翼政治運動提供了道義上、思想上以及資金上的支持。因此，不論是中歐心髒地帶國家對蘇維埃制度的堅決抵制，還是蘇聯在道德和經濟上的雙重破產，都產生了全球性的復雜影響。


第七章

1982~1991年，拉丁美洲：民主和市場的勝利

很顯然，不斷變化的全球政治形勢深深地影響著拉丁美洲的發展進程。但是，正如世界其他地區一樣，真正為變革時代經濟政策在拉丁美洲的實施掃清障礙的，是發生在那裡的經濟危機。


第八章

1991年，印度：第二個亞洲巨人的覺醒

在中國已經改革開放13年後，印度成為後一個加入全球化博弈的世界大國。盡管加入的時間有些晚，但印度的到來終也許會同中國的改革開放一樣，對全世界產生重大影響。


第九章

1991年，海灣戰爭：單極世界的到來

老布什總統歡欣鼓舞地表示，海灣戰爭的輕松取勝使美國“徹底擺脫了越南綜合征”。而這場戰爭的勝利無疑也改變了美國政府對於使用武力的態度。


第二部分

樂觀時代

1991~2008

引言

第十章

民主：弗朗西斯?福山和歷史的終結

事實上，在樂觀時代，對普世民主的信仰從來都不是全球性的信仰，在蘇聯解體以後到2008年金融危機以前，自由國際主義者相信是其他的一些因素真正征服了世界。他們相信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市場經濟。


第十一章

繁榮：艾倫?格林斯潘和經濟歷史的終結

因為一直看起來都很好，金融業正在產生巨大的利潤、稅收收入和紅利，以至於監管似乎是愚蠢的。就像格林斯潘在2008年經濟危機前一年出版的回憶錄中所說的：“為什麼要限制那些辛勤勞作的華爾街蜜蜂呢？”


第十二章

進步：比爾?蓋茨與科技勝利

當高端金融業在美國西海岸大放異彩的時候，美國的東海岸也成為科技革命的中心。科技革命在20世紀90年代的蓬勃開展使得美國湧現出一大批具有世界競爭力的企業：微軟、蘋果、網景、易趣、亞馬遜、英特爾、雅虎、谷歌，這些企業給美國帶來了新的光榮和動力。


第十三章

和平：比爾?克林頓和雙贏世界

這是對美國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態度的精彩總結，這種態度塑造了美國在樂觀時代的行為。美國相信經濟全球化和自由經濟是推動世界和平與繁榮的力量。但是如果市場經濟不能帶來和平、繁榮和穩定，美國準備用武力加以干涉。


第十四章

樂觀的東方：馬凱碩和亞洲世紀

中國官員遵循著鄧小平的指示，“韜光養晦，善於守拙”，低調行事，讓別人去研究中國以及亞洲其他國家崛起的意義。而且從很多方面來說，要為像亞洲這樣地域廣闊且國家多樣的大洲尋找一個代言人也確實是不現實的。所以當人口僅有500萬的城市國家新加坡成為這個代言人的時候，很多人感到非常意外。


第十五章

歐洲：岡特?費爾霍伊根和歐洲夢

很多經濟學家是否能夠堅持下去，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得他們的擔憂看起來很有先見之明。當區各國對一些成員國—尤其是希臘的償還能力產生懷疑，本身的穩定性產生了懷疑。


第十六章

反全球化主義者：從亞洲金融危機到美國“9?11”恐怖

襲擊事件

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的拉裡?薩默斯是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對那些打著世界正義的旗號抗議全球化運動的人，他無法掩飾自己的蔑視，他犀利而尖刻地說道：“如果在亞洲紡織工廠裡工作的那些孩子失去工作的話，她們不會在街邊抗議，而是淪為街邊的妓女。”


第十七章

查爾斯?克勞薩默和新保守主義

“9?11”事件中對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的襲擊沒有改變任何事情，相反，這次襲擊隻是讓美國強調了一些世界早已知道的事情—世界上隻有一個超級大國，如果美國願意，那麼它可以在幾個星期之內推翻遠在地球另一端的一國政府。


第三部分

焦慮時代

引言

第十八章

西方的危機

但是在華爾街崩盤發生後沒多少時間，潘維教授就在思考高盛集團的這份預測報告是否顯得過於謹慎，他說：“在我看來，隻需20年，中國就可以和美國平起平坐，而且那一天可能還會來得更早。美國的體繫處於混亂之中，他們需要我們的錢來拯救自己。”


第十九章

麻煩的世界

在2000年以前，中國本質上已經成為一個地區強國，而且也很少在亞洲以外的區域留下顯著的“腳印”；但隨著中國與非洲大陸日益密切的往來，情況發生了改變，其背後主要的驅動力就來自中國對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需求。


第二十章

全球政府：像歐洲一樣的世界

如果20國集團無法完成使命，那麼讓中國和美國組成一個2國集團如何？從某些方面來看，這一方案確實誘人。與其在沒完沒了的國際會議和讓人頭疼的多邊協議中陷入窘境，還不如讓世界上強大的兩個國家面對面把問題解決了。


第二十一章

像俄羅斯和中國一樣的世界

2007年1月，由美國人和歐洲人組成的訪問團參觀了中國國防部，期間我們不斷聽到中國的將軍們直率地聲明“臺獨便意味著戰爭”，中國不會因為美國干涉帶來的威脅而有所畏懼。


第二十二章

破碎的世界：像巴基斯坦一樣的世界

奧巴馬關於繼續跟進阿富汗戰爭的決定或許能夠終實現阿富汗的穩定，但在未來10年內，世界上的無政府和危險區域，即“失敗國家”的範圍極有可能會進一步擴大。


第二十三章

零和世界

美國再強大也無法操縱民族主義情緒。如果美國終訴諸貿易保護主義，或者以某種方式強迫中國調整人民幣彙率，那麼將有可能引發中國強烈的民族主義反應。


第二十四章

拯救世界

2008年金融危機的地緣政治意義在於，它使人們認識到“中國挑戰”並不是遙遠的未來纔會發生的事情—“中國挑戰”就發生在當下。雖然中國經濟想要趕超美國還需要15年或者更長時間，但中國在一些重要方面已經成為世界。


後記

在當前危機下，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纔是問題所在。

——美國前總統裡根，1981年1月。

我們國家不斷倒退的日子已經結束了，我們重新找回了自信。我們的信心來自於重振國家經濟的努力，更在八千英裡之遙的南太平洋上進一步堅定了這種自信。


——英國前首相撒切爾，1982年7月

人民擁有選擇的自由，這是一個普遍的原則，不應該有任何例外。

——蘇聯前領導人戈爾巴喬夫，1988年年底

假裝中國不過是全球經濟的某一位參與者是辦不到的，因為中國其實是有史以來重要的一位參與者。

——新加坡建國之父李光耀，1993年

我們的民主自由文明正在成為全球文明，民主制是人類的普遍共識，自由市場經濟是人類的普遍共識。

——美國前副總統阿爾·戈爾，1994年

我一直認為，我們缺少足夠大的市場，特別是在法國……市場可以教會我們如何根據全球消費者的多樣化需求來思考問題、采取行動以及組織生產，這比任何講話都管用。


——歐共體前主席德洛爾，2000年

在經歷了伊拉克戰爭失敗以及這場經濟危機以後，我認為一個由美國領導的全球主義正在走向終結。

——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2009年

一個世界上*的欠債國怎麼可能一直保持世界上強大國家的地位？

——奧巴馬政府前首席經濟顧問拉裡·薩默斯

一個統一的全球經濟與一個分裂的全球社會之間的矛盾會成為全世界*的威脅。

——美國經濟學家傑弗裡·薩克斯

我們在如何處理危機上沒有達成共識，20國集團面臨著嚴重的困難。

——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

章

1978年，中國：

鄧小平復出

中國的對外開放是變革時代的個重大事件，意義非凡。

1978年年末，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把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重新帶入國際主流政治經濟體繫中。改革開放政策首先給中國帶來巨大變化，進而改變了全球經濟的面貌。在建立新的世界經濟大國的同時，鄧小平還改變了全球均勢格局。對當時的美國和歐洲來說，蘇聯解體纔是變革時代的標志性事件。但實際上，中國在同一時間進行的變革，正在悄悄地為中國崛起、成為美國新的潛在對手打下基礎。作為世界上人口多的國家，中國絕不僅僅是另一條“亞洲之龍”—現代新加坡建國之父李光耀曾在1993年不無敬畏地表示：“假裝中國不過是全球經濟的某一位參與者是辦不到的，因為中國其實是有史以來重要的一位參與者。”


中國的轉變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繫的重要支柱，這在1978年根本不可想像。1976年，中共領導人去世，“文化大革命”隨之結束，鄧小平的復出看起來似乎隻是戲劇性的中國政治鬥爭舞臺上出現的又一次變化而已。


鄧小平於1904年出生在四川省，在經受了常人難以承受的艱難困苦之後，直到七十多歲高齡纔上臺執政，並開創了屬於他的時代，而大多數西方政治家在這個年齡早已退休。鄧小平身材矮小，身高不足5英尺，青年時期曾在巴黎度過6年的時光，不僅加深了對法國的了解，還對足球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法國逗留期間，鄧小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將自己全部的生命投入到20世紀中國血腥動蕩的政治革命鬥爭中。


20世紀20年代中期回到中國後，鄧小平就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政治革命和解放戰爭中。他參加了紅軍長征和國共戰爭，直至中國共產黨取得終勝利。在其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裡，鄧小平都屬於黨內比較務實的派別。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曾多次在中國革命熱情高漲的時期被打倒。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間，鄧小平被誣陷為“走資派”，遭到四人幫的排擠和羞辱。在的支持下，鄧小平於1973年得到平反。公開表示了對鄧小平的肯定，並允許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繼續帶領中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然而到了1975年，鄧小平再次被扣上實用主義的帽子。1976年，鄧小平再次被撤銷一切職務。


在遭受政治迫害的同時，鄧小平還經受了種種家庭不幸。他的任妻子在1930年死於難產。“文革”期間，長子被激進的紅衛兵從樓頂推下，腰部以下完全癱瘓。


1978年，鄧小平再次復出。正如英國記者、歷史學家喬納森?芬比所說，鄧小平在1978年以“後的幸存者”的姿態復出，“他忠心耿耿，可以在必要的時刻謙卑地作出自我批評，也懂得在困難的時候審時度勢、作出正確的決定。沒有人能夠質疑他的忠誠和纔能”。


1976年9月，逝世，這給了鄧小平及其支持者打開政治局面的機會。由於鄧小平贊成實施改革、推動國家實現現代化，並希望盡快結束國內的動蕩局面，因此他的支持者們迫切要求鄧小平重新出來主持工作。1977年7月，鄧小平恢復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重新復出後，在1978年這一整年的時間裡，鄧小平自始至終在為兩件事而努力。一是為其他像他一樣在“文革”期間被打倒的黨內成員平反，二是加快實施
“現代化建設”戰略。在鄧小平的積極努力下，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在這一年開始走出國門，留學海外。到了這年年底，鄧小平對於在意義重大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贏得那場關於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爭論已經穩操勝券。


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中國正式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在這看似平淡無奇的方針政策背後，暗藏的是給中國帶來翻天覆地變化的巨大力量。西方著名歷史學家史景遷總結了中國在三個方面的重要轉變：首先，“四個現代化”戰略被應用到企業層面，這次會議為關鍵的一點就是提出將權力“從領導層下放到地方基層單位”，地方企業的負責人將在企業經營方面獲得更大的自主權，這也可以被稱做“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自由化”；其次，給予農民更多自由，把農民從集體化模式中解放出來，允許農民在自有土地上種植莊稼的同時兼營一些“副業”，如種植水果、蔬菜，以及飼養家畜等；後，會議同意今後朝著建設一個更加獨立的司法體繫的方向前進，確保
“在地方擁有更大經濟自主權的新形勢下”，司法部門對可能發生的爭議作出公正裁決。

僅從文字表述來看，這些措施不過是探索市場化改革過程中一個相當保守且帶有試探性質的開端。大多數真正將中國帶進全球資本主義體繫經濟強國之列的政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纔陸續出臺。為吸引境外投資者設立經濟特區的建議在1979年就已經提出，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並沒有提及。事實上，這一政策直到80年代初纔得以實施，經濟特區的成立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南方制造業的發展。其他一些影響深遠的改革措施，如住房私有化、國有企業改革等，更是十多年以後纔相繼出臺。


盡管如此，1978年仍然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一年。這一年真正開啟了鄧小平時代，中國從此走上現代化建設道路，並開始融入世界經濟體繫。


此後，中國經濟進入快速發展時期。1978年到1985年間，中國的出口額從10增長到25。隨著農民得到更多自主經營權，中國農村變得更加富裕。據稱，1978年中國貧困人口達2.7億，占總人口的28%；到1985年，這一數字已經下降到0.97億，占人口總數不到10%。由於經濟特區的成立，越來越多的制造業活動從亞洲其他地區遷移到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為這一地區成百上千萬的農民工帶來更多就業機會和更高的收入。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中國在90年代初期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增長了4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中國已經毫無疑問地成為世界工廠，擁有世界上多的外彙儲備，並且即將成為世界大貿易出口國。


回過頭看，對於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進行的改革的重大意義，外國觀察家們反應確實遲鈍了一些。時任英國駐北京外交人員、後來成為英國駐華大使的克裡斯托弗?哈姆曾說，1978年到1979年間，由於北京西單“民主牆”的出現，外交界人士的大部分注意力都被中國在短時間內興起的政治與言論自由所吸引。緊接著1980
年對四人幫的審判，以及江青的倒臺，進一步轉移了人們的視線。隻有美國雜志《時代周刊》頗具先見之明，評選鄧小平為1978年的“年度人物”，並認為鄧小平主張的一些改革政策“有時看起來竟像是在走一條資本主義道路”。《時代周刊》還總結道：“北京要想趕上華盛頓和莫斯科，成為世界一流強國的首都，還要花很長


時間。”

作為對外開放政策的一部分，鄧小平下決心改變與西方世界的關繫，因此與1978年經濟改革同時進行的，還有中美外交關繫正常化。鄧小平於1979年年初訪問美國，在到訪休斯敦時，鄧小平戴上了一頂巨大的牛仔帽，引得當地人們興奮歡呼。然而讓人不那麼興奮的是，1979年年底，中國與越南開戰。


比起那些聽起來頗為專業的農業改革和吸引外資措施，所有這些中國國內政治與國際關繫中發生的大事件顯然更加令人印像深刻、奪人眼球。可能正是基於這樣一個原因，西方領導人對於中國變革的速度之快、範圍之廣領會得相當緩慢。根據英國首相撒切爾和美國總統裡根回憶錄的記述，對於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進行的改革，兩人立刻表現出強烈的興趣；而對於中國經濟的巨大飛躍，則幾乎沒有注意到。撒切爾提到中國的地方，全都與冗長而復雜的香港回歸談判有關。而裡根曾在1990年這樣寫道：1984年，時任美國財政部長唐納德?裡甘“從北京訪問歸來，提交了這樣一份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正朝著自由市場邁進，腳步緩慢而堅定，同時還歡迎外國資本家們對華投資”。但是同撒切爾一樣，裡根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冷戰的結束而不是中國的經濟改革上。


關於西方世界為什麼在領會鄧小平改革的重大意義上表現得如此遲鈍，還有一個可以接受的解釋。一些時事評論員認為，1978年改革的重要意義，後來被急需創造出新的偉大成就的中國共產黨誇大、神化，其目的是將人們的注意力從頗為棘手的政治風波中轉移開來。


許多人認為鄧小平早就為1978年的經濟改革勾畫出一幅宏偉藍圖，而《中國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的作者詹姆斯?金奇則對這一觀點潑了冷水。該書是近年來以中國崛起為主題的暢銷書之一，作者在書中指出，中國經濟改革直接的動力來自資金短缺和“支付危機”。金奇認為，中國20世紀80年代許多重大的經濟改革其實是由地方農民或小型企業發起的。這些改革得到了地方政府官員的支持，而這些官員實際上根本不理會北京的指示。他還相信，“鄧小平對中國經濟改革作出的貢獻，並不是他制定的那些為中國經濟起飛奠定基礎的偉大策略。實際上，不論多麼簡單樸素的方法，隻要能為這個國家帶來迫切需要的經濟發展，鄧小平就願意去嘗試”。事實上，就連鄧小平本人私下裡可能也會同意這種看法。眾所周知，鄧小平把自己的改革理論形容為“摸著石頭過河”。


然而，正是這種隨意卻務實的態度為中國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在過去，走共產主義道路的中國曾經上演了充滿災難的一幕，意識形態和政治狂熱戰勝了基本的常識和人道，其結果便是“大躍進”時期全中國爆發的大規模饑荒，以及“文化大革命”給中國造成的恐慌和破壞。


鄧小平把中國從這種政治狂熱中解放出來。鄧小平幾乎所有關於政治和經濟的著名論斷都是實用主義的表達，其中被引用多的恐怕要屬那句“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1978年，為了向黨內闡明摒棄馬克思主義教條的合理性，鄧小平說：“恩格斯從沒坐過飛機，斯大林從沒穿過滌綸。”鄧小平也不認為虛偽地接受貧窮有任何好處，因此“貧窮不是共產主義”成了他又一個著名論斷。


鄧小平奉行的實用主義使得他非常願意向外界學習。他既不贊成一些黨內成員提出的保持社會主義純潔性，以避免被資本主義世界玷污，又反對民主主義者的“天朝上國心態”。鄧小平早實施的改革措施之一，便是積極推動更多的中國學生到海外留學。他曾說：“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通過閉關自守來實現國家現代化—不管這個國家采取何種政治制度。”


鄧小平為中國打開了通向對外貿易、海外投資、國外先進教育和技術的大門，所有這些決策也意味著，中國經濟現代化的發展注定與全球化進程息息相關、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