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_歐盟大國外交政策的起源與發展

內容簡介

本書以歐盟中德、法、英、意四大國的外交政策為研究議題，以冷戰後該四大國各自外交政策的轉型和變遷為分析中心，以它們的當代大國外交和區域外交為具體個案，通過融合地緣政治學、政治心理學、思想史、國際關繫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視野，再輔以明白曉暢、輕松流麗的文字，力圖使讀者浸潤其中，反復吟味，在歷史的溯源中感悟當下，在當下的剖析中展望未來，從而對歐盟各大國外交政策的起源與發展有一個全面而深入的認知與了解。

部分德國當代外交政策的起源與發展
章德國當代外交政策的“背景”
節地理特征和地緣悖論
第二節國民性格和思想底色
第三節歷史遺產和國家再造
第二章德國外交政策的當代轉型與發展
節波恩時期的外交政策
第二節 “統一”與外交轉型：德國外交的“正常化”
第三節後冷戰外交的形成：兼論德國外交政策的延續性
第三章德國當代外交政策與大國關繫
節跨大西洋關繫
第二節德法關繫
第三節德俄關繫
第四章德國外交政策的未來：“德國道路”？“德國問題”？部分德國當代外交政策的起源與發展
章德國當代外交政策的“背景”
節地理特征和地緣悖論
第二節國民性格和思想底色
第三節歷史遺產和國家再造
第二章德國外交政策的當代轉型與發展
節波恩時期的外交政策
第二節 “統一”與外交轉型：德國外交的“正常化”
第三節後冷戰外交的形成：兼論德國外交政策的延續性
第三章德國當代外交政策與大國關繫
節跨大西洋關繫
第二節德法關繫
第三節德俄關繫
第四章德國外交政策的未來：“德國道路”？“德國問題”？
節重走“德國道路”？
第二節 “德國問題”的回歸？各種相互競爭的大戰略
第二部分法國當代外交政策的起源與發展
章法國當代外交政策的歷史淵源
節法蘭西共和國歷史概覽
第二節法國外交的地緣特征和民族性
第三節戴高樂主義：法國當代外交的起源
第二章法國的歐盟外交與跨大西洋外交
節法國當代政治與外交政策概況
第二節法國的歐盟外交
第三節法國的跨大西洋外交
第四節歐盟與北約關繫一歐盟外交與跨大西洋外交之間的困境
第三章法國對其他地區的外交
節法國的非洲外交
第二節法國的亞洲外交
第三節法國在中東地區的外交
第四節法語和法語國家組織一法國的文化外交
第三部分英國當代外交政策的起源與發展
章英國當代外交政策的歷史淵源
節均勢外交傳統
第二節現實主義外交傳統
第三節獨特的民族心理
第四節 “三環外交”戰略
第二章國際環境變遷與英國外交政策的選擇
節 “冷戰”時期英國外交政策的變遷
第二節 “冷戰”後英國外交政策的選擇
第三節 “冷戰”後英國對外政策的理念與實踐
第四節 “冷戰”後英國外交政策的特點
第三章新時期英國對外關繫述要
節英歐關繫：回歸與遊離的艱難抉擇
第二節英美關繫：特殊性的延續與挑戰
第三節英俄關繫：風平浪靜之下暗流激蕩
第四節英中關繫：伙伴之路征程漫漫
第四部分意大利當代外交政策的起源與發展
章意大利當代外交政策的淵源
節意大利輝煌與跌宕的歷史概覽
第二節意大利外交的地緣性和民族性分析
第三節意大利近代外交的起源
第四節意大利當代外交政策與國內政治的關繫
第二章意大利當代的跨大西洋外交與歐洲外交
節意大利的跨大西洋外交
第二節意大利的歐洲外交
第三節意大利當代外交政策的搖擺
第三章意大利對其他地區的外交
節意大利在地中海與中東地區的外交
第二節意大利的非洲外交
第三節意大利與拉丁美洲的關繫
第四節意大利的亞洲外交和意中關繫
後記

在線試讀

部分德國當代外交政策的起源與發展
第三章德國當代外交政策與大國關繫
節跨大西洋關繫
德國的跨大西洋關繫，也就是德國與美國之間的關繫，始終是德國外交政策中的核心支柱之一。無論是冷戰時期，還是後冷戰時期，無論是波恩共和國，還是柏林共和國，在德國的外交定位和外交取向中，美國作為“大西洋聯盟”中的核心領導，始終是德國對外關繫中的優先考慮對像和關注焦點。
在冷戰時期，德國始終致力於建立德美“聯盟”和德美“特殊關繫”，並心甘情願地扮演美國的“忠實的盟友”和“聽話的小伙計”角色，在對外政策上對美國亦步亦。趨。這種政策的確立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方面，在面臨來自蘇聯的強大軍事壓力面前，德國在安全方面需要美國的保護和保證；另一方面，戰後德國在經濟重建、獲取完整主權、實現民族的終統一等重大經濟政治問題上都仰賴於美國的襄助和恩惠。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戰後的德國堅定地選擇了親西方、特別是親美的路線。正如阿登納在成為聯邦總理前夕所寫到的那樣：“在外交政策領域，我們的路線確定。它首要的方向是建立與西方鄰國的密切關繫，特別是與合眾國的密切關繫。”而戰後，出於遏制和對抗蘇聯的目的，美國對於德國（西德）的扶持也不遺餘力。在經濟上施行馬歇爾計劃，幫助德國重建其衰敗凋敝的經濟，在政治上促成了《倫敦一巴黎協定》的簽訂，使穗國重新成為一個主權國家，並獲得了加入北約、重新武裝自己的資格。由此，德美之間形成了一種“天然伙伴關繫”，一種由德國人的感激、折服與投靠的情感水泥同德、美之間幾無衝突的互補利益鋼架共同構築而成的基礎牢固的友好關繫。部分德國當代外交政策的起源與發展
第三章德國當代外交政策與大國關繫
節跨大西洋關繫
德國的跨大西洋關繫，也就是德國與美國之間的關繫，始終是德國外交政策中的核心支柱之一。無論是冷戰時期，還是後冷戰時期，無論是波恩共和國，還是柏林共和國，在德國的外交定位和外交取向中，美國作為“大西洋聯盟”中的核心領導，始終是德國對外關繫中的優先考慮對像和關注焦點。
在冷戰時期，德國始終致力於建立德美“聯盟”和德美“特殊關繫”，並心甘情願地扮演美國的“忠實的盟友”和“聽話的小伙計”角色，在對外政策上對美國亦步亦。趨。這種政策的確立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方面，在面臨來自蘇聯的強大軍事壓力面前，德國在安全方面需要美國的保護和保證；另一方面，戰後德國在經濟重建、獲取完整主權、實現民族的終統一等重大經濟政治問題上都仰賴於美國的襄助和恩惠。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戰後的德國堅定地選擇了親西方、特別是親美的路線。正如阿登納在成為聯邦總理前夕所寫到的那樣：“在外交政策領域，我們的路線確定。它首要的方向是建立與西方鄰國的密切關繫，特別是與合眾國的密切關繫。”而戰後，出於遏制和對抗蘇聯的目的，美國對於德國（西德）的扶持也不遺餘力。在經濟上施行馬歇爾計劃，幫助德國重建其衰敗凋敝的經濟，在政治上促成了《倫敦一巴黎協定》的簽訂，使穗國重新成為一個主權國家，並獲得了加入北約、重新武裝自己的資格。由此，德美之間形成了一種“天然伙伴關繫”，一種由德國人的感激、折服與投靠的情感水泥同德、美之間幾無衝突的互補利益鋼架共同構築而成的基礎牢固的友好關繫。
但是冷戰時期，在這種“天然伙伴關繫”背後，美德之間仍然存在著大量的分歧和不和諧因素。從阿登納20世紀60年代早期“親法疏美”的戴高樂主義傾向，到勃蘭特在新東方政策上罔顧美國意見的獨立姿態，從施密特與卡特總統的交惡，到20世紀80年代初的“導彈危機（missile crisis）”，兩國在對外關繫上不再是一唱一和，亦步亦趨，而是開始凸顯出不同的政策優先著眼點（policy preferences）。而且隨著德國經濟實力的迅速竄升，隨著德國與蘇東地區在對外關繫上的緩和，德國對美國的依賴性逐漸減少，獨立性和自主性卻日益攀升。正如1980年施密特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所指出那樣：“我們不再被迫毫無批判地采取美國人的任何立場了。今天，美國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關繫與15年前或20年前不同。那時我們處在從屬地位，今天我們是美國的一位重要伙伴。”但是，在冷戰這樣一種兩極化的世界格局當中，德國爭作美國“平等伙伴”的雄心隻是美麗的一廂情願而已。因為無論是從力量對比，還是從相互的依賴度上看，德國和美國都處於一種的“不對稱”地位：德國所求於美國的多，而相對而言，美國所求於德國的少。這樣，在對美關繫中，德國並沒有多少可以進行討價還價的籌碼，在戰略空間上，德國也缺少足夠的回旋餘地。而且，在冷戰期間，德國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其與美國所結成的緊密同盟，不僅如此，德國的一切外交活動都是嵌入在由美國所主導的西方政治架構（如NATO）當中。在這種背景下，德國的政治精英和民眾都維持著一種“跨大西洋認同”，把自己看成是一個具有共享價值的大西洋共同體的一員，所以，德美之間即便存在著爭吵和利益分歧，也被看成是“屬於家庭內部的爭吵”。
隨著柏林牆的倒塌，德國的重新統一以及冷戰的結束，整個世界格局經歷著劇烈而復雜的變動。在這種背景下，德美關繫也開始出現了適應性的調整，由以前的美國的完全領導權和德國的依賴轉向一種較平衡的伙伴關繫。隨著兩極格局的解體，以及一個相對平衡的多極世界的出現，德國的安全環境大大地改善了，在這樣的條件下，德國在冷戰時期對於美國的無條件忠誠已無多大必要了，德國大戰略的中心不再是培植與美國的緊密關繫，以反對一種可辨知的蘇聯的威脅，而是去尋找一種確當的（appropriate）平衡，在與美國這個超強大國（hyperpower）的良好關繫和與歐洲其他大國——包括其東邊的歐亞大國——的良好關繫中尋找一種確當的平衡。這樣，美國就失去了大西洋共同體的當然的領導者的地位，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開始逐漸地把美國看作是伙伴，而不是領導。與此同時，在跨大西洋兩岸，美德各自在對外戰略方面都做出了結構性的調整。首先，在蘇聯解體，俄羅斯淪為一個二流國家的情況下，美國的戰略重心開始調整，由以前的歐洲向亞太和中東地區轉移。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把再度統一的德國看作是美國在歐洲建構一個新的安全秩序的核心伙伴。出於這樣的戰略意圖，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美國領導人——從老布什到克林頓——都希望德國在歐洲肩負起更大的責任，扮演一個歐洲領導者的角色。如老布什希望德國能成為美國“領導權上的伙伴（Partnership in Leadership）”，而幾年之後，克林頓則稱美德之間是一種“獨一無二的關繫（Unique Relationship）”。但是，為了消除其歐洲鄰國的疑慮和維護法德軸心關繫，德國婉拒了美國的邀請。其次，與美國的戰略重心的轉移相一致，德國的戰略重心也出現了轉移，由“華盛頓”向“巴黎”轉移。隨著來自於東部的威脅的消失，隨著美國對於歐洲安全的關注度的持續下降，隨著EU作為多邊合作的框架在地區和全球事務的重要性方面目益凸顯，德國開始一改其在巴黎和華盛頓之間搞平衡和“等距離外交”外交的傳統，開始讓天平向歐洲和巴黎傾斜，開始強調“歐盟”作為一個國際行為體的自主性和獨立行動能力，開始大力提倡並著手建立截然不同於美國的“歐洲安全與防務身份”。例如，在歐洲，法國一直強調需要建設一個強大的、具有內聚力的CFSP（歐洲共同外交安全政策），ESDP（歐洲安全與防務政策），以便它可以在那些美國不想介入的地方有能力在NATO的框架以外展開行動。但是與法國不同，德國並不試圖把CFSP、EDP看作是在多極世界中抗衡（counterbalancing）美國的一種有效工具，也不打算把EU發展成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對此，有學者評論道：“巴黎想把歐盟發展成為美國的一種抗衡力量（a counterweight），而柏林則把一個強大的歐洲看作是美國的一個可信賴的伙伴。德國想維持一個大西洋聯盟，以作為行動的跨大西洋框架，作為危機管理和維持和平的一種工具。”這意味著，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德國雖然不再把美國看作是當然的領導，但也不會把美國視為當然的競爭對手，而是把美國看作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伙伴。實際上，盡管冷戰結束了，維繫美國在歐洲的軍事存在，以及在NATO框架下維持美國對歐洲事務的高度關注都是德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利益。盡管賦予法德關繫以重要性，德國仍然是美國的忠實的盟友。事實上，正是美國政府個站出來完全支持科爾的尋求德國“再統一”的雄心，這是德美關繫中的一個標志（landmark）。對於德國而言，在冷戰結束後與惟一的超級大國保持親密關繫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出於這種立場，德國一方面強調強化NATO和EU這兩個組織之間的合作，認為EU的外交政策行動和發展必須置於與美國磋商之下，並在與美國的磋商中建構。另一方面，德國努力阻止跨大西洋關繫中的未來可能的破裂（rupture），作為一個歐大聯盟（Euro-Atlantic Union）的熱心支持者，德國致力於美國主導下的NATO東擴，致力於提升美國對於歐洲安全——特別是在巴爾干的安全——的介入，致力於把合作由安全政策領域拓展到經濟和文化領域，致力於按照西方的意識形態來重構歐洲的政治經濟版圖。
但是，在世紀之交，隨著小布什的上臺，隨著美國國內保守主義思潮的興起，美國外交政策中的狹隘民族主義和單邊主義傾向越來越嚴重，從而造成了德美關繫中的結構性變化和衝突。在國際事務中，德國外交中的強調協商、對話的多邊主義傳統，以及其後主權的“文明國家”身份，與美國外交中的單邊主義作風和在國際事務中濫用武力的黷武主義形成了尖銳的衝突。從其上臺伊始，小布什總統就由於其在一繫列國際問題上我行我素的做法遭遇了德國的極大的不信任。德美之間的個重要分歧是由小布什政府不顧德國政府的強烈反對而計劃發展“國家導彈防御體繫（NMD）”引發的。德國人認為美國這一舉動違反了“反彈道導彈條約（the 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而對德國而言，這一條約對於確保美俄關繫的持續穩定以及歐洲的長久和平是極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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