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1年，日本與美國為代表的部分“二戰”戰勝國簽署《舊金山和約》，美國竟然同意對日軍1941年以前的罪行不予追究，而其中就包括了南京大屠殺。

• 1964年—1973年，隨著越戰的升級，美國轟炸老撾境內的石缸平原，瘋狂投下二百萬噸的炸彈。時至今日，大量未引爆的炸彈仍然威脅著當地百姓的生命安全。

• 1989年，美國為保住在巴拿馬運河的既得利益，發動入侵巴拿馬的戰爭，行動代號“正義使命”。期間，大約3500人遭到殺害。

• 2002年，美國國會通過“美國公務人員保護協議”，授權總統可以在有美國人受到海牙國際法庭審判時，以武力入侵荷蘭。

•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及西方的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政策已經導致了全世界範圍內5000萬到5500萬人死亡。

 ……

我們這個世界依然滿目瘡痍、強權橫行；不停地有人死去，在自由、民主和其他堂而皇之的旗號下慘遭屠戮。而參與其中的力量幾乎都來自於歐洲“舊大陸”以及它在大西洋對岸那個強大而殘酷的後裔——美國。

從越南戰場和印度尼西亞的屠殺，到幾經戰火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再到遭到北約轟炸的南聯盟和利比亞，諾姆•喬姆斯基和安德烈•弗爾切克兩位偉大的公共知識分子，講述了他們親眼見證過的苦難與暴行；並將批判的鋒芒指向美國的全球霸權，揭露了它與數十年來世界上叢生的戰火、屠殺、暴亂、貧困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

《以自由之名》展示的是國際政治聚光燈照不到的地方，是人類不能忘卻的記憶，以及無數公共知識分子、戰地記者和人道工作者的事業與憂患。作者以此警醒我們：不能空懷著同情和憤怒，等待著糟糕的事情發生，更不能因此閉上眼睛；人們需要以主動的姿態應對這個世界流血的真相，讓曾經沉默的大多數，面對虛偽的自由與正義，發出反抗的怒吼。

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享譽世界的著名學者、社會批評家、全世界被引用多的在世作者。他在語言學、心理學、政治學、傳媒學等諸多領域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學術上，他的理論曾在語言學和心理學領域引發認知革命。在政治上，他多次被稱為當代英雄，很多邊緣民族和群體的政治運動，都得到過喬姆斯基的政治觀點與影響力的支持。傑出政治思想家愛德華•薩義德認為，喬姆斯基是“不公正勢力與謬見的重要的挑戰者之一”。他的主要語言學著作有《句法結構》《語言與心智》，而社會影響力更廣的是他的政治和媒體研究著作，例如《制造共識》《霸權還是生存》《理解權力》《失敗的國家》等。

安德烈•弗爾切克（André Vltchek）

作家、記者、制片人。作為一個專注調查報道西方帝國主義和軍事擴張的記者，他的足跡遍布所有大洲，追逐世界上叢生的暴力事件和戰火。他親眼見證了波黑戰爭、秘魯的毒品戰、盧旺達大屠殺、老撾內戰等形形色色的人道危機，還在東帝汶受到過拷打。他出版了10本書，錄制了多部紀錄片，致力於記錄那些發生在全球各處“被遺忘的國家與民族”身上的人道危機，並引發國際社會的關注與回應。他的影片作品包括書中提到的《盧旺達式的開局》《被遺忘的：一個國家的分裂》，以及《飛往達達阿布》（一部反映索馬裡難民生活的紀錄片）、《圖梅尼》（一部探訪肯尼亞瘟疫區的紀錄片）等。

序言

一、

這位和我討論這個世界的狀況的人，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稱為“20世紀偉大的知識分子”、“我們時代被廣為引用的人”或“一位與無數弱者遭受的掠奪英勇鬥爭的戰士”。但他是不會接受這些溢美之詞和豪言壯語的。

對我而言，諾姆•喬姆斯基也是一個鐘愛玫瑰和上等紅酒的人；他在述說歷史和那些在他生命中經過的形形色色的人的時候是熱情而親切的；他是一個善於提問並認真傾聽的人；他也是一個非常和藹的人、一個充滿關懷的人類的一員和一個可親的朋友。

在諾姆位於麻省理工學院的辦公室的一面牆上，懸掛著伯特蘭•羅素的照片和他的一句話：“三種簡單卻強烈的感情支配了我的一生：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和對人類苦難無法抑制的同情。”

出於某些原因，每當我想起這句話時，我總感到它就是諾姆說的。可能是因為從他的所作所為中我可以看到，這句話似乎就代表了他自己的人生哲學。

……

二、

當諾姆不知疲倦地旅行，拜訪那些需要他關注和支持的地方和人民的時候，在某一時刻，我也決定回到我的戰地工作中去，回到那些在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裡針對無數人的滅絕行為不斷出現的衝突之地上去。

不停地有人在死去；人們在自由、民主和其他堂而皇之的旗號下遭受屠戮。我通過寫作、電影和照片見證了太多恐怖的發生和生命的破碎，描述這些事件非常困難，也讓我感到非常痛苦。但為了去了解和理解這一切，並為這些“邊緣地帶”提供證詞，我感到自己不得不去這麼做。在這個時代，這種記錄太稀缺了。

這些事件導致了全世界無數人類的苦難，其中的絕大多數關乎貪婪，關乎統治與控制的欲望。而後者又幾乎都來自於“舊大陸”以及它在大西洋對岸那個強大而殘酷的後裔。你可以給這個根源冠以很多種稱謂：殖民主義或者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或者企業的貪婪。但是，名稱是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帶來的痛苦。

我對諾姆的工作懷著崇高的敬意和欽佩，但我從未想過要步其後塵。我想要做的是對他的工作進行補充。當他站在知識界和社會活動的前線的時候，我則試著從戰地前線和“犯罪現場”收集口述和影像的證據。

就他一直所致力的工作而言，沒有人能比他做得更好了；
在取得的效果上也幾乎無人能望其項背。再對諾姆•喬姆斯基所做的如此出色的工作加以復述和肯定，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去往剛果民主共和國、盧旺達、烏干達、埃及、以色列、印度尼西亞、東帝汶、大洋洲和其他眾多成為西方資本實施或策劃的掠奪、蹂躪以及殘殺的對像的地方。我嘗試獨立地去闡釋他所說的和所描述的對像。

多年以來，諾姆和我交換並比較各自的意見。這項工作有時候進展快速，有時候則會出現很長時間的中止，但後總是能努力得以完成。我認為，我們所為之奮鬥的是同一種使命：民族自決的權利和世界上所有人的真正的自由。我們也和殖民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從中衍生出來的所有事物做鬥爭。

我們從來沒有宣稱過這些東西，也從來不對我們的活動做任何的定義。對諾姆來說，與不公正做鬥爭似乎就像呼吸一樣自然。對我來說，與他共事並在他的結論的啟迪下進行拍攝和報道，不僅是一種巨大的榮耀，也是一次偉大的探險。

三、

在目睹和分析了世界各地無數殘酷的衝突、侵略和戰爭以後，我確信，幾乎所有的這些都是由西方出於地緣政治上的和經濟上的利益所策劃和煽動的。但有關這些殘酷的事件以及那些殖民帝國毫無顧忌地殘殺人類的“信息”，卻稀少和扭曲到了近乎荒誕的地步。

喬治•奧威爾把除了歐洲、美國和一部分亞洲國家之外的人稱為“非人”(“un-people”)，諾姆同樣喜歡反諷地使用這一表述。但更加仔細地加以審視後，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人類中的大多數正是這數十億的“非人”。

我在西方媒體上所讀到的，和我在世界各地所目睹的是不相符的。失敗的封建主義國家被譽為“生機勃勃的民主國家”，壓迫人民的宗教政權被描述成是“寬容”和“溫和”的。與此同時，民族主義的和社會本位主義的國家則被不斷地妖魔化，他們本土的和獨特的發展模式和社會模式遭到誹謗中傷，被描繪得晦暗無光。

倫敦和華盛頓聰明的宣傳者要確保“保護”全世界的公眾不受“不愉快的真相”的干擾。公眾輿論、意識形態和思想觀念受到人為的操縱。它們和大批量生產的汽車和智能手機一樣，通過廣告和宣傳被推向市場進行兜售。

諾姆已經寫了幾本書，其中也涉及大眾傳媒在宣傳活動中扮演的角色這個問題，這對我們理解我們的世界是如何被控制和統治的至關重要。我也寫了無數的報道，用例子說明西方大國及其機構是如何進行意識形態操控的，也多次嘗試回答像宣傳以及對大眾傳媒的控制這些問題。

西方的錯誤信息常常清楚地指向那些拒絕遵從西方指令的國家：古巴和委內瑞拉、阨立特裡亞、中國、伊朗、津巴布韋和俄羅斯；另一方面，西方卻美化那些代表西方利益去蹂躪其鄰國或是掠奪自己窮苦人民的國家。

恐懼和虛無主義已經蔓延全球。西方似乎是這個世界無所不能的主人，人們害怕成為西方的目標，害怕受到西方的“懲罰”，害怕被貼上標簽、打上標記或者遭到冷落。

來自西方媒體和學術界的宣傳者在這種虛無主義的傳播中幫了忙。忠誠的宣傳員受到雇傭，宣傳這種虛無主義，他們受命與所有形式和來自世界所有角落的所有進步和獨立的思想和理念作鬥爭。樂觀主義、熱情和對更好的世界秩序的所有夢想都受到攻擊、中傷、懷疑或至少是嘲弄。

四、

我時常感到絕望，但從來沒有準備放棄戰鬥。形勢如此危急，個人的疲憊似乎是無關緊要的。

在我周遊世界，夜以繼日地拍攝影片和寫作時，我常常會想起諾姆。他是我所知鎮定，在知識和道德上可靠的人。他挺身而出，驕傲地直面帝國主義“坦克”的勇氣鼓舞和啟迪著我。在某一時刻，我感到一種熱切的願望，希望與他並肩作戰。我希望通過談話的方式，總結我們所知的這個世界的不安狀況。

……

在麻省理工大學兩天多的時間裡，我們討論了西方國家對不計其數的屠殺以及他們在幾個世紀裡傳播到全世界的恐怖應承擔的責任。盡管這是個痛苦而尖銳的話題，但我們的談話進展得非常流暢和順利。

我們並沒有在每一個問題上都達成一致：對阿拉伯之春和土耳其的情況，諾姆似乎比我更為樂觀。而且，與我不同，他似乎確信西方終於正在失去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控制。但在所有的根本的價值觀上，我們是相同的。在這場討論中，兩個親密的盟友團結在了為共同的事業而奮鬥的旗幟下。

我們談話的主題有很多：從廣島原子彈到無人機戰爭，從早期殖民主義到西方宣傳機構使用的現代手段。這次談話也把我們帶回到紐約的百老彙和72號大街交叉口的書報攤；還把我們帶到尼加拉瓜和古巴、中國、智利和伊斯坦布爾，帶到這許許多多對我們而言無比親切的地方。

我以我所做的一個計算開始了我們的討論。據我計算，“二戰”結束後，大約5500萬人直接死於西方的殖民主義，數以億計的人則間接地遭到屠殺。在討論的結尾，諾姆表示，所有人都可以做出選擇：行動起來，或者袖手旁觀。

五、

對話結束後的幾個月裡，我環遊世界，為影片和書收集視頻和照片。我想要闡述我們所表達的，我想要讓觀眾和讀者不僅通過我們的文字，而且也通過影像參與進來。在幾個星期的時間裡，我與開羅和塞得港（Port Said）的埃及革命者一同分享希望和夢想，也在以色列占領的敘利亞戈蘭高地上與德魯茲派（Deruz）居民共同感受失望和沮喪。此外，我還在非洲、大洋洲和亞洲的幾個衝突地區進行拍攝。

諾姆說的是對的：要放棄並宣稱我們無能為力是很容易的。對著電視機大喊我們的鬥爭失敗了是很容易的。但世界不會因此改變一絲一毫。為了人類的生存和繁榮，有太多的東西需要去改變。我們的選擇是：為了實現實質性的變化而努力工作，為了那些變化的到來而奮鬥。雖然它的難度更大，但回報也更為豐厚。

這場將工作與鬥爭合二為一的旅程是激動人心的。我們所做的不是犧牲，而是歡愉和享受。到我們的談話開始為止，我與諾姆相交已經超過了15年。與他相遇、共事並直接受到他的指導，我感到榮幸之至。

我們分別後，生活一次次地將我拋擲到戰場和衝突地帶。我常想起諾姆，想起我們之間的對話，並常常在自己的腦海裡向他尋求幫助。當我面對困境時，我養成了一個習慣—回憶那句懸掛在諾姆辦公室裡的座右銘：“三種簡單卻強烈的感情支配了我的一生：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和對人類苦難無法抑制的同情。”

【安德烈•弗爾切克】

於馬來西亞
哥達基納巴盧（Kota Kimabalu）

閱讀喬姆斯基總是發人深省、富有教益的，他是一個全球性的現像。也許他是這個星球上聽眾廣的國際政治之聲。

——《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以自由之名》非常有用、簡單明了，介紹了作者的世界視野。喬姆斯基和弗爾切克對西方犯下的戰爭罪行非常熟悉，這本書將給那些不那麼了解這些事的人打一劑“預防針”。

——凱文•巴雷特（Kevin Barrett），政治活動家、伊斯蘭問題專家

談話旋風般席卷了二戰後西方帝國主義和先前共產主義陣營的歷史，以及在中國和拉美正在發生的變革。明晰、廣博、有膽識。喬姆斯基與弗爾切克無所畏懼，準確診斷了世界的積弱，揭露了現代資本強權深藏不漏的卑鄙手腕。

——約翰•格林(John Green)，作家、制片人

讀完此書，我的感受就是“喬姆斯基知道所有事情”而“弗爾切克去過一切地方、做過所有事情”。……我們所關心的事與真正值得關注的事之間的鴻溝，將由這本書來填補。

——理查德•安德森•福爾克（Richard Anderson Falk），普林斯頓大學國際法學教授

章
殖民主義的殘酷遺產

安德烈•弗爾切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西方的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導致了全世界範圍內5000萬到5500萬人死亡。時間雖然相對短暫，但卻可以說見證了人類歷多次的屠殺。它們中的大多數都打著諸如自由和民主的崇高旗號。一小部分歐洲國家，和那些主要由歐洲裔公民所統治的國家一直在推動西方的利益，也就是那些“重要”的人的利益，而不顧多數人的利益。人們接受了對數百萬人的屠戮，並將其視為是不可避免甚至是正當的。許多西方公眾似乎也受到嚴重的誤導。

除了5500萬人左右直接死於西方和親西方的軍事政變以及其他衝突之外，還有數億人間接地、悲劇地和默默地死去。在西方，這種全球秩序沒有受到任何挑戰，甚至在被征服的世界裡，人們也常常不加反抗地接受了它。這個世界是不是瘋了？

諾姆•喬姆斯基：

很不幸，對這一西方人曾犯下的嚴重的罪行，存在著激烈的爭論。當哥倫布在西半球登陸時，大約有800萬到1000萬的人處於高級文明（商業、城市等等）中。此後，沒有經過多長時間，這些人口中的大約95%消失了。在今天美國的領土上，曾經大約有1000萬左右的美洲原住民，但是根據人口統計，到1900年時，這個國家中原住民的數量隻有20萬。但所有這一切都遭到否認。在英裔美國人中的主要的知識分子和左翼自由派的報刊中，這一切都被輕描淡寫地否認了……被一筆帶過或是不加評論。

根據醫學雜志《柳葉刀》的說法，每年有600萬兒童由於缺乏基本的醫療手段而死亡，而提供這些幾乎不需要什麼成本。下面是一個我們再熟悉不過的數字。僅在南部非洲，營養不良和一些很容易治療的疾病每天都要殺死8000名兒童—這是盧旺達大屠殺中平均每天死亡的人數。這些問題都是很容易就能解決的。

我們正在走向可能是事實上的終極的種族滅絕—對環境的破壞。這個問題不但幾乎沒有得到處理，而且事實上，美國正在朝著相反方向走。在今天的美國有一種樂觀的氛圍：認為由於有復雜精密的化石燃料提煉技術，所以我們可能還能保持一百年的能源自給，這也會讓美國霸權繼續保持一個世紀，我們會成為世界的沙特阿拉伯，等等。奧巴馬總統在2012年的國情咨文中熱情洋溢地提到了這一點。你能從國家媒體、商業媒體等激情四溢的文章中讀到這些內容。其中，對於環境變化對當地的影響也有一些評論，比如說，會破壞水源，會摧垮生態繫統，等等。但對於如果我們繼續這樣做，一百年後這個世界將會變成什麼樣子這個問題，則幾乎沒有涉及。這個問題他們沒有討論。現在存在著一些非常根本的問題。這些是市場導向型社會中的某種固有的問題。在這種社會裡，你不會去考慮我們稱之為外部性的東西，也就是那些沒有進入到任何特定交易當中的、但會對他者產生影響的東西。

安德烈•弗爾切克：

我正在目睹大洋洲（南太平洋）幾個國家的消失。我在若干年的時間裡以薩摩亞（Samoa）為基地，朝著四周旅行，穿越這個區域。一些國家，像圖瓦盧（Tuvalu）、基裡巴斯（Kiribati），包括馬紹爾群島（Marshall Islands），都已經在考慮大規模地撤離自己的公民。在大洋洲，已經有若干島嶼和環礁正在變得無法居住。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馬爾代夫和其他地方。

基裡巴斯可能會成為個消失的國家。大眾傳媒的說法是，這些國家正在下沉。事實上它們根本沒有在下沉，而是潮汐沒過環礁，破壞了所有植被，污染了水源（如果有的話）。這使得這些島嶼變得不再適宜居住，或者使它們從水到食物幾乎所有物品都過於依賴進口。

令人驚訝的是，當我在圖瓦盧工作的時候，我竟然沒有見到外國媒體。隻有一個日本的攝制組在富納富提環礁（Funafuti Atoll）拍攝肥皂劇，做著些不相干的事情。我由此陷入思考：這可是受害嚴重的一個國家，這是一個隨著海平面上升，即將消失在地球表面的國家，竟然沒有任何媒體對此進行報道！

諾姆•喬姆斯基：

喬治•奧威爾有一個術語，叫作“非人”。世界被劃分成像我們這樣的人，以及其他無足輕重的“非人”。奧威爾討論的是一個未來的極權社會，但它卻很符合我們今天的情況。馬克•柯蒂斯（Mark Curtis）在他對“二戰”後英帝國的掠奪行為所做的研究中使用了“非人”這一術語。對於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我們並不關心。

所謂的英語圈（英國的分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世界中的原住人口，他們遭受的待遇也與之類似。這些都不是尋常的帝國主義社會，他們並不僅僅隻是統治原住民，他們還要消滅原住民。他們奪走原住民的土地和定居點，在大多數情況下還將其幾乎消滅殆盡。我們沒有考慮到原住民。我們不去追問過去在他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實上，我們對這些予以了否認。

安德烈•弗爾切克：

用歷史的眼光看，幾乎所有歐洲的殖民地都是如此，世界上所有被歐洲殖民帝國所控制的地方都是如此。早的集中營並不是由納粹德國而是由英帝國在肯尼亞和南非建造的。當然，德國人對歐洲猶太人和羅姆人（Roma）的大屠殺並非德國人實施的次大屠殺；他們參與了南美洲南部以及事實上全世界範圍內的恐怖屠殺。德國已經將納米比亞的赫雷羅（Herero）部落中的大多數人消滅。這個話題在德國和歐洲的其他地方都沒有得到討論。這些是沒有理由和邏輯的殺戮。的解釋是，德國人就是純粹厭惡當地人。

但是，你去聽一聽那麼多的歐洲人在“二戰”之後表達出來的那種悲慟。他們認為：那個理性、哲思和本質裡平和的德國怎麼突然變成了殺人狂？就是因為它在“一戰”後遭受了經濟上的羞辱！哪有人會預料到這樣一個友善的民族會變得如此暴力。好吧，如果一個人不把赫雷羅部落、薩摩亞人或者馬普切印第安人（Mapuche Indians）視作人類，如果他忘記了德國人在非洲其他地方的殖民歷史，那麼他確實不會預料到這種結果。

諾姆•喬姆斯基：

即便羅姆人在大屠殺這件事上遭受了和猶太人近乎相同的對待，但這件事也還沒有真正被提及，今天對羅姆人的迫害也尚未被廣泛認知。舉例來說，2010年，法國政府決定將法國國內的羅姆人居民驅逐至羅馬尼亞境內，而在那裡，羅姆人的生活是悲慘和可怕的。你能夠想像法國人將大屠殺中的猶太幸存者驅逐到那些他們仍遭受虐待和恐嚇的地方嗎？整個國家都會因此憤怒得炸了鍋的。這個問題也被不置一詞地帶過了！

安德烈•弗爾切克：

現代捷克共和國修建起圍牆，來隔離羅姆人。事實上，他們就是在城市中建造隔離區，時間距今也不到20年。這令人回想起20世紀三四十年代捷克人與納粹合作圍捕羅姆人的可怕歷史。當然，到20世紀90年代，捷克人已經成為西方可靠的盟友，西方的大眾傳媒也因此將其視作一個不受批評的民族。相比穆加貝（Mugabe）對津巴布韋的白人農民所做的一切，捷克共和國對羅姆人的所作所為要殘忍得多了。

讓我們回到歐洲殖民主義上來。我感覺殖民主義並沒有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而消失，沒有在20世紀50年代或60年代結束。我在這個世界上所謂的邊緣部分走得越多，就越感受到殖民主義已經通過更有效的宣傳和對當地人更全面的認識得到了強化。這其實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因為在過去，總是存在一個敵人，一個你能看得見、摸得著的壞蛋。你可以很簡單地以殖民軍隊或一些殖民機構的形式來定義敵人是誰。殖民主義在繼續，但對當地人來說，要清楚地說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以及他們的敵人究竟是誰，卻好像越來越困難了。

諾姆•喬姆斯基：

在過去的幾年間，在東剛果（Eastern Congo）發生了一些世界上為嚴重的暴行。300萬至400萬人被殺害。你能說清楚兇手是誰嗎？他們是被民兵殺死的，但在這些民兵背後，是跨國集團和多個國家的政府，而他們是隱身的。

安德烈•弗爾切克：

我馬上要完成一部紀錄長片，名字叫作“盧旺達式開局”（Rwanda Gambit）。我花了三年多的時間纔完成這部紀錄片。我們現在知道的數字比剛纔提及的要大得多：600萬到1000萬人在剛果民主共和國被殺害。這一數字大概和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在20世紀初殺害當地民眾的數字相當。你說的沒有錯：盡管謀殺數百萬無辜的人的兇手主要是盧旺達、烏干達政府及其代理人，但在他們背後，常常是西方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

諾姆•喬姆斯基：

你沒看到，跨國集團為了獲得西方人用在手機上的鈳鉭鐵礦和其他重要的礦產，利用民兵來屠殺當地人民。

這種方式是間接的。你所描述的許多暴行和罪行都具有這一特點。但也有一些是采用相當直接的方式，比如越南戰爭，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嚴重的罪行。2011年是約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發動越戰50周年。通常，某一事件的50周年紀念應該是相當隆重的，尤其是當這一事件的規模很大時。但在越戰爆發50周年之際，卻沒有一星半點的紀念活動。1961年11月，肯尼迪派出美國空軍開始轟炸南越。他授權使用凝固汽油彈和化學武器摧毀作物和地表植被；也是他，啟動了一項計劃，終將數百萬人驅趕到了所謂的“戰略村”，而它們實際上就是集中營或城市貧民窟。

化學戰的後遺癥至今沒有消散。你也許已經看到過，我們在西貢的醫院仍可以看到許多畸形的胎兒；直接滲透到南越土地上的化學毒素，導致這些兒童天生伴隨可怕的畸形和異常。但時至今日，即便經歷了好幾代人，這一問題仍沒有得到人們的關注。

這個問題在老撾和柬埔寨也沒有得到解決。對於波爾布特（Pol Pot）在柬埔寨的恐怖統治，人們已經談論得很多了，但對於它何以會發生，卻幾乎無人問津。20世紀70年代早期，美國空軍對柬埔寨的農村地區實施了轟炸，其規模與“二戰”中盟軍空軍力量在太平洋戰場所進行的轟炸相當。在當時，他們遵照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針對柬埔寨實施大規模轟炸的指示：“要動用所有空中力量，任何一個移動目標都不放過。”我的意思是，這就是號召進行你之前所暗示的種族屠殺。我們很難從檔案中找到任何類似的記錄，隻有《紐約時報》對此事有一句話的提及，但之後，類似報道就停止了。除了在學術雜志和一些小圈子以外，對轟炸的規模還從未有過報道。但這可是針對數百萬人的殺戮，它毀滅了4個國家，它們從那之後起就沒能氣。當地人民雖然知道，但也無能為力。

安德烈•弗爾切克：

我曾在越南的河內待了一些年，對所謂的“秘密戰爭”［the Secret War，指美國空軍及其盟友對老撾的石缸平原（Plain of Jars）實施的地毯式轟炸］進行了報道。關於柬埔寨，我也寫了很多東西。結論令人感到震驚：和許多其他遭受西方破壞和蹂躪的地區一樣，西方的大眾傳媒機構在這裡也實施了一場堅決的假新聞戰。波爾布特統治下的柬埔寨被描繪成是共產主義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的可怕的例子之一。但是，西方針對東南亞人所實施的種族滅絕這一真實的歷史，他們卻不置一詞甚至干脆完全忽略。

美國使用B52轟炸機對老撾和柬埔寨的農村地區實施轟炸的目的，是防止老撾和柬埔寨加入到越南解放戰爭中來。數百萬人遭到無情的謀害。甚至到了今天，還有牛因為在咀嚼小石子的時候不時地咬到散落各地的所謂的“炸彈寶寶”而被炸飛腦袋。至於當地人民尤其是女性和兒童的遭遇，你當然就不難想像了。

五六年前，我和排雷咨詢小組（Mines Advisory Group, MAG）有過密切合作。這是一家總部位於英國的大型排雷機構。他們向我抱怨，在印度支那地區的戰爭中為美軍生產和提供致命戰爭設備的一些公司（其中就包括今天美國的一家著名的家用消費品生產公司），至今仍拒絕提供有關那些武器的技術數據，這使得他們的工作開展起來極為困難。因為他們需要知道如何拆解這些裝置以及這些裝置要多久以後纔會失效。這種惡意以及這種制度化了的同情缺失導致他們互相之間完全缺乏合作，數百甚至數千的當地人（主要是女性和兒童）會因此死亡。

柬埔寨的問題始於美國在首都金邊扶植起來的非法的和腐敗的政府。我發現我們對紅色高棉和所謂的共產主義的暴行的討論非常值得商榷，甚至非常可笑。由於沒有接受過教育以及與世界其他地方的隔閡，大多數柬埔寨人在波爾布特從法國（正是在當地的咖啡館裡，波爾布特變成了一個激進分子）回到柬埔寨之前對共產主義一無所知。我在柬埔寨聽到的消息是，紅色高棉時期的暴行，主要是由對城市精英心存不滿的農民所實施的。

事實上，在轟炸期間，金邊對美國是俯首帖耳的，農村地區的人開始痛恨那些城市居民，將其視作通敵分子，而自己則是事實上的受害者。這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幾乎毫無關繫。而且毫無疑問，美國對柬埔寨農村地區的轟炸造成的死亡數，要大於紅色高棉的行動所造成的死亡數。

然後，當這一切都結束，越南解放柬埔寨並將紅色高棉從權力神壇上踹下來的時候，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卻“要求合法政府（也就是紅色高棉）回來”。美國作戰的對像是作為蘇聯盟友的越南，而不是一些稀奇古怪的自我標榜的毛主義政權。

但是，西方炮制虛假信息的行動是千真萬確的：他們指控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並將其與波爾布特的暴行聯繫起來。在我發自柬埔寨的報道的其中一篇裡，我斷言：即使波爾布特及其朋黨以一個南美足球俱樂部或者什麼慢跑鞋的名義鼓動農村居民去殺城市居民，西方也可以提出相同的指控。

諾姆•喬姆斯基：

學者已經指出，在柬埔寨的整個歷史中被研究多的，就是紅色高棉統治的三年。我們對這三年的認知比對這個國家其餘全部歷史的認知都要多。但在幾年前，我們對這段時期也幾乎一無所知。我們隻知道紅色高棉在1970年還是一個很邊緣化的團體，但它卻動員起一支由憤怒的農民所組成的龐大軍隊。這些農民當然是與那些被他們視作罪犯的城市精英作對的。

他們沒有看到，城市精英的背後是華盛頓這隻手。這和東剛果以及鈳鉭鐵礦的例子有點類似，你看不見殺你的是誰。我想這種事情在西方也很明顯。我就舉一個例子—雖然在規模上與前面那些差得多了，但這也是個嚴重事件。在威斯康辛州，共和黨籍的州長下令取消了工會的集體談判權。由此引發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抗議者要求重新選舉州長並進行罷免投票。但共和黨在投票中又獲勝了。背後的原因很有趣。共和黨一方開展了非常有效的宣傳活動，他們使那些不幸的民眾相信：造成他們不幸的根源就是他們的鄰人，不是作為摧毀了我們經濟的真正罪犯的銀行—他們離我們太遙遠了。你能看到的是身邊境況比你好的人。比如說，你的鄰人可能是一個消防員，他有養老金，而你沒有，所以你應該遷怒於他，而不是那些真正搞垮了經濟的人，因為他們在別的地方呢；他們常常是在紐約的摩天大樓裡邊。當時的宣傳活動規模龐大，其背後又有巨大的資金支持。納粹將猶太人當作替罪羊，他們宣傳說：“猶太人應該對你們遭受的饑餓和蕭條負責。”

安德烈•弗爾切克：

沒錯，發生在東南亞的事情和發生在盧旺達、烏干達以及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事情非常相似。我們看到的是民兵的殘殺行為和數百萬人的死去。當地人則常常被描述成野蠻人，幾乎與動物無異。而西方的政府和企業則遠遠地置身事外，幾乎對此不承擔任何責任。

在歐洲和美國，人們對這些事件知之甚少。而歐洲又是一個以受教育程度高和見多識廣自居的大洲。大多數非洲人知道的事情，為涉事其中的公司工作的歐洲人卻幾乎一無所知。或許是他們選擇了一無所知吧。

任何事情都是互相關聯的。在西方人眼裡，羅伯特•穆加貝大約是在參與阻止盧旺達軍隊第二次推翻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企圖時變得“邪惡”起來的；而剛果民主共和國在現實中正是西方的代理人。在東非有種諷刺的說法，說南蘇丹是西方給烏干達總統約韋裡•穆塞韋尼的獎賞，表彰他在這一地區代表西方所做的“出色的工作”。

在剛果發生的是難以想像的災難和一場超級種族滅絕。它可以輕而易舉地趕上一個世紀前利奧波德二世在剛果的暴行了。

我不得不再次重復暴行導致的死亡數字，因為它們實在太可怕、太難以想像了。當我去年在華盛頓進行拍攝的時候，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一位總統候選人本•卡拉拉（Ben Kalala）告訴我，死亡人數是600到800萬。也有人說是1000萬。他說：“你看，在盧旺達大約80萬人死亡。我為他們感到難過，因為他們也是人，但整個世界都在討論1994年的這場種族大屠殺。要知道在我們剛果，有600到800萬人被殺害。”

這件事就發生在幾年前，它和利奧波德二世統治時期非常相像，在這一時期也有大約1000萬人被害。如果你在橡膠種植園裡表現得不好，他們就會砍掉你的雙手，也有人在自己的農舍裡被活活燒死。這警告我們：西方的立憲君主制國家和多黨制“民主國家”也是會做這種事的。當然，這不是發生在安特衛普（Antwerp）或是布魯日（Bruges），而是在“黑暗的中心”，在調查的視野之外。所以，比利時人殺害的非洲人的數量比當時他們自己整個國家的人口都要多。

諾姆•喬姆斯基：

我曾經出於好奇翻閱了《大不列顛百科全書》著名的那個版本。我把時間定位到1910年前後，然後查找利奧波德二世這個詞條。這個詞條當然是有的，但講的是他做的那些好的事情，講他如何建立這個國家，等等。在結尾處，它說了些諸如“他有時候會殘忍地對待他的人民”的話—沒錯，比如謀害了1000萬人。

安德烈•弗爾切克：

2011年，當我在布魯塞爾（Brussels）的時候，無意中看到許許多多利奧波德二世的雕像。在比利時，他仍受到萬眾敬仰。所以盡管我們知道，即便以歐洲殖民主義的標準來衡量，利奧波德二世對剛果人的所作所為也是種族滅絕性質的，但是他仍被認為是比利時的民族英雄之一。

後來比利時政府將利奧波德二世的私人殖民地拿走並“國有化”。當然，這聽上去像是一個笑話。在意識到1000萬人被謀殺之後，比利時政府將這些殖民地從墮落的王室手中拿走並由自己來管理，而不是放任自流。我也確信，他們說服和再教育了許多剛果人民，使他們相信被殖民也沒什麼不好的。

諾姆•喬姆斯基：

被殖民者常常接納了自己被壓迫的歷史，甚至以此為榮，這算是一個有趣的現像。有一次在加爾各答（Kolkata），我參觀了維多利亞紀念館。當你抵達那裡時，看到的個東西就是毀滅了印度的人之一—羅伯特•克萊夫爵士（Sir Robert Clive）的雕像。我跟著向導參觀了一間又一間的繪畫陳列室，這些令人不忍卒觀的丑陋的畫作表現的是英國人毆打和羞辱印度人之類的主題。隨後我來到維多利亞女王的茶室，修繕後的這間茶室真像國家聖祠一樣。所有這一切都是印度遭受破壞的像征，又有誰知道有多少人在其中被殺害呢。

安德烈•弗爾切克：

那個地方我也去過幾次。它很可笑，但也很說明問題。我從未在印度看到一家博物館能像維多利亞紀念館一樣，吸引如此多的參觀者。每天都有數千參觀者湧入。而且紀念館的維護工作做得很好。顯然，英帝國完成了對數百萬臣民的教導。比如在馬來西亞，精英們仍在盡其所能表現出比英國本土的人更英國化。所有帝國統治時代以來的歷史遺跡都被一絲不苟地保存下來。在婆羅洲的沙巴州，人們甚至把曾經屬於殖民者的英式茶室和修復後的大樓變成博物館。受過教育的馬來西亞青年的終極目標，就是到英國的一些知名大學求學，以求從本質上掩蓋自己的馬來西亞屬性，並盡可能地向前殖民者靠攏。在肯尼亞，我們也能看到同樣的趨勢。那些代表他們的新殖民主義主子掠奪自己國家的當地精英，穿著打扮得就像幾十年前的英國紳士一樣。肯尼亞的法官穿著和他們的英國同事相同的袍子。此外，社會的高級階層還模仿英國口音。

在東南亞，許多人相信，殖民統治者對他們的統治是公正的。舉個例子，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之間有一個關於馬來西亞為什麼比印度尼西亞先進這麼多的爭論。真可悲。他們中的很多人認為，原因在於英帝國在馬來西亞實行的良好統治；而事實上很多印度尼西亞人則在抱怨荷蘭人作為殖民統治者不及英國人出色！

甚至在秘魯，一直到近，你還能夠看到同樣的情形。利馬（Lima）曾是西班牙總督的首府，也是西方實施反人類罪行的中心之一。在位於總統官邸前的武裝廣場（Plaza de Armas）上，曾經坐落著一尊弗朗西斯科•皮薩羅（Francisco Pizzarro）的巨大雕像。直到幾年前，這座雕像纔被撤走。當然，現在他們有了一個新的政府；他們將雕像移到了公園裡。雕像依然矗立，隻不過不是在武裝廣場上了而已。即使是在今天相對社會主義和左翼的體制之下，他們也不會拆除這尊雕像。整個拉丁美洲遍布著這些征服的像征，仿佛社會中的一部分人對殖民主義的鞭子還心存懷戀似的。

諾姆•喬姆斯基：

現在已經有一點反抗了。比如說，在1992年的多米尼加共和國，政府計劃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紀念哥倫布登陸，並為此矗立起一些巨大的紀念碑，但我想它們後全都被民眾給拆除了。

除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殖民化，還有知識和道德上的殖民化。後者有著很深的根源，例子也有很多。我們就以女性的地位為例。幾千年來，女性接受了自己作為父親和丈夫的財產是一種自然秩序的觀念：在美國，這種情況直到幾十年前纔受到嚴肅的挑戰。比如，直到1975年，女性在聯邦審判中擔任陪審團成員的法律權利仍無法得到保證。假如你問我的祖母她是否受到了壓迫，她可能甚至都不理解這個詞的意思！這就是當時女性的角色：女性是為他人服務的。而且它還內化為女性自己的一種觀念。等級制度和壓迫的主要成就，就是讓“非人”也相信，這一切都是符合自然的。

歐洲人對殖民的歷史有什麼意識嗎？

安德烈•弗爾切克：

奇怪的是，他們對此幾乎毫無意識，甚至在我的西班牙朋友中間也存在這種情況。要知道，這些人可是曾經在聯合國和其他知名的國際組織中工作過的，他們是受教育程度相當高的一個群體。他們對自己的歷史的認識是幼稚和無知的。我和我那些來自法國媒體和出版界的相對進步的朋友，還就法國的殖民主義問題發生過衝突。

他們（甚至是中左派）對戴高樂將軍無限崇拜，他們相信，和其他殖民者不同，法國從來不是一個真正的壞的殖民者。說得好像非洲或印度支那或加勒比地區從來不存在一樣。這就是他們對殖民歷史的認知程度。你知道嗎，法國人在一些地方曾試圖把當地人口趕盡殺絕，比如在格林納達島（Grenada）。那些死裡逃生的人為了不落入法國人之手，從懸崖跳下。在波利尼西亞的復活節島（Easter Island, 今天是智利的領土），法國人離實現百分百“成功率”就差了一點點。

同樣，我也認為荷蘭人對他們在印度尼西亞的殖民歷史的觀念是非常落伍、可怕和病態的。我在金邊的一家酒吧裡遇到一個剛從雅加達回來的人，他坐在那裡，用手撐著腦袋，用醉醺醺的聲音不斷嘀咕著：“我們永遠不該從那裡撤離的。”我說的這個人可是一位歐盟官員！

德國人對於自己在非洲的殖民歷史的認知也幾乎為零。在斯圖加特和慕尼黑，除了雄偉的山丘和美麗的景色，我沒有聽到有誰談論起納米比亞。

在智利，右翼人士認為皮諾切特做了很多好事，也做了很多壞事。這跟你在英國聽到的關於殖民主義的說法如出一轍。他們對於印巴分治當然不會有任何深切的懊悔、悲傷或者負罪感。印巴分治基本就是由英帝國一手策劃的，它所導致的可能是現代歷嚴重的一輪大屠殺，可能也隻有1965年西方支持下在印度尼西亞發生的政變和今天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發生的種族滅絕可以與之相提並論。人們對非洲和中東在歷史上的遭遇知道的也並不多。

諾姆•喬姆斯基：

一群流亡的阿爾及利亞物理學家（其中一個就在麻省理工，所以我也得以認識他）一起對20世紀90年代發生在阿爾及利亞的暴行進行了細致的研究。他們的觀點是，許多暴行被歸咎於穆斯林，但暴行的實施者其實是以伊斯蘭教為偽裝的政府。他們梳理了一次次事件中的細節。一次標準的屠殺可能發生在一個貧窮地區，大約持續三天，其間沒有人會來干涉，等到所有人都被殺死或者趕走以後，一個將軍就會進入這個地區大撈一筆。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他們認為這些是由法國的情報部門策劃的，並邀請我撰寫導言。我調查了這個問題，並盡可能多地搜集了證據。證據相當充分，因此我也寫了導言，語言雖然和緩，但讀者可以讀出其中的暗示。

這本書後得以出版。沒有法國出版社願意與他們合作，所以他們隻能在瑞士出版了這本書。他們曾嘗試在巴黎召開一次新聞發布會，但發布會當天沒有法國記者願意前來參加。所以，這本書在法國終不為人所知。我和一位在巴黎的美國圖書館工作的朋友聊起過這本書。他為圖書館購置了一本。他告訴我，這是這本書在法國的復本。這本書講述的是近所發生的事件，講述的是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的阿爾及利亞的暴行，法國極有可能涉事其中。

安德烈•弗爾切克：

你說的這些很能說明問題。還有一個問題：美國的知識分子認為歐洲人知道的比歐洲以外的人要多，認為他們有更強的問題意識。但我發現，可能隻有在涉及與美國直接相關的問題的時候，纔是這樣。對其他的問題，歐洲人的無知是令人震驚的。從總體上而言，我發現，受過教育的亞洲人、拉美人和非洲人對當前發生的事情，比同樣受過教育的歐洲人知道得要多。我也發現，西方人（特別是歐洲人）在總體上對於自己的特殊性抱著教條的觀念甚至為之著迷。許多人接受了片面的教育，依賴自己的媒體而不參考其他的消息來源，因此他們認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

回到你問我的有關歐洲的情況以及他們對於殖民主義了解多少的問題上來，我想他們對此接近一無所知。我想，缺乏對這個問題的認知和興趣是非常可恥的，也很能說明一些問題。歐洲人要確保他們對自己所犯下的可怕罪行和他們所實施並仍參與其中的種族滅絕行為是無知的。對於他們的政府和公司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做什麼、做過什麼，他們知道多少？他們一無所知，而原因僅僅是他們選擇了一無所知。去抱怨窮國的腐敗政府濫用外國援助是種安全得多的方式。

諾姆•喬姆斯基：

那當你和他們談論起這個話題的時候，他們的反應如何？

安德烈•弗爾切克：

他們常常防備甚嚴，不管是在法國、德國、西班牙還是在英國（盡管英國比其他歐洲國家有更龐大的持批評立場的人群，這可能和英國正在成為一個真文化的社會有關）。在歐洲，這種無知不僅僅體現在對其殖民歷史的認知上，甚至還體現在對歐洲大陸自己的歷史的認知上。

諾姆•喬姆斯基：

我在西班牙有過一段有趣的經歷。1990年，也就是佛朗哥去世15年之後，我在巴塞羅那做講座。我提到了許多1936年到1937年發生在巴塞羅那的事件。但年輕一點的人對內戰沒有什麼概念。隻有那些和我相同年紀的人知道我說的是什麼。之後不久我踫巧去了西班牙的奧維耶多（Oviedo），並在當地做了幾場演講。1934年，在奧維耶多曾發生過一次左派的起義，接著部隊進駐並將其鎮壓。軍隊占領了市政廳，將起義者殺害。我是在市政廳做的演講，心想他們應該知道在這裡所發生的事情，但聽眾對此沒有什麼反應。隻有和我一個年紀的人知道我在說什麼。其餘的人，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安德烈•弗爾切克：

是的，這正是西班牙人如何對待佛朗哥時期的一種表現。在南美洲（智利、阿根廷、烏拉圭），人們對於過去的歷史的態度更為開放；那裡的人們很勇敢。

諾姆•喬姆斯基：

你說的沒錯。我曾經和我的女兒在墨西哥待過，她曾經居住在尼加拉瓜。當我正翻閱《每日新聞報》（La Jornada）（在我看來這是一份相當不錯的報紙）的時候，我讀到一篇關於一部新近由知名出版社西班牙學園（Spanish Academy）以西班牙文出版的國家人物傳記辭典的報道。其中當然有佛朗哥這一詞條，他被描述成一位為國家做了很多好事的保守的民族主義者。與之相反，領導人民陣線反對佛郎哥的內格林（Negrin）則被描述為一個罪人。

第二章
掩蓋西方罪行

……

諾姆•喬姆斯基：

在今天的日本，有一些書否認南京大屠殺。事實上，美國也助長了日本人的這種失憶。在“二戰”結束時，美國統治著日本和亞洲的大部分地區。他們占領了日本，並且事實上控制著亞洲。他們和日本之間確實簽訂了一個和平協議，也就是《舊金山和約》（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在和約中，美國堅持認為應該將日本的罪行限定在1941 年12 月7 日以後；在此之前的十年中所發生的事情都不予討論。結果就是，獨立的亞洲國家拒絕參加和會，參會的除了當時本質上是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可能還有當時還被英國人占領著的錫蘭。但中國不打算來，印度不打算來，印度尼西亞也不打算來，因為美國將日本的主要罪行都排除了。就我們所知，和約對美國並沒有什麼影響，受影響的隻是那些“非人”。

安德烈•弗爾切克：

今天我們在盧旺達面臨的是同樣的情況。位於阿魯沙（Arusha）的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ICTR）的結構和當時是一樣的，所遵循的原則也是一樣的，而且對所犯罪行的指控也有一個時間上的限制，美國所支持的盧旺達愛國陣線（RPF）和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被免於指控。

諾姆•喬姆斯基：

如果我們觀察一下這些國際法庭，會發現受到指控的人幾乎都是非洲人，也有一兩個西方的敵人，比如米洛舍維奇（Milosevic）。而且這些非洲人也經常來自我們不喜歡的那一陣營。但在過去的幾年中，難道就沒有其他的罪行了嗎？

在對伊拉克的入侵中，我們找不到任何潛在的可以被定義為犯罪行為的對像，更不用說紐倫堡審判和其他現代國際法了。事實上，對此有一個並不為人所熟知的法律上的解釋。美國自身可以免受任何指控。當1946年國際法庭召開時，美國基本上是作為現代國際法庭的創始者參與其中的，但有一項保留，即美國不受任何國際條約（這也意味著包括《聯合國憲章》《美洲國家組織憲章》《日內瓦公約》在內）的審判。在這些問題上，美國是可以免受指控的。國際法庭對此也是接受的。舉個例子，當尼加拉瓜因為遭受到的恐怖襲擊而將美國告上國際法庭的時候，
大多數的指控都被駁回。原因是，尼加拉瓜所援引的是《美洲國家組織憲章》中嚴禁外國干涉的條款，但美國並不受制於此，
而國際法庭也同意了。

事實上，有趣的是，當南斯拉夫在國際法庭上控告北約轟炸時，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美國從中脫身，而法庭也同意了。因為其中提到的一項指控說，這是一次種族滅絕行動，而當美國在《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公約》制定40 年以後加入其中時，有一項保留條件，即本公約“不適用於美國”，所以法庭據此免除了對美國的指控。他們在法律上設置障礙，以免有人膽敢對美國提出指控。我相信你還記得，當《羅馬條約》簽訂、國際刑事法庭建立的時候，美國拒絕參加……但當時的情況並不就是這麼簡單。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法律，布什政府也愉快地簽了字。這一法律授權白宮在有美國人受到海牙國際法庭審判時使用武力入侵海牙。在歐洲，人們有時候將其稱為“入侵荷蘭法案”
（Netherlands Invasion Act）。在這兒，我們懷著巨大的熱情通過了這一法案，所以美國的這種自我免疫是多層次的。其中一個層次，便是你感知不到我們做錯了，比如當你否認在美國的原住民身上發生的事情的時候，或者當即便這一切就發生在你面前但你卻看不見的時候。另一個層次，是我們以立法的形式強化了這種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