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_人文與社會譯叢：這受難的國度

編輯推薦

1、研究角度獨特。

在美國史學界，美國內戰是一個長盛不衰的話題，研究成果至為豐富。但是，對於戰爭中的“死亡”問題，人們卻鮮有關注，德魯吉爾平福斯特教授的著作《這受難的國度：死亡與美國內戰》因此而具有特殊的意義。該書從“死亡”的角度來重新認識和評價內戰的意義和含義。從“死亡”這個冷僻的角度，研究內戰這個飽和的領域，且有如此深刻的見解，實不多見，也反映了美國內戰史學的新水準和趨向。

2、史料嚴謹又文筆動人，可讀性極強。

這本書較之普通的學術研究著作，資料豐富，可讀性強。例如在第五章“接受：平民與哀悼之工作”中，作者就引用了惠特曼的多首組詩來闡釋內戰給普通民眾內心與生活所帶來的巨大衝擊。

內容簡介

《這受難的國度：死亡與美國內戰》以一種新的史學視野，探討了美國內戰期間人民所經歷的苦難，以及戰爭和死亡對此後國家及社會文化的持久影響。德魯吉爾平福斯特將目光聚焦在作為戰爭主體的普通人，以她傑出的分析與描述纔能，探究了北部與南部美國民眾如何應對這一*毀滅性的經歷。他們如何面對殺戮和死亡，如何埋葬死難者，如何哀悼與紀念，如何幫助死難者的家人？這場戰爭如何影響了那些幸存者？……本書對這些問題有力而動人的回答，為重新理解美國內戰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新維度。

作者簡介

德魯吉爾平福斯特（1947—）

美國歷史學家，曾擔任哈佛拉德克裡夫高等研究院院長，同時兼任林肯歷史講座教授。2007年至今任哈佛大學校長，獲選美國《時代》雜志2007年度百大*影響力人物。福斯特是哈佛大學歷史上位女校長，也是自1672年以來位沒有哈佛學習經歷的哈佛校長。她的著作包括《創造之母：美國內戰期間蓄奴南部的女性》、《這受難的國度：死亡與美國內戰》等。她與丈夫現居馬薩諸塞州的坎布裡奇（劍橋）。

致謝

序言關於死亡的工作

章死亡：“獻出我的生命”

第二章殺戮：“更巨大的勇氣”

第三章埋葬：“照料死者的新課”

第四章尋名：“意味深長的字眼—無名氏”

第五章接受：平民與哀悼之工作

第六章信仰與懷疑：“這場大屠殺意義何在？ ”

第七章解釋：“我們對死者的責任”

第八章統計：“多少？多少？ ”

尾聲幸存

注釋

索引

譯後記

前言

關於死亡的工作

人固有一死。“我們都擁有故去的親友—我們也都將走向自己的墳墓”，在1862 年的一場布道中，南部邦聯聖公會的一位主教如是說。他解釋道，每個時代都必須面對“相似的痛苦”，每個時代也都必須尋求“相似的慰藉”。然而，死亡也並非萬人一式。不同歷史、不同文化與不同時空中的不同環境，決定著人們走向死亡的方式也有所不同。盡管“我們都擁有故去的親友”，也盡管我們都終將一死，但在不同時代，在不同地方，我們的離世方式卻各不相同。
關於死亡的工作

人固有一死。“我們都擁有故去的親友—我們也都將走向自己的墳墓”，在1862 年的一場布道中，南部邦聯聖公會的一位主教如是說。他解釋道，每個時代都必須面對“相似的痛苦”，每個時代也都必須尋求“相似的慰藉”。然而，死亡也並非萬人一式。不同歷史、不同文化與不同時空中的不同環境，決定著人們走向死亡的方式也有所不同。盡管“我們都擁有故去的親友”，也盡管我們都終將一死，但在不同時代，在不同地方，我們的離世方式卻各不相同。

19 世紀中葉，在內戰的硝煙中，美利堅合眾國開啟了與死亡的新關繫。這場內戰被證明為美國歷血腥的戰爭，它也預示著次世界大戰西線的屠戮，以及20 世紀全球範圍的大屠殺。1861 年至1865 年間罹難士兵的數字估計為62 萬，這大致相當於獨立戰爭、1812 年戰爭、美墨戰爭、美西戰爭、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中美國殉難士兵人數的總和。內戰間的死亡率，亦即死亡發生的次數同美國總人口的比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6 倍。而若將這2% 的比率放在今日的美國，則意味著將有600 萬人死去。在同比它財力更強、人力更足的敵人的對抗中，新的南部國家掙扎求生。其死亡人數也反映出，戰爭給其人力資本帶來了過大壓力。南部邦聯的死亡率是他們的對手北方佬的3 倍；在到了服兵役年齡的南部白人男子中，有五分之一都未能幸免於難。

然而，這些軍事數據隻講出了部分事實。這場戰爭也奪去了無數平民的生命：戰鬥在農場與田野間肆虐，流行病在部隊營地中蔓延，遊擊隊員對婦女甚至兒童施加暴力、進行報復，征兵騷亂中的暴徒將無辜平民當作靶子，南方部分地區的食物短缺造成了饑荒。沒有人試圖繫統記錄這些死亡，也沒有人想出一個辦法，來對死亡人數進行回顧性統計。傑出的內戰史學家詹姆斯麥克弗森（James McPherson ）估計，有50000 名平民死於這場兵燹；他還總結道，南部總體的死亡率，超過了次世界大戰中任何一國的死亡率，也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除萊茵河與伏爾加河之間區域以外的其他所有地區的死亡率。人們常常感覺，隻有在人性泯滅並且科技也極為發達的後來，纔會出現美國內戰中那樣大規模的屠殺了。

這場戰爭死亡人數的影響與意義超越了死亡者數字本身。死亡對於內戰一代的重要意義也源於，它有悖於關於生命正常終結的普遍預設—誰應死去，在何時、何地以及何種情況下死去。19 世紀中葉的美國人並非不熟悉死亡。到了19 世紀60 年代初，美國的死亡率已開始下降，雖然直至該世紀末，人們的壽命纔開始顯著延長。盡管如此，緊挨內戰之初的那代美國人，仍比他們21 世紀的同胞更熟悉死亡。但他們所熟知的死亡方式，卻與戰爭所帶來的死亡方式有著明顯不同。在內戰中，死亡率與死亡經歷都發生了劇變。在19 世紀中期，美國人雖遭受著高嬰兒死亡率的痛苦，但仍期望著多數步入青年的個體至少能存活到中年。然而，戰爭裹挾了年輕健康者，並快速地、經常是在瞬間用疾病或戰傷將他們摧毀。這與當時人們關於誰該先死的預想截然而驚人地對立。正如弗朗西斯 W. 帕爾弗裡1864 年為聯邦士兵亨利 L. 阿博特所作的悼詞：“處於人生之黎明者所遭受的打擊似乎為沉重。” 一名士兵死亡的可能性比其如果未參軍的情況要高出5 倍。在戰爭中期，一位牧師對其康涅狄格團解釋道：“無論是他還是他們，都未曾在這樣一種具有特殊條件和特殊需求的時代生活並面對死亡。”內戰中的士兵與平民，都察覺到了戰前歲月許多人所謂的“平凡的死亡”同內戰期間戰場、醫院和營地中痛苦且頻繁的死亡之差異，也都看到了那種“平凡的死亡”同戰爭對平民生活的擾亂之區別。

在內戰時期的美國，北方與南方都經歷了許多戰爭親歷者所謂的“死亡的豐收”。在戰爭中期的南部，“似乎家家戶戶都在為某位罹難親人哀悼”。失去變得極其普通，死亡不再是個人遭遇；死亡的威脅、逼近與現實，成為了人們廣泛的共同戰爭經歷。如一位南部邦聯士兵所言，死亡“在方方面面都占有統治地位”—它主宰著一個個家庭與一條條生命，要求人們進行關注與回應。內戰對今日的我們來說是重要的，因為它結束了奴隸制，並幫助我們詮釋自由、公民身份與平等之意義。它使美國成為一個中央集權化的民族國家，並將它推入經濟擴張與影響世界的軌道。然而，對於那些曾在內戰中生存過並從中幸存的美國人來說，他們的經歷之方方面面都與死神如影隨形。在戰爭結束時，這一共同的苦難將超越長期以來人們在種族、公民身份和國家性質問題上的分歧，使犧牲以及對犧牲的紀念成為南北終統一的基礎。即便在我們的時代，這種內戰觀—從根本上說，它是傷感主義的— 仍有著強大的影響力。

死亡不僅改變了數十萬遭受喪親之痛的個人，它也改變了美國。在描述被運抵弗吉尼亞半島的聯邦救護船的傷員與瀕死者時，弗雷德裡克勞奧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 ）指出，戰爭創造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受難的國度”。犧牲與國家變得相互交織密不可分，平民被迫脫離正常生活參軍，這需要這個訴諸武力來定義其目標與政體的國家承擔起對他們的責任。一場關乎聯邦、公民身份、自由與人類尊嚴的戰爭，要求政府去關注那些為國捐軀者的需求。履行這些新被認知的職責，成為了聯邦權力擴大的重要原因。而聯邦權力的擴張，也正是這個在戰後被改變了的國家的特征。國家公墓的建立，以及以照顧活人與關注死者為目的的內戰補助金制度的出現，所涉及的工程規模之大，在戰前是很難想像的。死亡—不僅通過保全國家，也通過塑造持久的國家結構與國家義務—締造了現代美國。

內戰期間的美國人經常在文章中寫到所謂“關於死亡的工作”。它意味著士兵戰鬥、殺戮與陣亡的義務，也同時令人聯想到戰鬥的後果：屠殺、苦難與破壞。這裡“工作”（work）的用法，包含了工作的過程及其影響，以及二者之間的重要聯繫。戰爭中的死亡不會自然而然地發生，它也需要行為與行為者（agents）。首先，它必須是被強加的；19 世紀60 年代，數百萬士兵便全力以赴置敵人於死地。但是，死亡也通常需要人們的參與和回應，需要人們去體驗並應對。死亡，以及明白如何接近並忍受生命的後時刻，這就是工作。芸芸眾生之中，唯有人類會有意識地預見死亡；在死亡面前選擇如何表現（為死亡方式憂心忡忡）將我們同其他動物區分開來。努力應對死亡的需要，是人性獨特的部分。

處理死者也是人們的工作之一。這一職責在字面意義上指的是處理他們的遺體，在比喻意義上指的是消除他們的影響。痛失親人者努力通過儀式與哀悼將自己同逝者分離開來。家庭與社區必須去修補家庭與社會的裂痕。各個社會、各種文化、各個國家（無論它是聯邦還是南部邦聯）也必須努力理解並解釋無法估量的損失。

這是一本關於美國內戰中死亡之工作的書。它試圖描述，在1861 年至1865 年期間以及戰後幾十年中，美國人是如何擔負起這一歷史尚未充分理解或認知的工作。人類並不隻是死亡被動的受害者。即便他們是死者，他們也是參與者；他們為死亡作準備，想像死亡，涉險死亡，忍受死亡，也試圖去理解死亡。而如果他們是幸存者，他們就必須適應因自己存活與他人死亡而出現的新身份。死亡的存在以及對死亡的恐懼，觸及了內戰時期美國人關於“我是誰”的基本認知，因為死亡所帶來的生命終結和形體異變之威脅，不可避免地激發起人們的自我審視與自我定義。本書以個人之面對死亡與殺戮為開端，探索了在這個擁有著共同苦難的遼闊共和國，那些經歷是如何改變了社會、文化和政治。死亡所帶來的變化，一些是社會層面的，例如妻子變為了遺孀，孩子淪為了孤兒；一些是政治層面的，例如黑人士兵希望通過他們的甘願赴死與樂於殺敵來贏得公民身份與平等；還有一些則是哲學與精神層面的，例如大屠殺迫使美國人探尋戰爭浩劫的意義，並對它做出詮釋。每一場死亡，都包含著19 世紀基督教的言辭與話語所描述的“劇變”，亦即從今生到死後命運的轉變。死後世界的存在與性質問題，是信教者與不信教者都關注的古老話題。對那些焦慮於自己死亡的士兵以及揣測亡者命運的親屬而言，這成為了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即便精神與靈魂真的不朽，有關肉體的問題仍令人煩惱。對於那些目睹了這場戰爭使人身首異處、面目全非的美國人來說，肉體會在“後審判”那天復活與歸位的傳統觀念愈益令人難以置信。去過戰地醫院的人，幾乎總會驚恐地談論軍醫手術臺旁成堆的四肢—這些四肢被醫生從它們曾經歸屬的身體上切割下來，已不再是人們身體不可分割的部分，而變成了令人作嘔的物體。人們似乎無法確認這些胳膊與腿的主人，也無法將它們復原，就像那數萬身體與姓名相分離的失蹤者一樣。肉體與寄居其中的人類自我之間不可分割的關繫，同那些傷者一樣被徹底粉碎了。

在很多重要方面，尸體都是衡量戰爭成就與影響的標準。確實，在內戰時期的美國，尸體隨處可見。指揮官們將己方傷亡人數同敵方的進行對比，以此作為評定軍事勝利或失敗的依據。士兵們努力尋找詞彙來描述那遍布戰場的血肉模糊的死尸；親人們苦苦思索著報紙上傷者名單的含義：“輕傷，在肩上”，“重傷，在腹股溝”，“致命傷，在胸部”。他們照顧著垂危者，然後埋葬他們的遺骸。來自前線的信件與報告指出，受傷和死亡的血淋淋的事實幾乎無法避免。通過攝影這一新技術，平民得以次直面戰場上死亡的現實。在馬修布雷迪（Mathew Brady）的百老彙攝影室，當看到它所展出的極其逼真的安蒂特姆戰役死者照片時，人們震驚得目瞪口獃。就算布雷迪“沒有將尸體帶來，並放在我們的庭院裡和馬路上，那麼他也是做了和這非常相似的事”，《紐約時報》評論說。

人們對尸體廣泛關注，大量描繪了它們的毀滅與形變。這不可避免地提出一個問題：它們與那個曾寄居其中的人，究竟有何聯繫？在戰鬥結束後，幸存者通常會像處理牲畜尸體一樣，用鐵鍬將死尸鏟入溝中— “一堆一堆，就像死雞一樣”，一位評論者這樣形容。他們以自己的冷漠，踐踏著生者與死者的人性。內戰的死亡使人與動物的界線瀕於消亡，就

像人與動物界限消失之觀念也同時侵蝕著19 世紀科學信條那樣。內戰使美國人面對著一個巨大的任務。這一任務同保全還是分裂國家，結束還是保留奴隸制，或獲得軍事鬥爭勝利（也即我們通常所理解的內戰時期那一代人的要求）有著極大不同。北方和南方的美國人，都將被迫面對並抵抗戰爭對他們所持有的關於生命應如何終結之觀念的衝擊，這種衝擊對他們那關於生命價值與意義的基本預設提出了挑戰。士兵與平民面對著恐懼—這種恐懼強迫他們去質問自己的應對能力、對這場戰爭的獻身，甚至是對一個正義的上帝之信仰；與此同時，他們也都努力保存著自己珍視的信仰，並使它們在一個被戰爭急劇改變了的世界中繼續發揮作用。美國人不得不確定（找出、發明、創造）處理超過50 萬死難者的方式與機制：他們的死亡、遺骸與失去。他們完成這一任務的方式重塑了他們的個體生命與死亡，同時也重塑了他們的國家與文化。關於死亡的工作，是內戰時期的美國基本，也是艱巨的事業。

媒體評論

“惠特曼錯了；書籍確實能夠呈現真實的內戰。這是一本充滿智慧的、旁征博引的書。《這受難的國度》是部傑作。它用大量研究、現實主義與真知灼見，粉碎了關於內戰的感傷主義。”——戴維W.布萊特

《這受難的國度》是一部開創性的歷史著作。在其中，一段先前被忽略或被誤解的關鍵歷史，突然之間成為了焦點。——《新聞周刊》

“非常出色……極其感人”——傑弗裡C.沃德，《紐約時報》書評

“引人入勝，新穎……福斯特回歸了將戰爭同殘存的浪漫主義、崇高品格與社會目的徹底剝離的工作。”——埃裡克方納，《國家》

在線試讀

戰爭不僅屠戮了士兵也殘害了百姓，不計其數的非戰鬥人員直接死於這場衝突。這場戰爭的環境為普通美國人創造了各種各樣的死法：死於超出士兵與戰鬥範圍的暴力，死於從軍營傳播出去的疾病，死於席卷了廣大美國民眾—尤其是南方民眾—的困苦與匱乏。用林肯的話來說，這是一場“人民的鬥爭”，而人民也因此遭受了它的各種殘酷所帶來的苦難。1
內戰中的交戰從不嚴格區分後方與前線。它肆虐於農場，橫行於村落，侵襲了葛底斯堡的桃園與夏普斯堡的玉米地，也將無數教堂與住宅化為灰燼。在次布爾河戰役中，一位臥床不起的老寡婦朱迪絲亨利被一顆炮彈炸死。在為受傷士兵揉面做面包時，20 歲的葛底斯堡人珍妮韋德被一顆穿過前門而入的來復槍子彈打死。在玩弄一顆在田地中發現的炮彈時，住在安蒂特姆附近的年幼的阿爾瓦舒福德被炸死；在葛底斯堡戰役後，還有一名男孩以同樣的方式死去。在1863 年維克斯堡之圍中，據估計有20 名婦女死於戰火。但一位觀察者指出，平民因“供給之匱乏”而遭受的苦難，事實上遠多於因“受到炮火猛烈襲擊”而遭受的苦難。當聯邦炮艦朝納奇茲與巴吞魯日開火時，當聯邦部隊圍攻彼得斯堡時，當北方佬同南部邦聯人爭奪謝南多阨河谷時，甚至在馬丁斯堡街道的肉搏戰中，都有平民死亡。在裡士滿一家兵工廠，超過40 名女工在1863 年的一次爆炸中喪生；在密西西比州的傑克遜，另有15 人在相似情況下死亡。“謝爾曼進軍”的攻擊目標是財產而非平民，盡管如此，仍有平民因此死亡。例如有一位80 歲的趕騾老人，他因拒絕服從一位聯邦上校停下來的命令而被射殺。“那是這場戰爭中的意外事件之一”，一位北方士兵若無其事地報告說。幾乎每次軍事行動都有平民被卷入其中，用現代的術語來說便是“附帶損害”。然而無論在那時還是之後，都沒有人試圖為這些死亡做一個繫統的整理或統計。在一個軍事記錄本身都有缺陷和不完整的年代，沒有人會想著為平民做記錄。平民的死亡一直是軼聞甚或傳說的素材—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這場戰爭中未被公開承認的傷亡者，他們的死亡要比官方統計數據所暗示的更為令人震驚。
疾病也同暴力一樣威脅著平民。那些造成軍隊中大多數死亡的疾病，也同樣造成了平民的死亡。內戰造成了人口大規模移動，使他們充當了致命疾病的攜帶者。軍營中盛行的傳染病與流行病傳播到了周邊民眾中間。例如弗吉尼亞州丹維爾的居民便確信，他們那令人虛弱的“熱病”，源自位於丹維爾的一座戰俘醫院。費城方面曾報告了一起天花流行疫情，這似乎同在那裡駐扎的大量軍隊得了此病有關。1862 年秋，北卡羅來納州威爾明頓出現了近500 起黃熱病與瘧疾病例。當地醫生認為，這部分是因為，軍隊建造胸牆增加了城市周邊死水坑的數量。在安蒂特姆戰役之後，馬裡蘭州的家庭為他們對傷員的慷慨照料付出了代價。亞當邁克爾寫道，1862 年的整個秋天，他將自家起居室改作了一座醫院，“我的三位家人因此……染病。11 月25 日，母親死於這個疾病”。戰爭不僅屠戮了士兵也殘害了百姓，不計其數的非戰鬥人員直接死於這場衝突。這場戰爭的環境為普通美國人創造了各種各樣的死法：死於超出士兵與戰鬥範圍的暴力，死於從軍營傳播出去的疾病，死於席卷了廣大美國民眾—尤其是南方民眾—的困苦與匱乏。用林肯的話來說，這是一場“人民的鬥爭”，而人民也因此遭受了它的各種殘酷所帶來的苦難。1

內戰中的交戰從不嚴格區分後方與前線。它肆虐於農場，橫行於村落，侵襲了葛底斯堡的桃園與夏普斯堡的玉米地，也將無數教堂與住宅化為灰燼。在次布爾河戰役中，一位臥床不起的老寡婦朱迪絲亨利被一顆炮彈炸死。在為受傷士兵揉面做面包時，20 歲的葛底斯堡人珍妮韋德被一顆穿過前門而入的來復槍子彈打死。在玩弄一顆在田地中發現的炮彈時，住在安蒂特姆附近的年幼的阿爾瓦舒福德被炸死；在葛底斯堡戰役後，還有一名男孩以同樣的方式死去。在1863 年維克斯堡之圍中，據估計有20 名婦女死於戰火。但一位觀察者指出，平民因“供給之匱乏”而遭受的苦難，事實上遠多於因“受到炮火猛烈襲擊”而遭受的苦難。當聯邦炮艦朝納奇茲與巴吞魯日開火時，當聯邦部隊圍攻彼得斯堡時，當北方佬同南部邦聯人爭奪謝南多阨河谷時，甚至在馬丁斯堡街道的肉搏戰中，都有平民死亡。在裡士滿一家兵工廠，超過40 名女工在1863 年的一次爆炸中喪生；在密西西比州的傑克遜，另有15 人在相似情況下死亡。“謝爾曼進軍”的攻擊目標是財產而非平民，盡管如此，仍有平民因此死亡。例如有一位80 歲的趕騾老人，他因拒絕服從一位聯邦上校停下來的命令而被射殺。“那是這場戰爭中的意外事件之一”，一位北方士兵若無其事地報告說。幾乎每次軍事行動都有平民被卷入其中，用現代的術語來說便是“附帶損害”。然而無論在那時還是之後，都沒有人試圖為這些死亡做一個繫統的整理或統計。在一個軍事記錄本身都有缺陷和不完整的年代，沒有人會想著為平民做記錄。平民的死亡一直是軼聞甚或傳說的素材—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這場戰爭中未被公開承認的傷亡者，他們的死亡要比官方統計數據所暗示的更為令人震驚。

疾病也同暴力一樣威脅著平民。那些造成軍隊中大多數死亡的疾病，也同樣造成了平民的死亡。內戰造成了人口大規模移動，使他們充當了致命疾病的攜帶者。軍營中盛行的傳染病與流行病傳播到了周邊民眾中間。例如弗吉尼亞州丹維爾的居民便確信，他們那令人虛弱的“熱病”，源自位於丹維爾的一座戰俘醫院。費城方面曾報告了一起天花流行疫情，這似乎同在那裡駐扎的大量軍隊得了此病有關。1862 年秋，北卡羅來納州威爾明頓出現了近500 起黃熱病與瘧疾病例。當地醫生認為，這部分是因為，軍隊建造胸牆增加了城市周邊死水坑的數量。在安蒂特姆戰役之後，馬裡蘭州的家庭為他們對傷員的慷慨照料付出了代價。亞當邁克爾寫道，1862 年的整個秋天，他將自家起居室改作了一座醫院，“我的三位家人因此……染病。11 月25 日，母親死於這個疾病”。

在向北逃亡的過程中，追尋自由的非洲裔美國人經常會患病。為了給數萬名逃入北方控制區的奴隸提供必需品，聯邦軍隊建立了後來被稱為“違禁品營地”的場所。這些營地的主要居住者為婦女、兒童與老人，他們多是為聯邦軍服役的黑人男子的家屬。他們中間有著極高的死亡率，這很大程度是因為營地生活條件過於糟糕。衛生委員會的一位觀察者將這些營地描述為“物資極其匱乏、生活極其痛苦”的場所。1864 年，在納什維爾旁的一座營地，僅三個月內便死掉了四分之一的居住者。許多逃往自由之地的黑人，還沒有享受到自由便死去了。

在整個南部，白人平民紛紛議論著明顯增高的患病率與死亡率。高患病率與高死亡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掙扎求生的南部邦聯，經濟窘況持續惡化。“如此之多的人都在死去，這樣的事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在向前線的丈夫報告後方消息時，弗吉尼亞州的一名婦女寫道。1864 年，一則代表納什維爾周邊婦女與兒童難民的呼吁書指出，“去年春天，兒童的死亡率高得可怕”，並表達了對“婦女與兒童人口”急劇“減少”的擔憂。由亞拉巴馬州蘭道夫縣的46 位居民呈遞給傑斐遜戴維斯的一封請願書確認，截至1864 年，“餓死人的事發生過”。南方人承認，戰爭所帶來的無論肉體上還是精神上的壓力，都造成了人員傷亡。一名弗吉尼亞州醫生感覺到發病率與死亡率在急劇攀升，他試圖為自己的這一感性認識做一番客觀衡量。他估計：“非戰鬥人口的平均死亡率比戰前高出了30%。”如南卡羅來納州一位婦女所言：“在內心遭受如此沉重壓力之時，身體有時會垮掉，這並不奇怪。”

即便是那些有特權、有名望的人，也無法免受戰爭所帶來的疾病的侵襲。在去軍營探訪父親時，威廉特庫姆塞謝爾曼9 歲的兒子不幸得了傷寒，繼而死去。為了陪伴他們的父親，南部邦聯將軍詹姆斯朗斯特裡特（James Longstreet ）的兩個孩子踏上了前往裡士滿的旅途。剛一到達這個擁擠的戰時首都，這兩個孩子便染上了猩紅熱，繼而使朗斯特裡特失去了兩個年幼的孩子。1862 年，11 歲的威利林肯死於傷寒，這十有八九是因為波托馬克河沿岸駐軍的軍營污染了華盛頓的水源。

醫院是尤其危險的地方。護士、護士長與其他醫療工作者，常會染上他們照料的病人所攜帶的、抑或被污染的共用水源所造成的疾病。在波托馬克軍團的醫院，聯邦將軍弗朗西斯巴洛（Francis Barlow ）的妻子阿拉貝拉染上了斑疹傷寒，繼而死去。無論在北方還是南方，因為工作條件較差、職業要求特殊，護士們—其中以路易莎梅奧爾科特（Louisa May Alcott ）為著名—經常成為傷寒、天花甚至是心力衰竭的受害者。在北卡羅來納州威爾明頓落入聯邦軍隊之手後，從安德森維爾監獄與弗洛倫斯監獄釋放出的戰俘擠滿了那裡的醫院，掀起了新的流行病浪潮。五位從北方來的“女護士”，有三個生了病，兩個死去；一名牧師與其他醫療護理人員也是非死即病。這座長期飽受苦難的小鎮的居民也必然受到影響。沒有數據或繫統的記錄能證明戰爭所帶來的疾病對非戰鬥人口的影響，但平民—尤其是南部的平民— 卻對疾病的殺傷力沒什麼懷疑。

像夏洛、安蒂特姆、葛底斯堡與威爾德內斯這樣規模巨大的戰役構成了戰爭舞臺的中心與焦點，它們常常遮蔽了那些不可避免會裹挾平民的、廣泛持久的小規模遭遇戰、遊擊行動與城市騷亂。這些衝突中的一部分，很自然源於這場戰爭。在整個南部的農場與種植園上，因為目睹了白人統治的削弱，預料到獲得自由的可能，奴隸們受戰爭爆發的鼓舞，開始對自己的受奴役地位發起挑戰。一些奴隸努力尋求復仇或維護一種新的力量感，而將他們的主人置於死地。瑪麗切斯納特（Mary Chesnut）曾描述了在年邁的貝齊威瑟斯龐被她的奴隸悶死之後，那席卷了南卡羅來納州上層社會的恐懼。在弗吉尼亞州，一名16 歲的女奴決心不要再忍受鞭打，她用一根柵欄襲擊了自己的女主人，然後將她窒息致死。為了維護統治，主人們也反過來殺害奴隸。在納奇茲附近，焦慮的白人弔死了30 個奴隸，這些奴隸被懷疑借戰爭爆發之機策劃一起反抗他們主人的起義。在納什維爾一些醫院工作的一位北方婦女聽說，一名“大約9 歲的黑人男孩死於他女主人的一頓暴打”。這位女主人之所以毆打他，是因為她“對他母親為追尋自由而逃跑一事感到憤怒”。更為常見的情況是，一些男性奴隸逃去加入了聯邦軍隊，他們的主人便對他們留下的妻子進行報復。有幫助北方佬嫌疑的奴隸，成為了南方白種人發洩盛怒的特定對像。當謝爾曼的部隊到達南卡羅來納的達靈頓時，鎮裡的一名小女奴高呼：“感謝主，北方人來了！”她因而被白人絞死。在整個南部，奴隸同奴隸主圍繞著這個特殊制度的前途展開了一場既公開又隱蔽的戰爭。這場戰爭制造了它自己的未被確認的傷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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