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_全球正義：捍衛世界主義建構中國話語體繫，傳播中國正義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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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正義：捍衛世界主義》全球化是人類正在經歷一種劃時代的歷史進程。探討並解決與全球化有關的各種問題，是人類面臨的巨大挑戰。我國目前出版的書籍主要關注的是與全球化有關的經濟、政治和法律問題，“全球正義研究叢書”叢書主要關注與全球化有關的價值、規範與倫理問題。

作為全球化進程中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必須要積極參與全球規則的制定，致力於建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政治、經濟體繫。為此，中國必須要形成自己的、能夠占領“道義制高點”的外交哲學。這樣一種外交哲學（包括國際關繫理念）必須要以某種能夠獲得理性辯護的全球正義理念為基礎。

全球化給不同民族和國家所帶來的影響是不同的。為了使更多的人能夠分享全球化的福音，使全球化的負面影響降低到**限度，就必須對全球化（特別是資本的全球化）進行某種規制和引導。這種規制和引導需要以某種共享的價值和規範為基礎。

全球化對每一個民族和國家都將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為了適應全球化的進程，我們必須要了解那些引導和推動全球化進程的價值和規範。

人類已經並將繼續生活在某種或好或壞的全球共同體中。為了更好地共同生活在一起，人類需要尋求並遵循某些合理的公共規範，創造並建構某種有利於消除各民族之間的衝突和矛盾的共享價值和全球公共政治文化。

生活在全球共同體中的人類需要某些共享的價值、規範和倫理，以之作為建立更加公平的國際秩序、協調各國家之間關繫的基礎。本叢書將選擇那些探討並倡導世界主義、大同理想、和平主義、全球分配正義的著作，首批書目共4種，分別是：《沒有國界的正義：世界主義、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民族責任與全球正義》《全球正義：捍衛世界主義》《全球正義：世界主義的視角》。

叢書兼顧學術性、可讀性與創新性。讀者定位為關注全球化問題的學者、青年學生、新聞媒體從業人員與白領階層。

內容簡介

《全球正義：捍衛世界主義》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政治學繫教授查爾斯?瓊斯的《全球正義：捍衛世界主義》一書從政治哲學和倫理學的角度繫統地分析了贊成和反對全球正義的主要理論，並提出了一種以所有人的平等的道德價值為基礎的世界主義的全球正義理論。該書共8章。第1章闡述了國際分配正義的基本理據及其原則。第2至4章探討了三種特定的世界主義正義理論（功利主義、人權理論與奧尼爾的新康德主義）。第5至8章評估了四種共同體主義的國際倫理觀點（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沃爾澤的共同體主義以及新黑格爾主義的構成論）的理論得失。瓊斯所主張的世界主義的全球正義理論認為，世界主義的立場是公道的、普遍的、個體主義的與平等主義的；我們的同胞以及外國人都具有平等的道德價值與道德權利；這種價值與權利不因我們的國籍或民族身份的不同而有所改變；保護人作為人的這種基本權利，是每一個人都負有的一種正義的義務。

作者簡介

查爾斯·瓊斯（Charles Jones），於倫敦經濟學院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現為加拿大西安大略（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政治科學繫繫主任、教授。研究領域為國際正義、政治思想史、當代政治思潮等，研究專長為世界主義、正義理論、國際政治理論、民族主義等。曾在耶魯大學等著名學府做過訪問教授。著作和編著有《全球正義：捍衛世界主義》（1999）、《民族的權利》（2000）等。

第1章分配正義與國際語境

部分世界主義

第2章功利主義與全球正義

第3章基本人權：道德底限

第4章奧尼爾與正義的義務

第二部分共同體主義

第5章愛國主義與正義

第6章米勒、民族身份以及分配正義

第7章相對主義、普遍主義與沃爾澤

第8章新黑格爾主義、主權與權利

結論

參考文獻

索引

譯後記

在線試讀

“全球正義研究叢書”總序
一
誰都無法否認，人類正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全球化指的是這樣一個過程，即世界範圍內的相互聯繫和相互影響不斷擴展、加深、加強和加速。經濟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發動機和主要戰場。全球市場（特別是全球金融市場）的形成和全球貿易的不斷擴展、強化和迅速發展把世界各國的經濟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因此，任何國家的經濟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他國家的經濟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不是在政治的真空中發生的。經濟的全球化導致了政治的全球化。世界某一地方的政治決定和行動，能夠很快地獲得全球範圍的影響力。發生在一個地方的政治決策和政治行動能夠通過快捷的媒體納入全球政治交往的復雜網絡中來。
經濟的全球化與政治的全球化使得世界不再由相對“分散的文明”或“分散的政治共同體”所構成。相反，人類生活在一個“重疊的命運共同體”中，發生在一個國家的事件將不可避免地會對另一個國家的國內政治產生影響；生活在地球這一端的人們的生活也將會不可避免地受到發生在地球另一端的重要決策的影響。“國內事務與國際事務的界限變得非常模糊。……國內事務與外交事務、國內政治問題和國外問題的區別已不再被明確劃分。”
全球化既給人類的生活提供了新的機遇，也帶來了全新的挑戰。其中一個重要的挑戰就是，全球化加劇了全球的不平等。全球化帶來了全球貧富差距的進一步加大。從1960年到1997年，世界人口中頂層20%的人群（都在富裕的國家）與底層20%的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從30倍增加到74倍。全球化雖然提高了全球市場對資源的配置效率，導致了全球財富總量的急劇增加，但是，全球化的利益與負擔卻沒有平等地在世界各地的人們之間分配和共享。此外，在全球化時代，一個人是否擁有物質財富和其他優勢的機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踫巧出生或生活在哪個國家。一個幸運地出生在西歐的兒童，比起出生在非洲或拉丁美洲的許多兒童，有更多的機會長大成人。“如此武斷地分配生活的機會，代表了我們時代主要的道德問題。”“全球正義研究叢書”總序

一

誰都無法否認，人類正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全球化指的是這樣一個過程，即世界範圍內的相互聯繫和相互影響不斷擴展、加深、加強和加速。經濟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發動機和主要戰場。全球市場（特別是全球金融市場）的形成和全球貿易的不斷擴展、強化和迅速發展把世界各國的經濟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因此，任何國家的經濟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他國家的經濟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不是在政治的真空中發生的。經濟的全球化導致了政治的全球化。世界某一地方的政治決定和行動，能夠很快地獲得全球範圍的影響力。發生在一個地方的政治決策和政治行動能夠通過快捷的媒體納入全球政治交往的復雜網絡中來。

經濟的全球化與政治的全球化使得世界不再由相對“分散的文明”或“分散的政治共同體”所構成。相反，人類生活在一個“重疊的命運共同體”中，發生在一個國家的事件將不可避免地會對另一個國家的國內政治產生影響；生活在地球這一端的人們的生活也將會不可避免地受到發生在地球另一端的重要決策的影響。“國內事務與國際事務的界限變得非常模糊。……國內事務與外交事務、國內政治問題和國外問題的區別已不再被明確劃分。”

全球化既給人類的生活提供了新的機遇，也帶來了全新的挑戰。其中一個重要的挑戰就是，全球化加劇了全球的不平等。全球化帶來了全球貧富差距的進一步加大。從1960年到1997年，世界人口中頂層20%的人群（都在富裕的國家）與底層20%的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從30倍增加到74倍。全球化雖然提高了全球市場對資源的配置效率，導致了全球財富總量的急劇增加，但是，全球化的利益與負擔卻沒有平等地在世界各地的人們之間分配和共享。此外，在全球化時代，一個人是否擁有物質財富和其他優勢的機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踫巧出生或生活在哪個國家。一個幸運地出生在西歐的兒童，比起出生在非洲或拉丁美洲的許多兒童，有更多的機會長大成人。“如此武斷地分配生活的機會，代表了我們時代主要的道德問題。”

當然，導致國際不平等的關鍵不是全球化進程本身，而是全球化的方式，特別是證明、推動和引導全球化的規範。畢竟，經濟上更大的相互依存本身（如更多的貿易，更多的知識交流等），如果能夠得到恰當的管理，是能夠給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帶來好處的。因此，面對巨大的全球不平等，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對全球經濟相互依賴性的全盤拋棄，而是更好的全球規範與全球制度；我們需要某種更為合理的規範和制度來調節這種相互依賴，來更為平等地分配全球化的利益與負擔。人類今天在全球層面所面臨的大多數全球問題都是由全球經濟與全球政治、全球文化之間的不一致所導致的。要解決這些棘手的全球問題，人類隻有朝著進一步全球化的方向發展，樹立與全球化相適應的全球正義理念，建立與全球化相適應的全球制度。

二

全球架構越來越類似於一個單一的制度體繫，因此，這一體繫必須要接受正義的拷問。由於我們的經濟活動是在全球範圍開展的，因而，我們的道德考量和正義關懷也必須要擴展到全球範圍。經濟的全球化必須要伴之以規範的全球化。由於全球市場已經變得沒有國家界限，因此，正義也必須要變得沒有國家界限。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指出的那樣：“提供經濟和社會福利的責任是普遍的、超越國界的。人就是人，不管他們生活在哪裡。人們對饑餓及其他諸如剝削、疾病的關切並不因為那些遭受苦難的人生活在國際邊界的另一邊而終止。”

全球正義的基本理念，就是用一種合理的正義原則來調節全球的背景制度，因為，全球化正是在這一背景制度中發生和運行的。羅爾斯曾指出：“屬於基本結構的那些制度的作用是確保正義的背景條件，人們和社團的行為正是在這種背景條件下發生的。除非這一結構得到恰當的規導和調整，否則初正義的社會過程就將不再是正義的，無論特定的交易在當時看來是如何地自由和公平的。”正義所要調節的正是這樣一種對人民的生活產生“深刻而持久”影響的背景制度。全球背景制度，即全球的基本制度結構，對各國人民之生活的影響也是“深刻而持久的”，因而我們也需要用全球正義原則來調控普遍存在於全球基本結構中的不平等。全球正義的基本思路，就是把適用於國內背景的正義理論擴展運用於全球背景。

三

全球正義是當今國際學術界的熱點問題之一。它的內容包括國際秩序的基礎、國際機構的設置、全球共同安全、全球分配正義、人道主義干預等重要問題。這些問題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得不面對的全球問題，是檢驗各國外交政策之合法性與合理性的話語基礎。我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發展中大國，也是負責任的大國。我國的外交政策要想占領國際舞臺的道義制高點，就必須了解全球正義的相關話語，了解國際社會在這一問題上的基本觀點及其證明方式。因此，研究全球正義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本套“全球正義研究叢書”首批推出四本，即《沒有國界的正義：世界主義、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2004）、《民族責任與全球正義》（2007）、《全球正義：捍衛世界主義》（1999）和《全球正義：世界主義的視角》（2009）。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哲學教授科克—肖譚的《沒有國界的正義：世界主義、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是從世界主義角度闡釋羅爾斯正義論的重要著作之一。作者認為，根據正義理論的基本邏輯，羅爾斯正義論的兩條基本原則（權利原則與差別原則）不僅適用於一個國家內部，而且適用於全球體繫。該書共三個部分：部分“世界主義”闡述了世界主義正義理論的基本內容，第二部分“民族主義”說明了合理的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之間的相容性，第三部分“愛國主義”分析了愛國主義與世界主義的差別及其聯繫。該書的核心論點是：（1）一旦我們弄清楚了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的內在極限以及世界主義正義的具體要求，我們就會發現，世界主義正義與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不是相互矛盾的；（2）我們可以接受“人們對本國人負有特殊義務”這一愛國主義的理想，同時又不危及世界主義正義對全球平等主義的追求。世界主義正義事實上能夠承認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獨立的道德價值，盡管它同時要給這些理想確立某些邊界。

牛津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繫學院教授、英國科學院院士戴維米勒的《民族責任與全球正義》一書由10章組成。第1章介紹了該書的基本思路。第2章分析了世界主義的具體內涵，並捍衛弱式世界主義，反對強式世界主義。第3章的主題是反對全球平等主義。第4章闡述了兩種不同的責任概念（後果責任與補救責任），並分析了這兩種責任概念在民族責任和全球正義理念中所發揮的具體作用。第5章探討的是民族責任的問題。第6章探討的是一個民族對其先輩的行為所承擔的歷史責任。第7章關注的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補救責任，即當基本人權未受到保護時，有能力幫助保護基本人權的任何行動者（個人或集體）原則上都要承擔起補救責任。第8章探討了三個問題，即移民權究竟是不是一項基本權利，移民接收國享有領土權利的依據是什麼，哪類移民政策是符合正義的。第9章討論的是富人對全球窮人的責任問題。第10章是對全書的總結。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政治學繫教授查爾斯瓊斯的《全球正義：捍衛世界主義》一書從政治哲學和倫理學的角度繫統地分析了贊成和反對全球正義的主要理論，並提出了一種以所有人的平等的道德價值為基礎的世界主義的全球正義理論。該書共8章。第1章闡述了國際分配正義的基本理據及其原則。第2至4章探討了三種特定的世界主義正義理論（功利主義、人權理論與奧尼爾的新康德主義）。第5至8章評估了四種共同體主義的國際倫理觀點（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沃爾澤的共同體主義以及新黑格爾主義的構成論）的理論得失。瓊斯所主張的世界主義的全球正義理論認為，世界主義的立場是公道的、普遍的、個體主義的與平等主義的；我們的同胞以及外國人都具有平等的道德價值與道德權利；這種價值與權利不因我們的國籍或民族身份的不同而有所改變；保護人作為人的這種基本權利，是每一個人都負有的一種正義的義務。

新西蘭奧克蘭大學哲學繫教授吉莉安布洛克的《全球正義：世界主義的視角》一書共分三個部分：部分闡述了布洛克所理解的全球正義的世界主義模型。第二部分從全球正義的角度探討了與全球扶貧、全球稅收改革、基本權利的保護、人道主義干預、移民、全球經濟安排等有關的全球公共政策問題。作者指出，人類能夠也應該以全球正義作為制訂這些公共政策的基本原則。第三部分認為，關於全球正義的理論與實踐是相互促進的；在理解全球正義方面，全球公共政策尤其有助於我們確認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平等的各自地位。

上述四位作者來自四個不同的國家，是全球正義研究領域非常活躍的作者。他們的著作和觀點經常被引用。他們的著作從不同角度深化和豐富了全球正義的研究。當然，由於學術背景、理論訓練等方面的原因，他們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他們的理論視野都未能突破羅爾斯正義理論的基本框架。羅爾斯國內正義理論的世界主義精神與其國際正義理論的共同體主義傾向之間存在著深刻的衝突。我們能否用一種其本身就存在著內在矛盾和衝突的理論作為研究全球正義的範式，這本身就值得懷疑。其次，他們對現存的國際制度之“不公正性”雖然有所認識，但是，對由西方主導的國際制度的不公正性的反思和批判還不夠深刻和徹底。西方列強從近代開始推行的殖民主義政策給其他國家的人民帶來了嚴重的傷害；從全球正義的角度看，那些從殖民主義政策中獲得好處的國家需要對這些受傷害的國家加以補償，從而糾正歷史上的非正義，實現補償正義。對於基於殖民主義的歷史非正義以及補償正義，上述作者的研究仍然不夠充分。再次，在現實社會中，西方國家的許多外交政策都違背了全球正義的基本理念。上述作者對西方國家在推進全球正義方面的虛偽性和雙重標準的揭露和批判不夠犀利，未能堅持全球正義邏輯的一致性和連貫性。後，上述四位作者反應的主要是西方學術界的主流觀點，沒有充分吸收發展中國家的研究成果和理論立場。

盡管存在上述缺陷和不足，上述四位作者的研究成果在一定意義上仍然反應了不同地區的研究者在全球正義這一問題上的不同視角，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我們予以關注。希望本套叢書有助於我國學者了解和借鋻西方學者的相關觀點，有助於深化和繁榮關於全球正義話題的探討和研究。

楊通進

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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