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時期外交文獻彙編1911—1949》（以下簡稱《彙編》）全面繫統地搜集了涉及民國外交的檔案和史料，分期分類編纂，內容涵蓋民國各個歷史時期，旨在全面反映民國外交的發展過程。

文獻資料集有多種編法，各有其利弊。《彙編》的編選方法應該是屬於喫力而不一定討好的那種。編者將從各方面努力搜尋來的史料精心挑選後，按照專題分節編排，並在前面加上簡要的導讀說明。這種編法對編者來說頗費些功夫，但一個顯而易見的好處是方便讀者。讀者可以在一個專題下集中閱讀相關史料，而不必再去辛苦地爬梳整理。

《彙編》分為十卷，基本以歷史發展的時間為序來編排。各卷之間的時間分段，並不具有嚴格的歷史分期意義，隻是為了方便展現歷史發展的過程罷了。在我看來，如要將《彙編》分為6卷、8卷或12卷，皆未嘗不可。重要的是，任何一種分斷必須有它可以言說的邏輯依據。《彙編》各卷依次展現了民國政府在不同時期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動。

《彙編》卷收錄了自辛亥革命至次世界大戰結束即1911年—1918年間的外交史料。民國初年，中國外交仍處於困境之中。民初政府繼承了晚清的外交格局，這個外交格局是民國政府不得不面對、不得不繼承的。無論是南京臨時政府還是北京政府，都宣示承認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當然，這兩種承認在動機和性質上有所不同。民國初期，中國的邊疆危機有所加劇。在外蒙和西藏都出現了“獨立”活動，其背後都有列強的身影。邊疆危機的發展結果是：外蒙古名義上仍留在中華民國的領土之內，但中央政府不能干預內政，不能駐軍；西藏雖未形成獨立的局面，但中央在西藏的主權受到了嚴重的削弱。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借口對德宣戰占領了中國的膠東半島，其後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在“二十一條”的基礎上逼簽了“民四條約”。“民四條約”是民國以後訂立的為恥辱的條約。

次世界大戰給了中國外交一個緩慢抬頭的機會，這個機會就是中國的參戰。“一戰”爆發後，中國起初宣布中立。但事態的發展表明，中國的中立權並未得到尊重。1917年，中國開始考慮對德宣戰。對於參戰與否，中國國內發生了很大的政爭，甚至引發了張勛復闢這樣的鬧劇。終，中國決定對德宣戰。通過宣戰，中國廢除了與德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取消了德國在華治外法權，德國在華軍隊也被解除武裝。宣戰還使中國獲得了以戰勝國身份參加戰後和會的機會。宣布參戰是中國次主動地參與世界事務，意義重大。

《彙編》第二卷收錄了“一戰”後1918年—1925年間北京政府方面的外交史料。在參加巴黎和會時，中國政府和民眾對和會懷有較高期待。中國不僅向和會提出了和戰爭有關的問題，而且還提出了和戰爭沒有直接關繫的問題。中國要求收回德國的租借地及德國在山東享有的特權，要求廢除中國與日本簽訂的“民四條約”，要求廢除列強在華享有的若干不平等特權。但和會結果令人大失所望，就連收回德國租借地這樣的基本要求也未被和會所接受。巴黎和會的這一消息傳回國內後，引起了軒然大波，激發了五四愛國運動。中國代表團終沒有在和約上簽字。這在中國外交史上是十分罕見的。中國在和會上提出廢除列強若干特權的要求，可以視為日後開展的修訂不平等條約運動的起點。

在華盛頓會議上，中國再次提出廢除不平等特權的要求。對中國的關稅自主、廢除在華治外法權的要求，會議表示同情，決定三個月後在中國召開專門的關稅會議和特別法權會議進行討論。通過會外交涉,中日在1922年2月簽署了《關於解決山東懸案的條約》。華盛頓會議通過了《九國公約》，其總原則的條要求尊重中國的主權、領土和行政完整，具有進步意義。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雖未能如中國所願,但它促發了中國的反帝愛國運動，對2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高漲產生了巨大影響。面對這一形勢，為了緩和矛盾,列強開始考慮將部分租借地、租界交還中國,放棄庚子賠款餘額等。中國開始收回部分主權。這一時期，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努力融入國際社會。

《彙編》第三卷收錄了北京政府後期（1924年—1928年）的外交史料。在中國為恢復國家主權與英、美、法等國進行艱難談判且進展甚微之時，十月革命勝利後建立的蘇俄對中國作出了一個相較於列強而言頗為慷慨的決定。蘇俄主動宣布廢除舊的沙俄政府在中國取得的若干特權，甚至表示要無條件放棄中東鐵路，等等。蘇俄主動放棄在華特權的姿態，不僅對當時的中國外交產生了很大影響，而且對中國社會的走向也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後來，蘇俄的外交局面有所好轉，其放棄在華特權的立場發生了變化。中蘇之間關於這一問題的談判仍然比較艱苦，1924年達成《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

1925年，北京政府發起修訂不平等條約運動。這一運動大致由兩個方面組成：一方面是關稅會議和法權會議這樣的多邊會議，另一方面是中國政府與單個國家的雙邊交涉。關稅會議初步達成協議，列強承諾在1929年同意中國實現關稅自主，同意中國現行關稅可由5%提高到7.5%，中國政府承諾取消釐金制度。但關稅會議進行之時，中國政局動蕩不安，會議遂不了了之。法權會議可以說是毫無進展。會議對中國司法狀況進行了調查，其結論是：中國的司法狀況不如人意，須待中國現代司法制度比較完善時再討論廢除治外法權問題。與此同時，中國展開了對單個國家的雙邊談判。中國政府向條約到期國家發出照會，要求訂立平等新約。在修約談判中，面對相關國家的抵制，北京政府曾單方面宣布廢除與比利時、西班牙的條約。中國敢於單方面廢除不平等條約，這在中國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罷免中國海關的英籍總稅務司安格聯，也體現了中國外交的勇氣。

《彙編》第四卷收錄了南方政府的外交史料，時間跨度從1917年孫中山南下護法在廣州建立政權，到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統一中國。孫中山在廣州建立政權初期，曾努力爭取列強承認與獲取列強支持，但收效甚微。南方政府與列強之間發生了種種衝突，並多次發起反帝愛國運動，如圍繞收回海關關餘而與列強展開的交涉與鬥爭、反對英國插手商團事件的鬥爭、省港大罷工等。在爭取獲得列強支持而不可得的情況下，孫中山改行聯俄外交，推動實現國共合作，確立了反帝外交政策。孫中山去世後，國共合作的廣州政府於1926年發起了北伐戰爭。

盡管北京政府此時開始了修訂不平等條約的活動，但在南方政府看來這遠遠不夠。他們認為不平等條約不應該修訂而應該廢除，應實行“革命外交”。南方政府提出了兩大口號：“打倒軍閥，打倒列強”，采取了比北方政府激進的外交方針。以群眾運動為前導，以北伐軍部隊為後盾，漢口、九江的英租界通過街頭衝突、中國軍警開進、談判解決的三部曲而收回。在鎮江，英國在北伐軍到來之時主動提出交還鎮江英租界。這一時期，中日關繫日益惡化，日本干擾國民革命軍北伐，濟南慘案、皇姑屯事件與阻止“東北易幟”等，使其公開地站到了中國的對立面。

《彙編》第五卷收錄了1928年國民政府成立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的外交史料。南京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後,采取各種措施爭取收回因不平等條約而失去的利權。國民黨人將這一時期的外交稱為“革命外交”。南京政府首先在關稅自主問題上取得了突破。1928年7月,中美關稅新約訂立,美國率先承認中國關稅自主。到1928年底,中國與除日本以外的其他國家分別簽約，獲得關稅自主權。與日本的談判比較復雜，涉及中日之間的若干懸案談判。1930年5月，中日簽訂關稅條約，中國至此完全實現了關稅自主。撤廢治外法權的談判比較曲折,但南京政府還是於1931年夏先後與英美達成初步協議。遺憾的是，“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中斷了國民政府廢棄領事裁判權的交涉進程。“革命外交”中，國民政府終收回了威海衛租借地、鎮江英租界、天津比租界及廈門英租界。

這一時期，中蘇關繫急劇惡化。南京政府在全國範圍內查抄、關閉蘇聯領事館,中蘇關繫幾至決裂。1929年,東北當局武力接管中東路,引發“中東路事件”。蘇軍重創東北軍，中東路恢復原狀。在國民政府發起的“革命外交”中，日本在關稅自主和廢除治外法權的問題上頑固抵制中國恢復主權的要求。不僅如此，日本在這一時期還加緊了向中國東北地區的擴張,先後制造了“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這是日本陰謀侵占中國東北的兩個重要事件，也是“九一八”事變的前奏和預演。

《彙編》第六卷收錄了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即1931年—1937年間的外交史料。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制造柳條湖事件,進而發動侵占中國東北三省的侵略戰爭。此後,日軍在上海地區挑起“一二八”事變。不久,日本在東北地區扶植建立了“滿洲國”傀儡政權。1933年初,日軍攻占熱河省，進攻長城地區。1935年,日軍又在華北地區制造事端,策劃所謂“自治運動”。終，1937年發動了一場全面的侵華戰爭。從“九一八”到“七七”，可以看出日本軍國主義走向全面侵華戰爭是一個必然的連續的過程。這一時期，國民政府對日本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國民政府一方面組織了淞滬抗戰、長城抗戰等抵抗作戰，一方面又與日本簽訂了“塘沽協定”、“何梅協定”與“秦土協定”。在作出對日妥協的同時，國民政府也在加強抗戰的準備工作。

“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對外戰略進行了重大調整。中蘇兩國恢復了外交關繫,並為簽訂兩國互不侵犯條約和商約展開談判。中蘇關繫的逐步改善,無疑也為抗戰爆發後蘇聯大力援華奠定了基礎。中德關繫在這一時期發展迅速。兩國間經貿往來進入一個新階段，中國不但通過出口原料換來德國大批工業品和軍火,而且在軍事和工業發展方面得到了德國的許多幫助。國民政府尤其注意加強與英美的合作。1933年時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的宋子文對歐美進行了長達四個月之久的訪問。中美簽署了50的棉麥借款協議,密切了經濟關繫。國民政府進行幣制改革,英國給予了支持。中美簽訂白銀協定,以穩定幣制改革後的國內金融秩序。這一時期，中國有效調整了和英美的關繫，逐步得到了英美的同情和支持。

《彙編》第七卷收錄了抗日戰爭前期即1937年—1941年間的外交史料。這一時期，中國外交的主要任務是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支持。中國先後向國際聯盟、九國公約會議提出申訴。這兩個會議給中國以道義支持，但未采取援華制日的實質性措施。中國積極展開雙邊外交。中國竭力爭取德國保持中立。抗戰初期，德國繼續維持對中國的軍火供應，德國駐華軍事顧問仍繼續活動。陶德曼調停失敗後，德國政策開始發生逆轉，但對華禁運軍事物資的命令並未嚴格執行。中蘇關繫迅速調整，中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後，蘇聯分三批向中國提供了2.的巨額貸款，先後派遣2000名空軍志願隊員來華作戰。抗戰初期，英美法對日的妥協傾向嚴重，但國民政府依然把依靠英美尤其是美國作為其外交主要方針。隨著日本野心的逐漸暴露，英美逐漸走上援華制日的道路，多次向中國提供貸款援助。中國和英國開始進行軍事合作的初步踫商。美國宣布向中國提供租借援助，派出以馬格魯德將軍為團長的軍事代表團，並同意美軍人員辭職後來華加入空軍志願隊。

抗日戰爭前期，中日之間的秘密接觸極其頻繁。這些渠道既有分別為蔣介石及孔祥熙、何應欽等國民政府高官所控制的或知情的，也有中下層人員與日方的試探性接觸。這些接觸目的各異，既有試探對方誠意、試圖尋找議和機會的，也有為緩解戰場軍事壓力或推遲日本承認汪偽政權而進行的策略性行動。1941年前，國民政府對於中日議和多少有些幻想，但隨著英美援華態度的明確，其立場逐漸強硬，不再積極尋求與日方的接觸。

《彙編》第八卷收錄了抗日戰爭後期即1941年底至1945年間的外交史料。這一時期，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爭取大國地位，是中國外交的主要任務之一。中國積極推動國際反法西斯陣線的形成。兩度派出遠征部隊入緬作戰，終解放了緬北大片地區。積極支持周邊國家的抗日活動，成為朝鮮和越南抗日力量的庇護所和大本營。蔣介石一行出訪印度，努力調解英印當局與國大黨之間的矛盾。中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積極參與戰時問題的討論和戰後秩序的設計，為創立聯合國和建立公平合理的戰後秩序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抗戰後期，中國的國際地位有了顯著提高。中國不僅廢除了束縛中國達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條約，成為一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享有平等地位的國家，還擔任了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成為一個對國際事務享有重要發言權的國家。另一方面，中國與其他三強之間仍有較大差距，《雅爾塔協定》與中蘇條約談判便反映了中國與其他三強實際上仍不能平起平坐。抗戰後期，中美關繫空前緊密，但隨著戰爭的進行，中美之間的矛盾也逐漸顯露和加劇，後爆發了“史迪威事件”。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日益成熟。蘇德戰爭爆發後，中共明確提出了聯合英美共同反對德意日的方針。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共終確立了建立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的方針。中共積極開展對美外交，努力爭取美國對中共的了解和支持，美軍觀察組得以進駐延安。觀察組成員與美國駐華外交官撰寫的報告認為，中共已獲得人民支持，將對戰後中國前途產生重要影響，主張發展與中共的關繫。赫爾利來華後，介入國共談判。赫爾利在勸蔣無效後，采取了明確支持蔣介石的立場，美國對華政策由初的中立走向親蔣限共。中共對赫爾利的態度及對美政策亦隨之作出相應改變。

《彙編》第九卷收錄了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數年間的中國善後外交史料。除了主持中國戰場的受降外，中國還參加了香港的受降，主導了印度支那北部地區的受降。境外受降的交涉反映了戰後盟國間的復雜關繫。日本宣布接受無條件投降時,分散在中國各地的日軍官兵和僑民有300萬左右。在國共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分散各地的日僑、日俘集中到沿海城市,分批遣返日本。戰後，由11個對日戰勝國組成了遠東委員會。遠東委員會下設戰犯工作委員會,負責制定懲治日本戰犯的政策法規。盟國在日本建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甲級戰犯。中國等其他被侵略國家組織國內軍事法庭,審判乙級和丙級戰犯。戰爭結束後,日本在海外的資產被相關盟國接收。這些財產是否應該算入接收國的賠償份額?蘇聯聲稱中國東北的日辦企業都是其戰利品，從東北搬走大量機器設備,蘇聯的做法是否合法？這些問題都曾成為戰後日本賠償問題的爭論焦點。由於各國在賠償份額問題上互不相讓,加之美國對日政策開始發生變化,遠東委員會終沒有解決對日索賠問題。美國主導了對日和約的談判，終，舊金山和會不僅排除了新中國，敗退臺灣的國民黨政權也無緣參加。

戰後，蘇聯不僅獲得了中長鐵路共管、大連港優越權益、旅順口海軍基地等特權,還獲得了在東北實行壟斷性經濟合作的特權。中蘇戰後交涉的工作圍繞東北問題和外蒙古獨立兩方面展開。國民政府被迫做出許多讓步。1945年12月，美國前參謀總長馬歇爾奉命來華,試圖調解國共軍事衝突。盡管馬歇爾作出了一些努力，但美國的對華政策本身存在著難以保持中立的特性,支持國民黨主導的國民政府是其難以改變的基本立場。終，馬歇爾無功而返。

《彙編》第十卷收錄了抗戰勝利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即1945年—1949年間的外交史料。這一時期，以美蘇為中心的冷戰國際格局已露端倪,兩大陣營的鬥爭影響著中國政局的發展。一方面,美國為了對抗蘇聯，阻止中國共產黨獲勝，從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支持國民黨；另一方面,蘇聯雖然表面上采取中立態度，但暗中仍然積極援助中國共產黨。這一時期，中美訂立了新的商約及其他一繫列條約，美國的政治經濟勢力前所未有地擴展到全中國。然而,國民黨民心已失,難挽頹勢。隨著國民黨退出大陸,美國失去中國。這一時期的中蘇之間衝突不斷。在新疆，蘇聯介入了新疆內部的民族矛盾與衝突，中蒙軍隊還在邊境地區發生了嚴重的軍事衝突。解放戰爭後期,共產黨逐漸確立了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

戰後,隨著以美、蘇兩國為主導的兩大陣營的形成，英、法、德等傳統大國與中國關繫的重要性有所降低,但內容仍很豐富。發生在長江中的“紫石英號”事件，典型地反映了呈現下降態勢的英國面對處於上升態勢的中國革命勢力的尷尬境地。戰後，亞非拉許多國家爆發了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中國政府與周邊獨立國家發生了廣泛的外交關繫。

《彙編》的史料主要由三大方面構成。一是廣泛輯錄各類已刊專題檔案資料集、政府公報、外交公報、報刊雜志報道、當事人日記、回憶錄及未刊檔案文獻；二是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等檔案館集中提供的館藏民國時期各類外交檔案，總量在200萬字以上，其中有大量檔案繫次公開發表；三是大量翻譯各國已刊外交文件集及未刊檔案，如《美國外交文件》、《英國外交文件》、《法國外交文件》、《德國外交文件》、《蘇聯對外政策文件集》、《日本外交文書》，以及收藏於英國、美國、俄羅斯、日本等國各相關檔案館的檔案文獻。大批量未刊檔案的選錄和各國外交文件的選譯，相信將為受各種資料條件和語言條件限制的研究者提供極大的方便。

《彙編》由王建朗主編，馬振犢、張俊義任副主編。各卷主編分工如下：

卷主編:李廷江、陳開科

第二卷主編:葛夫平

第三卷主編:張麗

第四卷主編:張俊義

第五卷主編:杜繼東

第六卷主編:臧運祜

第七卷主編:王建朗

第八卷主編:王建朗

第九卷主編:杜繼東

第十卷主編:陳開科

近代史研究所中外關繫研究室承擔了《彙編》的主要工作，除上列各卷主編外，侯中軍、張志勇、李珊參加了《彙編》架構的討論，承擔了大量的編選工作和輔助工作。所內同事羅敏、楊婉蓉、徐志民、馮琳、呂迅、陳春華，以及所外同行李兆祥、賈俐、邱海燕、趙玲燕等參加了本書的編選工作。

感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馬振犢、郭必強所領導的團隊，戚厚傑、王曉華、李琴芳、陳寶珠、張海梅、孫秋浦、任駿、夏軍、李寧等積極參與了檔案史料輯錄工作，他們提供了該館所藏的外交檔案資料，為《彙編》增色不少。

感謝中華書局歐陽紅所領導的團隊，他們為《彙編》付出了極大精力，其認真敬業的精神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沒有他們的催促和把關，《彙編》不可能在現在以這樣的質量呈現在讀者面前。

近代史研究所中外關繫研究室已故主任欒景河研究員承擔了《彙編》的前期組織工作，不幸英年早逝。《彙編》凝聚著他的心血，謹以此書寄托我們的一片哀思。《彙編》的問世，也是對他好的紀念。

王建朗

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