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地緣政治學創始人卡爾·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1869-1946）的身世頗富傳奇色彩，而他的長子阿爾布萊希特·豪斯霍弗（Albrecht Haushofer，1903-1945，不妨稱為“小豪斯霍弗”）的一生雖然短暫，卻更有聲色。小豪斯霍弗既是納粹德國時期的政治地理學家、外交家、作家，又是參與刺殺希特勒計劃的志士，並為此獻出了生命。①
小豪斯霍弗出生時，老豪斯霍弗還是德意志帝國巴伐利亞王國軍隊的軍官。到了他上大學的年齡，正逢其父作為退役少將開始自己的學術生涯。在父親的影響下，小豪斯霍弗在慕尼黑大學學習地理學和史學，1924年完成博士學業後前往柏林，給當時德國著名的地理學家彭克（Albrecht Penck，1858-1945）教授做助手，5年後（1929）出任柏林地理學協會秘書長，並擔任該協會期刊（Zeitschrift der Gesellschaft fur Erdkunde zu Berlin）的主編。
1933年1月30日，納粹黨上臺執政，希特勒出任“第三帝國”的首，老豪斯霍弗過去的學生赫斯（Rudolf Hess，1894-1987）當上希特勒的副手。這年夏天，年僅30歲的小豪斯霍弗成為赫斯的私人顧問，次年進入主管外交事務的“裡賓特洛甫辦公室”（Dienststelle Rippentrop）工作，負責掌握德國境外德意志族群的政治動態。在歷時4年（1934-1938）的外交生涯期間，小豪斯霍弗領受了多項秘密外交使命：與東歐和東南歐有關國家協商邊界問題以及當地德意志少數族裔問題，十多次赴倫敦與主張綏靖政策的英國政治家溝通，等等。1936年秋，德國與日本結成聯盟，小豪斯霍弗又受命以非官方密使和觀察者的身份赴日本和中國考察（1937年夏秋），為德國擬定東亞政策進行調研。
直到“二戰”爆發前，小豪斯霍弗在其長期主持的《地緣政治學刊》（Zeitschrift fur Geopolitik）“來自大西洋世界的報告”（Berichterstattung aus der atlantischen Welt）專欄上撰寫了不少時政分析文章。他還經常做學術報告，分析德英關繫和東亞局勢的變化。由於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出爾反爾、咄咄逼人，小豪斯霍弗預感到歐洲瀕臨大戰危險，一再發出警告，希冀阻止戰爭的爆發，這讓時任外長裡賓特洛甫十分不滿，甚至認為他是在“秘密（為英國）服務”。1938年秋季慕尼黑會議以後，小豪斯霍弗被“裡賓特洛甫辦公室”解職。
小豪斯霍弗母親有猶太血統，納粹施行全面排猶政策後，在赫斯的庇護下，他纔得以進入帝國外交部門任職。1938年離開外交部門後，同樣是在赫斯庇護下，小豪斯霍弗繼續在柏林高等政治學院任教。1940年該校並入柏林大學國際關繫學繫後，小豪斯霍弗晉升為該繫教授，主持政治地理學專業。從此他與其父一樣，專心研究地緣政治問題。
老豪斯霍弗為德國設想的地緣政治戰略是與蘇聯結盟，建立一個以德國為主軸的歐亞大陸聯盟，從中歐經由蘇聯的中亞到遠東（即從萊茵河到黑龍江和長江流域）形成大陸性大國集團，以抗衡英、法、美三國的海洋殖民霸權。①小豪斯霍弗並不看好父親的這一構想，因為他不相信蘇聯能與德國結成真正的聯盟。
1918年德國戰敗時，小豪斯霍弗正好15歲，德國戰後的混亂政局以及戰勝國對德國領土的任意分割，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像。他認為德國的當務之急是重建中歐新秩序，擺脫《凡爾賽條約》的束縛，實現把奧地利包括進來的大德意志國家的構想，在多瑙河（流域）空間建立德國的主導地位。但這樣一來，法國和蘇聯一定會把德國視為主要敵人。因此，德國的戰略應該是與英國結盟，以平衡法國在西歐的優勢地位。然而小豪斯霍弗並不知道，納粹德國的主導者設想的是軍事解決方案而非外交方案。
在東亞方面，小豪斯霍弗與當時德國的多數職業外交官一樣，主張德國應該扶持中國，以平衡日本在東亞的優勢地位。其父早年研究日本，曾出任駐日武官，對日本有某種暖昧情愫。小豪斯霍弗則崇尚中國的古老文化傳統，對中國的好感比對日本要多。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積極尋求德國的援助，聘請德國軍事顧問團，德國趁機在中國打開軍工產品的市場，同時通過易貨貿易的形式，將中國的礦物資源和初級農產品等戰略物資輸入德國。

“英國與東亞”這個專題，一路追溯而來，乃是對不多不少整整一個世紀的概括。如果在一個宏大的歷史運行框架裡來看待它，那便是西歐海洋大國中的強者，猛烈撞擊進入遙遠的亞洲世界的一個人口密度巨大、擁有高度教養的古老空間的歷史：60年的滲入，取得了外交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影響力，之後40年整體上卻在持續緩慢地、十分機智隱蔽地回撤到龐大帝國重大利益的防守線上，雖然其間由於當地戰亂，回撤進程有所中斷。這條防守線由兩大側翼地區所決定：坐擁三億五千萬人口、局部地區人口過密的印度和面積幾乎相當於歐洲、人口大約隻有德國八分之一的澳大利亞作為重心，兩者中間有大型的、新擴建的新加坡海洋基地和航空基地。
英國從印度空間出發完成了向遠東的進攻，它次武力侵犯中國關聯到非常奇特、不太道德的印度貿易需求。大約100年前，為了確保印度的鴉片貿易，它開赴中國，要打開中國的國門，那道出於合理原因而被維護的國門。這是白人殖民者在遠東的首次登場！英國的政治家們談論起在世界其他地方為維護秩序而進行干涉的合理性或非合理性時，往往道德的調門相當的高，那麼我們不妨就來回憶一下前述事件的過程。
鴉片戰爭是強行開放東亞邊界的開端，一開始是中國的邊界，然後是日本的邊界。在這件事上幾乎沒有征求東亞國家的意見。我們記得，上個世紀中葉，英國在面對日本和中國使用武力時，並沒有特別顧及它們。燒毀北京郊外的圓明園、轟擊日本南部九州島上的鹿兒島城，這兩樁發生於19世紀60年代的事件表明了單方面的實力存在。在此狀況下，英國以幾艘現代戰艦將兩個東亞大國過時老舊的軍備化為灰燼，並由此在兩個民族內部引發出一場影響深遠的革命，在當時隻有很少的人認識到這一點。這場革命在日本很快導致一場自強維新運動；受到需要滲透的空間範圍和人口數目的制約，這在中國則需要長得多得多的時間。
60年代末期，日本已經開始成功抵制海洋大國通過戰艦強加於己的西歐影響。而對中國的滲透作為那個時代英國東亞政策的核心，卻通行無阻地向前推進。對中國的滲透具有各種各樣的形式，首先建立起通商口岸來：從南方的廣州（割讓的香港，一座地理位置優越，開始時看似沒有價值的島嶼，在廣州的海洋門戶面前發展起來）沿海岸而上，經過臺灣和福州到揚子江人海口一帶的大型港口，其中重要的港口上海成為擁有百萬人口的大都市，然後從山東沿海往北直到天津。在這些口岸成為自由港的同時，中國的司法權便被廢除；以保護移民區、公使館和領事館區的必要性為由，（英國）獲得在中國的一些地點駐扎自己守備部隊的許可。旅順港和大連港俄羅斯基地與英國威海衛海軍基地隔海相望，至同一時期德國得到膠州，這種大國的爭相滲透告一段落。國際船隻在揚子江上的通行權使得英國船隻和貿易能夠溯流而上滲透進中國內地，並在諸如漢口這樣的地方建起同樣享有治外法權的英國租界。英國顧問進入中國政府機構一事不太顯眼，作用卻不可小覷，連帶著經濟和財政滲透，以至於中國重要的財政機構海關總稅務司——盡管具有一定規模的國際人員——後卻差不多成為一家英國的企業。對中國經濟進行滲透的那種循環（套路），也被運用於世界政治的其他領域：提供超高息貸款，由此確保自己獲得特別的權利，確保自己獲得道路特許權和礦山開采權，將這些權利加以擴展，形成交通和外貿壟斷……
總而言之，英國在19世紀為使整個中國接受其統治所做準備的手段，與它在17和18世紀降服印度時所使用的手段並無二致。區別僅在於：其一，英國人有些低估了東亞世界的抵抗力；其二，英國人無法完全排除其他大國的滲透。他們不得不認可俄羅斯人霸占東北，法國人將雲南變成自己的勢力範圍，他們無法阻止德國人殖民山東和相鄰的黃河流域地區。1895-1900年這個時期，在整個中華帝國瓜分計劃裡，東南部廣大區域和整個揚子江地區主要成為英國的利益範圍：這一有著三四百萬平方公裡面積、2億-2.5億人口的區域，供他們改善經濟和開發——按照一些人的說法，或者供他們剝削和榨取——按照另外一些人的說法。
但是，隨著義和團運動的興起，反擊戰拉開了序幕，至少在中國小部分地區這算是次群眾性的抵抗行動，它與近幾個月裡針對日本人的民族抵抗行動還完全不搭界，當時華北的（義和團）事件並沒有太打動華南和華西的人們。英國政治家中那些有著遠見卓識的人士，在1900年世紀之交，尋求與德意志帝國實現和解，很快又把日本人當作俄羅斯的克星來利用。他們沒有預料到，這個東方國家生命力旺盛，經得起打擊，世界大戰纔讓他們對此有所見識。結果出人意料，這個東亞盟國在此期間成為一個極其獨立的強國，而它仍然面臨著到底與英國結盟抵抗德國，還是與德國結盟抵抗英國的選擇。雖然在協約國方面運用機智的外交手段後，日本人一開始滿足於從德國人手上拿走更易更快到達的山東，隻向南推進到赤道，可是日本船隻作為友好助手突然出現在新加坡的事實，對英國在東方的領地產生了強烈效應。請允許我在此處再一次提及幾位英國將軍的遠見卓識，比帥和後來的陸軍大臣基奇納勛爵（Lord Kitchener，1850-1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