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上篇指引建設小康社會

第1章奠定小康誕生的社會基礎

傳統與現代的交彙

新的出發點

開眼看世界

求取“真經”

引導歷史轉折

第2章提出小康社會的完整目標

中國式的現代化

提出小康

調研算賬

小康社會

三步走

富有感召力的奮鬥目標

第3章推動改革創新與小康建設

改革是解放生產力

經濟特區的開創

不走回頭路

改革是走向小康的必由之路

第4章倡導精神文明的小康社會

精神文明

從嚴治黨

科教興國

第5章營造小康中國的和平環境

小康的安全保障

小康的時代主題

小康的外部環境

小康的世界意義

第6章突破小康面臨的困境障礙

決策開發開放浦東

發表“南方談話”

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見證總體小康實現

下篇指引推進共同富裕

第7章提出共同富裕的重大命題

共同富裕的歷史課題

實現共同富裕的設想

共同富裕思想的發展

共同富裕與小康的未來

第8章通過農業改革推動城鄉共同富裕

農民生活與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在生產領域的要求

土地流轉實現適度規模經營與多種經營

應用生物和信息技術實現小農生產與現代農業銜接

發展集體經濟反哺個體收入和支持公共事業

農業改革與共同富裕

第9章通過協同發展推進區域共同富裕

兩個大局與共同富裕

實行西部大開發

協同發展的典例

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共同富裕

第10章通過稅收制度改革推進人民群體共同富裕

稅收制度與人民生活

用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發展

用稅收調節分配

適應市場經濟的稅收制度改革稅收制度推進共同富裕

結語

後記

探索通過農業改革實現共同富裕：

一個村莊的前世今生

 我們知道小崗村，首先在於它是中國農村改革的起點。其實，小崗村之前，在全國很多地方，農民群眾甚至基層組織進行類似“包產到戶”的生產實踐為數不少，在1978年前後更多。比如，有觀點認為，“包產到戶的真正發源地是安徽省肥西縣山南區”。但是，鳳陽小崗村確實為我國農村改革的開啟作出了兩個突出貢獻：其一是“包干到戶”的形式，其二是“大包干”的名稱。

包產到戶還是包干到戶？

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兩種類型。兩種都是在生產隊統一領導下，將集體耕地按人口或按勞動力承包給農戶經營。不同點是，包產到戶堅持工分核算和生產隊統一分配，即年初確定包產、包工、包投資的“三包”指標，年終將包產產量納入分配，按“三包”指標完成情況找補兌現；而包干到戶不搞“三包”和生產隊核算，把國家征購、集體提留落實到戶，實行定額包干上交，剩餘歸己。後者辦法簡單，利益直接，責任具體，按農民的說法就是“保證國家的，交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小崗村實行的包干到戶，其吸引力遠大於包產到組和包產到戶，農民為擁護，成為廣大群眾的自覺選擇。因此，當得到政策支持後，其傳播速度極快，到1983年底，全國實行包干到戶的占農戶總數的98%。（圖一、圖二）

“大包干”一詞的由來

“大包干”的名稱則更具有歷史性。今天查閱歷史文獻，會發現其內涵在發展變化。比如1958年曾用於鐵礦區基本建設；1980年以前，常常指包干到組；其後，則一般指包干到戶。眾所周知，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改革開放開啟的標志，而這次會議原本的議題是農業問題。在農業方面，這次會議取得的重要成果是提出“必須首先調動我國幾億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必須在經濟上充分關心他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障他們的民主權利”，農村經濟政策開始全面松動。但仍然要求：“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穩定不變。”次年9月，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也規定：“不許分田單干。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因此，一些明確以“包產到戶”為標志的生產受到了抑制。而“大包干”，這一20世紀50年代就見諸報端，並曾得到毛澤東批轉的用語，為干部群眾堅持這一正確實踐爭取了空間。“大包干、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其宣傳和示範效應也更明顯。（圖三）

“改革村”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如今，像小崗一樣有名的村子在中國為數不少，其中很多村子比小崗村發展得好。但是，客觀地說，在中國改革歷程中，小崗村確實具有無可替代的歷史地位，尤其是為全國的改革發展發揮了特別重要的試點作用。這是由小崗村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決定的。

普遍性在於，小崗村的自然環境、地理方位、人力資源等先天條件並不具備特別的優勢。小崗村的普通，其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一段時間村民難以達到生活富裕的實際情況，更代表了我國廣大農村的真實水平。

特殊性在於，作為“改革村”，小崗村具有重要的政治像征，備受社會各界關注。很多改革，尤其是農村改革的探索都在小崗村進行了試驗，積累了很多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結合，可以看到，小崗的狀態是中國農村改革的晴雨表，不僅是開端，40年來我國農業改革的許多重要節點都與小崗村有關；就現實來看，小崗村的道路是具有普遍意義的中國農村小康之路、農業現代化之路。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17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其中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小崗村當年的收入水平，雖然距全國領先水平有不小差距，在全國屬於中上水平，也符合其試點的定位。取得這樣的發展成果，有多方面的原因，“三農”是一個綜合發展的整體，農業改革在村民致富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圖四）

“三權分置”：農業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制度創新

農業改革是綜合性的、多方面的，從實現共同富裕的角度考慮，這裡主要著眼於農民收入的提高。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小崗村時指出的：“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農民小康不小康，關鍵看收入。檢驗農村工作實效的一個重要尺度，就是看農民的錢袋子鼓起來沒有。”在這方面，小崗村三種形式的實踐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2016年，中央正式確立農村承包地堅持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的“三權分置”。這是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我國農村改革的又一大創新，為推動農村進一步改革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我國農村改革的歷程中，兩次權利分置都起到了歷史性的巨大作用。次分置是所有權和承包權的分置，小崗村是其中的代表；第二次“三權分置”，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是我國農村改革又一次重大制度創新，有利於更好堅持集體對土地的所有權，更好保障農戶對土地的承包權，更好用活土地經營權，推進現代農業發展。”“三權分置”規範和推動了土地流轉，使之成為當前我國農村火熱的實踐。在這方面，小崗村也處在前沿。村民們通過土地流轉實現適度規模經營與多種經營，達到“一二三產融合”，從而有效地提高了收入水平。

圖一 1978年，小崗村18位村民帶頭簽訂契約實行大包干。圖為其中的嚴宏昌、嚴俊昌和嚴立學。

圖二 1978年12月，小崗村18位農民按下紅手印的契約。

圖三 小崗村的大包干紀念館。

圖四 小崗村已成為全國十大名村之一、國家4A級旅遊景區。

共同富裕的歷史課題

在全面小康社會建成的今天，共同富裕已經成為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願望。但是，共同富裕並不是能夠自然產生的，需要卓越的智慧與艱辛的努力。事實上，共同富裕是人類歷史上尚未出現的社會狀態，在古今中外都沒有真正合適的樣板可資借鋻。

一個超越現存社會的偉大目標

中華文明在古代曾經達到世界之巔，農耕文明長期居於水平。漢代時，我國人口就超過6000萬，墾地超過八億畝。唐代長安城面積超過80平方公裡，人口超過100萬，宮殿金碧輝煌，佛寺寶塔高聳，東西兩市十分繁榮。詩人岑參就有“長安城中百萬家”的詩句。北宋時，國家稅收峰值達到1.6億貫，是當時世界上富裕的國家。那個時候，倫敦、巴黎、威尼斯、佛羅倫薩的人口都不足10萬，而我國擁有1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近50座。根據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當時中國的GDP占全世界的比重很高。而且，中國政治哲學中的民生、民本思想也比較發達。但是，客觀地說，中國從來不是一個非常平衡的、小差異的社會。即使在盛唐時期，古詩中也描繪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景像，國力衰弱時期則更不必說。而在20世紀中期的計劃經濟時期，確實社會成員之間的貧富差距比較小，但並不是完全沒有，尤其是城鎮居民和農村居之間的差距是廣泛存在的。更重要的是，這一時期社會成員之間的政治地位差距非常大，由此產生的社會地位和處境差距是非常懸殊的。

而在世界範圍內，無論是曾經輝煌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還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具備一些可資借鋻的抑制貧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但從整體來看，都沒有實現共同富裕。當今西方社會，雖然占據領先地位，但依然是一個貧富差距巨大的階級社會。所以，共同富裕是一個超越現存社會的偉大目標。

共同富裕概念的提出

馬克思指出：“問題就是公開的、無畏的、左右一切個人的時代聲音。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實際的呼聲。”共同富裕的問題是鄧小平提出的，如他所說：“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也是他較早地發現：“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少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後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共同富裕是一個正在不斷發展不斷深入的前沿課題，由於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共同富裕不論在實踐上還是理論上都是開放的。

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就產生了共同富裕素，如1923年11月，李大釗指出，“社會主義是要富的，不是要窮的，是整理生產的，不是破壞生產的”，“是使生產品為有計劃的增殖，為極公平的分配”。

1955年10月，毛澤東指出：“現在我們實行這麼一種制度，這麼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但這素與後來形成的真正的共同富裕思想存在本質差異。共同富裕思想的初提出，以1978年底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為標志。此時，鄧小平提出了“允許先富”思想。他提出“允許先富”，首先是為了反對積弊甚久的平均主義傾向，其宗旨則是以“先富”帶“後富”。

鄧小平次正式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是在1984年11月9日。他在會見來自意大利的外賓時指出：“我們黨已經決定國家和先進地區共同幫助落後地區。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可以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然後帶動其他地區共同富裕。在這個過程中，可以避免出現兩極分化（所謂兩極分化就是出現新資產階級），但這不是要搞平均主義。經濟發展起來後，當一部分人很富的時候，國家有能力采取調節分配的措施。”

鄧小平在提出這一概念時，主要還是著眼於解決區域差異的問題。他設定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前提，明確了“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的主要內容，提出了“帶動其他地區共同富裕”的目標。他還指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兩大障礙：“兩極分化”與“平均主義”。鄧小平在提出共同富裕思想之初，即已提醒人們要警惕“產生剝削階級”，他關於“避免兩極分化”問題的思考，實際延續了這一思路。

同時，這一概念也給“兩極分化”作了明確界定：“所謂兩極分化就是出現新資產階級。”具體說來，有以下幾層意思：

一、強調實現共同富裕，防止兩極分化，是為了堅持社會主義，確保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

二、站在宏觀的角度，觀察收入差距是局限於個別現像，還是可能影響階級關繫。

三、將“兩極分化”定義為“富的越富，貧的越貧”。

四、防止“兩極分化”要依靠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力量。

共同富裕與小康的未來

2021年8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會議指出，改革開放後，我們黨深刻總結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打破傳統體制束縛，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推動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正在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不斷夯實黨長期執政基礎。

相對於共產主義的理想，共同富裕這一社會主義目標既同樣光明、偉大，又更加貼近現實，能夠非常自然地在全體社會成員中達成共識，有利於凝聚各方面力量，不斷克服現實中的困難，並且有比較扎實的生產力基礎和越來越清晰的實現途徑，是一個既需要經過艱苦奮鬥，又能夠實現的清晰目標。當前，我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問題得到了初步解決，共同富裕已經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人民群眾普遍認為這是必須實現的目標，包括產生的許多過激言論，也從側面證明這一思想的預見性和現實指導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伴隨著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不斷展現，如果我們能夠跨越貧富差距的峽谷，就意味著中華文明達到了一個更高的發展水平，離實現共產主義更進了一步。（節選自本書第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