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中文版序言

前言

章 導言

民主的諸危機

民主與資本主義

民主與追尋權力

本書預覽

部分過去：民主的危機

第二章一般模式

第三章一些故事

德國：1928—1933年

智利：1970—1973年

法國：1952—1964年以及1968年

美國：1964—1976年

第四章 歷史的教訓：尋找什麼

第二部分當下：正發生什麼？

第五章 諸種跡像

傳統政黨體制的衰退

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

調查顯示民主支持率下降

第六章可能的原因

經濟：收入停滯、不平等和流動性

分歧：極化、種族主義和敵意

第七章解釋何處找？

方法論議題

投票、支持極右翼

第八章 哪些變化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部分未來？

第九章 民主如何運作

衝突與制度

選舉：作為處理衝突的一種方法

政府與選舉間隔期的反對派

民主制度如何失敗

第十章秘密行動的顛覆

民主的退步

秘密行動

來自上層顛覆的動機

會發生在這裡嗎？

第十一章  會發生什麼，不會發生什麼

參考文獻

譯後記

中文版序言

本書考察了民主政體可能發生的危機的證據。民主政體是指一種制度安排，在這一制度安排下，不同群體間的價值衝突和利益衝突，主要通過政黨被組織起來，並且主要經由定期選舉而加以處理。

這一體制早出現在美國以及十八世紀末期的法國。大多數人，無論政治右翼還是政治左翼，包括馬克思在內，均認為：民主與生產資料私有制不相容，所以民主無法與資本主義共存。這種可怕的預言被證明是站不住腳的：民主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中好好地存活了超過一個世紀，而且，盡管比較緩慢，還在向世界大部分地區擴展。然而，政治平等與經濟不平等的共存總是充滿了各種緊張，而且民主體制經歷了許多的危機，嚴重的危機發生在兩次大戰期間。因而，本書的問題就在於，（民主政體）當前的危機是否代表了一種全新的危機，以及，當前的危機對於各民主體制的存續而言有多危險。

本書提供了在某些方面全新的、正在發生的證據。傳統的政黨體制，在許多國家為中左翼政黨與中右翼政黨所支配的政黨體制，正在崩潰。政黨提出的各種化的解決方案與日俱增。民眾對代議制機構的信任急劇下滑。這種不滿深植於過去四十年的經濟趨勢中：窮人當中大約一半人的收入已然停滯不前，收入不平等在許多國家都加劇了，而且重要的是，許多人不再相信其後代的生計將好過自己。然而，人們不應當倉促得出民主瀕臨崩潰的結論。其一，在政治光譜上並沒有提出可替代的意識形態之藍圖，這與兩次大戰期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其二，不同的民主體制之間也存在重要的區別。

美國需要單獨評論。對許多人來說，當他們想到民主的時候，他們首先想到的就是美國。然而，就算民主在美國運轉不好，與其他國家如德國、西班牙、智利或者韓國的民主相比，美國的民主還是一如既往地強大。美國是世界上老牌的民主國家，而且美國把自己視為獨一無二（exceptional）。然而，就算美國的民主獨一無二，它也並不總是好的。美國的民主是世界上的、一個人可以在獲少數選票的情況下能被選為總統的總統制民主，就像2000年和2016年發生的那樣。美國的民主是這樣一種體制：在這一體制下（進行）憲法改革極為困難，這就意味著，它的各種制度無法適應變化中的經濟形勢、人口統計形勢和社會形勢。美國的民主是這樣一種體制：在這一體制下金錢可以暢通無阻地影響政治。美國的聯邦制讓中央政府有效地進行治理變得非常困難。而且，當下看來，美國社會在各種政治分割線上的極化均十分尖銳，這種相同的情況在其他許多民主國家中就不存在：這些民主國家已經成功地糾正了其政治制度過去的不足（weaknesses），用有效的治理平衡了不同團體的政治代表，並且對受經濟轉型影響深的群體提供了經濟保護。因而，雖然有可能危及民主的一些趨勢廣泛存在，但特定的民主體制的回應並不相同。

民主當前的危險是雙重的。民主政體的重危險在於，現任政府將會使用它們的制度性特權（prerogatives），以提高政策制定中的自由裁量權，並且在多數的支持下鞏固其自身在政府中的地位，這些多數更在乎當前政策的結果勝過在乎保衛民主制度：這就是“民粹主義”危險。民主政體的第二重危險在於，不同群體的各種衝突變得非常緊張，以致於選舉的輸家將不承認他們的失敗：這就是“極化”危險。

要想理解之於民主的這些威脅，我們需要把近經歷的“民主退步”的教訓置於歷史視角下。歷史上的民主政體的建立，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話，是對“專斷”（despotic）統治、“寡頭”（tyrannical）統治或者“獨裁”（autocratic）統治的回應。這些民主政體的制度體繫旨在防止，當政者攥權在手（holding onto office）卻無視民意（popular sentiments），或者當政者采取限制個人自由的各種措施。由此產生的制度體繫各不相同，但無論在何地，目標旨在設計一種體制，在該體制下，政府的任一組成部分都想要避免、而且有法子避免任何其他部分篡奪權力。立憲主義之父，孟德斯鳩（1995[1748]:362）堅稱：“為了防止濫用權力，就萬物之性情（disposition）而言，有必要以權力來阻止權力。”或者，在經常被人們引用的麥迪遜的一段話中（《聯邦黨人文集》第51章）：“防止某些權力逐漸集中於同一部門的萬全之策（great security）就是，給予各個部門的那些主官們必要的憲法手段和個人動機，以抵制其他部門的侵犯。……野心必須用野心來對抗。”權力分立的後果就是“有限”（limited）政府或“適度”（moderate）政府。

制度的制衡足以維持權力平衡，並非所有人對此都深信不疑。但是，如果這些內部控制失敗了，如果政府公然做出了違憲的行為，人們將會起而革命，以恢復憲法的原狀。孟德斯鳩（1995:19）就認為，任何權力，一旦違反根本法，“一切力量都會團結起來反對它”；這將會是一場革命，“革命不會改變政府的形式，或者改變政府的結構：因為為自由所塑造的革命隻不過是自由的一種形態。”按照這一傳統，溫加斯特（Weingast，1997，2015）認為，如果某個政府想要公然違反憲法，越過了這條“明顯的分界線”，公民就會群起而反對它，而預料到這種反應的話，政府就不會違憲了。費倫（Fearon，2011）認為，如果政府不再舉行選舉，或者如果政府做出公然欺詐的行為，公民同樣會群起而反對它。因此，內部控制與外部控制的結合，將使民主制度在面對“權力的侵犯性”（encroaching spirit of power）（麥迪遜，《聯邦黨人文集》第48章），即政治家們對持久且無限的權力的渴望時堅不可摧。

這就是我們繼承下來的關於民主的看法，而這也是我們不得不去質疑的看法。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目睹了正義與發展黨（正發黨，AKP）政府領導下的土耳其、查韋斯（Chavez）和馬杜羅（Maduro）治下的委內瑞拉、第二任青民盟（Fidesz）政府領導下的匈牙利、第二任法律與公正黨政府領導下的波蘭、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治下的印度、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治下的巴西，以及唐納德·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從這些經歷中，我們吸取的個教訓就是，民主制度可能無法提供——讓它們免於被遵守憲法規範且定期選舉的政府所顛覆的——各種自保措施。民主的去鞏固（deconsolidation）無須通過違反憲法來實現。而且退步的政府享有民眾持續不斷的支持。公民憑自身就能有效地威脅犯了反民主罪的政府，並阻止政府走上退步之路，令人遺憾的是，這種樂觀主義毫無根據。這一觀點基於如下假設：當政府的一些所作所為公然威脅自由、違反憲法規範或危及民主時，人們將團結一致反對它。然而，即便當人們看到了政府的上述行為，或者即便人們看到卻可能無法評估這些行為的後果時，他們可能不會對這些違規行為做出反應。而且，如果市民們無法阻止政府采取的一繫列合法步驟，等政府恣意妄為時再想阻止可能為時晚矣。

我們應當關注之於民主的這些威脅，但民主的未來卻不會未卜先知：它取決於特定的社會如何應對這些威脅。我希望中國的讀者將從本書了解到：民主有其優點和不足，民主體制在過去也曾經歷了曲折起伏，而且，為重要的是，民主政體不盡相同，一些民主政體運轉良好，而另一些民主政體卻未必如此。

這些天，民主世界的情緒是悲觀的，但我們很幸運，有一位比較政治學大師幫助我們理解現狀。《民主的危機》一書是精闢的、清晰的，對我們已經走過的路和可能要走的路充滿了洞察力。

——湯姆·金斯伯格，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

普通人和專家學者都越來越懷疑民主是否處於危機甚至是危險之中。現在蕞缺乏的是一種視角，它能將當下危機的獨特之處與歷史的重演區分開。世界上關於民主和民主化研究的權威學者亞當·普沃斯基正是這樣做的——他以無與倫比的歷史視角和現代社會科學的嚴謹性實現了這一點。

——米蘭·斯沃利克，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

在這本冷靜、極具啟發性的書中，亞當·普沃斯基試圖了解民粹主義、反建制力量爆發的原因，這些力量已經影響了歐洲的成熟民主國家，並導致唐納德·特朗普在美國的當選。普沃斯基可以說是我們這個時代蕞傑出的比較政治學家，他仔細地定義了“民主的危機”，並說明了為什麼許多成熟的民主國家現在正面臨著危機。

——米切爾·瑟裡格森，範德比爾特大學政治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