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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本：32開 紙張：純質紙 包裝：精裝 是否套裝：否 國際標準書號ISBN：9787214274427 作者：[美]瑪格麗特·彼得斯（Margaret 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2年11月
" 內容簡介 為什麼今天的低技能移民比19世紀甚至戰後更受限制？
瑪格麗特·彼得斯認為，答案在於企業的政治行為所產生的政治困境：那些可能接收低技能移民的富裕國家，可以進口生產低技能密集型產品所需的勞動力，也可以從擁有大量低技能勞動力的國家進口這些產品。
本書大膽挑戰了當下的移民政治經濟觀，證明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的作用至關重要，影響了移民政策的制定。 作者簡介 著者：
瑪格麗特·彼得斯（Margaret Peters），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繫副教授。研究主要著重於國際政治經濟學，特別關注移民政治。任職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之前曾任耶魯大學和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政治學繫助理教授。彼得斯2011年在斯坦福大學獲博士學位。在《國際組織》《世界政治》和《英國政治學雜志》等刊物上發表多篇作品。∥
譯者：
陳雪梅， 安徽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上海外國語大學翻譯學博士。長期從事口筆譯教學與實踐，具有豐富的翻譯實踐經歷，譯著有《沒有法規就沒有自由——次貸危機隱藏的教訓》（譯者）。發表論文二十餘篇，主持jy部人文社科、安徽省社科等多個項目。
陳麗莉，上海理工大學外語學院講師。發表論文二十多篇，參編《新聞英語閱讀與翻譯》《報刊英語閱讀》《美國文化選讀教程》等教材。有豐富的翻譯實踐經驗，譯著有《大買賣》（第二譯者）。 目錄 致 謝 1
一、 低技能移民與全球化的政治困境 4
二、 對移民問題的現有解釋 8
三、 定義低技能移民 10
四、 移民政策作為一項經濟外交政策的重要性 15
五、 本書框架結構 18
一、 移民與全球化困境 22
二、 企業與遊說:移民政策的基礎 26
三、 遊說花費有多高? 移民政策的其他解釋 42
四、 總結與實證策略 47
一、 貿易和移民政策 56
二、 企業流動性和移民政策 82
三、 本章小結 88
一、 美國的低技能移民政策的分期和走勢 91致 謝 1
章 移民與全球化 1
一、 低技能移民與全球化的政治困境 4
二、 對移民問題的現有解釋 8
三、 定義低技能移民 10
四、 移民政策作為一項經濟外交政策的重要性 15
五、 本書框架結構 18
第二章 移民、貿易和企業流動性:政治困境 20
一、 移民與全球化困境 22
二、 企業與遊說:移民政策的基礎 26
三、 遊說花費有多高? 移民政策的其他解釋 42
四、 總結與實證策略 47
第三章 移民政策和兩個全球化時代 54
一、 貿易和移民政策 56
二、 企業流動性和移民政策 82
三、 本章小結 88
第四章 美國行業傾向的不斷變化 90
一、 美國的低技能移民政策的分期和走勢 91
二、 企業與部門 92
三、 行業就移民議題展開的遊說 93
四、 行業團體偏好的改變 116
五、小結 147
第五章 美國政策制定者對企業的回應 149
一、 唱名投票 152
二、 美國經濟的“美國一體化”與移民:1790—1945 155
三、 現代全球化和移民(1950—2008) 179
四、 移民議題的黨派支持變化 197
五、 結論 203
第六章 小國移民政策:以新加坡和荷蘭為例 205
一、 研究方法和預期 206
二、 新加坡 210
三、 荷蘭 235
四、 結論 260
第七章 移民政策的其他解釋:反移民情緒論和無證移民剝削論 263
一、 宏觀政治和宏觀經濟解釋:民主化、增長、戰爭和國家身份 264
二、 關於移民政策的其他利益團體論 270
三、 移民政策與關於企業和無證移民的主流觀點 274
四、 荷蘭 235
五、 結論 278
第八章 日益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 281
一、 移民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啟示 284
二、 對移民的啟示 287
三、 對國際體繫和外交政策形成的啟示 294
四、 結論:開放邊境的重要性 306
附錄A 移民政策變量的收集和編碼 308
參考文獻 372
譯名對照表 401
譯後記 407 前言 本研究把政治經濟帶入移民問題中來討論,所以論點有別於大多數的移民政策理論。本研究把移民政策看作是受貿易壁壘和企業流動性影響的一項經濟外交政策。移民學者認為企業對移民的支持意願是恆定的,因此將討論的重點放在政體中的反移民群體。與此相反,我認為盡管企業支持開放的移民政策——企業支持任何對其有利的政策——但是企業為移民而奮力爭取的意願已發生改變。這種解釋能更好地反映移民政治全貌。
從更廣闊的國際政治經濟學(IPE)領域來看,本書把企業拉回到人們的視野中。雖然企業和利益集團在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中占中心地位,但近學者轉向個體偏好研究,部分原因是此類調查試驗便於操作,研究者能夠展示受試個體偏好發生了改變。但是當聚焦個體態度時,就會忽略一個關鍵的政策推動因素:企業。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領域中,學者們(比如移民學者)認為企業的遊說意願和傾向相對不變。但是近,學者們多采用“新”新貿易理論模型來重新審視企業的傾向隨著生產率的變化如何演變。同樣,筆者也是基於這種“新”新貿易理論中的異質性企業理論,來理解企業傾向問題,但筆者認為企業對移民的傾向取決於企業境外遷移能力,這一能力部分由生產率推動,同時受產品性質和環境變化驅動。本研究把政治經濟帶入移民問題中來討論,所以論點有別於大多數的移民政策理論。本研究把移民政策看作是受貿易壁壘和企業流動性影響的一項經濟外交政策。移民學者認為企業對移民的支持意願是恆定的,因此將討論的重點放在政體中的反移民群體。與此相反,我認為盡管企業支持開放的移民政策——企業支持任何對其有利的政策——但是企業為移民而奮力爭取的意願已發生改變。這種解釋能更好地反映移民政治全貌。
從更廣闊的國際政治經濟學(IPE)領域來看,本書把企業拉回到人們的視野中。雖然企業和利益集團在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中占中心地位,但近學者轉向個體偏好研究,部分原因是此類調查試驗便於操作,研究者能夠展示受試個體偏好發生了改變。但是當聚焦個體態度時,就會忽略一個關鍵的政策推動因素:企業。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領域中,學者們(比如移民學者)認為企業的遊說意願和傾向相對不變。但是近,學者們多采用“新”新貿易理論模型來重新審視企業的傾向隨著生產率的變化如何演變。同樣,筆者也是基於這種“新”新貿易理論中的異質性企業理論,來理解企業傾向問題,但筆者認為企業對移民的傾向取決於企業境外遷移能力,這一能力部分由生產率推動,同時受產品性質和環境變化驅動。
學者們通過開放經濟政治學(OEP)來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 對此我提出質疑。開放經濟政治學基於個體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推斷個體的經濟政策傾向,探究國內機構如何彙聚這些傾向, 然後在必要時結合對該政策的國際協商來進行分析。但是,以這種方式來研究經濟政策的形成,通常無法解釋不同的對外經濟政策如何互動,因此很少依賴於經濟是否開放。很多學者都探討了貿易或資本或移民(相對較少),但很少有人研究這些領域之間的互動關繫。鋻於貿易、資本和移民政策均有可能互為替代或補充,我們需要研究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繫,以此來更好地理解對外經濟政策是如何形成的。
本書的分析框架不僅解釋移民政策,也闡明了全球化如何影響一繫列國內政策。有人認為貿易和企業流動性導致稅收、社會和環境政策上的逐底競爭(a race to the bottom),正如各國為了提升企業競爭力而降低稅收和放松監管標準一樣。但情況喜憂參半。很可能是貿易開放和企業流動性同時影響了企業就這些議題的遊說活動。在環境政策領域,貿易開放和企業流動性允許發達國家把極度破壞環境的生產活動外包到發展中國家。一旦“有害”的企業關閉或者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那麼剩下的相對是“綠色”企業,環境標準也可以在不觸及這些企業底線的情況下得以提高。
除理論貢獻,本書還提供了大量關於移民政策的新數據。現有的學術研究注重二戰後時期,故無法解釋跨越兩個世紀的全球化發展的長期趨勢。相比之下,我研究了各行業關於移民政策傾向和遊說、政策制定者的決策與移民政策的原始數據,很多數據覆蓋兩個世紀以來全球化的發展。此外,現有文獻中的案例主要集中在歐洲、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案例數量也不多,而我的樣本覆蓋到波斯灣和東亞,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了解當今的移民政策。
後,對於政策制定者及其他群體而言,如果他們旨在幫助那些無論出於常規還是家庭原因想要從發展中國家遷入到發達國家的人們,我建議他們在移民問題上尋求新的盟友。過去,當政策制定者和政治活動家希望實施開放的移民政策時,他們將低技能密集型企業視為盟友。但是現在,從經濟利益上來看,支持開放的低技能移民政策的理由已不再充分;曾經的企業盟友要麼不再關心國內的移民政策,要麼已經關門大吉。這意味著,盡管不是不可能,但實施更開放的低技能移民政策非常艱難。此外,隨著越來越多的中等收入國家崛起,它們或開放貿易,或鼓勵企業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進行境外生產,低技能密集型企業也會隨之減少。這些國家也有可能將低技能移民拒之門外。曾幾何時,邊境開放為脫貧做出卓越貢獻,給逃離衝突的人提供安全的避風港,但就現在看來,封鎖邊境可能會成為常規做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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