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第一篇數字政府研究與實踐

我國數字政府發展趨勢研究(汪玉凱)數字政府替代電子政務了嗎？——基於政務信息化與治理

現代化的分野（翟雲)

數字政府如何降低行政負擔(馬亮)

需求導向下的數字政府建設圖景：認知、使用和評價(鄭躍平孔楚利鄧羽茜李楚昭廖宸婕楊學敏)

政府數據資產管理的內涵、要素框架與運行模式(夏義堃管茜)

未來數字政府建設的五大戰略性轉變與六大底層邏輯(唐鵬)

第二篇“互聯網 政務服務”研究與實踐

數字政府視角下“互聯網 政務服務”的發展思考(金震宇)

“無感”與“有度”：2021年數字政務服務發展觀察(金震宇)

濟寧市打造惠企通服務平臺推動惠企政策“一鍵匹配、免申即享”(孫越)

無感漫遊：“無感”的尺度與“漫遊”的邊界(智政院原創)

“一件事”：數字政務服務的產品視角與實現路徑(智政院原創)

數字政府視角下政務公開的推進思路與實現路徑(智政院原創)

如何破解“跨省通辦”和“一件事一次辦”數據共享難題？(智政院原創)

第三篇政府門戶網站集約化研究與實踐

數字政府時代政府門戶集約化的未來(金震宇)

韌性治理時代的政務服務平臺集約化建設路徑探索(房迎)

新發展階段數字政府門戶建設著力點探究(房迎)

政府網站績效評估更注重基於用戶邏輯的資源彙聚和應用融合(王慶蒙)

談政府門戶網站集約化到“數字政府門戶”的變遷(智政院原創)

從“集約化”到“極約化”，未來政府門戶網站集約化建設將會走向何方？(智政院原創)

第四篇政務服務多端一體化研究與實踐探究移動政務“跨省通辦”的實現路徑(金震宇)

數智賦能，協同發展江西群眾的掌中寶“贛服通”是怎麼打造的?(江西省政務服務管理辦公室江西省信息中心)

企業群眾更愛用，“愛山東”繪就政務服務幸福底色(山東省大數據中心)

掌上政務支撐數字政府服務體繫建設的實踐之路(智政院原創)

2022年移動政務服務平臺運營發展報告(智政院原創)

序一

自1999年進入電年，經過20多年的發展，我國政務服務的整體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尤其是在5G、人工智能、區塊鏈、物聯網以及大數據、雲計算等數字技術的助力下，我國數字政府建設已駛入“快車道”。在宏觀層面，數字政府建設事關中國數字化發展戰略。加強數字政府建設對提高政府治理效率、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推動國家治理體繫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數字政府建設在微觀層面，關乎人民的福祉。最近幾年來，借助“一件事一次辦”“一網通辦”“跨省通辦”等載體，越來越多人民群眾享受到了智慧便捷的政務服務。深化電子政務建設應用、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根本目的在於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為進一步加強數字政府建設，2022年6月23日，國務院印發《國務院關於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對全面開創數字政府建設新局面進行戰略謀劃和繫統部署。《指導意見》作為關繫中國數字政府建設的一份中長期文件，為數字政府建設提供了“施工圖”，亦為加快數字化發展、推動國家治理體繫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有力抓手。此前，中央和國務院在多份重要政策文件中強調信息化和數字化建設要求，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為數字政府發展的國家戰略指明方向。

盡管《指導意見》從頂層設計上為各地區、各部門提供了“範本”，但現階段數字政府建設依舊存在體制機制、理念、技術等痛點問題。在體制機制方面，地方數字政府建設涉及部門眾多，跨部門業務協同面臨重重阻力；在理念方面，以數字技術完善政府治理的意識仍有待加強；在技術方面，還需進一步打破不同部門之間的技術壁壘，通過流程再造，優化管理流程。

因此，多措並舉推動數字政府建設駛入良性發展軌道至關重要。新時期數字政府建設應以行政改革和數字技術雙輪驅動並使其能夠深度融合。從宏觀層面來說，要深化“放管服”改革，運用數字技術完善政務服務和監管，尤其是要進一步提高數據治理能力，加強數據共享共建，推動建成全國一體化政務大數據體繫，構築數字政府堅固基石。從微觀層面來說，要堅持人本性，通過豐富“互聯網 政務服務”模式，推動政務服務“網上辦、掌上辦、一次辦”，加大面向社會和公眾應用端的整合力度等，讓技術應用方便群眾辦事、更加普惠民生。

“智政叢書”繫列第七輯新增“數字政府”研究與實踐篇，旨在打造學理、觀點聚合的“新園地”，以啟發未來數字政府建設新思考。同時，該特輯還記錄了“智政院”專家、學者對“互聯網 政務服務”“政府門戶網站集約化”“政務服務多端一體化”等諸多領域建設工作的思考感悟、經驗分享和研究探索。我希望今後能繼續與“智政院”專家、學者們一起學習、交流和實踐，通過凝智聚力賦能政務服務的創新發展。

汪玉凱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

我國數字政府發展趨勢研究

汪玉凱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 (以下簡稱“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對我國的數字化發展作出戰略部  署，其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413”框架：“4”是指要建設網絡強國、數字經濟、數字  政府、數字社會；“1”是指通過數字化轉型驅動；“3”是指通過數字化轉型，促進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

毫無疑問，這個戰略框架對未來我國數字化發展將產生深遠影響。從政府信息化來 看，如果把1999年作為電年，經過20多年的發展，我國政務服務的整體格局 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2020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顯示，2020年中國電子政務 核心指標排名躍升至全球第九位。《2022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顯示，與數字政府建設 密切相關的營商環境全球排名也躍升至第31位。這些都表明我國的數字政府建設取得

了突破性的進展。

一、“十四五”時期數字政府建設的方向與目標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對我國數字政府的發展給出了清晰的方向和 目標，主要包括將數字技術廣泛應用於政府管理服務，推動政府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優 化，不斷提高決策科學性和服務效率。加強公共數據開放共享、推進政務信息化共建共 用、提高數字化政務服務效能，同時特別強調要加強涉及國家利益、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數據保護等。

按照"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對數字政府發展的設計，未來數字政府建設應在目標、價值和路徑三個層面穩步推進。

從目標上看，應在堅持科學、精細、智能、高效的總體框架下，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確保政府高水平運行，提供高質量公共產品，不斷破解公共治理的難點和痛點。

從價值層面看，要堅持人本性、公共性、協同性的建設理念。所謂人本性，就是要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提高人民群眾的便捷感、安全感、獲得感、幸福感；所 謂公共性，就是數字政府建設秉承“代表公共利益、行使公共權利、管理公共事務、提 供公共服務、維護公共秩序、承擔公共責任”的公共價值，堅持數字政府建設邊界，不 取代市場和社會的功能；所謂協同性，就是要通過廣泛協同，發揮市場、社會組織乃至公眾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

從路徑層面看，推動政府信息化無疑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按照國家 到2035年要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繫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大目標，政府治理現代化應是 首要目標。可以設想，基於數字技術在政府治理中的廣泛應用和政府自身變革的加速， 開放政府、協同政府、智慧政府等新的政府範式將進一步呈現。因此，從數字政府本身 的建設路徑看，必須堅持雙輪驅動，即信息技術和行政改革並舉，並使其能夠深度融合。

同時，在分析我國數字政府發展趨勢時，還需要對當前政府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面臨 的問題有清晰的認識。比如，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手段有待進一步改善，公共數據治理 還需要提高整合度、共享度、開放度，數字政府建設促進改善營商環境仍有很大的空間 等。因此，如何進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運用數字技術不斷改善政務服務和監管，營造更好的營商環境，是數字政府建設必須要面對的重大課題。

二 、數字政府建設的五大趨勢

"十四五"時期，我國數字政府建設將進入快車道，其發展勢頭很可能呈現出五種發展趨勢。

第一，數字化驅動政府結構優化將引起更多關注。隨著5G、 人工智能、區塊鏈、 物聯網以及大數據、雲計算等新技術不斷被用於數字政府建設，政府可以在優化政府結  構方面進行探索： 一方面優化橫向的部門設置，對機構進行調整；另一方面減少縱向行  政層級，實現扁平化治理。這方面浙江溫州的龍港市已經做了探索。該市是經國務院批  準的鎮改市試點，賦予其縣級管理權限。2019年撤鎮設市，全市黨政機構共設置15個  機構，直接管理92個社區，減少了街鎮這一中間管理層。兩年後，全市人口由38萬增長到46萬，主要經濟指標均處於溫州各縣市前三位。這些成效是基於他們在創市之初就提出“大部制、扁平化、低成本、高效率”以及“數字化和行政改革雙輪驅動”的整體思路。這說明數字化在優化政府結構方面的潛力是非常大的，有著廣闊的前景。

第二，“互聯網 政務服務”的模式將不斷豐富，激發更多創新。創新政務服務模 式、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和公共治理水平，是數字政府建設的重中之重。未來圍繞“互聯 網 政務服務”將成為創新最活躍的領域。其整體走向會圍繞公共服務一網通辦、城市 運行一 網統管、社會管理一 網共治展開，並使其逐步走向融合。從公共服務一 網通辦 看，將集中圍繞“網上辦、掌上辦、 一次辦”以及跨部門、跨層級、跨區域展開，對 高頻辦事項目實現全國一網通辦，並以此為目標完善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和互聯網 監管平臺；從城市運行一網統管看，將主要圍繞城市的運行管理科學化、精細化、智能 化的目標，提升城市的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斷解決城市發展中的難點和痛點；從社會管 理一 網共治看，將主要圍繞社會治理的共建、共治和共享，強化基層治理，把更多資源、資金向基層集聚，構建堅實的基層治理體繫。

第三，改善政務環境，用數字化賦能營商環境優化。政務環境和營商環境有密切聯  繫，構建便利、公平、廉潔、高效的政務環境，是優化和改善營商環境必不可少的條  件。未來在數字政府建設中， 一是便利，對企業和普通百姓而言，辦事便利是首要的。 二是公平，目前我國各類市場主體已經超過1.5億戶，大多數是小微企業和個體戶，對  於這些市場主體而言，政府的服務能否使他們感受到公平，是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的關鍵  所在。如何通過數字化賦能，確保政府政策的公平公正，無疑是改善政務環境的重要組  成部分。三是廉潔，所有的政務服務都和公權力的行使與運行有關，如何避免權錢交  易、杜絕政務服務中的腐敗，是數字化必須重點關注的領域。四是高效，未來的數字政  府建設，要把利用數字技術提高決策水平、改善政務服務方式和提高監管水平放在突出 位置，還要把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作為重要目標。為此，未來可考慮在借助數  字技術改善政務環境方面構建四大體繫：優質的營商便利服務體繫、完善的民生服務體繫、強有力的市場監管體繫、高效的社會治理體繫。

第四，進一步提高數據治理能力。數據治理的重要性已經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 提高數據治理能力成為影響數字政府建設的重要因素。要想在數據治理上取得真正的突 破，除了注重技術支撐外，還需要把握住權力運行的“牛鼻子”。在這方面，浙江麗水 的“政府內部辦事最多跑一次”改革是一個很好的創新案例。其核心內容包括： 一是 把握“放管服”改革的主要矛盾，“最多跑一次”改革背後的邏輯是數據整合和消除障 礙，重點是重塑部門關繫、重構業務環節、整合共享數據、聯動黨群政府；二是消除了實施“互聯網 政務服務”和大數據戰略的內在體制機制障礙；三是導致政府內部業務重組、流程再造和部門協作等多方面發生重大變化；四是改變了傳統政府管理的整體運行格局，為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奠定了良好基礎。

第五，加大對面向社會和公眾應用端的整合力度。目前圍繞政務服務和民生服務的 App 種類繁多，在方便群眾的同時也帶來了諸多不便。未來在數字政府建設中，要把構 建超級App 作為重要抓手。首先，要有明確的整體定位，把“超級 App”作為移動政 務服務的總入口、應用場景的聚集地、便民利民的主渠道，以及政府、市場、社會合作 的大平臺；其次，要重視解決App 運行中的突出問題，如標準不一、各自為政、缺乏整 合、個人信息外洩、缺乏有效監督等；第三，進行大規模整合，圍繞政務服務、民生服 務乃至老百姓的生活服務，整合政府、企業、社會等各類與公眾服務管理密切相關的 App 應用，破除不同機構屬性之間的制度和機制壁壘，以便民利民為價值導向，確定應 用的領域和事項，其中政務服務、公共企業服務、醫療、交通出行、教育以及公共安全 等要走在前列。

數字政府替代電子政務了嗎?

—— 基於政務信息化與治理現代化的分野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翟 雲

一、大變局下政府治理模式的重塑

在數字政府建設加快推進的過程中，學術界和實踐界共同提出了一個思維困惑，即  如何正確審視數字政府和電子政務的關繫。從 CNKI 庫 CSSCI 論文中以“電子政務” “數字政府”為主題進行搜索，2016-2020年連續5年的期刊論文篇數分別為175、 142、138、123、122和2、4、19、37、80。很顯然，與電子政務相關的學術論文數量  明顯下降，數字政府恰好相反。照此下去，數字政府會取代電子政務嗎?二者關繫問題  不僅是理論界亟待探明的學術爭議，亦是實務界亟須澄清的實踐困惑。2002年國務院  信息化工作辦公室成立，負責制定電子政務總體規劃，協調、指導和推進電子政務建  設。同年，中辦國辦轉發《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關於我國電子政務建設指導意見》,標  志著電子政務已經成為我國政府部門的固定職能。事實上，電子政務一度成為倒逼政府  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政府服務效率和透明度、便利群眾辦事創業、進一步激發市場  活力和社會創造力的重要推動力量。伴隨著數字政府走進國務院部門和各級地方政府的  議事議程和改革舉措甚至“三定方案”,學術界釐清和回答以下三個議題顯得尤為迫  切：其一，數字政府和電子政務之間存在何種關繫，是包含還是繼承?其二，兩者有哪  些異同點?推動數字政府建設時，以往電子政務傳統的發展模式是否仍然有效?其三，  是否能打通兩者間的溝壑，進一步優化體制機制、配套制度，形成助推政府治理的合力，打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本土化政府治理新範式?

面對上述議題，國內外學者大概可以分為四種觀點：其一，數字政府和電子政務並無本質區別，可認為相同或基本相同。如 Aroon P 等提出電子政務可視為數字政府。① Ramon G等將數字政府概念等同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對電子政務的界定： "公共部門使用信息通信技術 (ICT) 改善信息和服務提供，鼓勵公民參與決策過程， 使政府更負責、更透明、更有效。”②國內一些學者也持類似看法。③④其二，電子政務 是數字政府的一部分。如李軍鵬認為我國數字政府建設大體經歷了政府上網、電子政務  和數字政府2.0三個發展階段。⑤北京大學課題組亦提出“中國數字政府建設以政府自 身的信息化建設為開端，以電子政務建設為抓手”。⑥徐夢周認為“數字政府建設經歷 政務電子化、政務網絡化以及政務智能化三個階段”。⑦其三，數字政府是電子政務的 高級形態。如於安認為，"從電子政務進入數字政府新階段，政府對信息技術的利用已 經不再限於推進行政公開和辦公自動化”。⑧ Miriam Lips 認為，“數字政府的興起……發 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意味著它不再被視為一個技術問題”。⑨《聯合國電子政務發展 報告》亦提及，“2020年注定是電子政務全球基準年，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意識 到數字政府的重要性和相關性”。①其四，數字政府與電子政務有較多差異。如有學者 認為在“技術-組織”關繫上，二者存在本質不同。⑩ Svenja Falk 等指出，數字政府揭 開了數字時代政府治理新篇章。①縱觀上述觀點，學術界關於數字政府及電子政務關繫 的認識爭議較多，甚至存在完全相左之見。從國內已公開文獻看，針對上述爭議展開的 富有洞見之作鮮見，僅黃璜從政策維度嘗試做了闡釋，⑩還有學者從技術、結構和職能上作了比較，①仍無法完全消解實踐界對數字政府與電子政務關繫之問的困頓。 一方面，應及時對數字政府的不同理解和聲音作出必要回應；另一方面，需要加深對數字政府上升為國家戰略的全面理解和深刻把握。

二、從電子政務到數字政府：政府治理敘事的概念演化

本文擬首先從技術、實踐、政策、學術四個維度同向審視電子政務和數字政府的發 端。需要指出的是，探討兩者存在的復雜關繫，既要考慮各自鋪陳的敘事邏輯，也要兼顧不同場域的概念演化過程中與國家戰略勾連和嵌入的時代方位。

(一)電子政務以政府信息化為敘事主線

公共部門使用信息和通信技術可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大型機和90年代的微型計 算機的廣泛興起。技術方面，在過去20年中，各國政府利用信息和通信技術整合其內 部職能，改進履職效率和服務效能。學者和實踐者將這些不同的信息和通信技術趨勢概 念化，統稱為電子政務。①電子政務在當時主要通過互聯網或者局域網在線提供便捷化和 自動化的服務提升政府效能。為實現此目標，國家層面通常輔以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予以 保障。例如，美國聯邦政府於1980年通過了《文書縮減法案》 (Paperwork Reduction Act)、1987年通過《計算機安全法案》 (Computer Security Act)、1996年通過《克林格- 科恩法案》 (Clinger-Cohen Act) 鼓勵聯邦政府數字化轉型。根據 Norris 和 Reddick 調研 結果，超過90%的美國地方政府已實現重要信息在線。②日本政府於2000年3月正式啟 動了“電子政務工程”,通過網絡繫統辦理各種申請、申報、審批等手續，被視為“全 面進入辦公電子化、無紙化時代”。③我國電子政務的萌芽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其最初的形態是工作網絡化和辦 公自動化。1991年1月，40多家中央部委在京宣布“政務上網工程”全面實施，揭開 了中國電子政務序幕，④後續發展歷程可以分為萌芽孕育階段(1978—1992年)、起步階段(1993—2001年)、全面建設階段(2002—2011年)、創新發展階段(2012—2018年)等四個主要階段，①現已成為各級政府部門的固有職能。為更好審視電子政務在推 動政府部門履職施政中的定位，我們可以將電子政務發展史上幾個標志性文件加以觀瞻

(表1)。

表 1  我國電子政務戰略部署及主要內容(摘選)

資料來源：作者自制。

在此期間，國內湧現出了一大批富有見地的研究成果。王穎較早提出了“電子政 府”的概念，認為電子政府是政府管理信息化建設下的子概念，俗稱“政府上網”;② 於鳳榮提出，電子政務應從應用、服務及網絡通道等三個層面構建。③隨著2002年 《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關於我國電子政務建設指導意見》的印發，學術界掀起了研究電 子政務的小高潮，並引發了電子政務與辦公自動化、政府上網的區別和聯繫之探討。④如汪玉凱提出，“電子政務實際上就是平常我們所說的政務工作信息化”;① 2004年，中 國行政管理學會代表團參加第26屆國際行政科學學會代表大會時提出，“電子政府強調 的是應用電子技術，提高辦事效率”;②楊艷東則認為，“實質上是對現有的工業時代的 政府形態一種改造”。③從其影響看，電子政務有望對中國政府的行政管理模式產生影 響，④效益主要體現在內部辦公效率，而不是對外公共服務，⑤被視為政府提高行政能力、效率的技術和手段。⑥這些觀點集中反映了彼時國內學界對電子政務的概念認知。

(二)數字政府以治理現代化為敘事主線

從學術界來看，數字政府最初被看作與電子政務等同的概念。如 Aroon P 等提出電 子政務可視為數字政府、智能政府和在線政府。⑦這也是引起二者概念混淆和前述爭議 的起源。中國本土語境下，與電子政務發源於學術界不同，數字政府率先出現在政府政 策話語體繫中。從技術角度來看，以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量子計算為 代表的新興技術風起雲湧，第四次工業革命更是對全球經濟社會的組織機制和運作模式產生了空前的影響。這就意味著，數字政府與電子政務是在完全不同的土壤上誕生的。

與生俱來的賦能基因，賦予了數字政府更加重大的歷史使命。2016年，浙江省省 委經濟工作會議首次公開提出“最多跑一次”改革，旨在打破“精簡 — 增設 — 再精 簡—再增設”的怪圈，倒逼政府推進管理模式變革，⑧迅速在全國各地效仿並寫入中央 文件。2018年5月，中辦、國辦印發《關於深入推進審批服務便民化的指導意見》,把 浙江省“最多跑一次”經驗做法作為典型經驗之一向全國全面推廣。“最多跑一次”改 革為數字化轉型提供了穩定的動力結構，②被視為數字政府的開創性項目。廣東省則是 從體制機制入手，創新“政企合作”新模式、打造“整體政府”,為數字政府改革掃清體制機制障礙。⑩自此，數字政府建設明顯升溫。隨著地方政府在體制機制、部門協同、法治保障等方面取得一些共性經驗，數字政府建設上升到國家戰略的呼聲越來越 高。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要求，推進數字政府建設，加強數據有序共享。《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進一步作出 “提高數字政府建設水平”的重大戰略部署。從“推進”到“提高”,僅二字之差，但 字裡行間已可端詳出數字政府於國家治理的重要意義。此外，截至2020年12月底，全國有15個省、12個市計劃或頒布了數字政府規劃文件。①數字政府甫一提出，旋即吸引了中國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諸多學者以高度的政治責 任感和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將一批具有富有想像力和敏銳洞察力的作品付諸筆端，描摹 出數字政府於今日中國之治的歷史意義和戰略框架。《中國行政管理》雜志社於2017年 第7期重辦“數字政府治理”欄目，聚焦信息社會政府治理的新機遇、新情況、新任 務、新問題，而其直接指向就是“適應和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孕育興起對政府管理工作 要求，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重大戰略決策部署，加快推進政府治理體繫和治理能 力現代化”。②戴長征、鮑靜基於社會形態演變進程的考察，認為：“建立……的數字政 府是人類社會數字化進程的必然要求”,③掀起了數字政府研究熱潮。技術維度，“政府 即平臺”成為政府轉型的新趨向，④在由電子政務階段的“使用性工具”向數字政府階 段的“治理式平臺”躍升過程中，引發了信息賦能⑤和倫理探尋⑥的雙重解析。從改革標向看，數字政府天生就是以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為直接指向的⑦。

由此，相比電子政務，數字政府的內涵可歸結如下：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以推 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為出發點，強化技術嵌入和數據賦能，推動數據按需有序共享和政務 流程優化，從“碎片化”管理走向“整體型”治理，實現政務部門高效協同、數據要 素活力充分釋放、網上服務一張網供給、社會治理精細運轉、公共參與積極有序、決策 支撐精準高效、基礎保障安全可管可控的一種政府運行新形態。這種“體制創新 機制 創新 技術創新 業務創新 治理創新”五維一體的形態架構，既繼承了傳統電子政務推 動政務信息化的發展任務，又基於新的歷史方位提出了更宏大的歷史使命。如，各地大數據局的成立充分體現了國家行政機構改革不斷邁進深水區，而“最多跑一次”“不見面審批”“一網通辦”"一網通管”等不斷湧現的服務模式更是全面彰顯了數字政府全 面推進治理現代化的意味。很顯然，僅憑傳統電子政務是難以企及的。我國在疫情防控 期間的成功經驗更是可以有力佐證， 一方面傳統的政府信息化設施不可或缺，另一方面 又必須依賴現代治理理論的有力指導。在這樣的認識下，數字政府建設對於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和意義，①並有望接過電子政務的接力棒。

(三)兩種敘事主線間的異同與繼承

既然電子政務和數字政府分別以政務信息化和治理現代化作為敘事邏輯，那麼，政 務信息化和治理現代化在國家數字化轉型整個歷史過程中的關繫應如何界定?本文認 為，政務信息化和治理現代化有各自提出的歷史背景，既要區分兩者的差異點，又要充 分考慮國家治理需求的變遷要求以技術治理驅動政府治理的現狀，將兩者有機融合繼 承，共同重塑政府和社會、政府和市場乃至政府部門之間的邊界，更加凸顯社會和市場 在助力政府治理中的主體作用，以達到善治的目標。因此，關於兩種敘事主線間的異同性可重點基於唯物主義歷史觀和矛盾論的哲學思辨加以觀瞻。

第一，如何看待電子政務和數字政府概念的演化?電子政務將效率行政這一公共行  政理念視為起源。20世紀80年代後的新公共管理理論盡管提出市場行政理論、反對傳  統的官僚行政理論，但實際上並未放棄效率行政理念，故被稱作“後官僚行政理論”。 辦公自動化、業務協同化等電子政務的最初發展形態，基本遵循著效率行政和新公共管  理的改革意旨。譬如，電子政務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政府部門間協同，提高了辦公效  率，但面對諸如市場的高效參與抑或政務服務的多樣化、精細化以及定制化的現實需求  都顯得氣力不足。畢竟，僅靠以行政效率為指導的發展理念尚不足完成服務型政府的歷史使命。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電子政務可視為數字政府的先導性工程。

第二，數字政府的出現能否延續電子政務未竟使命呢?一方面，電子政務不斷從根  本上反思和調整政府公共行政理念，並在最終轉向服務行政理念的過程中同步調整。 2003年發生的 “SARS 危機”應該就是一個重要契機。彼時，西方各國開始更加重視直 接引入公民參與公共行政。②我國電子政務也在不斷吸取國外先進經驗基礎上進行轉 型，深化包括電子政務在內的一繫列手段，適時適度推進行政制度和體制變革，加快行  政民主化進程。③另一方面，數字政府毫無保留地繼承了電子政務邁向服務型政府的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