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44年7月14日，在延安訪問的英國記者斯坦因向中共領袖提了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是“中國至上”還是“共產黨至上”？對此，毛澤東毫不隱諱地答道：“沒有中華民族，就沒有中國共產黨。你還不如這樣提問題，是先有孩子還是先有父母？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際問題。……我們像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一樣，堅信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當人們問我們是‘共產黨至上’還是‘中國至上’時，可能指的就是這一點。可是，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思想方法，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忽視中國文化遺產。”記者的提問可謂別有用心，認為共產黨員既然自稱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那基於原則立場自然既不會重視本民族自身利益，更不會尊重文明固有原理，把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截然對立起來，似乎二者不可得兼。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當然是馬克思主義，但共產黨前面的“中國”二字卻是其植根之母體，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是其力量之源。毛澤東的回答確是擲地有聲，以父子關繫之形像譬喻和實際先於理論之鮮明論斷，深刻揭示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淵源與民族根性，深刻闡釋了革命與文明的內生性邏輯關繫。
中國共產黨是近代以來歷次中國革命鬥爭的忠實繼承者和五四以來中國革命的堅強領導者，其血脈中流淌著鮮明的革命基因，革命黨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的身份意識。中國革命雖然深受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但外因通過內因纔能起作用，中國革命的發生發展有其民族內部的歷史脈動和規律性。正如中共中央決議所指出的那樣：“革命不能輸出，亦不能輸入，而隻能由每個民族內部的發展所引起。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從來所闡發的真理，中國共產黨的實踐，完全把這個真理證明了。”中國共產黨誕生於中華民族危難之際，與這個民族血肉相連，共產黨員是從中國社會土壤中生長起來，亦與民族文化傳統血肉相連，偉大的中華文明滋養沁潤著生於斯長於斯的每一位共產黨員。1943年7月1日《解放日報》社論特別指出：“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順天應人產生出來的。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既非‘外來的’，也不是幾個人憑空制造出來的。它的所以發生，所以發展，所以沒有人能把它取消得掉，那是因為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要求有這樣一個政黨。”中國共產黨誕生於中華大地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政治的時也勢也，順天應人，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天命之“擔道者”，是中華文明五千年悠久傳統內生性演化之結晶，承繼了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生俱來有著鮮明的中華文明特質。其領導之下的中國革命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依托於中華大地與中國人民，是為徹底解決近代以來文明蒙塵、國家蒙辱、人民蒙難之中國問題而生。胡喬木晚年在總結黨史研究基本問題時，曾言及中國革命與中國文化之關繫：“中國是東方大國，有自己本民族的悠久的文化。要不要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怎樣在中國實踐馬克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怎樣在發展中把中國的歷史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有機地結合起來，增加新的內容，使之發展，做出貢獻，確實是個問題。……中國文化在中國革命中發揮了很大作用。”雖未能對此作出繫統回答，但從延安時期起就長期擔任毛澤東秘書的他更能敏銳覺察到此問題之重要性。在中國近代以來獨特的社會政治語境中，中國革命雖是世界革命的重要一環，但首先是因文明蒙塵、國家蒙辱、人民蒙難問題而生，中國革命的目標必須先有中華民族的獨立自主，中國人民的自由解放，以及中華文明的重煥榮光，“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唯有在此基礎上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纔能真正有機統一，進而達到世界大同，實現共產主義。由此可見，革命與文明並非水火不容彼此對立，而是有著深切的內生性邏輯關繫，中國革命激活了中華文明並使其煥發出強大生命力，中華文明給予中國革命以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並使其牢牢扎根於中國大地之上。中國革命是中華文明再造之前提，中華文明是中國革命成功之母體。
一、中華文明的革命傳統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首段開宗明義：“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憲法》乃國家根本大法，開篇序言的歷史敘事即把新中國置身於偉大的中華文明歷史傳統之中，闡述了文明與革命的內在邏輯：中國歷史悠久，文明燦爛光輝，革命傳統內蘊其中、源遠流長，歷史—文明—革命的敘事邏輯由此清晰呈現出來，貫穿其中的歷史主體則是中國人民。這段序言是1982年修改憲法時重新寫入的，自然有其深思熟慮，但亦並非橫空出世，而是有其經典出處，即源於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所言：“在中華民族的幾千年的歷史中，產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領袖。所以，中華民族又是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歷史遺產的民族。”這篇雄文力圖闡述的核心主旨即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正當性亦即領導權問題，作者把中國革命的正當性與領導權問題置於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文明脈絡之中，讓中國革命有了更加深遠的歷史縱深和更為深厚的文明底蘊，這深刻反映了毛澤東思考中國革命問題的政治遠見和宏大氣像。
近代中國從太平天國運動始，直至義和團運動，各種運動風起雲湧，但一般都是以“造反”“起義”或“光復”等相號召，很少以“革命”為旗幟。自孫中山沿用日人革命黨之說以自喻起，革命二字從此不脛而走，風靡華夏。之所以如此快速地為國人所接受，其因在於革命一詞實屬古已有之，於中華文明經史典籍中淵源有自。《易經·革卦·彖辭》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命之古典本義即是天命轉移，王朝更化。正如有學者所言：從詞源上考察，“革命”由“革”和“命”兩個漢字組成，依據許慎的解釋，古文“革”字上為“廿”，下為“十”，其含義是“三十年為一世而道更”，即“革”是指某種周期性更替。“命”的意思為君主下令，以形成某種秩序。又據《禮記·祭法》雲：“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這樣“命”亦用於表示某種上天給予的秩序。所謂天命和性命都從天所賦予的這一層含義中引出。故“命”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和英文“order”相當。“革”與“命”兩個字的連用，是表達某種秩序或天命的周期性變化。就一般意義而言，尤其諸如法國大革命之類暴力革命給人造成的固有印像，似乎革命與恐怖的暴力活動密不可分。中國古典的這種天命轉移之革命似乎同樣意味著暴力，但中華文明從不推崇暴力，更不主張以暴制暴。“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佾》）在孔子看來，堯舜以禪讓實現權力之和平交替實屬盡美盡善，是三代之理想，而武王征伐以實現天命轉移雖是時勢使然，然畢竟有暴力之面相，夫子未許之盡善。“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亦認為施行仁政比之於暴力嗜殺更能征服民心而王天下。暴力本身並沒有正當性，如果說暴力革命是歷史進步進程中不可避免的必要之惡，那其背後必須有指向順天意應人心之德性目的，這樣革命纔具有正當性。自殷周之變以來，在上之統治者逐漸有了人文主義之覺醒，深刻意識到“天命靡常”（《詩經·大雅·文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左傳·僖公五年》），天子受之於天命而居天子之位的正當性，必須“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德”與“民”是天命所歸之核心指向，而天命轉移之革命則是失德於天、失信於民。昏暴之君雖竊居天子之位而無應有之德，“德不配位”，民心盡失，由此天命轉移之革命纔並非一般意義上易姓改號的政權更迭，而是具有了古典德性之正當性。《孟子·梁惠王下》曾載：“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朱熹對此作了如下注解：“《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桀紂雖竊居天子之位，而德不配位天命已失，實屬獨夫民賊，湯武放伐則是替天行道，回歸天命之常道，而非以暴易暴、犯上作亂之弒君篡奪。管仲曾對齊桓公言道：“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管子·中匡》）湯武革命是替天行道順應民心，重定禹湯之功，回歸三代之道。由此可見，革命所帶來之天命轉移，不是簡單的異姓改號、王朝更迭，而是有著強烈的古典政治之德性目的，是復歸三代以來天地之常道，各正性命，各歸其位，重塑天下之秩序。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離婁上》）三代之所以成為士人君子的“理想國”，就在於樹立了一個古典政治的德性正義秩序，而革命之功用則是時常能對現實政治保持巨大之威懾，如在上者荒淫無道失德失民，天命就會轉移，革命則可隨時隨地而起，糾偏校正使其復歸常道。革命看似王朝顛覆造成歷史斷裂，實則有其德性仁義之指引，是對常道之堅守。“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孔子並非預言家，而是深知歷史損益之常道，歷史進程雖變化無窮，但又萬變不離其宗，損益之中有常道，所以百世可知者常道也，而非具體實際的歷史細節。革命即蘊含於歷史損益之中，體現了繼承與變革的有機統一。“三代之所以為三代的道理，正是革命原理的體現，或者說，三代之所以成為理想，正是為了確立革命的原理……‘革命’是經由損益而實現的主體的歷史貫通，而不是另一種歷史的開端。”因此，無論孫中山起初以經史典籍為人心基礎相襲沿用革命一詞，還是毛澤東把中國革命置於偉大的民族歷史文明傳統之中，皆有其深謀遠慮遠見卓識，力圖貫通革命與文明，賦予中國革命以歷史縱深與文明底蘊，讓革命具有古典之常道、德性之正義。
二、中國革命的文明自覺
新中國建政前夕，毛澤東曾有自信豪邁之言：“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偉大的中國革命不僅沒有中斷偉大的中華文明，反而以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激活其偉大的生命力，使中華文明得以復興再造，並煥發出更為強大的精神力量。中國革命植根於中華大地，吸吮著五千年文明之養分，有一種深刻的文明自覺。
早在清末民初之際，為了尋求反清革命之正當性，早期革命者試圖從歷史傳統中找尋思想資源。章太炎即直言不諱：“辛亥革命排滿，就是由歷史來的，不是由學理來的。”認為革命自有淵源於悠久歷史文明之傳統。“吾所謂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復也，光復中國之種族也，光復中國之州郡也，光復中國之政權也。以此光復之實而被以革命之名。”這種光復，即是以革命方式獲取政權，回歸天地之常道，恢復天下本有之秩序。1929年周予同在《康有為與章太炎》一文中深刻指出了中華文明與中國革命的這種內生性邏輯關繫：“中國革命思想的萌芽，不出於全部民眾之事實的需求，而由於少數青年之情感的冒險；而指導這少數青年從事革命之學術思想，則又不是出發於美國獨立與法國革命的理論，而是出發於中國固有的常州今文經學派與浙東史學派的學術。”革命軍中馬前卒的鄒容在《革命軍》中更是直接區分了“文明之革命”與“野蠻之革命”：“野蠻之革命，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肆，適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如庚子之義和團，意大利之加波拿裡，為國民增禍亂。文明之革命，有破壞有建設，為建設而破壞，為國民講自由、平等、獨立、自主之一切權利，為國民增幸福。”野蠻革命破舊而不立新，純粹的暴力缺乏正當性，而文明之革命則是破舊立新，暴力背後有其革命正義之指向，這是文明革命的初步自覺。十月革命後面對蘇俄革命之勝利，李大釗把社會主義革命視為一種新文明：“吾人對於俄羅斯今日之事變，惟有翹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伴隨對世界各國革命之觀察與對中國革命之深入思考，他明確提出社會主義與國情相結合的命題：“社會主義的理想。因各地、各時之情形不同，務求其適合者行之，遂發生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隨時隨地不同者），故中國將來發生之時，必與英、德、俄……有異。”在此基礎上李大釗把文明與革命深相結合起來，充分運用歷史文化資源構建革命理論，明確提出構建“第三新文明”，由此中國革命的文明意蘊已彰明較著。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革命雖屬於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空範疇，但有其自身鮮明的民族特點和文化傳統。中國歷史深遠悠久，的確是精華與糟粕並存，現代中國革命誕生於五四新文化運動之際，以反對舊傳統舊道德舊倫理相號召，陳獨秀即把倫理覺悟視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但中國共產黨人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亦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而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在其領導之下的中國革命從不主張割斷歷史，而是有著深刻的歷史文明自覺，十分注意汲取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偉大歷史傳統中的積極養分，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推進中華文明現代化。延安時期中共中央文件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子孫……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把這一切優秀傳統看成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並且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歐洲模式與蘇俄模式不同，中國共產黨雖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具有一般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的階級先進性，如“最有覺悟”“最有預見”“能夠看清前途”等，但同時亦十分自覺地認為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共產黨員與中華民族血肉相連，是民族文化思想道德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具有道德先進性，如注重黨員修養，提倡自我批評，提倡艱苦奮鬥，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強調“全心全意”，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等等，這些都具有非常鮮明的中華文明特質。中國共產黨非常注重從中華文明中汲取思想資源涵養道德先進性，延安時期毛澤東的“老三篇”（《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就是這方面的傑作。由此可見，中國革命有一種深刻的文明自覺，中國共產黨這種深刻的文明主體性與文明自覺意識，可以說把中國革命從嚴重脫離中國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教條主義危機中拯救了出來，使革命深深扎根於中華文明沃土之中，具有了內生性的中國文明特質，纔能把真理真正本土化，進而深入人心，“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實現中國歷史上亙古未有的超大規模的民族革命動員。
1944年美國記者福爾曼赴延安等地進行采訪，通過5個月深入的觀察思考，他得出一個鮮明結論：“共產黨員極端注重他們的文化。”認為這或許就是中國共產黨能把自己的根深植於中國最廣大民眾之中的謎底之一。與毛澤東有過多次深入思想交鋒的梁漱溟，其一生始終以“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為宗旨，在面對中共革命取得巨大成功之際，心中百思而不得其解，力圖從中國歷史文化視角理解中共革命成功之道。在他看來，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其“有形的好條件”即其階級基礎—中國產業工人力量甚為薄弱，這對於中共革命十分不利，卻通過革命鬥爭鍛造了十分重要的“無形的好條件”，即舍生忘死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無產階級精神視我傳統習俗為高，學他則精神向上提振，同時它又和我固有精神初不相遠，中國人很容易學得來，無產階級革命在中國之能夠取得如此成就實與此有莫大關繫。”這種無產階級精神“卻正是中國人所早成為好尚的東西—仁與義”。中國共產黨以無產階級精神名義相號召，“對於中國人確還是投其所好”。“世界唯獨中國有些大量非無產階級的人被改造得無產階級化，則是有老中國社會為其根柢，並非一時間偶然奇遇。”在梁漱溟看來，中共革命是以人的無產階級化為基礎，把中國文化中的仁義傳統與無產階級精神進行了互融，由此從學理上貫通了革命與文明的內生性關繫。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對中共革命亦有深入的觀察與思考，深刻闡述了中國革命與中華文明的這種內生性關繫：“現在的中國雖然初看上去是全新的和革命性的，但實際上與一個漫長而榮耀的傳統聯繫在一起，這種傳統在共產主義實驗開始之前那一讓人悲哀的世紀（1840—1949年）受到了重創。”在他看來，一方面中國革命激活了偉大的中華文明，“中國決心成為一個大國……通過這場震驚世界的革命，她重新發現了其原有的作為一個偉大文明的榮譽和尊嚴”。“在非常短的時間裡，這一活著的最古老的文明就變成了所有欠發達國家中最年輕、最活躍的力量。”與此同時，另一方面中華文明又給予中國革命以豐厚營養，中國革命“所有這些仰賴的都是中國生活和中國文明的某些基本特征，沒有這些東西，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她能夠依賴其歷史悠久文明的最長久、最堅固的特征。”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指明了奮鬥前進之方向：“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鬥，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鬥；一切這些的目的，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政治革命、經濟革命之後還有一個鮮明的文化革命，革命之最終目的是要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有一個文明中國之理想。在新中國誕生之際的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毛澤東作了令人心潮澎湃之憧憬：“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中華民族是古老而偉大的民族，創造了綿延五千多年的燦爛文明，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可謂同位語，隻有中華文明得以復興，中華民族纔能由此獲得文明主體性、精神獨立性，纔能真正屹立於世界之東方。在毛澤東看來，那些一向以文明自詡的帝國主義者，卻是橫行霸道，肆意欺壓剝削侵占他國，他們不但配不上文明的稱號，而且簡直就與野蠻無異。與此截然不同，中國革命始終秉持古典文明的道義性，有強烈的文明自覺意識，主張不能隨意欺壓侵占他國。“帝國主義占領我們中國，這就很野蠻。我們中國過去、現在都沒有占領別的國家，將來也不會去占領美國、英國作殖民地，所以我們始終是文明國家。”文明中國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先鋒隊的歷史使命，繼承五千年中華文明的中國共產黨可謂文明型政黨，其領導之中國革命則是文明型革命，中國革命具有高度的文明自覺，始終致力於貫通文明與革命，致力於文明國家的奮鬥目標，致力於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