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演講協會：詹姆斯·A·溫恩斯和赫伯特·A·威切爾恩獎（James A. Winans-Herbert A. Wichelns Memorial Award）獲獎作品

*美國國家傳播協會：瑪麗·霍赫穆特·尼科爾斯獎（ Marie Hochmuth Nichols Award）獲獎作品

“哈裡曼的著作創造性地脫離了傳統批評。他讓文本給他帶來驚喜，避免了無謂的教條主義。”——羅德裡克·哈特（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傳播學教授）

“本書的洞見和思考，將會引起修辭學理論與批評、政治傳播、政治科學和古典學等領域的師生的興趣。”——蘇珊·羅斯（漢密爾頓學院傳播學教授，美國駐印公共事務外交官）

“本書讀來令人愉悅。書中對有助於政治風格發揮作用（當政治風格發揮作用時）或陷入混亂和失敗（時有發生）的符號和姿態進行了深入分析。這是一部非凡的政治學術著作，值得一讀。”——約翰·尼爾森（俄亥俄政治科學教授）

想情況下，一本書會持續再現它的語境。經典作品可能做到這一點。大多數書隨時間推移而褪色，或者幾個月或者幾十年。有些書則可能具有一種更加不確定的時間性：永遠無法融入時代，但仍然存在。與其說它們是經典，不如說它們是“孤兒”。它們必須被領養——並且能適應——纔能茁壯成長。它們可以超越原初語境，因為它們從未有過家，但若要完全實現，一定需要被陌生人重新閱讀。

《權力與風格》可能就是這樣一個孤兒，因此我特別感謝它現在有了中文版。希望這本書不僅對閱讀它的人有益，也能在應用上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本書從未打算提出一套政治學說，而是為理論認識和公民決斷闡明社會經驗的隱性維度。每一章都是分析性的，但這種分析可能更多是一種視角而非方法；它關注表像，但也關聯人類交流和社會解釋的深層問題；它是形式主義的，但也考慮集體交往的必然性和政治表現的悖論。即使這本書沒有定義它的讀者，但它大概也能找到。

時間的推移可以說明為什麼這本書一開始就是“孤兒”，它缺乏穩定的解釋語境。首先它的寫作並不局限在傳播學。正如幾位學科同事所言，它是一部出人意料之作，無法將其視為先前研究項目的拓展。盡管在該學科內對這本書的認可是直接而慷慨的，但應用上還存在很大挑戰。這些嘗試強調個人技巧而不是勾畫全部技藝，或專注於特定的勸說效果而不是處理復雜的關繫，所以它表達的是一種簡化的修辭藝術概念。同樣，它還可能沒有注意每種風格特有的問題或在當代話語和媒體環境中的反響。這些疏忽可能是由於理論上的阻滯：政治風格研究沒有充分考慮支撐學科性學術的傳統假設。

這應該不足為奇，因為這本書完全是在與其他學科的對話中——介於它們之間——寫成的。分析古典、早期現代、當代的不同體裁的文本，代表了一種從微小互動擴至經典作品的批評實踐。它借鋻了思想史、哲學解釋學、政治或社會理論、文學研究，但顯然又不單獨屬於它們中的任何一種。而且，它直接針對現代主義知識中的一個重要邊界狀況開展工作：學院學術中美學與政治之間的邊界。在古典和早期現代修辭學中，人類經驗的這些基本模式的相互交織是一種程式，但現代性的推進和現代學科的發展打破了這一傳統，將其分散到整個繫統中。修辭學被降格為不關心真理的胡言亂語或言語操控——並在多個領域被用作學科自我定義時的便利陪襯，美學和政治則被劃歸為不同門類。二者的這種分離似乎是有道理的，因為它們在法西斯的宣傳中被融為一體。人們假定，自由民主和學科學術的合法性取決於把“政治”和“風格”分開，以免它們的融合在世界上釋放危險的能量。

幸運的是，這個框架正在崩潰，它的崩潰表明《權力與風格》是“孤兒”的另一原因。本書寫作之時，美國人文科學正經歷範式轉換，之後速度越來越快。許多相對獨立的學科項目被批判性文化研究中全面的跨學科運動取代。例如取代了政治學的政治研究和語言繫的文學研究，或者哲學中知識論、倫理學、美學之間的區別（和地位差異），或高等與低等藝術以及西方與非西方的等級劃分。學術研究得以改造，包括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歐洲大陸尤其是法國的作家，女權主義、黑人和後殖民主義的學者，以及許多相關的倡議在範圍和水平上不斷擴展。現在這種轉換已經定型，盡管它永遠不會徹底，而且引起自身的諸多問題，但關於融合的顧慮多少已經消除。

因為是在轉換期間出現的，《權力與風格》在任何一邊都缺乏穩定的基礎。這本書是朝向過去的，也是朝向未來的，它無法被任一時代定義。說它朝向未來，因為它挑戰了舊秩序的構成邊界——或者嘗試闡明舊秩序的一個重要盲點。說它朝向過去，因為它試圖從舊秩序中掙脫出來，恢復被壓制的分析資源。有人可能會說，這本書是寫給老一輩讀者的，它旨在闡述一些最終被後來的讀者視為理所當然的觀點。同時它還挑戰了有關政治和研究的主流假定，但其重點仍然是後來被忽視的思想和行動的諸多維度。它堅持認為，社會表現和審美反應是政治思想和行動的核心，但它並不關注大眾文化，而是以獨特的文學成就為特色。它並不關注社會等級對物質財富和主體性的不同影響，而是提出一種可以流通的關於勸說技藝的構想，因為它們具有形式上的連貫性和意識形態上的不確定性。由於濃厚的形式主義，它與歷史主義和意識形態批判背道而馳，既不與之合作，也不與之對立，同時還把行為表現和審美反應用作批判和想像的資源。它感興趣的更多是理解，而不是揭露，它超越實現啟蒙主義價值觀的計劃，提出一種可以在現代性解體時溫和地發揮作用的人文主義。

但那是以前。今天的問題是，如何重新閱讀這本書。可能要進行的一個調整是，區分核心項目和當時為建構項目所用的不那麼重要的材料。核心部分主要由第二至五章組成，每一章就一標志性文本來闡述一種特定的風格。這一實質性項目還包括導論中有關認識論和規範性假設的一些關鍵理論主張，以及最後一章關於持續的挑戰和可能的發展路徑的一些提議。

那麼，什麼是不重要的？這當然取決於讀者，但我的回應也許具有指示性。在我看來，可能不需要擺脫美學與政對立、藝術性具有內在危險而非理性和道德真理所謂的純真等標準假定。或者，那些反對意見可能會繼續存在，現在則處於不同的地方或進入研究的不同階段。人們也許發現，我們會不自覺地尋找某種風格，因為它在各種各樣的媒體上到處傳播，但隨後，一旦在離我們較近的地方找到它，就會搬出常規性懷疑和遏制性策略。即便如此，思考藝術、設計、展示、表現或吸引力等概念現在何以出乎意料地得到發展，仍然是有益的。

因此，政治風格研究的初始設定更多的不是敵對，而是靠近，這同樣適用於考慮如何在理論和方法上對項目進行跨學科調整。坦率來講，最後一章概述的一些研究項目現在看來是不重要的。它們已經過時，或者更準確一點來說，大多數研究日漸式微。有些項目如今可視為後續其他項目的候補，這些項目可能更加精密。無論如何，我不會用最後一章概述的一些觀點來衡量政治風格研究的性質和範圍。這是一次嘗試，即使不能說是為這項工作找到一個“家”，至少也是找到一個鄰裡，從那以後，這座城市已經發生了變化和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