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泉的博士學位論文《長征文化研究》經過修改提升後就要出版了，這是一件值得慶賀的喜事。洪泉請我這本書寫幾句話，我欣然允諾。早在2016年，我就應邀為洪泉編纂的《長征論著目錄》寫過序言，這部書稿雖然因故尚未出版，但作者研究史料之勤奮、思考問題之周延，給我留下深刻印像。在博士學位論文寫作過程中，洪泉也多次就論文選題以及研究中的具體問題與我探究，並在2019年6月通過答辯之後第一時間把論文裝訂寄送給我，我成了本書最早的讀者之一。我曾說過，洪泉雖不是我的博士，但我“視如己出”。有此因緣，為《長征文化研究》作序就如為我的博士生作序一樣，情理自在不言中。
長征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義之重大、影響之深遠，在中國歷史以至世界歷史上都鮮有其匹。毛澤東指出：“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長征在我們黨、國家、軍隊發展史上具有十分偉大的意義，對中華民族歷史進程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今天中國的進步和發展，就是從長征中走出來的。”美國著名作家哈裡森•索爾茲伯裡也在他的書中寫道：“在我們這個世紀中還沒有什麼其他事件能像長征一樣讓人如此神往，也沒有什麼事件像它一樣如此深遠地改變了世界的未來。”長征的厚重意蘊和獨特價值在於，她既書寫下一部壯麗史詩，彪炳史冊，震撼世界；也熔鑄起一座精神豐碑，巍峨屹立，永放光芒；又積澱一脈紅色文化，流光溢彩，厚重深沉；更開闢出一條新長征路，引領中國，啟航未來。
對於學術界和理論界來說，長征是一座愈掘愈深的富礦，也是一部常讀常新的大書。近年來，長征文化研究異軍突起、蔚成風尚，成為長征研究中的一個學術熱點。我感到，截至目前的長征文化研究，既取得了長足發展和豐富成果，也還有一些薄弱環節和提升空間，這主要表現為“弱”“窄”“小”“空”四個方面。所謂“弱”，是指研究較多地停留於淺表層次，對長征文化進行繫統深入闡述的學術專著尚付闕如，高質量論文相對較少；所謂“窄”，是指較多地聚焦於紅軍長征途中的文化工作和文藝作品的研究，缺少八十多年長征文化的長鏡頭，對歷史的演進、當代的銜接等方面反映不夠；所謂“小”，是指較多地局限於某一專題、某一領域甚至某一作品的研究，缺少廣義長征文化的大視野和開展比較研究的自覺性；所謂“空”，是指較多地側重於討論長征文化的歷史作用、現實價值、深遠意義等理論問題，對長征文化的內涵界定、調查統計、比較分析等方面的實證研究以及學科架構等方面的繫統思考還比較欠缺。
綜觀《長征文化研究》一書，在上述方面都有所突破，從中彰顯出其學術價值。該書的主要創新之處有以下幾點：
一是“以全出新”。作者從長征文化的學科建構著眼，對長征文化的基本理論與實踐問題進行較為繫統的研究，對長征文化的定義、內涵、結構、功能、特征等進行深入探討，嘗試從多維度界定基本概念，廓清內涵外延，從學理上對長征文化的歷史意義與理論價值、現實意義與實踐價值、世界意義與普遍價值作較深度的闡釋。全書共七章，其中第一章“歷史視野中的長征與長征文化”是“總論”，主要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對長征文化基本問題進行分析；第二章“長征文化的內涵、功能與特征”是“本論”，主要對長征文化的基礎理論問題進行研究；第三章“長征制度文化”、第四章“長征物質文化”和第五章“長征精神文化”是“本論”的展開，主要對長征文化三種主要形態的內涵進行梳理和分析，並就其重點問題作較為專門的研究和探討；第六章“長征文化與當代”和第七章“長征文化與世界”是“現實論”，主要對長征文化的當代價值和世界意義進行研究；結語帶有“結論”性，並就相關問題作補充說明。這樣的研究框架，一方面對長征文化的既往研究作了初步的階段總結，另一方面也初步搭建起研究闡釋的理論框架，有助於為學術界的後續深入研究打下一定基礎。
二是“以深出新”。該書注重史論結合，綜合運用多種學科理論和研究方法，就若干基本問題進行比較深入的分析和專題性研究，並在獨立思考基礎上提出一些獨到觀點，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比如，從概念史角度對“長征”和“新長征”概念及內涵進行考察，較為全面地釐清其發展演進脈絡和現實意義；運用紀念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對長征紀念活動進行考察，比較深度地闡釋其政治意蘊和文化內涵；提出“歷時態”“共時態”這一長征文化的分析框架，盡管對這樣的概念表述可以有不同看法，但它有助於校正研究中隻關注雙時態之一種或歷時態之一段的弊端；對長征文化與黨史文化、紅色文化、革命文化、政治文化、軍事文化、政黨文化等作了一定的比較研究，有助於明確長征文化與相關概念的歸屬界劃；從多個範疇對作為革命文物和紅色資源的長征物質文化進行細致比對和量化分析；提出“長征精神譜繫”概念並作了較為深入解讀；對建構“長征學”也進行了較為全面闡發，等等。這都是有益的“出新”探索。
三是“以實出新”。長征文化是理論的也是實踐的，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這些都決定了長征文化研究的實踐屬性、當代意義和普遍價值。該書注重理論聯繫實際，對新時代長征文化建設發展中的若干重點問題，如長征精神傳承弘揚、長征文學藝術創作、長征學術研究發展、長征革命文物保護、長征紅色旅遊開發、長征教育資源利用、長征文化產業發展、長征文化網絡建設、長征文化國際傳播、長征文化線路建設等，都進行了有深度的剖析，提出對策建議，體現出學術研究的問題意識，對新時代講好中國長征故事、賡續偉大長征精神、建設發展長征文化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四是“以論出新”。學術研究貴在有超越前人的見解，這是其基本價值所在。該書一方面注重梳理，對前人的成果注意比較充分的關注總結吸納；另一方面又注重創新，形成自己的若干新知新見新論。在博采兼收基礎上自出機杼，是該書的一大優長。比如關於講好長征故事，作者將其上升到建構文化記憶的高度來分析，指出要兼顧三個視角、三個時段、三個維度。三個視角即宏觀視角（世界視角）、中觀視角（中國視角）、微觀視角（具體視角），三個時段即長時段（人類歷史進程）、中時段（中共黨史進程）、短時段（紅軍長征進程），三個維度即歷史維度、精神維度、文化維度，認為講好長征故事就要從歷史維度求真、從精神維度求善、從文化維度求美。再如關於長征精神研究，作者最先提出“長征精神譜繫”和“長征子精神”概念，對長征精神的範疇與形態、結構與要義、意蘊與價值等都有獨到分析，從而比較深刻闡明了長征精神在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繫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意義。此外，關於黨史演進視野中長征概念的四重內涵（核心範疇、基本範疇、廣義範疇、泛化範疇），關於世界歷史視野中長征文化的普遍意義，關於毛澤東長征詩詞的界定標準和影響分析，關於長征學的建構設想和發展方向等，作者也頗多新論。我想這是作者潛心學術、深耕長征的自然結果，也是學術界對其獨到見解、創新觀點的充分認可。
長征永遠在路上，隻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對長征的認識包括長征文化的研究也永遠在路上，隻有分號，沒有句號。展望未來，長征研究包括長征文化研究要取得更大進展，我感到要關注和兼顧以下三組關繫。
一是學理闡發與宣傳闡釋。長征包括長征文化既是嚴謹的學術課題，也是嚴肅的政治問題，研究中必須處理好兩者的關繫。在我的《我觀黨史•五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一書的封面和封底，寫有這樣的推薦語：“原創超越闡釋，學理寓於宣傳”；“在本集中，讀者能夠一如既往地看到豐富的史料、翔實的敘述、深入的解讀、中肯的觀點，又能夠看到作者對覺史演進及時作出的新解讀，看到立足於扎實學理的前瞻性研究，看到建基於深厚學養的原創性研究，看到出自於豐盈智慧的闡釋性研究。”這既是出版方的謬贊和期許，也折射出個人的黨史觀和方法論。我曾在多個場合講過：作為一個老覺史工作者，退休之後的任務就是布道傳承，即布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之道，帶研究生傳承我們黨的歷史經驗和光榮傳統。布道傳承，需要學理闡發和宣傳闡釋的有機結合，學理闡發是其體，宣傳闡釋是其用。長征研究是黨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我認也應堅持正確的黨史觀和方法論，在學理闡發和宣傳闡釋上守正創新，不斷取得新的突破。
二是文獻考據與實地考察。研究長征有文獻研究和實地考察兩種重要的方法。文獻研究主要是通過搜集、鋻別、整理文獻，並通過對文獻的分析和研究，形成對研究對像科學認識和判斷的方法；實地考察主要是通過到現地進行觀察和調研，在感性認識和直觀認知的基礎上進行分析判斷、得出研究結論的方法。一般而言，文獻研究的優長在於資料的豐富性和認知的全面性，實地考察的優長在於認知的直觀性、生動性和真實性。文獻的考據和研究是長征研究的基礎，實地的考察和踏訪則對長征研究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我在20年前就提出“走走黨史”理念，並從長征開始走起，由此有了《長征行》這本書。通過長征路上的實地考察，我親身感受到了紅軍長征的悲壯歷程，進一步感受到以遵義會議 標志的歷史轉折對紅軍和黨的命運的巨大作用，親身體驗了紅軍長征經受的艱難困苦，豐富了對紅軍長征歷程的認識，等等。所以我認為要研究長征和長征文化，有條件者都應去親走長征路（能全程者更好，專題考察也需要），作現場考察，這對深化長征研究大有好處。當然基於史料的文獻研究應與之相輔相成、不可偏廢，比如我在《長征行》增訂本中，就依據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二萬五千裡》（手抄稿本）中提供的珍貴史料，作了大量增補轉述，對有些問題也得到釋疑解惑。
三是學科創建與跨界創新。長征是一部波瀾壯闊的史詩，也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洪泉在書中專門有“長征學建構刍議”一目對此進行探討。“長征學”之“學”，是“學問”之“學”，而不是“學科”之“學”；在長征學的“學科創建”“學科建構”這樣的表述中，“學科”顯然也不是學科專業目錄中的某一個“學科”，而是指聚焦於研究某一重大問題的學問、學理、學說，如“徽學”“藏學”“敦煌學”“長城學”等。長征學的學科創建雖然早經提出，但仍是一個任重道遠的課題。本書認，在長征學框架下，主要應包括長征學基礎理論、長征學術史、長征文獻學、長征歷史學、長征精神學、長征文化學、長征地理學、世界長征學、長征相關問題研究等內容；長征文化是長征學研究的重要內容，長征學研究與長征文化研究的範疇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廣義的長征文化涵蓋了長征學的主要內容，狹義的長征文化則是長征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都是頗有見地的觀點。由此也可以看出，長征文化和長征學的研究先天具有跨學科的特質，亟需跨界創新。就研究方法而言，首先和主要的應該是歷史學、黨史學、政治學、軍事學的方法，同時也應自覺運用文化學、藝術學、社會學、民族學、地理學、心理學、傳播學等學科的方法。在此基礎上，建構話語體繫、推進學術創新、整合研究力量，推動建立高規格的學術組織和研究機構（如中國長征研究會、長征學研究中心等），團結國內以至海外長征研究力量，齊心協力，密切合作，久久為功，期在有成，共同創造長征文化研究的繁榮局面。
“路雖遠，行則將至；事雖難，做則必成。”長征正是如此，長征文化研究也是如此。先例既開，來日方長。本書作為第一部對長征文化進行繫統研究的學術專著，無疑具有填補空白的理論價值。這是一個重要的關節點，也是一個全新的出發點。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我期待洪泉能在自己學術長征的道路上，攻堅克難，砥礪前行；也期盼我國長征研究隊伍中有越來越多的新生力量，根深葉茂，茁壯成長。予有厚望焉，後生勉乎哉！
是為序。
2023年7月19日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