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_軍國的幕僚

內容簡介

與德意法西斯不同，日本並沒有出現過真正的獨裁者。但集體的顛狂比獨裁更可怕。本書詳細介紹了日本軍事體制從維新時代開始的形成過程，以參謀本部和參謀為觀察重心，對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以及九一八事變到後使日本投降的二戰進行逐一分析，揭示了在日本這種有嚴重缺陷的軍事管理體制下，以青年參謀為主的少壯派是如何一步步把日本武士的“下克上”傳統*放大，使日本政府對軍事機器完全失去控制，後導致全民瘋狂投入必然失敗的戰爭中去的。由於對日本軍事體制的無知，“東京審判”漏過了不少真正的戰犯，使得不少戰前軍國的幕僚們，搖身一變，又進入戰後日本的政商界。
作者耙梳日本國內一手資料，其中不少為日本文部省解密的珍貴史料，從鮮為人知的角度披露日本軍國主義的內幕。“東京審判令人失望”等觀點、“美國曾打算承認偽滿洲國並逼迫蔣介石與汪偽政權合流”等史料揭密，均令人耳目一新。

總序：是什麼妨得我們認識日本
序言：大國的失敗
章有一類戰犯叫“參謀”
第二章甲午戰爭：黔驢對餓狼
第三章得不償失的日俄戰爭
第四章陸大繫嶄露頭角
第五章西伯利亞結怨（前）蘇聯
第六章“滿蒙”生命線的確立
第七章“九·一八”和“七·七”的幕後
第八章從事變到不宣而戰
第九章絕代惡人辻政信
第十章泥足深陷大陸戰場
第十一章石油饑渴下的利令智昏
第十二章出爾反爾激怒美國總序：是什麼妨得我們認識日本
序言：大國的失敗
章有一類戰犯叫“參謀”
第二章甲午戰爭：黔驢對餓狼
第三章得不償失的日俄戰爭
第四章陸大繫嶄露頭角
第五章西伯利亞結怨（前）蘇聯
第六章“滿蒙”生命線的確立
第七章“九·一八”和“七·七”的幕後
第八章從事變到不宣而戰
第九章絕代惡人辻政信
第十章泥足深陷大陸戰場
第十一章石油饑渴下的利令智昏
第十二章出爾反爾激怒美國
第十三章帝國軍隊的全線潰敗
第十四章荒唐參謀荒唐事
第十五章軍國幕僚曲終人散
附錄一本書牽涉到的重大歷史事件年表
附錄二參考文獻
後記重要的歷史和不可忽視的人

在線試讀

序
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問題已成為今天影響中日關繫的直接癥結，而其之所以成為觸發中國人情感和神經的重要原因，恰如中國官方所說，那裡供奉著日本甲級戰犯的靈位。然而，國內很少有人細究，在東京審判中被判決的甲級戰犯有幾位是侵華戰爭中兇，或者反過來問，發動侵華兇，有幾個人是被送上了東京法庭真正得到嚴懲。
某種程度上，二○○六年影響並獲得相當好評的主旋律影片《東京審判》，就是一個對該問題並未認真思考的個案，而且在史實的追究上存在相當多的遺憾。譬如，電影中的旁白稱，梅汝璈想把昭和天皇作為戰犯送上法庭，但卻未能實現。實際上，主張審判日本天皇積極的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能查閱到的歷史資料中，看不到中國在這方面有積極努力的記錄。譬如，電影裡蘇聯派出的格隆斯基檢察官始終一言不發。但實際上，麥克阿瑟初打算在東京審判時僅僅審理日本軍閥“偷襲”美國問題。到了後，中國問題變得如此突出，蘇聯人功不可沒。甚至，日本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沒有蘇聯人的堅持根本就不會被逮捕起訴。
重要的一點是，中國人談起東京審判，很容易把它當作為中國人清算日本戰犯的像征，事實上，在中國犯下累累罪行的戰犯，主要是在中國受審而非在東京，且主要是乙、丙級的戰犯。東京審判，某種程度上更像是美國人或者干脆說是麥克阿瑟的審判。因為戰後抓戰犯，麥克阿瑟的個判斷標準就是以東條英機劃線，這就使那那些與東條關繫不好的戰犯逃了一劫。看看甲級戰犯的名單就不難發現這裡的問題。
被正式起訴的甲級共28名：
荒木貞夫、木戶幸一、鈴木貞一、平沼騏一郎、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東鄉茂德、廣田弘毅、梅津美治郎、小磯國昭、東條英機、星野直樹、大川周明、佐籐賢了、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大島浩、重光葵、永野修身、松岡洋右、岡敬純、島田繁太郎、橋本欣五郎、南次郎、賀屋興宣、白鳥敏夫、畑俊六、武籐章。
28 人中，幾乎都是按照美國人基於本國制度下責權對應理解來圈定的，且主要是對盟國的侵略罪行而非挑起對中國的侵略，在中國犯下累累罪行的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被作為甲級戰犯起訴，一開始檢控方卻是菲律賓人，因為他們在太平洋戰事後期曾先後在東南亞地區任指揮官，犯有殘害當地軍民的嚴重罪行。
被處決的7名甲級戰犯中，惟一因在中國犯罪而被處決的是松井石根，因為他是南京大屠殺時日軍指揮官。如果必須為部下罪行負全責，那麼松井總死得不算冤。但是，暗中直接鼓勵日軍有計劃屠殺兇是裕仁天皇的叔父朝香鳩彥親王，而松井在日軍進南京城前曾下令日軍嚴守軍紀、大屠殺剛發生時他並不在場，後又試圖制止日軍暴行。相比朝香鳩彥親王的無人追究，松井就死得有點冤了。序
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問題已成為今天影響中日關繫的直接癥結，而其之所以成為觸發中國人情感和神經的重要原因，恰如中國官方所說，那裡供奉著日本甲級戰犯的靈位。然而，國內很少有人細究，在東京審判中被判決的甲級戰犯有幾位是侵華戰爭中兇，或者反過來問，發動侵華兇，有幾個人是被送上了東京法庭真正得到嚴懲。
某種程度上，二○○六年影響並獲得相當好評的主旋律影片《東京審判》，就是一個對該問題並未認真思考的個案，而且在史實的追究上存在相當多的遺憾。譬如，電影中的旁白稱，梅汝璈想把昭和天皇作為戰犯送上法庭，但卻未能實現。實際上，主張審判日本天皇積極的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能查閱到的歷史資料中，看不到中國在這方面有積極努力的記錄。譬如，電影裡蘇聯派出的格隆斯基檢察官始終一言不發。但實際上，麥克阿瑟初打算在東京審判時僅僅審理日本軍閥“偷襲”美國問題。到了後，中國問題變得如此突出，蘇聯人功不可沒。甚至，日本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沒有蘇聯人的堅持根本就不會被逮捕起訴。
重要的一點是，中國人談起東京審判，很容易把它當作為中國人清算日本戰犯的像征，事實上，在中國犯下累累罪行的戰犯，主要是在中國受審而非在東京，且主要是乙、丙級的戰犯。東京審判，某種程度上更像是美國人或者干脆說是麥克阿瑟的審判。因為戰後抓戰犯，麥克阿瑟的個判斷標準就是以東條英機劃線，這就使那那些與東條關繫不好的戰犯逃了一劫。看看甲級戰犯的名單就不難發現這裡的問題。
被正式起訴的甲級共28名：
荒木貞夫、木戶幸一、鈴木貞一、平沼騏一郎、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東鄉茂德、廣田弘毅、梅津美治郎、小磯國昭、東條英機、星野直樹、大川周明、佐籐賢了、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大島浩、重光葵、永野修身、松岡洋右、岡敬純、島田繁太郎、橋本欣五郎、南次郎、賀屋興宣、白鳥敏夫、畑俊六、武籐章。
28 人中，幾乎都是按照美國人基於本國制度下責權對應理解來圈定的，且主要是對盟國的侵略罪行而非挑起對中國的侵略，在中國犯下累累罪行的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被作為甲級戰犯起訴，一開始檢控方卻是菲律賓人，因為他們在太平洋戰事後期曾先後在東南亞地區任指揮官，犯有殘害當地軍民的嚴重罪行。
被處決的7名甲級戰犯中，惟一因在中國犯罪而被處決的是松井石根，因為他是南京大屠殺時日軍指揮官。如果必須為部下罪行負全責，那麼松井總死得不算冤。但是，暗中直接鼓勵日軍有計劃屠殺兇是裕仁天皇的叔父朝香鳩彥親王，而松井在日軍進南京城前曾下令日軍嚴守軍紀、大屠殺剛發生時他並不在場，後又試圖制止日軍暴行。相比朝香鳩彥親王的無人追究，松井就死得有點冤了。
要仔細追究這個問題，其實需要弄清楚的是，當年日本從"九一八事變"再到"七七事變"，侵華戰爭是怎樣發動的，是什麼樣的人、什麼力量一步步推動的。
對比二戰時歐洲戰場的德國，我們會發現日本的侵略擴張與納粹德國有著如此大的不同：德國對波蘭、西歐國家和蘇聯，均是集中全力按精心設計的方案以閃電戰方式逐個消滅對手。而日本，則是不斷分兵，一個敵人未解決又不斷增加新敵人，且戰爭能力是逐漸被動員起來的。
如果我們認可日本在“七七事變”時有預謀地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企圖一舉滅亡、吞並中國的說法，那麼也必須承認，“七七事變”前，日本未做任何全面戰爭的動員準備；全面戰爭爆發後，隨著戰線的延長纔開始逐次添兵，明顯缺少一舉解決“中國問題”的計劃。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兵家大忌？李宗仁在回憶錄中認為，日軍如有正確的戰略規劃，不難在很短時間內徹底使中國喪失繼續抵抗能力。但為什麼戰爭打到第五個年頭，中日兩國纔正式宣戰？為什麼日本在中國大陸的進攻勢頭停下來，陷入戰爭僵局後，突然又要騰出手來集中陸海精銳主動與美國大打出手？其實這也可以換成另外一個問題：日本為什麼會失敗？僅僅是實力對比還是另有必然失敗的制度因素？要知道，戰爭的勝利或失敗與其是正義還是非正義無關。
我們在回顧和描述六○多年前結束的那場戰爭時，往往習慣於從“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義角度去總結論述，或者僅僅從後形成的兩大陣營實力對比來做技術上的總結。長期以來，對日本形成產生軍國主義制度土壤的歷史過程，對日本逐漸走向侵華戰爭背後的決策過程和推動力量，國內客觀、認真、透徹分析論述的著述甚少。如果缺少對上述問題的制度性追究，我們不但無法弄清在日本侵華過程中，推動力量和決策過程是什麼具體制度和體制的產物，我們甚至無法弄清在侵華戰爭中，那些起到關鍵兇是誰。
事實上，正是因為上述狀況和其他歷史因素的綜合作用，許多在日本侵華戰爭中起過關鍵作用的戰犯，終逃過了歷史的審判。譬如，東京審判時，策劃“皇姑屯事兇河本大作正在山西當閻錫山的坐上賓；“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石原莞爾被法庭傳喚，但他隻作為證人出庭（石原曾自請審判，被拒絕）；參與制造"上海事變"的辻政信在悄悄為蔣介石繪制東北地圖，雖然他因在東南亞的累累惡行正被美英通緝……
誠實地回顧歷史，如果日本當時沒有與德國結盟，沒有主動與美英交惡，沒有反復去挑釁前蘇聯，在侵華戰爭中沒有上述不可思議的兵家大忌，也許我們今天真的很難說，後的歷史會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徹底滅亡。弱國被犧牲給大國是當時正常的國際生態——美國就曾準備向日本出賣中國利益；而侵略者並不總是要受懲罰的——前蘇聯曾吞並了波羅的海三國、入侵了芬蘭、與德國瓜分了波蘭，在德國取得西歐戰場的輝煌勝利時熱烈祝賀了希特勒“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偉大勝利”。
那麼，日本對外戰爭冒險的不斷衝動和導致其走向滅亡的制度性原因究竟是什麼？
您手中現在正翻開的書，就是在嘗試回答這個問題。作者俞天任先生並非專業歷史研究者，但對那段歷史的高度關注和長期在日本生活的經歷，使他有可能通過對大量日本一手資料閱讀的積累，跳出國內研究者一般性的視野局限，由日本軍國主義體制的歷史成因、其擴張冒險的動力、決定其失敗的內在制度性癥結切入，給我們讀者一個全新的視角。
它是國內惟一一本專著，從日本獨特的軍事參謀體制著眼，以甲午戰爭爆發到太平洋戰爭日本投降的戰爭過程為主線，對日本佐級參謀群體在一繫列戰爭中的獨特作用進行深入挖掘，重新勾畫、闡述了日本從冒險、崛起再到滅亡的政治、軍事制度性原因。本書用大量中國讀者陌生的案例和事實論述這樣一個觀點：由於制度設計上存在無法修補而且不斷擴大的漏洞，不但軍國主義日本終失敗的命運是必然的，甚至其在軍事上也一定是低能而且不斷落後於同時代列強的。
同時，本書通過對日本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再到全面侵華戰爭過程中，日軍佐級參謀群體在其中所起的關鍵性作用，給我們多數讀者一個可能是全新的框架性認識：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是由佐級參謀群體在不斷策劃“下克上”的軍事冒險中一點一點積累到臨界點而終觸發的，它與納粹德國在歐洲的軍事冒險是由層精心策劃有著本質的不同。這種戰爭的推動和策劃源頭的差異，決定了日本從戰爭開始到結束，在戰略方向和目的上從來就是完全混亂的。
書中有這樣一個經典的小故事頗能說明問題，蔣介石在無法忍受重慶大轟炸時對身邊人說：“娘希匹的，我也給他們炸煩了，要不然就和他們談判？可是和誰談呢？天皇不管事，首相像走馬燈似的換，想談判也沒對手啊。”手下人想了想說：“報告委員長，有三個人可以談”。“哪三個人？”“少佐，中佐和大佐。”
本書在微觀上，既有日本參謀這一群體在重大歷史事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個體命運的生動描述，也有表現日本軍事參謀體制在日本軍事冒險史中大膽、荒唐的經典案例；宏觀上，對日本參謀體制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背景，以及由此折射出舊日本在政治、軍事體制框架上的一繫列制度性漏洞，都有詳盡而客觀的分析。
讀完此書，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個認識，一個國家的制度設計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影響是何等之大。因為日本制度漏洞帶來的國家政治生活不健全，當時在日本政治生活和軍事機器中占據特殊位置的軍事參謀群體成為不受制約的人。而獨特的教育培訓體制，又使這群可以影響整個日本民族的特殊群體，天生就是充滿政治短視和社會無知的，而這樣一群落後於時代，自閉於社會的人卻可以不斷通過盲動和冒險，終如願走向前臺控制了國家決策中樞——當制度漏洞被放大到了極點之時，也就是日本帝國滅亡之時。
而東京審判的頭號戰犯東條英機，在本書中，被認為是集中了日本參謀教育培訓體制下所有弊端的一個代表：無知、愚昧、短視、膽大……惟一的優點隻有外在儀表舉止堂堂正正這一項。值得關注的是，書中提到，即便在日本今天的右翼看來，東條英機也是個禍害了日本的懦夫，不但東條英機如此，那些直接策劃軍事冒險，挑起中日戰爭的關東軍亦在今天的日本成為無法無天的代名詞，這與我們從直觀上的感受並不相同。
如果不知道這點，也許我們很難全面掌握一般日本國民是如何看待六十年前的戰爭的，也很難理解，為什麼部分日本人認為東京審判是場勝利者——尤其美國的麥克阿瑟一手主導的不公正的審判，同時又認為那些戰犯對日本國民有罪的矛盾心理。同樣難以理解，為什麼今天日本在試圖成為一個全面而真正的大國時，面對周圍曾被侵略鄰居的疑懼時，日本人並不以為然的制度理由。
今天，CCTV的專題繫列片《大國崛起》又使大國崛起的話題熱遍中國，因為經濟高速成長的中國將在未來崛起為一個真正的大國，幾乎已是成不爭的事實。但是，對一個後發的大國來說，除了有幾百年來崛起大國的成功經驗總結外，還應當有對那些在歷史上遭遇過巨大失敗和挫折國家的教訓總結。因為對這樣的國家來說，其成功崛起的經驗中，往往就蘊涵著日後遭遇重大失敗的因素。而日本，正是這樣一個典型。某種程度上，釐清舊日本迅速冒險、崛起與失敗的教訓，尤其是其內生性的制度成因，是我們吸取日本崛起經驗時更重要的一部分。
在《大國崛起》一片中，其實日本、德國等國家都可作為反面教材來總結，而非純粹的成功者。如果以富國強兵作為大國崛起的指標，這幾個後發崛起的大國，都在達到崛起頂點時，遭遇到重大失敗：首腦遭審判、政府被重組、領土被重新劃分。從外在因素上說，都可以總結為遭遇既有國際秩序主導者的集體阻擊，但從內在因素來說，都不難發現，外在環境不過隻是其內在的制度性必然引發的結果。
這些國家都沒有健全的政治制度設計安排以保證政治生活和決策的正常，它們的公民因缺少有效參與國家政治話題討論的途徑，而使國家的公共問題缺少多樣化的聲音，且整體上都缺少與其國家實力相匹配的成熟政治智慧和能力——一個軍事和經濟實力上強大而政治上幼稚的民族必然是危險的民族。
或者這些國家有制度，但卻被粗暴踐踏。因為，外在的“富國強兵”在這些國家的政治目標中總是處於優先的地位，為了“富國強兵”，沒有什麼不可以犧牲，沒有什麼不可以為之讓路——包括一套照搬來的完備的政治制度。
從這些失敗的大國中我們也不難發現，對一個後進的民族來說，科學、技術、經濟都是容易迅速模仿追趕的的，而政治，在先進的發達國家是歷史演進和自發秩序的產物，它是一套有形的制度，也是一種已經融化到意識中的習慣。科學、經濟、文化的發達是其副產品。而對後進國家而言，往往它是一種需要習得和適應，甚至需要本土化改造的設計之物。政治文明的成果要成為溶入一個民族血液中的習慣，往往需要更長的時間，甚至是以整個民族的徹底失敗為代價。
在過去兩百年中所有失敗的大國裡，上述因素體現得為淋漓盡致的例子，應當是日本。它是強兵導致富國的典型，而其強兵富國模式背後的制度保證，恰恰是其迅速覆亡的根本原因。正如俞天任先生所總結的那樣，軍人在當時日本社會擁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制度，不但使整個日本受制於佐級參謀這一特殊群體，而且還直接導致了整個日本戰爭機器的低能和落伍，這不能不說是個絕大的諷刺。
對大國的崛起，我們可以總結出多項有說服力的原因，而對一個大國的失敗，我們能總結出的根本原因，隻有一個，那就是制度的失敗。俞天任先生解剖日本軍事參謀的初衷，或許動機目的並不在此，但卻無意中為我們打開了一扇有益的窗口。
二〇〇六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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