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_運籌帷幄

內容簡介

一部學者寫給領導的書。歷史事實是相對穩定的，歷史的意義卻歷久常新，眾多知名學者撰文，以詳實的資料，生動的表述，為廣大領導干部，提供一部可資借鋻的歷史文化讀本。

建業大計
武王克商
周公“制禮作樂”
“以蕃屏周”
“便國不必法古”
司馬錯定蜀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李斯上書止逐客
秦始皇罷侯置守
張良畫策定漢基
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
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
諸葛亮隆中對策
蘇綽和“六條詔書”建業大計
武王克商
周公“制禮作樂”
“以蕃屏周”
“便國不必法古”
司馬錯定蜀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李斯上書止逐客
秦始皇罷侯置守
張良畫策定漢基
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
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
諸葛亮隆中對策
蘇綽和“六條詔書”
高潁獻策滅陳
王樸上《平邊策》
“先南後北”的統一戰略
運籌帷幄
宋初根除藩鎮割據之禍
郝經獻忽必烈登基方略
伯顏平江南
朱升的《時務策》
明初的建都之議
劉伯溫論時勢
封疆治邊
祭公謀父諫周穆王征犬戎一
晁錯論守邊備塞之策
趙充國屯田安邊
攻心為上定南中
唐太宗安置東突厥
李泌力諫德宗修好回紇
明太祖寓兵於農興屯政
降鄭氏，統一臺灣
改土歸流，控制西南
運籌帷幄
陳平六出奇計
韓信決策獻奇計
賈誼論長治久安之策
郭嘉論袁曹勝敗
王買德劃策取關中
李絳定藩鎮對策
李存勖智取幽燕
劉伯溫設伏龍江灣
姚廣孝定計破南都
胡宗憲巧計破海寇
康熙帝撤藩平亂
定制治國
合縱與連橫
漢都長安萬世之利
叔孫通立一王之儀
徙豪傑集權中央
晁錯論勸農力本
眾建諸侯而少其力
設刺史強干弱枝
漢家制度霸王道雜之
武則天建言十二事
姚崇十事相玄宗
臺、諫合一鉗制群臣
耶律太宗定國策
劉世祖定制度
明成祖遷都建北京
祭先師孔子
扶危定傾
將相和則士豫附
周瑜慷慨說抗曹
李隆基撥亂反正
耶律屋質智定遼邦
計誅魏忠賢
農民軍聯明抗清
隨何說英布歸漢
劉邦封雍齒以撫功臣
王允計誅董卓
楊一清借刀除劉瑾
徐階智敗嚴嵩
皇太極計殺袁崇煥
康熙帝計除鼇拜
清仁宗懲治和砷

在線試讀

武王克商
周武王三十七年（前1027年），周武王率軍討伐商紂王，大戰於牧野（今河南淇縣北），一舉摧毀了商軍，商朝隨即滅亡，史稱“武王克殷”或“武王克商”。
周武王能一鼓而滅殷，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周一方考察，武王父親周文王的全面、周密的部署和武王審慎而不失時機地發起決戰，都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
周文王在位五十年，為滅商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大體說來，在他的前四十年，“遵後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史記·周本紀》），辛勤治國，增強實力，“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論語·泰伯》）。在他去世之前的第七年，他“受命”稱王，實際上已拉開了滅殷的序幕，滅殷進入了戰略準備階段。《尚書大傳》載：“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於，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亦載此事）
虞（今山西平陸北）和芮（今陝西潼關西北）是殷的屬國。兩國發生了領土爭端，本應找他們的共主殷調停，但卻慕周文王的威名，“相予朝周”，請周文王加以裁斷。二國君“乃入周”：
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祗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史記·周本紀》）
所以，“斷虞、芮之訟”既是周文王威望達到相當程度的一個標志，又是周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瓦解殷商並取得了明顯優勢的標志。
伐犬戎和密須，意在解除後顧之憂。當時周的中心在歧下，犬戎在它的北方，密須（今甘肅靈臺西南）在他的西方。文王要東進伐商，掃蕩掣肘的小國，確為周到的考慮。
緊接著就是開闢通道。耆（亦作黎，今山西長冶西南）、於（今河南沁陽西北）、崇（今河南嵩縣東北）都在商朝政治中心的西面，由北向南連成一線，構成了商王朝西面的藩籬。周文王在他後的幾年將它們一一翦滅，就徹底掃除了周東進的障礙。朝歌已被置於周的矛頭之下。
在這種情勢下，周文王把國都由歧遷至豐（今陝西戶縣東北），使指揮中心進入了更為方便的位置。周滅殷的準備工作至此已完全就序了。不幸，文王在這個時候去世了，滅殷的重任便落到了武王肩上。武王克商
周武王三十七年（前1027年），周武王率軍討伐商紂王，大戰於牧野（今河南淇縣北），一舉摧毀了商軍，商朝隨即滅亡，史稱“武王克殷”或“武王克商”。
周武王能一鼓而滅殷，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周一方考察，武王父親周文王的全面、周密的部署和武王審慎而不失時機地發起決戰，都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
周文王在位五十年，為滅商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大體說來，在他的前四十年，“遵後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史記·周本紀》），辛勤治國，增強實力，“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論語·泰伯》）。在他去世之前的第七年，他“受命”稱王，實際上已拉開了滅殷的序幕，滅殷進入了戰略準備階段。《尚書大傳》載：“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於，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亦載此事）
虞（今山西平陸北）和芮（今陝西潼關西北）是殷的屬國。兩國發生了領土爭端，本應找他們的共主殷調停，但卻慕周文王的威名，“相予朝周”，請周文王加以裁斷。二國君“乃入周”：
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祗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史記·周本紀》）
所以，“斷虞、芮之訟”既是周文王威望達到相當程度的一個標志，又是周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瓦解殷商並取得了明顯優勢的標志。
伐犬戎和密須，意在解除後顧之憂。當時周的中心在歧下，犬戎在它的北方，密須（今甘肅靈臺西南）在他的西方。文王要東進伐商，掃蕩掣肘的小國，確為周到的考慮。
緊接著就是開闢通道。耆（亦作黎，今山西長冶西南）、於（今河南沁陽西北）、崇（今河南嵩縣東北）都在商朝政治中心的西面，由北向南連成一線，構成了商王朝西面的藩籬。周文王在他後的幾年將它們一一翦滅，就徹底掃除了周東進的障礙。朝歌已被置於周的矛頭之下。
在這種情勢下，周文王把國都由歧遷至豐（今陝西戶縣東北），使指揮中心進入了更為方便的位置。周滅殷的準備工作至此已完全就序了。不幸，文王在這個時候去世了，滅殷的重任便落到了武王肩上。
武王繼位之後，面對的形勢仍然是嚴峻的。一方面，文王稱王、掃除東進的障礙，已使整個國家進入了滅殷的軌道，但是，商王朝也有所警覺，已采取了相應措施加以防範；另一方面，商王朝雖衰，但仍有相當強大的實力和一定的號召力；而武王新即位，不僅實，力與商有一定差距，自己的威望也多是借重乃父的餘澤。這不能不使武王既繼續執行文王滅殷的大計，又要在實施時多方考慮，謹慎行事。因此，在即位的初兩年，他不敢輕舉妄動，隻是以“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史記·周本紀》）而已。
兩年後，周武王纔舉行了次大的軍事演習。他仍小心翼翼，借重文王的聲名：
武王上祭於畢（按：文王墓地名），東觀兵，至於盟津。為文王木毒，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史記·周本紀》）
這次“觀兵”，實際上是武王對自己實力和威信的大檢驗。雖然，“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且皆曰：“紂可伐矣。”但武王仍沉著冷靜，回答諸侯們說：“女未知天命，未可也。”武王所謂的“天命”，實際上是“時機”。
又過了兩年，“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商政權處在一片混亂之中。武王認為滅殷的時機來到了。
於是武王遍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史記·周本紀》）
周軍渡過盟津與諸侯之師會合之後，武王“作《太誓》，告於眾庶”，進行了臨戰前的次動員：
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離遢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史記·周本紀》）
周軍士氣高昂，長驅直入，“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旦壓於牧之野”（《荀子·儒效》），尋找商軍主力決戰。在僅距當時商都七十裡的牧野，周武王又向全軍發表了誓辭，史稱《牧誓》。其略曰：
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人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慕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於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於爾躬有戮！
這時候，到達牧野參加滅商的諸侯軍隊，僅兵車就有四千乘。
商紂王得知周武王陳師牧野的消息後，“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
決戰在牧野展開了。“牧野洋洋，檀車煌煌”（《詩經·大明》）。武王首先派師尚父帶領百名勇士到商軍陣前挑戰，緊接著即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史記·周本紀》）商紂王見大勢已去，即逃回王宮，登鹿臺自焚而死。歷時六百餘年的殷商王朝被滅亡了。
戰略準備的完成，隻奠定了勝利的基礎。後勝利的取得還有待對決戰時機的把握。周文王深謀遠慮，周武王當機立斷，牧野一旦而滅商，非僥幸而成功，實兩代人智慧的結果。周公“制禮作樂”
《左傳·文公十八年》載太史克對魯宣公說：“先君周公制周禮。”這大約即是後人稱周公制禮作樂的基本根據。其所以“禮”、“樂”聯稱，是因為古代所謂的禮，是指以政治制度為主的一繫列政治的和社會的制度，而樂則與這些制度密切相關的。
周公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他是周文王的兒子、周武王的弟弟，叫姬旦，史稱周公或周公旦。他參加了武王領導的伐紂滅商的戰爭。之後，又協助武王處理商遺民等重大事務。武王去世後，成王年幼，周公即代行國政，親自率軍東征，平服了商紂兒子武庚和東南地區的叛亂。東征勝利之後，又組織營建東都成周，加強對“殷頑民”的控制。為了周王朝的長治久安，在政局基本穩定之後，周公便著手進行較全面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制定；所謂“制禮作樂”，大約就發生在這個時候。
關於周公制禮作樂的具體內容，因為材料的限制，史學家們各有不同的敘述和推測。大體說來，它包括君位的嫡長子繼承制、爵與謚的制度、官僚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思想原則、音樂、舞蹈的規則，等等。
我國古代的嫡長子繼承制，可以說自周成王始。殷商君位有子承父位，亦有兄終弟及。周之先人古公亶父傳位給三兒子季歷，說明當時周人也不實行嫡長子繼承。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代行國政，即在政治上引起了極大風波；後來周公“理所當然”地歸政成王，都說明宗法制度已深入人心，嫡長子繼位已是不容更改的規則。荀子說：“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荀子·儒效》）
這就是指周公建立和維護嫡長子繼承制而言的。這一制度，旨在建設王權轉移的合法秩序，抑制一般統治者對王位的爭奪，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社會的安定，對後代產生了重大影響。但是，這種僅從血緣關繫來確定繼承人的方式，顯而易見地存在著數不清的弊端，受到後代先進人們的抨擊和反對，也是理所當然的。
周朝之前，“生無爵，死無謚”（《儀禮·士冠禮》）。
周代始有了爵、謚制度。所謂爵，就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等級關繫的法律體現。周代的爵位分五等，即公、侯、伯、子、男，“王及公、侯、伯、子、男”“各居其列”（《左傳·襄公十五年》），這種嚴格的等級界線的劃定，標志著我國奴隸社會已經相當成熟了。所謂謚，就是人死後別人給死人所加的美稱，它實際上是當權者對死者的善惡功過的評價，以褒貶逝者的形式而警戒來者。爵、謚制度為後代所繼承，推測大約起源於周公。
周朝的官僚組織及制度，比商朝更加健全了。輔佐周王進行統治的，相傳有三公，即太師、太傅和太保。周成王時，“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史記·周本紀》）。
在師、保之下，有政務官、事務官和地方官的明確劃分，總稱“三事”。其中朝廷中的官職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合稱六卿。六卿之外，還有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五官”。西周地方行政分為國、邑兩級。諸侯的封地稱“國”。大夫封地稱“邑”，行政機構和職官設置大體與王室相同，隻是規模相應小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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