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_伊拉克：借來的壺

編輯推薦

今天的美國，其問題並不在於它是一個新的全球帝國，而在於它不是：換言之，它一面冒充全球帝國，一面繼續扮演民族——國家的角色，無情地追逐自身利益。近來美國政治的指導原則，仿佛就是那個盡人皆知的生態主義箴言的古怪顛倒：全球性地行動，地方性地思考。
——齊澤克
齊澤克的論證精妙、機智而又激情充沛……確證了他作為*富有原創性和*激動人心的當代左派思想家的地位。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內容簡介

“借來的壺”出典自弗洛伊德有關釋夢的笑話。有這樣三條陳述：，我從未借過你的壺；第二，我已將它完好無損地歸還於你；第三，當我從你那兒把壺拿來的時候，它已經破損。如此前後矛盾的論據，隻是為了否認一個事實……我還給你的，乃是一把破壺。
齊澤克認為，美國為出兵伊拉克尋找理由，其邏輯與上述笑話如出一轍。他並聲明，本書並不是關於伊拉克的，這場戰爭也不是關於伊拉克的，而是關於我們大家的。

作者簡介

斯拉沃熱·齊澤克，斯洛文尼亞盧布爾雅那社會研究學院高級研究員，當代西方著名思想家。其著作包括《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The Sublime ObjectofIdeology）、《幻想的瘟疫》（The PlagueofFantasies），《敏感的主體》（The Ticklish Subject）、《歡迎來到真實的沙漠》（We

中譯者前言
引言：他們控制著伊拉克，但是否控制其自身？
Non Penis a Pendendo
伊拉克“麥格芬”
民族
國家帝國
新老歐洲
英雄與懦夫的故事
歐洲何所欲？
關於在中東采取行動的一個溫和建議
“無聲的革命”
附錄一：Canis a non Canendo
自由主義贗品
行動、邪惡與安提戈涅中譯者前言
引言：他們控制著伊拉克，但是否控制其自身？
Non Penis a Pendendo
伊拉克“麥格芬”
民族
國家帝國
新老歐洲
英雄與懦夫的故事
歐洲何所欲？
關於在中東采取行動的一個溫和建議
“無聲的革命”
附錄一：Canis a non Canendo
自由主義贗品
行動、邪惡與安提戈涅
一步跨出之險
對民主而言過於激進？
“無意識，就是政治”
烏托邦與溫柔的屠殺藝術
附錄二：Lucus a non Lucendo
倫理暴力嗎？是的，請吧！
四種話語
一杯去掉咖啡因的現實
無辜的暴力
關於高貴的謊言與苦澀的真相
譯名對照表

在線試讀

伊拉克“麥格芬”
兩位紳士在火車上相逢，其中一位被另一位所攜帶的異乎尋常的包裹所吸引。他問這位同伴：“你帶的那個與眾不同的包裹裡裝的是什麼？”另一人回答說：“那是一個麥格芬。”人問：“麥格芬是什麼？”第二人答道：“麥格芬是一種在蘇格蘭高地獵殺豹子的裝置。”前者自然會說：“可是在蘇格蘭高地沒有豹子。”“好吧，”後者說：“那它就不是麥格芬，對吧？”
“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難道不是與這個“麥格芬”吻合得天衣無縫？[頃便提一下，著名的希區柯克式的“麥格芬”之一，恰是一種潛在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聲名狼藉》（Notorious）中的那些裝有“放射性鑽石”的瓶子！]難道它們不也是一個捉摸不定的存在，而從未被經驗確定？幾年前，當聯合國核查人員在伊拉克搜尋時，人們料想它們被藏在不相稱、不合常情的地方，比如從沙漠（這個頗合邏輯的地點）到（稍稍不合情理的）總統府地下室裡（這樣一來，當總統府被炸時，它們就會毒殺薩達姆和他的全體扈從？）斷言其大量存在卻又仿佛魔術般地由一隊隊工人手工搬運，四處轉移。這些武器被摧毀得越多，它們的威脅似乎就越是無所不在，無所不能，仿佛由於其中大部分被摧毀而超自然地增強了剩餘部分的毀滅力。就其本身而言，根據定義，它們就永遠也找不到，於是就更加危險……既然一件也沒有找到，我們便已抵達這個“麥格芬”故事的後那句話：“好吧’，布什總統在2003年9月說，‘那它就不是“麥格芬”，對吧？”’
2003年秋天，當數百名核查人員滿處搜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卻連一處也未探明的時候，公眾正擬提出一個基本問題：“如果沒有任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存在，我們為什麼要攻打伊拉克？你們是否對我們撒了謊？”無怪乎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尋找，逐漸被提升為尋找聖杯的現代翻版。戴維·凱，這位在2003年9月撰寫報告承認沒有找到任何武器的中央情報局分析家，對這一讓步進行修飾而更添一說日，得出後結論為時尚早，許多工作還有待進行：“我想他們將會在今後數百年裡一直對薩達姆帝國遺址掘地三尺，挖個不停。”托尼·布萊爾，一位熱忱的基督徒，用“唯其荒謬故而信仰”（credo quaabsurdum）這樣幾乎直截了當的宗教字眼，來表達他對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信念：盡管缺乏證據，他個人深信不疑它們終將被發現……對於這個謎團，合適的答案不是乏味的自由主義呼吁，即要求在罪行尚未證實以前視之為無辜者，而是2003年9月在BBC網站上由“來自蘇格蘭的拉結”提出的簡潔明快、一語中的之說：“我們知道他有武器；我們向他出售過一些。”這是一項嚴肅認真的調查應有的方向。伊拉克“麥格芬”
兩位紳士在火車上相逢，其中一位被另一位所攜帶的異乎尋常的包裹所吸引。他問這位同伴：“你帶的那個與眾不同的包裹裡裝的是什麼？”另一人回答說：“那是一個麥格芬。”人問：“麥格芬是什麼？”第二人答道：“麥格芬是一種在蘇格蘭高地獵殺豹子的裝置。”前者自然會說：“可是在蘇格蘭高地沒有豹子。”“好吧，”後者說：“那它就不是麥格芬，對吧？”
“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難道不是與這個“麥格芬”吻合得天衣無縫？[頃便提一下，著名的希區柯克式的“麥格芬”之一，恰是一種潛在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聲名狼藉》（Notorious）中的那些裝有“放射性鑽石”的瓶子！]難道它們不也是一個捉摸不定的存在，而從未被經驗確定？幾年前，當聯合國核查人員在伊拉克搜尋時，人們料想它們被藏在不相稱、不合常情的地方，比如從沙漠（這個頗合邏輯的地點）到（稍稍不合情理的）總統府地下室裡（這樣一來，當總統府被炸時，它們就會毒殺薩達姆和他的全體扈從？）斷言其大量存在卻又仿佛魔術般地由一隊隊工人手工搬運，四處轉移。這些武器被摧毀得越多，它們的威脅似乎就越是無所不在，無所不能，仿佛由於其中大部分被摧毀而超自然地增強了剩餘部分的毀滅力。就其本身而言，根據定義，它們就永遠也找不到，於是就更加危險……既然一件也沒有找到，我們便已抵達這個“麥格芬”故事的後那句話：“好吧’，布什總統在2003年9月說，‘那它就不是“麥格芬”，對吧？”’
2003年秋天，當數百名核查人員滿處搜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卻連一處也未探明的時候，公眾正擬提出一個基本問題：“如果沒有任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存在，我們為什麼要攻打伊拉克？你們是否對我們撒了謊？”無怪乎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尋找，逐漸被提升為尋找聖杯的現代翻版。戴維·凱，這位在2003年9月撰寫報告承認沒有找到任何武器的中央情報局分析家，對這一讓步進行修飾而更添一說日，得出後結論為時尚早，許多工作還有待進行：“我想他們將會在今後數百年裡一直對薩達姆帝國遺址掘地三尺，挖個不停。”托尼·布萊爾，一位熱忱的基督徒，用“唯其荒謬故而信仰”（credo quaabsurdum）這樣幾乎直截了當的宗教字眼，來表達他對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信念：盡管缺乏證據，他個人深信不疑它們終將被發現……對於這個謎團，合適的答案不是乏味的自由主義呼吁，即要求在罪行尚未證實以前視之為無辜者，而是2003年9月在BBC網站上由“來自蘇格蘭的拉結”提出的簡潔明快、一語中的之說：“我們知道他有武器；我們向他出售過一些。”這是一項嚴肅認真的調查應有的方向。
關於那個基本的副歌（即：“伊拉克是個大國，薩達姆有許多時間來藏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所以，假以時日，我們肯定會找到它們！”），其問題在於，它與一位法官的下述行為異曲同工：在先懲罰被指控者、然後被迫承認並無罪證時，他說道：“給我更多時間，我擔保將會找到證明懲罰合理的實質性證據！”於是——你先行懲罰，然後尋找罪證。更不用提及如下事實，即：這恰恰正是聯合國武器核查人員戰前一直在請求的東西——即更多的時間——卻被美國嚴詞否決。基於所有這些事實，我不禁抱有如下假想，即美國人並非簡單地不能確定薩達姆是否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是他們已然確知他並不擁有——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會冒險對伊拉克發動地面進攻的緣故。因為，假如美國把自己的斷言當真，亦即伊拉克擁有隨時能夠釋放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那麼，由於害怕已方傷亡過大，它或許就不會發起地面攻勢，而是堅定不移地實施空中轟炸戰役。
於是，布什的先發制人學說意味著什麼，在此便有了個實戰演示。現在，這個學說（在2002年9月20日白宮發表的題為“國家安全戰略”的31頁篇幅的文章中）被公開宣布為美國國際政治的官方“哲學”。它的主要論點是：美國武裝力量在可預見的未來或許應該保持“不可挑戰”的地位；既然當今主要敵人是“非理性”的原教旨主義者，他們與共產主義者不同，甚至缺乏一種起碼的生存意識和對本國人民的尊重，那麼，美國就有權先發制人（即攻打那些並不是對美國已然構成明確威脅，而是在可預見的未來對美國或許會構成威脅的國家）；盡管美國應該為這樣的進攻謀求設立專門的國際聯盟，但如果得不到充分的國際支持，就應該保留獨立行動的權利。這樣，盡管美國讓自己對其他主權國家的支配以基於慈善家長制的面目呈現，且這一家長制顧及其他國家及其人民的利益，但它仍為自己保留了定義什麼是盟友的“真正”利益的終極權力。這一邏輯可以明確地表述為：當美國察覺到一種潛在威脅、正式要求盟國予以支持、但盟國的贊成其實是有選擇的時候，美國便連即使是中性的國際法借口也棄之不顧了。潛臺詞總是“有你沒你，我們都照干不誤”（簡言之，你可以自由地贊成，卻不能自由地反對）。關於被迫選擇的古老悖論在這裡被復制出來：選擇的自由是以正確的選擇為前提。
這一“布什學說”，依賴於對全盤控制未來威脅的妄想狂邏輯的強烈主張，證明對這些假想的威脅進行預先打擊的正當性。在知識自由流通的當代世界裡，這樣的招數之愚蠢無能是顯而易見的。現在與未來之間的環線是閉合的：喚起一幅驚心動魄的恐怖行動即將發生的未來前景，目的是為了論證現在不斷進行的預先打擊的正當性。這一閉合之環在2002年2月。的一場電視辯論中得到完美表達。當時，身為演員和前國會議員的弗雷德·湯普森（FredThompson）替布什總統的伊拉克政策辯護說：“當反戰示威者說‘但伊拉克究竟對美國干了什麼？它並沒有攻打我們！’的時候，隻需用這個提問來回答它：‘那麼，這些撞毀世貿雙塔的恐怖分子，在9月11日以前究竟對美國干了什麼？他們也是什麼都沒干！’。”這一邏輯的問題在於，它預先假定我們可以把未來當做以某種方式已經發生之事來對待。
根本的悖論在於，正是這種先發制人戰略將會促成核武器的大量繁殖。當美國攻打伊拉克而不是北朝鮮的時候，背後的邏輯一目了然：一個“無賴”國家，當它一旦突破臨界限度，並實質性地獲得了核武器時，就不能簡單地去攻打它了，因為這要冒激起猛烈的核反攻以殺死“我”方數百萬人的危險。這，正是北朝鮮從攻打伊拉克的戰役中得來的教訓：這一政權將核武器視為其生存的保障；在它看來，伊拉克錯就錯在首先接受了與聯合國的合作，以及國際核查人員的到場。
那麼，美國占領伊拉克的危險是什麼？在美國攻打伊拉克之前，人人都恐懼某種災難性的後果：大面積生態災難，美方的高傷亡率，對西方的又一輪規模巨大的恐怖襲擊……於是我們都默默地接受了美國的立場——而現在，當戰爭（以某種重復1991年海灣戰爭的方式）迅速結束、薩達姆政權土崩瓦解之後，大家普遍松了口氣，甚至美國政策的許多批評者也是如此。所以我願意考量這樣一個假說，即：戰爭爆發之前，美國是在故意激起這種對於大難臨頭的恐懼，指望在災難實際上沒有發生時產生普遍的舒心緩氣之感。然而，可以論證，這纔是的真正的危險。也就是說：一個人應該有勇氣做出截然相反的宣告——或許對於美國而言，一個反向的軍事逆轉，纔是可能發生的絕佳之事。一個令人肅然警醒的壞消息，會迫使所有的參與者重新思考自身的立場。
在這場戰爭“勝利”結束之後的數日和數星期裡，和平運動幾乎銷聲匿跡，而曾經反對這場戰爭的西歐國家則鑽進地縫，羞愧難當，並開始對美國擺出握手言歡的種種姿態——格哈特-施羅德（Gerhardt Schroder）甚至為他的反美聲明公開道歉。反戰者的這種忐忑不安是他們深深迷失方向的一個悲哀的信號：正是現在他們纔真正應該感到憂慮。接受“事情的結果仍然不錯”的看法，接受薩達姆政權的崩潰沒有伴隨著數目巨大的死亡和令人恐懼的主要災難（油井燃燒、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觀念，就是臣服於危險的幻覺——正是在此處，他們由於錯誤的原因為反戰付出代價。試圖表明美國的占領如何傷害伊拉克人，這一論辯路徑完全是錯誤的。甚或相反，普通的伊拉克人也許終將會從薩達姆政權的倒臺中獲得生活水平、宗教及其他自由等諸方面的利益。這場戰爭的真正受害者不是伊拉克人，他們在別處！
我們是否意識到，至少迄今為止，作為戰爭合法性論證而喚起的所有預言都被證明是錯誤的？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被使用，甚至沒有被發現；沒有狂熱的阿拉伯自殺式炸彈襲擊者（直到近為止）；幾乎沒有油井被點燃；沒有共和國衛隊幾個師的兵力誓死保衛巴格達直到後一刻而不惜毀滅這座城市——簡言之，結果伊拉克是一隻紙老虎，在美國的壓力下，基本上隻有土崩瓦解…。這_軍事上的“勝利”，難道不正是證明反戰的正當性——即伊拉克並不構成對美國的威脅這一事實的根本證據嗎？薩達姆政權是一個可憎的極權國家，罪行累累，尤其是對它的人民。然而，我們應該留意一個關鍵性的事實，即當美國代表列舉薩達姆的惡行劣跡時，他們繫統地省略了無疑是他（在致人痛苦和違反國際法方面）的罪行：對伊朗的侵略。原因何在？因為在這次侵略中，美國和大多數其他國家當時正在積極主動地助伊拉克一臂之力……
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觀點，即把針對穆斯林原教旨主義的鬥爭視為攻打伊拉克的真實目的，那麼，我們就被迫得出一個結論：這次進攻不僅是一個失敗，而且它甚至恰恰強化了它的敵對目標。薩達姆·侯賽因的政權在伊拉克歸根結底具有世俗和民族主義特性，與穆斯林原教旨民粹主義並無接觸一顯然，薩達姆僅僅是與泛阿拉伯穆斯林情感膚淺地調情。正如他的過去所表明的，他是一個務實的統治者，為權力而奮鬥，為其目的所需可以見異思遷地更換盟友：起初對付伊朗，攫取其油田；然後對付科威特，出於同樣的原因，給自己惹來一個同美國聯合的泛阿拉伯聯盟。確鑿無疑，薩達姆唯獨不是沉迷於“偉大撒旦”的原教旨主義者，不是那個隨時準備摧毀世界而僅僅是為了打動他自己的人。對於社會復興黨（Ba’am）政權的這一世俗性質的證明，就是如下具有諷刺性的事實——在2002年10月的伊拉克選舉中，薩達姆·侯賽因獲得100％的支持率，由此比斯大林的99.95％的結果更加光彩奪目——在所有的國家媒體上一遍又一遍演奏的競選歌曲，不過是惠特尼·休斯頓（Whimey Houston）的《我將永遠愛你》（I WillAlways Love You）。
我們可以猜測，美國人清楚地知道薩達姆時代以及他的非原教旨主義政權即將終結，而攻打伊拉克或許可以想像成一個遠為激進的先發制人的打擊一不是針對薩達姆，而是針對作為薩達姆政治繼位者的這名主要敵手：一個真正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政權。然而，如果是這樣，美國干涉的惡性循環隻會變得更加復雜。按照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的邏輯，危險在於，正是美國這一干涉將會促成使美國為恐懼的現像出現：一個巨大的、聯盟的、反美的穆斯林陣線。這是美國首開先例地直接占領一個舉足輕重的阿拉伯大國——它怎能不產生普遍仇恨的反應？已能想像得出，數以千計的年輕人如何夢想成為自殺式炸彈襲擊者，以及那將如何迫使美國政府強制實行緊急狀態，永久性地高度警戒下去。
作為美國占領的結果，其實可能出現的恰是一個真正原教旨主義的穆斯林反美運動；一個與其他阿拉伯國家或者有穆斯林存在的國家的這類運動直接相連的運動——換言之，一個穆斯林“國際”。而、初的征兆已然可辨：從什葉派每天反對美國駐留伊拉克的遊行示威，到每天襲擊美國士兵的行動。這仿佛是“理性狡計”的當代展示，某一隻無形的命運之手不斷地重復安排，使得美國干涉的短期勝利強化了美國干涉所要反對的目標。
然而，在這一點上，我無法抗拒一個有點輕度妄想狂的推測：如果布什周圍的人洞悉這一切又會怎樣，如果這個“附帶的損害”纔是整個行動的真實目的又會怎樣？如果這場“反恐戰爭”的真正靶子不僅僅是中東以及中東之外的全球性地緣政治重組，而且也是美國社會自身呢（亦即對於無論何種殘留的解放潛能的壓制）？所以我們應該格外小心，不要進行錯誤的戰鬥：關於薩達姆如何邪惡，甚至關於這場戰爭的代價以及諸如此類的爭論，這不過是調虎離山之計。重點應置於什麼在我們社會中真正地綻露出來，置於作為“反恐戰爭”的後果，什麼樣的社會正在此地當下出現。這場戰爭的終結果，將是我們的政治秩序的改變。
此處，隻需提一個天真的問題：美國作為全球警察——有何不可？事實上，冷戰之後的局勢需要某種全球性力量來填補空白。問題存在於別處：不妨回想一下廣泛傳播的將美國視為一個新羅馬帝國的看法。今天的美國，其問題並不在於它是一個新的全球帝國，而在於它不是：換言之，它一面冒充全球帝國，一面繼續扮演民族一國家的角色，無情地追逐自身利益。近來美國政治的指導原則，仿佛就是那個盡人皆知的生態主義箴言的古怪顛倒：全球性地行動，地方性地思考。這一矛盾的好例子是美國2003年夏天施加在塞爾維亞身上的雙面壓力：美國代表要求塞爾維亞政府將戰爭嫌疑罪犯移交海牙國際刑事法庭（這與全球帝國要求一個跨國的全球審判機構的邏輯保持一致），並且與此同時與美國簽署一個雙邊協定，禁止塞爾維亞將任何有戰爭罪或其他反人道罪嫌疑的美國公民移交給任何國際機構（也就是，給同一個海牙法庭）（這與民族一國家的邏輯相一致）——無怪乎塞爾維亞的反應是一種困惑不解的憤怒。對於克羅地亞也是如此：美國正在對克羅地亞政府施加巨大壓力，要把被指控在波斯尼亞鬥爭中犯有戰爭罪的幾位將軍引渡給海牙法庭。對此的反應當然是：當他們自己都不承認海牙法庭的合法性的時候，怎麼能夠如此要求我們？抑或美國公民實際上“比其他公民更加公平”？如果徑直將布什教義的基本原則普遍化，那麼印度對巴基斯坦的襲擊難道不會被全然正當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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