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處在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我們從哪裡來，又將到哪裡去？《中國在歷史的轉折點》是每一個正在思考中國命運的人不可錯過的書，幫助你看清中國社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1．《中國在歷史的轉折點》——中國**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學者，聯袂問診轉型中國，呼吁重啟改革。

吳敬璉、厲以寧、江平、茅於軾、資中筠、高尚全、餘英時、李澤厚、許倬雲、袁偉時等十位訪談嘉賓都是國內外聲望卓著的經濟學家、學者，在社會各階層中具有廣泛的影響力。他們或者對中國改革的思想和實踐有著重要的貢獻，或者雖身處海外，對中國社會仍然懷抱真誠的關切。他們直面諸多尖銳敏感的社會問題，揭露腐敗蔓延、增長受阻、貧富懸殊、環境告急、改革停滯不前的真相，以自己的理智與良知，問診轉型中國；不屈從任何壓力，呼吁重啟改革議程；為國家前途、民生福祉著想，提出了諸多實質性的建議，為我們展望下一步的改革，一同尋路中國。


2．《中國在歷史的轉折點》——十八大之後，中國**影響力的改革建言書。

中國，正站在一個新的歷史十字路口。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總量實現了爆發式增長。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已經積累到一個臨界點。如果不盡快重啟改革議程，紓緩社會矛盾，就可能危及甚至中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我們的中國夢從何談起？2013年，中國完成新一屆領導層代際更替後，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面臨重大調整。如何為改革注入新動力，如何進一步深化改革，決定著中國現代轉型的成敗，也決定著我們每個中國人的命運。


新的改革大幕即將開啟，中國迫切需要一場新的思想變革。在這個關鍵的時間點，資深媒體人馬國川與十位著名學者共同譜寫的《中國在歷史的轉折點》出版，呼吁用“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社會”托起“中國夢”。這本書精選中國知識界*權威的聲音，希望通過總結歷史經驗、思考當下問題、釐清未來迷思，用思想的力量凝聚改革共識，彙集變革正能量。


3．《中國在歷史的轉折點》——關繫每個公民的根本福祉，每一個正在思考中國命運的人不可錯過的重點好書。

十位著名學者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對中國社會進行了政治、經濟、法律、民生、文化、歷史等全方位、多角度的剖析，內容覆蓋制度變革、經濟發展、司法建設、文化重建、社會變遷、民生保障等涉及到每一個中國人命運的重大問題，力圖從嚴峻的現實問題中思考和探索出未來中國當走的路。如果你想要了解當下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真實現狀，如果你想要知道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得與失，如果你想要把握中國改革下一步的路線圖與時間表，這將是一本你不可錯過的重點好書。


4．《中國在歷史的轉折點》——平等互動，激蕩包容，直言不諱，切中要害，極具可讀性。

本書采用訪談對話的形式，內容深入淺出，文字生動流暢，可讀性極佳。相比於其他學者，十位受訪者見證了中華民族近百年的苦難，每個人都歷經磨難，但是不改初衷，老當益壯。他們對中國社會有著深刻的體悟，既洞察入微，又通達宏觀。訪談者馬國川先生“有媒體的專業修養，對時代性的課題有敏銳的觸悟與捕捉”，構思細致深入，態度平和理性，提問精準到位。在他的叩問下，十位受訪者在各自的專業領域直言不諱，犀利建言；在平等的互動中，呈現出當下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和公民的中國夢：“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社會”。


訪談者和受訪者對談有致，精彩紛呈，既有深度又有廣度，大有可觀。編輯過程中，盡量不刪不減，力求原滋原味，旨在邀請讀者朋友一同思考，共同為中國更加美好的未來而努力。

《中國在歷史的轉折點：當代十賢訪談錄》是一部關繫中國命運、關繫國民福祉的良知之書，一部凝聚社會各階層尤其是知識界共識的改革建言書。


本書由資深媒體人馬國川對吳敬璉、厲以寧、江平、茅於軾、資中筠、高尚全、餘英時、李澤厚、許倬雲、袁偉時等當代10位*影響力的華人學者的采訪對談整理而成；圍繞中國改革的主題，涉及制度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社會轉型、經濟變革、司法改革、民生保障、文化重建、道德塑造等關繫每一個中國人命運的重大命題，深入剖析一百年間尤其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政治、經濟及社會轉型的真實內在邏輯，為站在十字路口的今日中國尋求歷史方向性的道路。


中國，正處在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總量實現了爆發式增長，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已經積累到一個臨界點，再加上國際形勢的變化，使得某些激進主張開始萌動。如果不盡快重啟改革議程，紓緩社會矛盾，就可能發生“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決”，危及甚至中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在這個許多人選擇沉默或稱頌的時代，這一批耄耋之年的知識分子基於各自的學問背景與獨思創見，秉筆直書，直言讜論，不粉飾，不搪塞，不推諉，不避諱，直指中國面臨的巨大問題：資源日益短缺，環境破壞嚴重，腐敗四處蔓延，貧富差距懸殊，道德水平滑坡，社會矛盾激化……


他們提醒國人，中國還不是盛世，而是矛盾重重，中國經濟能不能平穩增長，社會能不能和平轉型，都是重大的現實問題。他們堅持不懈地為中國之憂而憂，直言“不改革，無出路”，呼吁重啟改革議程，並提出了極具建設性的解決之道。他們試圖用自己的理智與良知，喚醒民眾與當政者，廓清對當前中國問題的諸多混亂認識。他們的思想一定可以幫助讀者增進對中國歷史的了解、對中國現實的認識，更理性、更深入地思考中國的現實問題，探求中國平穩實現現代轉型的道路。

序言

吳敬璉  重啟改革議程

厲以寧  我與股份制

世界經濟危機的啟示

江  平  中國法治三十年

我隻坐在法律一邊

茅於軾  自由的擴大與中國改革三十年

資中筠  重建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擔當

附錄：資中筠的思想歷程

高尚全  各種體制改革都要推進

餘英時  回首辛亥革命，重建價值觀念

李澤厚  如果不改革，中國會慢慢爛下去

中國需要甚麼樣的現代性？（李澤厚、秦曉）

許倬雲  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過程

袁偉時  盲目歌頌“中國模式”是很危險的

“我們都是在還歷史舊賬”

代後記：影響中國未來的八個趨勢

現在，中國正站在歷史的岔路口，兩種可能的前途嚴峻地擺在面前：一條是沿著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另一條是沿著強化政府作用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前行，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窮途。中國，該何去何從？


中國克服社會弊病、避免歷史悲劇的正道，在於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這就是說，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擾，推進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鏟除權貴資本主義的基礎，並使公共權力的行使受到憲法法律的約束和民眾的監督。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因為近年來中國改革處於停滯狀態，所以當務之急是重啟改革議程，切實推進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


——吳敬璉

中國要保持清醒頭腦，“行百裡者半九十”，改革還要繼續進行，制度調整不能停止。目前要抓緊進行城鄉一體化改革、投資決策體制改革，行業壟斷體制改革和資源定價體制改革，這些都是必須進行的制度調整。隻有這樣，纔能把中國的體制變成一個充滿活力的彈性體制。終止制度調整沒有出路，停止改革沒有出路。


——厲以寧

建立法治國家、弘揚法治精神，民主和自由仍然是現在我們所追求的目標。對我來說，六十年前是要為民主自由而努力奮鬥，今天這個任務還仍然存在。當然，我認為中國的民主進程隻能循序前進，隻能在目前的體制內來進行。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個人的磨難和苦難，也經歷了國家的磨難和苦難，所以希望中國不要大亂，希望中國富強、政治民主、社會公平。如果現在出現了體制上的大亂，那中國要走向歷史的大倒退。


——江平

現在社會上有些人，以強調社會公平為旗幟，打著公平的旗幟反對和否定改革，表面看是站在窮人的立場上說話，得到一些贊同。其實，改革有它自身的規律。不能把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歸結為改革本身，這些是在改革中出現的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隻能是把我們的改革繼續下去。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根本之道在於增強民主和法治。


——茅於軾

過去中國人老說，我們要在世界上要占什麼樣的地位，以後美國衰落下去了，中國就是了。其實，大多數人到底幸福不幸福，纔是重要的。


——資中筠

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呼吁政府管理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加快政府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部分。我認為，改革已進入全面深化階段，各種體制改革都要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這是四位一體的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無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


——高尚全

對中國未來不必那麼悲觀，十幾億人，每個人總有一些小空間做自己的事情。不能把注意力、理想寄托在政治權力上，政治權力是暫時性的，一時威風凜凜，過時就不行了。千萬不要心灰意冷，還要繼續向前，各盡本分。現在社會文化各方面可以改進的地方太多了，也有許多空間還可以做事。等到有一天有變化以後，這些東西都有用了。


——餘英時

民族主義加民粹主義，正好是“國家社會主義”，即納粹，這是當前中國往何處去的危險的一個方向，大講“中國模式”就有這個危險。現在有人就想走這條路，假如把目前的某些制度加以鞏固、強化，肯定就是這條路。


——李澤厚

寄語中國的俊彥，尤其主政的人士：天下事，抓得太緊，寸步難行；放寬些，海闊天空。凡事總以遠處大處看，不能隻看眼前。前途多歧，一不小心，可能迷路；然而，多岐，也是多選擇，也許從此忽然開朗，出現新境界。常常反省，不斷尋找，隨時修改，以求適應，總比墨守為宜。


——許倬雲

面對社會矛盾，面對公民意識的覺醒，有兩個選擇，一是順應歷史潮流，一是反歷史潮流。怎麼走？要看執政者的智慧。對於一個國家而言，漸進的改革是成本*的。改革應該逐步積累，盡可能避免突變。但是，時機成熟了拖延不改，也會帶來無法挽救的災難。辛亥革命之後，經過初的混亂，到二三十年代情況比較好了，人纔、知識、經驗，各方面的準備都比較好了，國民黨卻還要搞他那一套“訓政”，講老百姓水平低不能實行民主等鬼話，控制輿論，搞特務政治，獨裁專制，結果帶來無法遏止的腐敗，引發更大規模的革命。歷史教訓，創深痛巨，不可不鋻。


——袁偉時

對中國大陸來說，2008年是轉折性的一年。這年夏天北京成功地舉辦了奧林匹克運動會，被某些人視為中國崛起的標志。恰好在這一年年末，世界金融危機爆發，許多發達國家身陷其中，而中國依靠強力的刺激政策保持了經濟繼續高速增長，在危機中一枝獨秀，“中國模式論”遂大行其道。在一些宣揚者看來，“中國模式”不僅成就了中國奇跡，也應該向全世界推廣。在主流媒體的高調宣傳中，似乎全世界都在走向深淵，唯有中國從成功走向更大的輝煌。於是，突然之間，盛世降臨了，贊頌之聲遍於海內。


更令人愕然的是，許多知識分子也開始轉向。那些一度指責中國改革被新自由主義誤導的新左派們，迅速撥轉方向盤，起勁地鼓吹“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持有自由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群體也發生了分裂，一些人開始懷疑自己曾經相信的價值觀，一些人公開支持和贊揚“中國模式”，更有個別人走向國家主義。改革遭遇了空前的困境。如果說，在2008年之前的數年間，批評、否定改革的“改革失敗論”一度甚囂塵上，那麼從2008年開始，以“中國模式論”為代表的“改革成功論”浮出水面，而且聲音越來越響亮。既然改革已然成功，“中國模式”舉世應學，何必再改革呢？因此，改革停滯不前，在某些領域甚至出現了倒退。


四年來，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降身辱志，加入“頌聖”的合唱團而恬然自得。其中當然不乏心智蒙蔽之人，更多的則是精明的利己主義者——他們明知道冰山終究要消融，但是自己要趕在此前“分一杯羹”。這種群體性的底線下沉，在歷史上恐怕也是少見的。在薩義德看來：“該指責的就是知識分子的逃避；所謂逃避就是轉離明知是正確的、困難的、有原則的立場，而決定不予堅持。”如果說以前在強權的高壓下，一些知識分子喪志變節尚屬情有可原的話，那麼在利益面前罔顧名節，主動彎曲脊梁，誠屬自取其辱，夫復何言！


就在這樣的時代裡，卻有一批耄耋之年的知識分子站出來，秉筆直書，直言讜論。他們不粉飾，不搪塞，不推諉，不避諱，直指中國面臨的巨大問題：資源日益短缺，環境破壞嚴重，腐敗四處蔓延，貧富差別懸殊，道德水平滑坡，社會矛盾激化……他們提醒國人，中國不是盛世，而是矛盾重重，“兩種可能的前途嚴峻地擺在前面：一條是沿著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另一條是沿著強化政府作用的國家資本主義道路前行，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窮途。”（吳敬璉語）中國經濟能不能平穩增長，社會能不能和平轉型，都是重大的現實問題。他們呼喚改革，直言“不改革，無出路”。


這種“老年人燃燒，年輕人取暖”的現像值得深思。中國是一個推崇實用理性的國家，沒有宗教傳統，基於良知的道德堅持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為什麼這些老人會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絕大勇氣？因為近代以來幾代知識分子對民主、自由、富裕、文明的現代中國的追求傳承到他們的肩上，他們不為一己謀私，而是為國家前途、民生福祉著想，所以他們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順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王陽明語），絕沒有中國文人常有的酸氣、矯情，更沒有奴纔氣，成為“一塌糊塗的泥塘裡的光彩和鋒芒”（魯迅語）。


作為一名記者，我非常幸運地采訪過許多“燃燒的老年人”。本書中筆者所采訪的十位老人，都見證了中華民族近百年的苦難。其中有七位生於1930年，兩位生於1929年，一位生於1931年，他們每個人都歷經磨難，但是不改初衷，老當益壯。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中對知識分子有兩個精闢的定義：一是“敢於對權勢說真話的人”，一是從專業的圍牆裡漂流出來關懷社會、關心民瘼的“業餘人”。餘英時先生也曾指出：知識分子除了獻身於專業工作之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於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的。這些“燃燒的老年人”都是各自專業裡聲望卓著的大家，不過他們沒有身衣學術的華兗靜坐在書齋裡安享榮耀，而是堅持獨立思想，不屈從任何政治壓力，敢於獨立思考；堅持批評精神，以自己的學術良心，敢於批判現實。他們纔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孔子說：“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躬為匹夫而願富貴，為諸侯而無財。”按此定義，本書中十位受訪者都是當之無愧的“賢人”。因此，將他們稱為“當代十賢”，不亦宜乎？


中國，正站在一個新的歷史十字路口。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總量實現了爆發式增長。201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出口總額超過德國，躍居全球位。如果能夠按照目前的速度發展，中國經濟總量不是沒有超過美國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已經積累到一個臨界點，再加上國際形勢的變化，使得某些激進主張開始萌動，如果不盡快重啟改革議程，紓緩社會矛盾，就可能發生“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決”（顧準語），危及甚至中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歷史有情更無情。歷史長河的一個小小“三峽”，就可能是一個國家百十年的窮途彎路、幾代人的悲慘際遇。普京在回顧蘇聯歷史時曾說：“無論承認這一點有多麼痛苦，但是我們將近70年都在一條死胡同裡發展，這條道路偏離了人類文明的康莊大道。”蘇聯殷鋻不遠，能不慎乎？


在這樣的歷史關鍵時刻，“當代十賢”都表達了對於中國現實的憂思，並提出了解決之道。他們的思想可以幫助讀者增進對中國歷史的了解，對中國現實的認識，更理性、更深入地思考中國的現實問題，探求中國平穩實現現代轉型的道路。他們的獨立思想、批評精神，更值得後來者學習和敬仰。“不信東風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假如中國的知識界都能夠像他們這樣，做到“不降身，不辱志，不追趕時髦，也不回避危險”（胡適語），就會形成強大的社會影響，那麼中國也許會避免壞的選擇，走上一條和平的轉型之路。


感謝所有接受采訪的老人們，他們不僅給予我思想的啟迪，也讓我感受了真正的知識分子的人格光輝。

馬國川





重啟改革議程

采訪嘉賓：吳敬璉



上篇：“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

馬國川：在過去30年，中國“兩頭冒尖”的輪廓顯得更加突出和鮮明了。從光明面看，30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日本，躍居全球第二位。與此同時，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億人口脫離極貧地位。另一方面，中國經濟迅速發展所付出的代價也極其高昂，而且對於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來說，GDP總量增長並不足以說明問題。特別嚴重的是，近年來資源短缺，環境破壞愈演愈烈；腐敗蔓延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貧富差別懸殊，威脅到社會穩定。


在這種“兩頭冒尖”的現像愈演愈烈的情況下，從本世紀初開始，“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尖銳，形成了幾種互相對立的主張。


吳敬璉：我在20世紀末期多次說過，在這種半統制經濟半市場經濟的雙重體制下，中國社會一直存在一個“向何處去”的問題。兩種可能的前途嚴峻地擺在前面：一條是沿著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另一條是沿著強化政府作用的國家資本主義道路前行，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窮途。這樣，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成為一場兩種趨勢看誰跑得更快的競賽。在此基礎上，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大體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社會經濟取向：


種觀點主張堅持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逐步消除舊體制的遺產，建立基於規則的市場經濟體制，或者稱“法治的市場經濟”。


第二種觀點把“半統制半市場”的體制看作一種可能的體制目標。2008年以來被炒得很熱的“中國模式”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它宣稱，中國經濟能夠在近二三十年中創造世界公認的優異成績，根本原因正在於中國擁有一個強勢的政府和具有強大控制力的國有經濟。這種體制能夠正確制定和成功執行國家戰略，不但中國應該繼續堅持現有體制，世界各國也應該學習借鋻。而一些代表權力尋租活動特殊既得利益的人們，不但積極維護現有體制，還力求進一步增強各級政府不受約束的權力，以便擴大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


在前面兩種社會力量展開對戰而社會實際生活中權貴資本主義的影響日益顯化的情況下，第三種社會力量公開亮出了回到改革開放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主張。他們極力要讓人們相信，目前中國遇到的種種問題，不管是腐敗猖獗、分配不公，還是看病貴、上學難，甚至國有資產流失、礦難頻發都是市場化改革造成的。他們給出的解決方案是：擴張政府的權力，加強行政機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工商業實行“國進民退”，實現再國有化；農業重新“歸大堆”，實現再集體化。甚至要求重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旗幟，“再來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現“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事實上，當前社會上存在的種種丑惡現像，從根本上說是緣於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嚴重滯後、行政權力變本加厲地壓制和干預民間正當經濟活動，造成廣泛尋租活動的結果。大眾對這些丑惡現像的正當不滿，正可以成為推動改革繼續前行、填平陷阱、掃除腐敗的重要動力。


然而，在輿論導向出現偏差、理性的討論受到壓制的情況下，改革開放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捍衛者利用腐敗日益猖獗、弱勢群體受損害感日益強烈的情勢蒙蔽和迷惑大眾，把反對的目標從權貴既得利益者轉向市場化改革，試圖把大眾引向歧途。


馬國川：既然中國社會中目前存在的種種權貴資本主義現像，究其根源，就在於不受約束的權力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和對經濟資源的支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要求用強化政府和官員的“專政”權力與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的辦法來扼制腐敗和縮小貧富差別，顯然隻能適得其反。


所以，這些舊路線和舊體制支持者雖然也與大眾一起聲討腐敗等丑惡現像，但是他們找錯了病根，也開錯了“藥方”。可是，借助於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煽動，他們的觀點也有一定的影響力。


吳敬璉：這是值得人們警惕的。如果任由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發展，中國社會就有可能走向一個，中斷現代化的進程，陷入新的混亂狀態。從人類在20世紀進行的將近100年改造社會的歷史大試驗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賢顧準所說，不管立意多麼真誠美好，沿著1789年（法國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夠獲得的絕不會是人們曾經許諾過的地上天國，而隻能是大災難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後又回到了原處。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一直在“起義—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義”的歷史怪圈裡輪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更確切地說，給我們帶來了顧準所說的“1789—1871—1917這股潮流”。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時，我們許多人都認為，問題已經得到徹底的解決，歷史的“周期律”將不再重復。但是事與願違，革命取得勝利18年後，中國又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內亂中。用顧準的話說，“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


為什麼激進的革命道路沒能帶來人民的福利和社會的進步，相反卻轉化成了雅各賓式或斯大林式的專制主義？顧準的回答是：這一潮流的領導者設定了建立地上天國的終極目標，自認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專制獨裁、恐怖殺戮等來實現這一目標。


古今中外的歷史證明，不論是“左”的主義還是“右”的主義，都會給社會帶來災難。中國改革雖然取得了驚人的成績，但是，中國離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國家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特別是近年來由於一些重要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改革遲滯，一些社會矛盾變得尖銳起來。人們由於社會背景和價值觀上的差異，往往對於這些矛盾的由來做出不同的解讀，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這種社會矛盾凸顯、不同政治訴求之間爭辯趨於激化的時刻，如何防止各種派的思潮撕裂社會，造成兩極對立，避免“不走到絕路絕不回頭”的歷史陷阱，就成為關繫民族命運的大問題。


馬國川：有些人認為，在暴君與暴民之間二者擇一、一治一亂，是中國歷史的宿命，隻能聽之任之而無法逃避。因為目前改革遲滯，所以這種悲觀論調很有市場。


吳敬璉：我認為這個結論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中國歷史上的輪回，是傳統社會結構的產物。近代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使中間力量主導社會發展趨向成為可能。新中等階層成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會和諧的中堅力量。目前，主要由專業人員組成的新中等階層，正在中國迅速壯大。假以時日，隨著新中等階層的發展壯大，我們完全有可能跳出所謂中國歷史的“周期律”，走上建設現代中國的道路。


馬國川：但令人擔憂的是，在不同思想觀點的踫撞和交鋒中，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理性思考和冷靜切磋往往被反擊謾罵乃至造謠污蔑所排除，在習慣於用語言暴力取勝的情況下，各種不同訴求都有趨於化的勢頭。


吳敬璉：正如波蘭改革派經濟學家科爾奈所言，自由而切實的討論，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條件。如果目前各種社會思潮能夠在理性的平臺上充分爭論，對於推動中國實行平穩的社會轉型，將是很有幫助的。


但是，為什麼會出現不同訴求都趨於化的情況呢？從根本上來說，是由於在中國社會中積累起許多社會矛盾。中國過去30年高速增長的奇跡來源於新生的市場經濟制度解放了人們的創業精神，可是近年來靠的是政府和國有企業“控制力”的加強，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如果不能靠穩健有序的改革主動消彌產生這些矛盾的根源，各種的解決方案就會贏得越來越多人的支持者。


所以，中國克服社會弊病、避免歷史悲劇的正道，在於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這就是說，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擾，推進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鏟除權貴資本主義的基礎，並使公共權力的行使受到憲法法律的約束和民眾的監督。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因為近年來中國改革處於停滯狀態，所以當務之急是重啟改革議程，切實推進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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