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繫理論對進化的研究比較充分，退化則是一個尚待開發的盲區。本書在借鋻一些間接相關成果的基礎上，采取國際關繫的社會本體論立場，用理性主義的方法研究一個建構主義的問題。本書認為，國際關繫以“體繫”的方式存在著，體繫、過程和結構三個。維度。過程是行為體之間的有意識互動，結構本質上是互動中形成的一種規範。由於國際關繫的進化和退化屬於結構的變化，變化的動因必然和過程兩個方面，源於行為體本身的變化引起的互動方式的改變。
本書跨越結構和過程、體兩個層次，提出了一個鏈條式的國際關繫進化／退化機制分析框架。這一變化機制包括三個環節：身份吻合度一 有效支持度一 時間維度。具體而言，國際關繫的互動方向取決於行為體的態度，行為體互動的態度取決於其新舊身份的吻合度；在行為體新舊身份不完全吻合的情況下，國際關繫的進化或退化取決於其在行為體中的有效支持度；而要形成真正的進化或退化，需要在時間維度上經歷一個長期的演化。
國際關繫是跨越國界的人類關繫的總和，是行為體之間進行有意識互動的結果。它既然是在行為體的互動過程中形成的，就會在進一步的互動中持續不斷地發生變化。行為體互動關繫的變化可能有兩種方向：向前的進化和向後的退化。在國際關繫中，進化和退化指的是什麼，又是如何發生的呢?這正是本書的研究問題。為了盡可能少受價值判斷的影響，本書去掉了進化和退化的道德含義，僅僅根據在合作與衝突之間的變化趨勢進行界定。具體而言，由衝突向合作的轉換是進化，而由合作向衝突的轉換是退化。
國際關繫理論對進化的研究比較充分，退化則是一個尚待開發的盲區。本書在借鋻一些間接相關成果的基礎上，采取國際關繫的社會本體論立場，用理性主義的方法研究一個建構主義的問題。本書認為，國際關繫以“體繫”的方式存在著，體繫、過程和結構三個。維度。過程是行為體之間的有意識互動，結構本質上是互動中形成的一種規範。由於國際關繫的進化和退化屬於結構的變化，變化的動因必然和過程兩個方面，源於行為體本身的變化引起的互動方式的改變。
本書跨越結構和過程、體兩個層次，提出了一個鏈條式的國際關繫進化／退化機制分析框架。這一變化機制包括三個環節：身份吻合度一>有效支持度一>時間維度。具體而言，國際關繫的互動方向取決於行為體的態度，行為體互動的態度取決於其新舊身份的吻合度；在行為體新舊身份不完全吻合的情況下，國際關繫的進化或退化取決於其在行為體中的有效支持度；而要形成真正的進化或退化，需要在時間維度上經歷一個長期的演化。
由於身份不吻合的現像廣泛存在，進化和退化的關鍵是有效支持度，而支持事實上是政治參與問題。政治體繫中的“參與”類似於經濟體繫中的“就業”，參與體繫並從中獲益者會認同體繫中的行為規範。因此，要想推動國際關繫走向進化，必須將盡可能多的行為體納人體繫中，以此提高國際關繫結構的有效支持度，並將這種支持度長期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當結構的有效支持度不高，或者難以長期在高位運行時，國際關繫將不可避免地走向退化。
伊朗與美國的關繫為本書提出的國際關繫退化機制解釋框架提供了佐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伊朗處於深刻的內憂外患中。但它是前波斯帝國的殘留部分，有根深蒂固的君主專制傳統，深受伊斯蘭教的影響，並且長期與東西方列強為敵。更為重要的是，伊朗政府強力貫徹現代化戰略，對內推進國家的世俗化和西方化，對外奉行親西方和美國的外交政策，在此過程中形成了一些新的國家身份。伊朗新舊身份的吻合度非常低，成功與失敗的關鍵在於有效支持度。
巴列維王朝的兩代君主大力推動國家的現代化，激活了長期處於沉睡狀態的社會群體及其參政意識。但他們實行高度集權的專制統治，把政治參與視為對政權的威脅而不是潛在支持，因而把官僚體繫以外的其他群體都推向了政權的對立面。二戰期間和二戰後，美國和伊朗形成了“朋友”關繫。伊美關繫在20世紀50年代達到峰巔，60年代初開始隨著國王政權的衰落而退化。70年代中期以後，長期封閉的伊朗政治體繫被迫打開，各政治團體頓時活躍起來，在一年多時間裡就摧垮了巴列維政權，也導致伊美關繫由“朋友”向“敵人”急劇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