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之路為何越走越難——寫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前的憂思
（寫於2013年5月15日）
越來越多的人發出了“改革已死”的慨嘆，我們確實到了改革與革命賽跑的緊要關頭。改革之所以越走越難，深層原因之一在於改革缺乏共識，過去的一些改革被設計和執行成了掠奪弱勢人群的工具；二是執政者缺乏推進改革的動力和決心，部分擁有稀缺政治資源的既得利益集團阻撓和破壞改革
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將把中國帶向何處，“習李新政”是否會強有力地推動改革，尤其是長期裹足不前的政治體制改革，讓我們對新的十年有更大的希望？到今年秋天，新領導層的執政一年之際，或許我們就能有一個明確的答案。據說定於秋季舉行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新領導層將提出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和時間表。
經濟學家吳敬璉最近在《吳敬璉文集》首發式暨中國改革座談會指出，這個全面深化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和時間表，“各方面都在等，所有人都有責任參與，這是決定中國前途和命運的大事。思想上的分歧會很多，利益上的糾結更加嚴重……如果不能在選擇的關頭做出正確選擇，整個經濟發展就會脫軌，現在既是機會又是挑戰”。
類似的“盛世危言”，吳敬璉說的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其他人講的更多。但悲哀的是，不時能夠聽到“改革已死”的慨嘆。我們確實到了改革與革命賽跑的緊要關頭。
之所以改革越走越難，固然有“容易改的先改，剩下的都是難啃骨頭”的技術因素，但今日改革的經濟基礎顯非當年能比。真正的深層原因，之一在於改革缺乏共識，過去的一些改革被設計和執行成了掠奪弱勢人群的工具；二是執政者缺乏推進改革的動力和決心，部分擁有稀缺政治資源的既得利益集團阻撓和破壞改革，尤其是以保護權利、限制權力為核心的政治體制改革。
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中國迄今35年的改革可以粗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89年之前，積貧的中國人在體制變革的推動下，透過還很狹小的市場之門，煥發出巨大的創造性，並由農村社會為起點，漸次延伸到城市經濟，以“承包”和“搞活”為特征的做大蛋糕的改革途徑，讓中國各群體對改革有著巨大共識。
1990年代早期，改革雖經歷了短暫的退潮，但1992年後以更猛烈的市場化實踐展開。在同期全球化的龐大力量衝擊和拉引下，被“發展就是硬道理”和“黑貓白貓”思想所解放的中國迅速脫離了舊的計劃體制，以空前開放的姿態彙入過去被認為屬於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繫。但也就在這個階段，在以驚人速度繼續做大蛋糕的同時，一次規模和速度更為驚人的瓜分蛋糕運動，也伴隨著舊秩序的崩潰在中國社會掀起，強勢群體再以改革之名，將改革演變為對公共資源和資產的壟斷性瓜分，並進一步發展成強勢群體對弱勢者財產的直接掠奪。
與第一階段各階層都從增量改革中獲益不同，第二階段的改革在很多層面越來越走向零和以及負和遊戲。過去十年裡，執政當局多次強調了經濟發展失衡、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社會矛盾加劇等問題的嚴重性，並意識到了它對社會生態及對代際問題的巨大危險。但更嚴重的問題在於，不僅社會結構已經產生深深的斷裂，民眾對改革的共識也在破裂。
由於一些改革帶來的結果並非所宣稱的共贏，而是在“合法”旗幟下少數既得利益集團再一次的利益最大化，是讓“沉默的大多數”再次承受改革的代價和遙遙無終期的陣痛。一些改革——即使是那些被設計者設計得花團錦蔟、好似一舉十得的改革，在事實上卻再次成為掠奪弱勢人群利益的工具。近些年，國企改制及教育、醫療衛生、土地制度的市場化改革所受到的廣泛批評乃至直截了當的否定，都是民眾對改革這面神聖旗幟產生警惕的集中體現。一部分弱勢者甚至希望回到“毛時代”的老路，以威權和平均主義解決叢生的社會不公與衝突。
民眾對改革日漸失望的同時，權力過大、吏治太壞也成了執政當局自上而下推動改革的最大絆腳石。有網民總結了中國社會現階段的四大矛盾：一是民眾日益提高的智商和官員不斷下降的道德底線之間的矛盾；二是中央不停地喊著反腐敗和地方官員拼命腐敗之間的矛盾；三是官方不斷地公布真相和人民愈來愈不信任之間的矛盾；四是官員口口聲聲為人民服務和人民愈來愈怕被服務之間的矛盾。顯然，如果說一部分利益總是遭到損害的民眾有“改革恐懼癥”的話，既得利益集團尤其是權力階層，對改革尤其是約束其權力的政治體制改革，則很可能利用其壟斷的政治資源進行阻撓和破壞。
對所有不願發生流血革命的人們來說，在矛盾堆積至發生大的政治動蕩之前，盡全力清除改革障礙，是這個十年的迫切使命。我們要警惕和反對的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強勢群體再以改革之名，將改革演變為對公財和私產的瓜分與掠奪；我們要認真探究的不是效率和公平哪一個優先的問題，而是如何讓各群體都有公平的機會享受市場提高效率所帶來的福利。
各方亟需建立這樣的改革共識，即改革的惟一目的是建立一個相對公平的新體制，這個新體制不僅是為了增長和發展，更是為了社會和諧與共享幸福。而要建立這樣的新體制，重新喚起民眾對改革的熱情與信任，為改革找到強大的社會基礎與驅動力量，則必須用一種相對公平的方式。它意味著在公共政策和公共資源分配方面，設立多方利益主體公平博弈的機制，使13億國人“共同參與發展的機會，共同提高發展的能力，共同促進發展的水平，共同分享發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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