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間諜這一職業

美國對於情報工作的態度

情景
1用同性戀身份來敲詐
2特洛伊木馬
3虛假身份
4暗殺小組
5折磨
6通過他人之手進行綁架和折磨
7使人吐露實情的麻醉藥（“吐真藥”）
8以記者身份作掩護
9對記者進行利用
10折磨訓練
11利用學術人員招募屬下
12參與恐怖活動作為“投名狀”
13色誘和作出妥協
14“羅密歐行動”
15威脅性接觸
16縱容毒癮
17綁架和殺害叛徒
18偽造證據
19致命器具
20植入行動
21偽造診斷
22麻醉他國外交官
23影響媒體報道
24偽造學歷
25對沒有關聯的人造成危險
26自殺海豚
27對海外美國公民進行監視
28對盟國進行監視
29對聯合國進行監視
30商業間諜
31賄賂他國政府
32保護破譯密碼的行動
33違反對下屬作出的承諾
34未授權的偽裝
35偽造的網站和聊天室
36走後門
37偽造盟國的文件
38間接傷害
39外國訪客
40審問

後記

附錄
筆記：間諜101
引言：臥底這一職業
哲學和歷史的論點
美國對於情報工作的態度
情景

評論者介紹

在一般人看來，從事間諜行業的人冷酷無情、不擇手段。詹姆斯?希爾頓（JamesHilton）在小說《鴛夢重溫》中寫道：“間諜的任務是挫敗敵人卑鄙的陰謀。間諜可以不擇手段，即使間諜自己的手段也是卑鄙的。”美國在世界各地執行的間諜和秘密行動也有不少可以用“卑鄙”一詞來描述。然而，美國的情報人員並非全是沒有道德感的。在此書中，我們將看到美國人在情報方面的道德感一直是在變化的。在危險時期，美國人可以接受較為極端的情報手段，甚至可以接受部分“卑鄙”的情報手段。在沒有受到外部威脅時，美國人對情報工作則會有更高的道德標準。有些美國人認為，隻要對情報工作視而不見，就可以不去思考和情報工作有關的道德問題了。對這些人來說，他們希望美國情報機構“完成自己的任務，但不要告訴我們細節”。我認為，這種視而不見的態度是有害無益的——美國也不該這樣做。
很多時候，是情報官員、他們的上司以及情報機構的高官在自行決定一個行動中的道德準則。這樣的做法讓情報工作出現了很多令人困惑的地方，甚至出現了情報人員濫用權力、掩蓋事實的案例。沒有一個職業不應該進行自我管理，特別是一個以保密為本的行業。由於情報世界的不透明以及美國政府和民眾態度的不斷變化，我們一直未能為情報工作者設定一個通用的道德準則。在恐怖主義當道之前可能被認為“卑鄙”的手段，在今天已經讓許多美國人習以為常。部分美國政客和媒體工作者認為情報機構在反恐工作中不應該有任何“約束”。也有部分人認為，如果情報機構毫無約束，那麼其所作所為會違背美國精神，並使美國人變得與恐怖分子無異。
現在沒有規則的狀況是不明智的，對參與者也是不公平的。在立法和行政部門，幾乎沒有政客願意自己的名字出現在“放松”情報機構道德標準的法律或其他規定上。中情局、聯邦調查局和國家安全局的職責是潛入恐怖組織內部以預防更多的恐怖襲擊。如果他們不能完成自己的職責，他們會付出沉重的代價——甚至可能失去工作。但似乎沒有人願意告訴他們應該遵守什麼規定。他們聽到的是：“去做吧。但事後我們會評判你采取的手段是否太過極端，而你也會為極端的手段付出代價。”這樣的態度是無法鼓勵情報人員冒必要的風險的，這樣做也會影響反恐手段的有效性。
美國情報人員是美國人民的公僕。他們以美國人民的名義，為了美國人民的利益在海外執行工作。在開放和民主的社會中，情報人員不應該完全自我管理。美國人民有權決定情報機構的規則和道德準則。普通公民雖然不需要知道特定行動、情報來源和情報手段的細節，但在美國如何在本國和海外進行反恐活動這一問題上，他們應該有話語權。我認為，我們要做的第一項工作是告訴他們情報世界真正的模樣以及情報人員面臨的道德難題。這是我撰寫此書的初衷。我們必須首先提高公眾對情報工作的了解，然後公眾纔會就情報工作所面臨的道德難題進行嚴肅和公正的討論。我希望這本書能夠起到這一作用並會引起讀者的思考。

詹姆斯?奧爾森 感謝
我首先要感謝得克薩斯州大學城的得克薩斯農工大學喬治?布什政府和公共服務學院的學生們。通過和他們的討論，我思考和明確了情報工作中可能會遇到的道德難題，並開始撰寫這本書。他們在課堂、校園、我的辦公室以及午餐時與我進行的討論幫助我理解了這些未來的公僕（包括那些會負責國家安全的公僕）是怎麼思考和分析復雜的道德難題的。

我還要感謝迪克?齊克特（Dick Chilcoat）校長、負責國際事務的副校長查克?赫爾曼（ChuckHermann）以及布什學院的其他同事對我的大力支持。我很難想像一個更利於研究和寫作的環境。

如果沒有來自全國各地的“評論者”們，我是無法完成這本書的。我利用我在情報行業的各種關繫說服了部分評論者；我通過自己的朋友找到了其他評論者；有些評論者我甚至隻是久仰大名卻並不相識。當然，在少數情況下我的請求被拒絕了。還有些人不願意公開自己關於爭議性話題的意見。這都沒有關繫。對那些接受我請求的評論者，我要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還要感謝美國中央情報局（以下簡稱中情局）的出版物審查委員會（PRB）。基於我和中情局之前的保密協議，中情局有權在此書出版前審核初稿。從一開始，我就知道我必須謹慎處理究竟哪些話題可以提及、哪些是不能觸踫的，但我一直堅信，我的目標是盡可能地展現真實的情報世界。當然，我最不願意做的就是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美國的情報行動、來源和手段造成危險。在寫作過程中，我一直小心翼翼。但與此同時，我也不願意通過粉飾太平、使用錯誤名詞或泛泛而談等手段造成讀者的誤解。出版物審查委員會一直與我積極合作，而我認為我們最終的作品是令人滿意的。大多數時候，委員會隻要求我略作調整，而我也同意了他們的要求。在委員會要求我進行大幅調整時，我選擇用塗黑塊的方法來顯示究竟哪些內容是被中情局刪除的。需要說明的是，我理解中情局作決定的原因（至少是在大多數時候），而我也同意他們的決定。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家人。如果沒有我的妻子梅勒迪斯、兒子傑裡米和約書亞、女兒希拉裡的愛和支持，我是不可能在職業生涯中有所成就的。他們一直在支持我。我希望知道他們對我的生活究竟有多麼大的意義和激勵。

作者詹姆斯?奧爾森在特勤部是個神話，冷戰期間，他曾經服務於眾多棘手、復雜、危險的任務。作為情報局反間諜活動首席官，我對他十分信任，不僅因為他有著出色的能力，而且還因為他對於我們每天所面對的倫理道德問題有著深刻的思考。在退休密探所著的書當中，這本書是最值得閱讀的。
——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RobertM.Gates

如果你對情報工作者和政府官員真實的生活世界感興趣，那麼你會非常迫切地想去閱讀這本書。
——《盧博克雪崩期刊》
對於正在迅速發展起來的對間諜道德問題的研究來說，這本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國防情報期刊》
作者詹姆斯?奧爾森在特勤部是個神話，冷戰期間，他曾經服務於眾多棘手、復雜、危險的任務。作為情報局反間諜活動首席官，我對他十分信任，不僅因為他有著出色的能力，而且還因為他對於我們每天所面對的倫理道德問題有著深刻的思考。在退休密探所著的書當中，這本書是最值得閱讀的。
——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RobertM.Gates
按照詹姆斯?奧爾森所指的方向，讀者進入了一個連美國人都鮮有知道或看見的世界。作者對50個真實的情報故事進行了深刻的總結，指出了在工作中所面臨的道德抉擇。這本書無疑將成為間諜活動道德參照標準。
——美國國際間諜博物館執行理事、前美國情報局官員PeterEarnest

引言：間諜這一職業
如果為了一個神聖的目的，上帝亦會允許欺騙。
——埃斯庫羅斯（Aeschylus）

和地獄之門一樣讓我憎恨的，是人的口是心非。
——荷馬(Homer)

當我在艾奧瓦州的童年時代，我曾在不同時候幻想成為燈塔守護者、職業棒球紐約洋基隊的捕手、捕魚向導、精算師或者律師。我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為一名間諜。
我出生在艾奧瓦州一個名為勒馬斯（Le Mars）的小城，卻是在艾奧瓦州的首府得梅因（DesMoines）市郊的西得梅因長大的。高中畢業後，我隻向位於艾奧瓦市（IowaCity）的艾奧瓦大學提出了入學申請，並且被成功錄取。我的成績似乎在告訴我，自己很擅長數據。鋻於這個原因，我選擇並獲得了數學和經濟學的雙學位。然而，我對這兩個學科並沒有產生真正的興趣。在大學一年級時，我選修了一門俄語課程，並發現我不但擅長，而且熱衷於外語學習。從大學第二年開始，我選修了法語，並最終在法語繫獲得了一份帶薪的技術助理職位。從那時起，我選修的課程幾乎都是外語，而它們對我的吸引力遠高於微分方程課及經濟計量課。當時，我並未考慮會在職業生涯中利用到我的外語技能，我隻想能夠用外語閱讀該國文學的原文，直至今日，這依然是我的愛好之一。
在我的大學時代，有兩件事從根本上影響了我未來人生的走向。第一件事和我的表兄，也是我最好的朋友麥克?喬恩特（MikeJoynt）有關。麥克高中一畢業即加入了美國海軍後備役，在大學一年級時，他建議我考慮和他一起加入。我同意了，並成為了後備役軍官候選人計劃的一員。麥克和我每周都會參加艾奧瓦市海軍後備役中心的訓練，暑假也都被用於訓練。畢業後，我們一起成為了海軍少尉。作為導向導彈驅逐艦和護衛艦的一員，我數次被派往地中海、北大西洋及加勒比海等地執勤。此時，我發現法語變得非常實用，在我的艦長訪問法國海軍和政府官員期間，我成為了他的翻譯。除此之外，在法國旗艦卡薩爾號（LeCassard）和美國海軍共同演習時，我還花了數周時間擔任法國艦上的美軍聯絡官。這些經歷加深了我對外語以及旅行的興趣，它們也為我將來成為一名公僕埋下了伏筆。
第二件對我影響重大的事件，是在大學的某個聖誕節收到的來自我叔叔羅傑?喬恩特（RogerJoynt）醫生的禮物。羅傑叔叔送給我的是前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Dulles）撰寫的《情報的藝術》。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和情報有關的信息。當時，這本書完全吸引了我，雖然其內容讀起來讓我覺得不可思議。即使情報界真像杜勒斯描述的那樣，對一個來自艾奧瓦州的男孩來說，它依然遙不可及。當時，情報看起來不像是一個我能夠選擇的行業。很多年後，當一個機會突然來到我面前時，我清楚地記得我從《情報的藝術》中對中央情報局獲得的良好印像，而這成為了影響我的決定的重要因素。
雖然我非常熱愛海軍，但我還是決定掛冠而去。這主要是因為我並不喜歡海軍的生活方式。我看到艦上那些已婚的海軍軍官必須把大量的時間用在工作上，這使得他們無法陪伴自己的妻兒。雖然當時我還是單身，但我已經決定未來的自己必須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而這是作為海軍軍官所無法獲得的。有趣的是，我的妻子認為，一個因為渴望家庭生活而離開海軍的人，最終選擇中情局這一無法提供正常家庭生活的機構是命運開的一個幽默的玩笑。關於這一點，我在以後會談得更加詳細。
利用退伍軍人法案提供的福利以及我自己的儲蓄，我考入了艾奧瓦大學法學院。當時的我十分高興自己能夠回到家鄉，並且認為出國旅行將成為我人生中的一段小插曲。當時我的人生目標非常明確:完成學業，成為艾奧瓦鄉鎮律師中的一分子。與此同時，我將找到一個可愛的艾奧瓦女孩，和她成家，然後一起在我一直認為是完美的美國小城中度過餘生。那將是一個美妙的人生。
在法學院最後一個學期的某一個周五，當我坐在艾奧瓦大學寢室中時，電話響了，它改變了一切。電話裡的聲音告訴我，他希望和我“討論一個我可能會感興趣的工作機會”。這引起了我的注意，因為我當時正好在積極地找工作。我已經和克林頓(Clinton)、大西洋城（Atlantic）和迪比克（Dubuque）等地的律師事務所進行了接觸，並對在克林頓的工作機會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克林頓是個位於密西西比河旁邊的小鎮，而當地的事務所除了向我提供工作機會之外，還允許我成為當地俱樂部的一員。我在周五接到的電話對工作的具體內容含糊其辭，隻告訴我那會是一個“為國效力”的機會。他邀請我參加一天後在得梅因市中心薩弗裡酒店（SaveryHotel）的會議，那裡距離我家有兩小時的車程。
現在當我想起那個電話時，我很驚訝自己居然真的去參加了那個會議。也許當時的世界更簡單，我們還沒有那麼狐疑，但我相信今天大多數年輕人都不會在幾乎不了解任何細節的情況下去參加這麼一個會議。我還記得當時我本以為電話是來自美國海軍的。當時我依然是海軍後備役的一員，因此我纔會想像是海軍因為某個特殊的保密項目在聯繫我。因為這個想法，我變得十分激動，很想知道海軍究竟會告訴我什麼事情。
給我來電話的不是海軍。我在薩弗裡酒店大堂遇到的是來自堪薩斯市（KansasCity）的中央情報局招聘人員。他似乎並不太清楚我是怎樣被中情局發現的，現在我覺得（我還是沒有十分確定）我要麼是在大學被中情局的人看上的，要麼他們因為我曾在海軍服役、並通曉法語和俄語而看上了我。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害怕艾奧瓦的律師事務所拒絕接受我而在其他政府機關提交簡歷時，中情局看上了我。
那個人和我在大堂的一個角落裡聊了近兩個小時，我對他所講的內容很感興趣。當時，我除了杜勒斯那本書之外，對中情局一無所知，也絕不會主動向中情局申請工作。但在那個下午，我被要求正式向中情局提出申請。
我提交工作申請的另一個政府機關是聯邦調查局。當時，我和其他兩個法學院的同學一起提交了申請，一起和距離最近的錫達拉皮茲市(CedarRapids)聯邦調查局辦公室的特別探員打交道。奇怪的是，我們在聯邦調查局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是拼寫比賽。據說，當時的局長J?埃德加?胡佛（J?EdgarHoover）對他手下人員的拼寫能力並不滿意，因此下令將所有拼寫能力不佳的應聘者拒之門外。因為正確拼寫了“居所”“代替”“傳票”以及其他詞語，我獲得了參與下一次考試的機會。事實上，我成功地通過了面試、體檢、背景調查等關卡。我並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對聯邦調查局感興趣，但我還是需要在各地的律師事務所拒絕我時有一條退路。
在我和堪薩斯市的招聘人員見面後不久，我向中情局提出了申請。但我不知情的是，我向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同時提出的申請造成了兩者之間的矛盾。今天，聯邦調查局和中情局之間貌似緊張，但其實兩者之間的關繫已經比過去和諧許多。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這兩個機構之間幾乎完全沒有溝通。聯邦調查局的胡佛以及中情局詹姆斯?吉澤斯?安格勒頓(JamesJesusAngleton)的疑神疑鬼讓兩個機構在相處時作出了一些奇特的決定。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的人員有時甚至會因為和對方分享信息或與自己的同城對手合作（沒有什麼比這更糟糕的了）而受到懲罰。
我向中情局提出的申請進展緩慢。我通過了中情局的纔能測驗、體檢、心理測試、測謊，但我的背景調查尚未結束，主要是因為我在海外時間過久。進展的緩慢讓我有些擔心，我馬上就要畢業了，因此馬上需要一份工作。我已經用完了我在海軍的存款和退伍軍人福利，再沒有收入就該難以生活了。我已經從克林頓的律師事務所得到了工作，但在那之前我還是想看看是否能夠從政府得到一份工作。
在離法學院畢業還有兩周時，我給錫達拉皮茲市聯邦調查局的探員打了電話，詢問我申請的進展。他答道:“吉姆，一切都很順利，但是有一個小問題。我們得知你也向中情局提出了工作申請。我們需要你撤回你的申請，並且通過郵件向我們發送一封你撤回申請信的附件。這樣我們纔能繼續我們的流程。”我算是牽扯到了聯邦調查局和中情局之間的競爭關繫中。我答道:“先生，如果我這樣做的話，我能夠從聯邦調查局獲得這份工作嗎？”他沒有對我作出承諾，他隻是告訴我“一切看上去很順利”，但他們在“我撤回中情局申請”前無法給予最終的答復。我覺得這荒唐極了，就像當初我覺得聯邦調查局的拼寫測試也同樣荒唐一樣。最後我撤回了我向聯邦調查局的工作申請。我對聯邦調查局十分尊敬，如果我最終入職了的話，我相信自己也會做得很好，但事情沒有那麼發展。
中情局的工作來得很是時候。當時我剛剛畢業並通過了律師考試。克林頓的律師事務所急著要我給他們一個答復。我究竟該如何選擇呢？是居住在美麗的艾奧瓦州克林頓市中心當一名律師，還是出國做一名間諜？（這個決定對我來說如此困難，實在是因為我深愛艾奧瓦州。對我們艾奧瓦州居民來說，電影《夢幻之地》（FieldofDreams）的一句已經成為俗套的臺詞依然準確地說出了我們的心聲:“這裡是天堂嗎？”“不，這裡是艾奧瓦”。）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我決定加入中情局的職業訓練計劃。在裝滿了我紅色的小大眾車開始一路向東駕駛的途中，我還堅定地認為這份“中情局的差事”應該不會時間太長。我告訴自己，幾年後我就會回到艾奧瓦，追逐自己最初的夢想。我最後也沒能前往克林頓，雖然我經常會想像，如果我去了的話，生活會有多麼不同。當我來到中情局後，我發現自己非常適合那裡的生活。為國效力和間諜藝術成為了我血液的一部分，而我很快發現，我願意終生效力於此。當我和我的妻子回顧自己在中情局的生活時，我們一點遺憾也沒有。相反，我們會覺得內心暖暖的，因為我們做到了為自己的信仰服務，以及改變世界的機會。
我永遠也無法忘記在郵箱中收到第一張來自中情局支票時的激動心情。雖然年薪隻有96，但我依然覺得很富有。
在我加入中情局之前，我目睹了美國經歷過的數次危難——其中幾次的情況尤為嚴重——但我從未懷疑過我們的政府，以及我自己工作的正義性。和當時其他的中情局實習生一樣，我非常榮幸自己是中情局的一員。對大多數人來說，中情局的工作更像是一種使命。中情局官員“迪威”杜安?卡瑞基（Duane“Dewey”Clarridge）將我們這些參與實地運營的中情局成員稱為“總統的近衛隊”，我相信他是對的。我們認為自己是士兵，可以隨時與我們國家的敵人開戰。
我那一屆的職業訓練計劃並沒有立即開始，因此我在一開始的幾個月中被派到了一些入門指導課和實習的崗位上。我的第一個指導員是弗蘭克?弗賴堡（FrankFriberg），他曾是中情局駐赫爾辛基地區的主管，並在1960年時遇到了逃到那裡的著名叛逃者阿納托利?戈利岑（AnatoliyGolitsyn）。我對弗蘭克敬佩不已。他不僅是中情局的傳奇人物，還是一位友善和有耐心的老師。在我前往位於弗吉尼亞州遙遠的臥底訓練場所“農場”開始訓練之前，弗蘭克為我在中情局總部安排了兩份實習工作。每天早晨，我被安排一對一的語言輔導以提高我的俄語水平。下午，我會和法語辦公室的人員一起，分析那些被懷疑非法進行國際貿易的法國公司。這意味著每天在午飯後我都必須從中情局的實戰部門走到負責分析法國公司的分析部門。
有趣的是，法語分析部旁邊就是德語分析部。當我每天走向法語分析部時，我都會路過德語分析部，而我不由自主地用餘光（間諜的餘光都特別敏銳）看到了一名擔任德語分析員的美麗年輕的女士。慢慢地，我發現這名德語分析員在法語分析部有一名名叫弗蘭的朋友，而弗蘭又是我的朋友。在冷眼觀察了數個星期後，我終於鼓起了勇氣，向弗蘭問起了她的朋友。她答道:“哦，你指的一定是梅勒迪斯。”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她的名字。在笨拙地企圖從弗蘭處了解梅勒迪斯是否有男友及她的電話後，我決定直接貿然給她打電話。我覺得我成功的機會不會超過百分之十。“你不認識我，”我說道，“但我在法語分析部工作了一段時間，現在我想知道你是否有興趣和我找時間共進晚餐或看電影。”她答應了。我完全無法相信。
我們約會的方式非常復雜，因為我馬上就要開始全職訓練了。對所有新加入中情局的人來說，最初幾個月都要在華盛頓地區接受一般的情報訓練。之後，我們需要前往“農場”接受漫長的實地訓練。我很驚訝，在那期間居然會有很多政府內外的“知名人士”來向我們作演講。在我們剛剛加入職業訓練計劃時，我們完全不知道日後會具體做什麼工作。在接受過基本訓練後，我們會被上級拉到一邊，要求我們告訴他們，自己覺得自己在什麼崗位上能夠為中情局作出最大的貢獻。我告訴上級，我在海軍時是一名聯絡官，因此對該領域比較精通。我答錯了。我的第二個選擇是什麼？我答道，在法學院時，我非常喜歡調研和寫作，因此我覺得自己很適合做一名分析員。我貌似又錯了。小組中一名高級官員問我是否願意成為一名實地探員。在我加入中情局後短暫的時光裡，我大致覺得自己並不適合做實地人物。我覺得自己不是詹姆斯?邦德類的人物——甚至可以說是邦德的對立面。然而，小組成員卻告訴我，我的心理測試和訓練報告的結果和我預期的正相反。他們比我更了解我自己。而他們是正確的。現在，我很難想像自己曾經考慮過其他職業道路。事實證明，我熱愛擔任任務負責人，我很高興小組為我作出的決定。
在“農場”的訓練異常艱苦。我們全天都有課程和訓練，晚上我們還要寫報告，並且往往會寫到凌晨三四點。對我來說，訓練的高潮之一是中情局傳奇人物負責人喬治?凱斯瓦特爾（GeorgeKisevalter）的課，他是彼得?波波夫（Pyotr Popov）和奧列格?潘科夫斯基（OlegPenkovsky）案件的負責人。我牢牢地記住了凱斯瓦特爾說的每一個字。在我看來，他激勵了我們每一個人。“農場”有一個傳統，那就是在學生休息室的酒吧和凱斯瓦特爾一樣的資深探員一起閑聊。對訓練員來說，那是非常了不起的經歷，而我們從酒吧所學的知識大概和我們在學堂中學到的知識不相上下。我的同學來自全國各地，但大多數來自美國東北部的著名大學。雖然現在情況已經大大不同，但在我加入中情局時，有學生來自艾奧瓦依然是一件奇事。中情局的訓練是一個幫助大家熟悉的過程，很多我在“農場”認識的同學成為了我一生的朋友。我兩個最好的朋友都是?準備參與地下活動的準正規軍。約翰、雷和我每晚都會在晚飯前一起打籃球。我們也一起參與了數個團隊活動。畢業後，

注：?為中情局出版審查委員會刪去的內容。下同。約翰和雷被派去參加了中情局在老撾地區的秘密行動。後來我纔得知，他們到達當地後不久就都戰死了，一個被槍手射殺，另一個則死於直升機事故。這是中情局生活中我們永遠也無法適應的一部分:我們會經常失去友人。
我們在周末往往沒有任務，我們經常把全部的時間用於趕回華盛頓和太太或女友溫存（當時的學生幾乎全是男性）。但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一個已經結婚的同學選擇在周末留在“農場”以“更好地適應超越障礙訓練場”。我無法確定，哈利究竟是個特別投入的學員還是瘋了。這兩者之間的關繫非常微妙。我隻確定一件事，我不會在周末琢磨超越障礙訓練場。我在華盛頓有更重要的事——梅勒迪斯。
梅勒迪斯和我一樣，終身都在中情局工作。她來自於華盛頓州的埃倫斯堡（Ellensburg），而她加入中情局的原因和我一樣。對梅勒迪斯來說，她還有另一個私人原因。當她還是埃倫斯堡的高中生時，美國國家安全局一名名叫威廉?馬丁（WilliamMartin）的密碼破解人員叛逃了。馬丁是埃倫斯堡人，而他的叛逃成為了當地人的恥辱。年輕和理想化的梅勒迪斯希望有一天能夠憑一己之力，盡可能地為埃倫斯堡挽回名聲。在從位於斯波坎（Spokane）的岡扎加大學（GonzagaUniversity）獲得政治學學位後，她向中情局提出了工作申請。
梅勒迪斯是在中情局任職18個月後認識我的。她當時正準備回到華盛頓州立大學當一名研究生，但當我們的關繫變得認真後她改變了自己的主意。我們結婚後，梅勒迪斯接受了實地訓練，並且在中情局任職期間以各種方式支持了許多秘密行動。她學會了法語、俄語、德語和西班牙語。雖然梅勒迪斯總是把我們的家庭和我們的三個孩子放在第一位，但她依然完成了在被否認地區進行活動的課程，並且曾參與了在中情局莫斯科分部的工作。
我們的三個孩子，傑裡米、約書亞和希拉裡，都在國外出生，而他們在高中之前都不知道我和梅勒迪斯是為中情局工作的。在那之前，他們都認為我們真的是在從事我們表面上從事的工作。梅勒迪斯和我曾以各種官方和非官方的身份掩飾自己。中情局允許每個員工自己決定是否告訴自己的孩子真相。我們有中情局的朋友一生都用其他的身份來掩飾自己的工作，退休後亦如此，直到他們去世後，他們的子女也不知道他們曾為中情局工作過。不管出於什麼原因他們覺得這是最好的處理方法，他們的確都可以這樣做，這是他們的決定。但大多數人更願意把真相告訴自己的孩子，因為我們不願意一直對孩子撒謊，而且我們對自己的工作很自豪。當然，如果我們想告訴他們真相，就不能在他們還小的時候說出來。首先，他們很有可能無法保守這一秘密。另外，如果他們年齡太小，那麼他們也有可能因為知道自己是中情局家庭的一分子而覺得危機四伏，並因此感到驚恐。因為這兩個原因，大多數中情局的探員們都會等到自己的孩子快高中畢業，或在上了大學之後，再把真相告訴他們。
可以想像，每個孩子的反應都不盡相同。梅勒迪斯和我在中情局有個朋友，他告訴我們，當他把真相告訴了自己的女兒後，她奔向了自己的房間，關上了門，跳上了自己的床，然後持續哭泣了數小時。她的爸爸媽媽對她說了謊，她因此而心碎。他們不相信她。她覺得自己被父母背叛了。不幸的是，很多中情局探員的孩子在得知真相後都覺得自己被背叛了。
我們在中情局的另一對友人，約翰和南茜，把自己在中情局工作的真相告知他們的女兒萊斯利後，卻迎來了不同的反應。萊斯利仿佛“解脫”了。我問約翰道:“你說的解脫是什麼意思？”他說，當他們告訴萊斯利他們已經為中情局工作多年後，萊斯利答道:“感謝上帝！爸爸，原來這纔是真相，我一直感覺到咱們家有個驚天動地的秘密，而我害怕你和媽媽……是兄妹！”
梅勒迪斯和我是在奧地利維也納把真相告訴我們的孩子們的。當時，我們的中情局分部正積極對一些在維也納附近的恐怖分子進行秘密行動。至今我們也不知道這些恐怖分子是怎麼知道中情局在對他們進行行動的，但他們知道了，而且知道我是中情局在維也納的主管。他們送了一封信給我，並且以一種威脅的方式將信送至我和梅勒迪斯以及我們的孩子在維也納的住所。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封信。信的開頭寫著“親愛的異教徒狗”（從這個稱呼我就知道這封信是不友善的）。那是一個對我、梅勒迪斯，以及我每一個孩子指名道姓的死亡威脅。那太恐怖了。我們立刻開始為我們家庭，特別是我們孩子的安全作預防準備。我們同時決定，因為這一事件，我們應該把我們在中情局工作的真相告訴我們年齡最大、已經16歲的兒子傑裡米，並請求他幫助我們。他必須隨時確保自己弟弟妹妹的安全，並且保證沒有人落單。他必須確保所有人都上同一輛校車。他必須警惕地查看四周的環境，如果發現有人跟蹤或觀察他們，他應該立刻和大人聯繫。和我們期待的那樣，傑裡米很自豪，當約書亞和希拉裡長大後，我們也把真相告訴了他們，而他們也同樣自豪。
我和梅勒迪斯都很自豪有這樣三個孩子。傑裡米成為了美國海軍陸戰隊的一員，現在則是休斯敦的一名校園事工。約書亞曾在海軍服役，現在已開始了自己的研究生課程，為自己日後的教育事業作準備。希拉裡和她的丈夫傑夫遠在埃塞俄比亞傳教，他們還同時管理著一所診所和一所孤兒院。總體來說，我覺得我的孩子們因為童年大部分時間在海外度過而受益匪淺。他們學會了外語，了解了外國文化，並且適化的環境。他們適應能力也變強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們隻能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這使得一家人的關繫變得親密，而這種親密關繫的持續讓作為家長的我們感到欣慰。據孩子們自己說，他們遇到的唯一問題是，當別人問他們“你們來自哪裡”時，他們不知道如何回答，因為他們在太多的地方生活過。中情局實地任務所造成的生活方式並不適於每個家庭，但從我自己的見聞和經歷來說，幸福的家庭生活和成功的情報事業並不矛盾。
我參與的大多數中情局任務依然屬於保密範圍。但我有權說，我曾用官方身份，在莫斯科、維也納和墨西哥城活動。我面對的敵人包括恐怖分子、毒梟、核武器擴散者以及其他威脅到美國的對手。我的職業生涯是刺激的，也讓我獲益匪淺。我招聘和管理了探員，計劃和執行了技術行動，參與了滲透活動，協助逮捕了間諜，並且與許多友善的機構一起合作。
我曾參與的兩個行動已經被公開，它們是莫斯科的GTTAW監聽行動及維也納的克雷頓?隆德裡（ClaytonLonetree）間諜案。米爾特?比爾登（Milt Bearden）和詹姆斯?李森（JamesRisen）的大作《主要的敵人》中，對我在這兩個行動中的參與有著詳盡的描述，但我想在這裡加入幾個細節。
GTTAW是個非常偉大的行動。美國通過衛星成像技術監視了某國首府郊外沿著高速路挖溝並在其中安裝通信電纜的行動。這條溝幫助中情局找到了兩個價值很高的目標，其中一個是的敏感軍事研究和發展中心。從圖像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地下電纜是為了幫助這些目標設施發送和接收信息的。該國政府按照常規，在這條溝每隔五十米就會設一個沙井以維護電纜。中情局的專家認為這些沙井可能被鎖住，甚至可能有警報繫統。雖然看起來很難實現，但中情局的科技負責人還是決定對地下電纜采取行動。
中情局和一個合同商一起建立了一個電纜和沙井的模型以方便探員進行訓練。我是三個被選中參與訓練的探員中的一員。我永遠無法忘記，在我們第一次開會時，我們被“告知”了行動的內容。我當時想:“他們一定是在開玩笑。這太不可思議了，我們永遠無法完成任務。”GTTAW是我見過的最大膽和最天纔的行動。第二天，我們三個在模擬場地開始了訓練。
我很快被另一個訓練參與者嚇到了。他穿著全套迷彩服，包括靴子、貝雷帽和寬領巾。我穿的是牛仔褲、球鞋和無領運動衫。我們中間隻有一個人能夠得到前往莫斯科執行任務的機會，而在我看來這個決定仿佛已經一目了然了。但我還是決定，自己要放手一搏，努力爭取。我們不斷地練習進入沙井的技巧，並且為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作準備。有一次，我們甚至被蒙住了眼睛來看是否有人能夠僅憑感覺就能進入沙井並進行模擬監聽。經過練習，我們已經可以蒙眼完成任務，但在一次蒙眼練習中我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煩。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一名指揮員把沙井變得更加牢固，這讓移除井蓋的工作變得幾乎不可能完成。我相信，這個訓練的意義是為了觀察我們在遇到沒有預見的變化時能夠多快適應。當我不能用鉤子拉開井蓋時，我用自己的手摸到了夾緊的螺絲。我能夠使用的唯一工具是一個體積頗大的折疊刀，於是我把它拿了出來企圖移除螺絲。但我的手不小心滑了一下，結果刀子深深劃傷了我的左手食指。我能感覺到自己在大量失血，於是我用手帕包住了手指，繼續完成了任務。在任務完成後，一名保安人員急忙把我送到了醫院。在那裡，醫生給我的手指縫了針。我覺得有些GTTAW對我忍住傷痛完成任務的態度很滿意，但我的批評表中還是寫上了“在當場留下了明顯血跡”的評語（這是正確的評語）。
當我來到莫斯科後，時間和我破解某情報組織監視的能力讓我成為了完成任務的人選。梅勒迪斯和我一起發現了該情報組織對我們的監視中一些可以利用的破綻。我們認為我們可以在行動時對這些破綻進行充分的利用。在行動當天，梅勒迪斯幫我破解了該情報組織的監視，之後又轉換身份前往沙井。一切都很簡單，就如同訓練一般。我因為參與了GTTAW行動獲得了情報功績勛章，但我從內心覺得自己不配獲得它。真正應該得獎的人是那些用創新手段設計了監聽科技並在該國毫無直覺的情況下迅速把大量信息帶回中情局的工程師們，是他們的工作成就了偉大的GTTAW行動。
海軍陸戰隊軍士克雷頓?隆德裡是在維也納美國大使館工作的海軍陸戰隊保安人員。他之前曾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任職，而在那裡他嚴重違紀，和一名漂亮的女子維奧萊塔發生了關繫。維奧萊塔也確實是一名和該情報組織合作、企圖將多情的海軍陸戰隊員策反的間諜。隆德裡對成為某國間諜一事沒有表現出很大的興趣，但墜入愛河的他以為自己必須要這樣做纔能讓維奧萊塔快樂和安全。他從莫斯科大使館獲得了一些相對低級別的文件並把它們交給了該情報組織，並從該情報組織那裡獲得了不高的報酬。當隆德裡被調到維也納後，該情報組織跟著他一起來到了奧地利。在莫斯科時，該情報組織對隆德裡的管理相當職業、敏感、遲緩和耐心，而隻有這樣做纔能保證隆德裡不會因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而膽戰心驚。當隆德裡被轉移到維也納，該情報組織的粗暴的做法和莫斯科正相反。該情報組織認為他可以利用隆德裡滲透到重要的美國大使館和中情局機構中，這使得他手下的重要棋子壓力過大。隆德裡被嚇得要死，他不知道自己還有什麼路可走。他害怕該情報組織會強迫他干一些自己不願意干的事情，並因此被逼得隻能叛逃。他愛維奧萊塔，但他也知道自己不願意作為叛國者和叛逃者度過餘生。
困惑和絕望的隆德裡在1986年大使館的聖誕派對上接近了我，並告訴了我真相。我相信他可能誤以為通過為中情局擔任雙重間諜可以洗清之前的罪行。在派對上，他告訴我“他知道我是誰，因為他們告訴了他”。我安排隆德裡第二天在大使館之外和我見面以便開始一繫列秘密情況的說明。很快，我就意識到隆德裡混亂和恐懼的精神狀態使其完全無法勝任雙重間諜一職。而且，他還是深愛著維奧萊塔，這意味著我們將永遠無法完全控制他。我把隆德裡交給了負責此案的海軍調查處（NavalInvestigativeService）。隆德裡後來被送回了弗吉尼亞州匡蒂科（Quantico）的監獄進行了更多的審問，並為最終的軍事法庭作準備。隆德裡被判刑30年，但在服刑8年後就出獄了。我認為這很公正。克雷頓?隆德裡遇到了自己無法面對的大問題。他在一開始就不該成為海軍陸戰隊保安人員，更不要說被安排在莫斯科和維也納的重要崗位了。對該情報組織來說，他是個簡單的獵物。海軍陸戰隊沒有處理隆德裡酗酒和精神上的問題，而他在莫斯科幾乎沒有受到任何監督，這纔導致他有機會聯絡感情。在他被判定有罪後，隆德裡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表示了懺悔，並且積極地協助官方進行損失評估。當然，他是一個犯下不可原諒罪行的叛國者，但他對美國造成的傷害不大，而且也為此付出了代價。我希望他在今後的生活中能夠順利。
當梅勒迪斯和我在墨西哥城時，我申請加入中情局的駐扎官員計劃，以便作為中情局官員前往全國各地教授情報課程。我一直以為自己有一天會成為教師，因此參與這個計劃看上去像是個積累經驗的不錯的機會。一開始我被選中前往密爾沃基（Milwaukee）馬凱特大學（MarquetteUniversity）的萊斯阿斯平政治學院（Les Aspin School ofGovernment）任職。馬凱特大學的科主任告訴了我很多事，包括我將有機會和當時在該校擔任客座教授的喬治?麥戈文（GeorgeMcGovern）共同教授一門關於冷戰的課程。我當時就想，這是個非常好的機會，也是種榮耀。梅勒迪斯和我悄悄去探訪了校園，並且開始在密爾沃基市郊尋找合適的住所。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但就在此時，一名退役的中情局軍官麥克?阿布希爾（MikeAbsher）正在遊說中情局，企圖讓他們派遣官員前往得克薩斯農工大學（Texas A&MUniversity）全新的喬治?布什政府和公共服務學院（George Bush School of Government andPublicService）任教。麥克曾致信前任總統喬治?布什並得到了熱情的回復。是布什總統認命了時任中情局局長喬治?特尼特（GeorgeTenet），此時他告訴特尼特，他非常希望有中情局官員能夠前往他的大學任職。當前任總統和中情局局長提出這樣的要求時會發生什麼呢？中情局會盡力滿足他們的要求。我是當時唯一被任命前往大學任職的中情局官員，因此中情局請求我和梅勒迪斯能夠前往得克薩斯州一探究竟。我們被告知這不是命令，如果我們仍然想去馬凱特大學，我們仍然可以那麼決定。
從一開始，我們就對布什學院產生了好感。當時公共管理專業隻有國際關繫一個“專業”，當時還有計劃將這個專業從學院獨立。從我的背景來看，布什學院對我來說合適極了。但是，對梅勒迪斯和我來說，這仍是個困難的決定，因為我們也同樣喜歡馬凱特大學。然而在最後，我們還是決定前往得克薩斯州農工大學。一天我在中情局總部的電梯內偶然遇到特尼特局長時得知，我前往得克薩斯州農工大學的申請已經被批準了。在我們一起坐電梯上樓時，喬治很隨便地對我說:“吉姆，我聽說你選擇了農工大學。”事實證明，我們的決定是正確的。布什學院國際關繫的碩士學科成長得很快。它吸引了來自美國和世界各地對情報、外交、國際經濟學、反恐、國土安全和相關學科感興趣的優秀學生。梅勒迪斯和我也很快染上了農工大學的“校風”。我們愛上了農工大學的歷史、價值觀、傳統和體育競技項目。當我為期兩年半的教育任務結束後，我曾有機會從中情局退休。中情局為我提供了兩個非常好的崗位，一個在總部，一個則是實地任務，而我如果選擇留在布什學院，他們就會為我留下全職教學崗位。當時的我已經深深地被教育事業吸引，並希望能夠留在布什學院以便幫助學生更好地為他們未來在國防安全方面的事業作準備。我不知道還有什麼能夠比這份工作更讓我滿足。梅勒迪斯也在大學找到了護士這一令她滿意的“第二職業”。她從當地的布林學院（BlinnCollege）護理專業畢業並成為了一名注冊護士，這對一個離開學校已經“數年”，之前學術目標為政治科學的人來說，可以算是一個偉大的成就。
因為我們當時的選擇，梅勒迪斯和我可以從教育和護理這兩個安靜的世界裡，回顧我們之前的人生。現在也是回顧人生的好時機。我認為自己是一個道德感甚強的人——至少我希望如此。但在我為中情局工作的每一天裡，我都在撒謊、背叛、操控和欺騙他人。我盡可能地偷竊了他國的秘密，並盡可能地削弱了敵國的實力。我看到並利用了人性的黑暗面，那是我不願意面對的記憶。我當時認為、現在也認為我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正義——但沒有人能夠做我所做的事情而不懷疑自己。
那麼，中情局時代的梅勒迪斯和我——以及我們同時代的其他美國情報機構的雇員的所作所為是否是道德的呢？這些行為是違背了美國傳統的價值觀和民主理念，還是為這些價值觀和理念作出了貢獻？情報工作的道德極限是什麼？這一極限是誰規定的？2001年9月11日發生的事情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們的道德觀？為了應對反恐戰爭，我們能夠或應該走多遠？這些都是需要我們來討論的且富有爭議性的問題。這些問題的答案不但將定義美國和美國人，也將影響其他人對我們的看法。美國應該是一個怎樣的國家？
我在中情局任職期間，沒有人就道德和倫理對我做過訓練。比如，在“農場”時，我們從未討論過我們的所作所為的道德標準。我們隻知道，為了獲取美國所需要的情報，我們必須那樣去做，別無選擇。當時我們的價值觀可以概括為“我們的國家，不論正確還是錯誤”。今天，這一標準已經有所改變，但對中情局的教官來說，他們還是很難在深層次上討論道德和倫理問題。對這些教官來說，教授情報活動相關的規定和命令很簡單，但情報人員每天在情報工作中所面臨的道德的細節和模糊之處卻是一個棘手的問題。現在，就讓我們仔細分析一下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