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年7月11日－1985年4月7日）

20世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後一位歐洲公法學家

施米特的寫作生涯長達60餘年，在20世紀諸多重大政治思想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20世紀的霍布斯”之稱，其思想對20世紀政治哲學、神學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以決斷論為著；並提出了許多公法學上的重要概念，例如制度性保障、實質法治國，及法律與主權的關繫等。

施米特出生在德國西部威斯特伐裡亞的一個小鎮普勒騰貝格的天主教家庭，從小喜好文學、藝術、音樂、哲學、神學，曾就讀於柏林大學、慕尼黑大學與斯特拉斯堡大學。1910年完成博士論文《論罪責與罪責模式》，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後，施米特一邊研究新康德主義法理學，一邊寫論瓦格納的華彩文章。1916年以《國家的價值與個人的意義》（一文取得教授資格，並發表了一部從政治哲學角度論詩人多伯勒的長詩《北極光》的專著，從此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政治思想生涯。同年，與塞爾維亞女子帕芙拉·多蘿蒂克結婚。

1933年，施米特擔任柏林大學教授，同年，出於諸多策略性的考量，加入納粹黨。“二戰”後，施米特曾被冠以“第三帝國桂冠法學家”的稱號。1933—1936年，施米特擔任普魯士政府成員，享有眾多學術職位，包括著名的《德意志法學家報》主編。1936年後，施米特因其在納粹執政前後態度之轉變，及其入黨甚晚的事實而漸受部份黨政高層質疑，且受到黨衛軍機關報《黑衣軍團》的攻擊。戰後被盟軍逮捕並移送至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應訊，卻未被起訴而獲開釋。施米特後因拒絕與西德政府“去納粹化”政策妥協而被剝奪正式任教之權利。縱然如此，施米特仍持續著書立說，對西德公眾輿論以及歐洲左、右翼知識精英發揮其影響力。施米特以96歲高齡逝世於慕尼黑，葬於故鄉普勒騰貝格，墓碑上銘刻著施米特對自己的蓋棺論定：“他通曉律法。”

施米特與馬克斯·韋伯曾有所來往，且深受其影響，部分地繼承了韋伯對現代性批判的論題，其中一個明確的傾向就是對自由主義的批判。但稱施米特為“反自由主義者”，則失之草率，有學者認為施米特對自由主義的批判是來自自由主義陣營內部的批判。

譯者

馮克利1955年生，山東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國內公認一流水準的翻譯家，自1990年代以來對於學術思想的傳播有突破性的傑出貢獻，在公共思想領域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主要研究領域為近代思想史。著有《尤利西斯的自縛：政治思想筆記》；譯著包括勒旁《烏合之眾》，哈耶克《致命的自負》《經濟、科學與政治》《自由主義》《科學的反革命》《哈耶克文選》，考德威爾《哈耶克評傳》，萊斯諾夫《二十世紀的政治哲學家》，伯林《反潮流》，霍布斯《論公民》，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德沃金《至上的美德》，牛津大學《英美哲學概論》，布坎南《立憲經濟學》，傅高義《鄧小平時代》等。

劉 鋒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北京大學英語繫教授，並擔任《國外文學》編輯工作。主要從事文學理論以及英國維多利亞時期思想文化的研究。著有《<聖經>的文學性詮釋與希伯來精神的探求》等，並曾發表文學理論等方面的論文十幾篇，學術譯著包括《基礎神學》《憲法學說》等多部。

施米特是在一個自由主義的世界上承擔起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在此，我們是指他對自由主義的批判發生在自由主義的視界之內。他的非自由主義傾向依然受制於無法克服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繫”。

——列奧·施特勞斯

施米特是“韋伯傳統下偉大的社會哲學家”。

——雷蒙·阿隆

施米特是“韋伯合法的兒子”。

——哈貝馬斯

施米特蒙受的是數世紀以來不為人們所承認的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的命運。

——赫爾穆特·舍爾斯基

施米特“如今甚至開始蓋過韋伯的光芒”。

——《法蘭克福彙報》

羅馬失火時，彈琴固然要不得；然而，這個時候研究水力學理論卻完全正當。施米特屬於那種“研究水力學理論”的人，他是具有罕見信念的思想家……

——雨果·巴爾

施米特對自由主義現代性所作出的前沿性和總體性的攻擊，產生了巨大而持久的知識上的影響。由此帶來的知識和理論上的碎片，不斷地為歐洲以及歐洲以外的知識群體中的政治思想者所撿拾。事實上，可以毫不誇張地說，20世紀尚沒有哪個思想家像施米特一樣有如此多的來自不同領域的讀者群。

——揚–維爾納·米勒

施米特的價值不在於他的答案，而在於他的問題，沒有人能繞過去。左翼和右翼、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獨裁者和“遊擊隊員”，所有與他爭辯的人都成了向他學習的弟子，無法繞過他那巨大的、悖論性的、危險的存在。在這張名單上，僅我們熟知的就有羅爾斯、哈貝馬斯、福柯、德裡達、德沃金，一直到齊澤克、阿甘本和哈特及內格利。

——嚴搏非

一切被浪漫化了的對像的機緣性質

浪漫派的感受借以塑造自身的知識素材，相對於布景而言是無關緊要的，這一點對於政治浪漫派尤其重要。並非對政治領域的一切感受都需要落實為政治結社。從諾瓦利斯那兒，我們看到了如下事實簡單明了的事例：對政治對像的機緣性印像，被轉化為詩與自然哲學之間的彷徨，非政治的印像反映在政治結合之中。政治在比喻中被詩化了，例如：軍事偽裝是鬼火；士兵身著色彩鮮艷的制服，因為他們乃國家的花粉；金銀是國家的血液；國王是太陽繫中的太陽。來自自然哲學、神學或其他“更高”科學中的許多類比的運用，情況也是如此。在這裡，把對像提升到詩的境界這一目的纔是關鍵所在。類比的目的不是概念的澄清，或是為了建立學說和方法論，這是真正的自然哲學家—他們不是浪漫派—的事情，即使他們犯下了粗暴地濫用類比的過失。“君主制是真正的制度，因為它同一個中心聯繫在一起”這類證明，也出現在博納德的著作裡，它們反映著一種經院哲學式的、理論上對統一性的偏好。在德· 邁斯特那兒，它們是對一種合乎法統的、極不浪漫的權威之需要的結果。而在諾瓦利斯那兒它們受審美的左右，它們是詩的具像。這清楚地表現在下面這些話裡：等級制是“國家的對稱的根繫，是作為政治自我之理性認知的國家組織的原則”。在這裡，來自自然哲學、費希特、美學和政治學的各種聯想，被不加區分地混在一起，變成了一堆緊湊但本質上毫無價值的比喻泡沫。

浪漫派這種對待事物的方式，是建立在不斷從一個領域逃向另一個領域，逃向另一“更高的”第三種因素，以及把不同領域的觀念攪在一起的習慣上。佐爾格指出，繆勒的著作中全是“假冒偽劣的貨色”；威廉· 格瑞姆尖銳地說道，他覺得繆勒著作中凡是有價值的東西都是“借來的”。他們指出了第二條原則：這種大雜燴是在利用別人的思想，它除了導致似是而非的顛倒的文學誇張外，沒有任何能動性。不過給人以虛假印像的還有第三種因素，它來自浪漫化的精神特點：浪漫派的形式遊戲的場所永遠是機緣的。因此浪漫派的虛假論證能夠為任何狀態辯護。今天，集權制的警察國家是沒有生命的人造機器，不應當為它而犧牲等級制特權的活力。明天這些特權成了一個巨大活體必須加以保留的強健肌肉。分權制能表示對整個有機體的人為破壞。明天它又能表示存在於整個自然界的反題，即在互動中—因為戰爭是萬物之母—誕生的作為更高統一體的有機體之反題的活力表現。人為的“制造”是不自然的和令人厭惡的。但普魯士民族的偉大卻在於它自覺創造了被自然所否定的東西。今天，法國大革命是伯克所認為的反常的偶像崇拜和沒有意義的罪行。明天，它又可以成為“自然的力量，受壓迫受奴役的生命的親和性選擇”，它打破了道德顧慮和形式的束縛，如此等等。

扼要說明政治浪漫派與浪漫派政治的區別：對後者來說，結果而非原因是機緣性的

在面對每一種新印像時缺少連貫性和道德上無所依傍，其根源在於浪漫派以審美為本質的創造力。就像倫理或邏輯一樣，政治與他是格格不入的。不過，或許應當把政治浪漫派跟浪漫主義的政治家區別開來。本質上不是浪漫派的人，也可以受到浪漫主義觀念的激勵，他能讓自己的源於其他因素的活力受這種觀念的支配。為了避免討論這裡所涉及的復雜政治活動，我隻想說說大學生卡爾· 路德維希· 桑德（Karl Ludwig Sand ）對科策布的刺殺（1819 年3 月20 日），作為這種浪漫主義政治的典範。

桑德的成長過程很符合18 世紀教育年輕人的嚴格道德標準。他在童年和青年時代刻苦磨練意志，強迫自己不屈從於軟弱的欲望和嗜好。在法國，羅伯斯庇爾堪稱恪守道德的著名典範，這被說成是“古典精神”（esprit classique ）嚴格傳統的後果。在德國這個概念卻會引起誤解，因為德國的古典主義受人道主義和盧梭思想的影響，其早期的嚴厲已有所松弛。但是它仍然存在於德國，它在桑德身上造成的結果是，他保留著心理內省和果斷行事這種非浪漫的能力：一般意義上而非“更高”意義上的行動能力。作為一名大學生，他加入了當時流行的已經有抒情牧歌意味的浪漫主義。他熱衷於古老的民謠，他贊美中世紀的純真。他堅信自己對自由和沒有任何浪漫主義痕跡的國家的理想。在這個可敬的人看來，科策布—這個貪婪而又惡毒的俄國老走狗—是敵人。以厭惡沙皇作為其表現的原始的大學生政治，並沒有特別浪漫的東西。德國人愛國熱情的方向，是自覺地隻反對一切法國的東西：反對高盧主義，它是受到排斥的敵人，它的外來統治削弱了民族意識。作為“高盧人”的科策布是“道德的”，但這僅限於指他性情溫和。大體上，學生們把他視為“叛徒”和為一種要讓德國的大學生組織失去道德精神的政治勢力效力的奸細。然而，不能說桑德有著針對某個敵人的明確的政治和民族感情，他的決定是這種情感的結果。這一行動的動機肯定來自政治觀念。但是選定科策布也許隻能這樣來解釋：在桑德看來，那個“惡棍”已經變成了卑鄙無恥的像征。他成了浪漫主義的虛構之物。即使桑德的行動僅以愛國動機為基礎，仍然改變不了科策布在政治上顯然無足輕重這個事實。這一事件具有浪漫主義的結構，是因為一個純粹偶然的對像，成了一種嚴肅而重要的政治意圖的犧牲品。因此這種結構也是機緣性的，因為政治著力點是以機緣方式選定的。隻有它的方向是由外部決定並且是反政治浪漫主義的。因此結果，即後果，是機緣性質的；呈現的不是原因，而是機緣性結果。強大的政治能量沒有能力找到自己的目標，它把巨大的力量用在了機緣性的時刻。

這種以浪漫方式設想機會的政治，其不朽的典型是堂· 吉訶德，他是個浪漫主義的政治形像，但不是一個政治浪漫派。他不去理解更高的和諧，而是能夠分清對錯，作出在他看來有利於正義的決定。這種能力為浪漫派所無，因此，甚至施萊格爾和繆勒的浪漫主義法統論也隻能被解釋成他們不關心正義的結果。對自己騎士理想的熱情和對假想的不義的憤慨，驅使這位可憐的騎士不自覺地對外部現實視而不見，他也不以審美的態度撤退到自己的主體性中去，構想批判現狀的怨言。他真誠的熱情使他陷入了浪漫主義的優越感變為不可能的境地。他的戰鬥荒唐可笑。然而這仍是戰鬥，他把自己置身於危險而不是更高級的戰鬥之中，譬如亞當· 繆勒所說的那種藝術家與材料的戰鬥，或鞋匠跟皮革的戰鬥。他有著一名騎士對自己身份的真誠熱情，而不是市民階級對貴族的印像的熱情。在19 世紀，貴族的浪漫派和貴族本身，如阿爾尼姆和艾興多夫（後者正好也認同於堂· 吉訶德）沒有能力表現出像市民階級作家施萊格爾和繆勒那樣的政治浪漫派風格。然而，即使在堂· 吉訶德身上，本體論成為新問題的新時代跡像也是顯而易見的。這個西班牙貴族常常接近於一種主觀的機緣主義。他宣稱自己對杜爾西妮婭（Dulcinea ）的思念比杜爾西妮婭的真實面貌更重要。這是因為杜爾西妮婭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依然是理想奉獻的對像，這鼓舞著他做出偉大的舉動。

向著更高的、主觀的創造性的機緣轉移，可把一切反題消解於和諧的統一體之中。如果不存在這種轉移，也就不存在浪漫主義。這就是把古代或中世紀歷史人物描述為浪漫派—基於其個性方面尤其是心理病理學方面的相似性—的無數歷史類比，為何經常把這個詞隻作為政治空談的像征，作為“曖昧”、“古怪”的同義詞，作為一種亢奮的心理狀態或空想主義的原因。在這裡，這種描述的模糊性與歷史類比的普遍不確定性有關。凡是拿一個羅馬皇帝與一個19 世紀的統治者作比較的人，會把雙方改造成某種形像，其特點更多地是由堅持考慮雙方的相似性而不是由踏實的研究所決定的，而那種相似性是有待證實的。因此浪漫派的特點也能被賦予那個皇帝，並不考慮浪漫派在多大程度上隻是現代特有的現像。例如，當蘇亞雷斯（André Suarès ）把尼祿（Nero ）皇帝—他通過出色的心理觀察，把尼祿描述成一個殘暴、任性而又矯揉造作的小丑—打扮成一副現代模樣時，這就是浪漫派的一種人為產物。這種歷史對照和類比是文學創作的來源。它們喜歡把已經變成了神話或傳奇的公式、被蒙上一層感情迷霧的歷史名人和事件，當作有價值的動機。浪漫派如繆勒和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根據拿破侖來塑造阿提拉（Attila）或成吉思汗，他們利用這些形像，與諾瓦利斯利用聖母瑪利亞的方式如出一轍。這種浪漫主義不涉及任何政治活動。與它的內在前提和方法相一致，它旨在產生審美效果。但是它也能被有意或無意地用於政治煽動，它能產生超出浪漫主義的政治效果—換言之，一種政治激情的產物，就像奧柏的《波蒂奇的啞女》（La Meutte de Portici ）變成了一種政治行動，或奧柏變成了政治家一樣，因為在1830 年的比利時革命中，這部歌劇激起了革命者的熱情。出於政治興趣並被當作政治工具的歷史類比，則與此有所不同。一個浪漫派塑造政治典型的努力之著名的歷史類比之一—大衛· 費裡德利希· 施特勞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的《叛教者尤利安—王座上的浪漫派》（Julian den Abtrünnigen, den “Romantiker auf dem Throne der C.saren”, Mannheim, 1847），就是建立在這種典型的政治考慮上。它對“政治浪漫主義”的概念內涵特別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