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陳獨秀
我的體能和智能都不允許我對陳獨秀作認真的科學研究了，因我已八十多歲，無能為力了。但20世紀
30年代初，尤其在陳獨秀於1932年被捕時我看到全國名流的一片抗議與聲援之後，纔找了陳獨秀的書來讀，即種下了欽佩陳獨秀的種子。那時還不知道蘇聯的托派及中國的托派都是德、日的“間諜匪幫”，等到
1936年蘇聯次公開大審判，平滬寧各大報均有一些報道時，我已經隻當作新聞看而有點懷疑其為真事了。因為，這等於說中國的革命黨除了孫中山以外連黃興等人都是日本間諜一樣，叫人不可思議。所以，康生1938年3月在延安發表文章，說陳獨秀是日本人每月出收買的間諜，我看了以後覺得這是對莫斯科不得不作的表態，也未相信過一絲一釐，且覺
也太笑話了，這還不及20年前陳獨秀在北大當文科學長時的月薪，不知康生是怎麼想出來的。我看當時同在延安的同學、同事似乎也不大有人相信此事似的。我1939年在延安馬列學院一個研究室的同學馬子靜（後來改了名，在社科院法學所），是康生的同鄉，時常用開玩笑的辦法來挖苦康生，他學康生講話的聲音說：“肅清民族公敵日寇漢奸托洛茨基匪徒—
—康生”，康生是文章的署名，他故意一氣念下來，這個罪名就落到康生自己頭上了。1980年我見到馬子靜時，還問他是否故意這麼說的。他說，哪敢呢，睡覺前出出洋相罷了。總之，我在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據地11年3個月，從未聽任何一個人重復過康生的這句話，可見大家在心裡都是不大相信康生的這麼個說法。
我這個漫談不是學術研究與考證，我無此能力，但不知是否可為專家們在研究陳獨秀時提供一些拓寬思路的角度。
前幾年我在上海《文彙讀書周報》寫過一篇《我看陳獨秀》的短文，千把字，一點感想而已。大意是說，陳獨秀不僅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中國近代史上一個稀有偉人，也是中國三千年歷史上的一個稀有偉人。發表後麻煩不小。其實，我那意見是屬於放空炮性質，引經據典的論文非我所能擔任。
但該文隻是我原稿中的一個問題，現在我就把餘下的部分補述出來，因為這兩三年情況已大變，尤其是把1927年中共被屠戮的責任通通歸在陳獨秀身上，有些學者根據無數確切材料，從根本上推翻了這個多年的說法。既然這個尖銳的問題都可以重新討論，那麼其他問題不過是小菜一碟而已，談錯了再反駁就是。我認為，對陳獨秀比較徹底的平反，隻能提高黨的威信，而絕不會降低黨的威信。今日對胡耀邦，談者對之無不極表尊敬者，無他，均首先是佩服其在平反冤假錯案中的感人精神與勇氣而已。對陳獨秀的平反問題，隻要不把蘇方的決定看成後結論纔能辦到。但歷史上有兩個大難題是很難下手的。一是要承認北伐戰爭時期（“大革命時期”），權力全操在蘇方大批顧問之手，陳並無什麼權力。二是蘇方自1927年開始公開鎮壓托洛茨基之後，中國便已不可能單獨給陳平反了。三是陳本人過於激傲，另外成立“共產黨
”，並大罵中共。凡此，均使陳的問題極難全部翻案。因此，全力致力為陳獨秀平反的唐寶林先生等，也特別值得人們尊敬。
一、個號召中國人“用頭立地”的中國人
大家都比較熟悉，恩格斯晚年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中，有一段著名的、經典性的論述。
在法國為行將到來的革命啟發過人們頭腦的那些偉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不管這種權威是什麼樣的。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思維著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那時，如黑格爾說的，是世界用頭立地的時代
……從今以後，迷信、偏私、特權和壓迫，必將為永恆的真理，為永恆的正義，為基於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剝奪的人權所排擠。①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