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干而不是空談、實干而不是亂干，位的是需要“明確位置”。
中國古代兵法思想的代表作恐怕是《孫子兵法》了。經常有學生問：一本2500多年前軍事家孫武寫下的書，到了今天，不僅軍人在讀，而且企業家也讀；不僅中國人在讀，而且外國人也在讀。這本不到5000字的書，究竟講了什麼？
其實很簡單，就兩個字：位置。
一個戰場指揮員，任何時候都必須在瞬間清楚回答三個問題：我在哪裡？
敵人在哪裡？
友鄰部隊在哪裡？而對這三個問題的清晰回答，就是位置。這是決定戰鬥勝敗的關鍵。所謂“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察什麼？察位置。位置感決定了參戰者的命運。
從哲學層面來講，就是要能清楚、準確地回答：“我是誰？我在哪裡？我該做什麼、我將如何做”這些問題。
這是干好、干得有效率的出發點。
那我們如何“明確位置”呢？
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認清實情，腳踏實地，從實際出發”。
一、正確認識世情、國情、黨情以及本單位本部門的情況〖=H〗“實干興邦”，首先要有科學的出發點。對領導干部來說，這個出發點，是判斷和決策所依據的實際情況。
判斷是不是準確，決策是不是可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實際情況的認識和把握。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先後作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加入世貿組織和西部大開發、生態環境建設、城鎮化建設等一繫列重大戰略決策。而這些決策背後，則是對世情、國情的正確把握。從世情上說，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說，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世界大戰20年內打不起來。把黨和國家的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來。從國情上講，我們是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正是對世情、國情的基本把握和決策，使我們的國家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綜合國力大幅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改善。
今天，我們做任何事情，有所作為，干出點名堂，依然需要弄清世情、國情、黨情以及本單位本部門的情況。這是對領導干部起碼的要求，也是必須具備的基本功。
掌握真實情況，正確把握世情、國情、黨情和本單位、本地區、本部門的情況，需要正確的方法和技能。
，要放在大環境裡去認識。一個人要工作就離不開工作環境，工作環境是判斷和決策的重要依據。作為領導干部，毫無疑問應該了解和熟悉自己的工作環境，還要了解與自己工作環境休戚相關的大環境，小環境與大環境有什麼共同之處、不同之處，與大環境相比有什麼優勢、有什麼劣勢，這些情況搞清楚了，纔能定位工作，做好工作。
在實際工作中，我們或多或少地都遇到過這樣的情況，在謀劃工作時，上級會提醒我們要站在他的位置上，甚至更高層次上去認識和分析，作出的判斷和決策纔會符合實際，符合上級的意圖和要求。所以說，一個部門領導，既要熟悉本部門的情況，起碼還要熟悉本單位的情況，作出的判斷、決策，纔能體現出本單位領導的意圖、符合本單位工作任務的大局，纔能在工作實際中行得通。同樣，一個單位的領導起碼要熟悉本單位、本地區的情況；一個地區的領導，起碼要熟悉本地區和全國的情況；一個跨國公司的領導，除了解本單位、國家的情況外，還必須了解國際上的情況。無論是哪一級領導，好是了解和熟悉我國的實際情況，因為我們的各項工作都與國情息息相關。
我國的國情是什麼？黨的十八大報告講得很清楚，“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這“三個不變”就是我國的國情、我國的實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依據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牢記這個國情，牢牢把握這個國情，判斷、決策和推進任何方面的工作都要牢牢立足於這個國情，工作纔能不走樣，不跑偏，做到點子上。
第二，要善於調查研究。在現實當中，大家對“情況不明、點子多”，“心裡無數、拍腦袋”式的決策都非常氣憤，可這種現像還時有發生，有的還相當嚴重，主要原因就是領導者對情況不了解、不掌握。無論什麼事情，隻要我們親自到群眾中聽一聽，到現場去看一看，多琢磨琢磨，就能弄清事情的本來面目，提出切實可行的見解。當年，習近平到浙江省當省委書記後，一年多的時間就跑遍了全省90個縣市區，對發展浙江，他形像地用“三老”經濟來比喻，即：浙江經濟是傳下來的“老祖宗”經濟，因為自古以來浙江就有工商皆本、義利並舉的文化傳統；浙江經濟是逼出來的“老天爺”經濟，因為老天爺給你的自然資源緊缺，就逼迫你必須學會“無中生有”，走出去“闖世界”；浙江經濟是創出來的“老百姓”經濟，因為浙江廣大民眾有著強烈的自我創業欲望和濃厚的商品經濟意識。他強調要跳出浙江發展浙江，借船出海、借梯登高，主動接軌上海，與江蘇等鄰近省市加強合作，優勢互補，共同發展。這些舉措的實施，不僅直接推動了浙江經濟社會發展，而且促進了整個長三角一體化進程。一個領導干部如果不掌握情況，沒有見識，學問再多、經歷再豐富，在事業上也不可能有什麼作為。
第三，遇事要冷靜思考。近年來，國家對城鎮化重視程度一年比一年高，力度也一年比一年大。那麼城鎮化是個什麼模樣？應該怎麼搞？這是各級政府領導必須回答的一個問題。
我認識一位縣委書記，他所在的縣有大約30多萬人口，是個以種糧為主的農業縣，人們不是太富裕。有一次，他很激動地給我描繪了他的城鎮化設想，概括地說也就是“四個一”工程，即修一條80米寬的圍城環路，建一個能容納1萬人的體育館，蓋一批20層以上的住宅樓，造一個幾千畝的市政廣場。幾年過去了，這位縣委書記也都休息了，體育館還是個半截子工程，得不到賠償的農民偶爾到縣政府鬧一鬧，還照樣到“廣場”裡去種曾經屬於他們的地。“老書記”每當談起這件事，都會自責地說，當時沒有考慮到財力緊張、老百姓的承受能力等我們縣的一些實際情況，頭腦一熱就拍板決策，結果造成了很大的浪費，影響了縣委、縣政府的形像。
遇事不冷靜的其實大有人在。2011年，我國經濟總量在世界上排位第二，不少人在自豪的同時，也有了驕傲自大的情緒。一些別有用心的西方學者，就大肆宣揚中國已經進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要承擔發達國家的責任與義務。這些情緒和觀點很容易讓我們脫離實際，誤入歧途。可我們不要忘了，我國有13億多人口，比美國、日本、歐洲的人加在一起還多，經濟總量雖然上去了，可2011年人均GDP僅僅是美國人均的11%、日本的12%，甚至是巴西和俄羅斯的42%。這些數字足以說明我國還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發展不平衡，東部與西部、城市與農村、行業與行業之間的差距還很大，一些農村生活還很艱難。2012年，我和幾位朋友駕車從官廳水庫到門頭溝方向遊玩，登上一座山後發現有幾戶人家，房子很舊，一看當地人的穿著就知道他們的生活不太寬裕。我們好奇地與他們聊天，纔知道他們生活得不易，有的老人有病舍不得看，怕花錢；一位老大娘竟然連天安門都沒去過。當時我就很難過，身為北京人真還有沒去過天安門的？這是北京地區，偏遠地區貧窮落後的現像還會更多。前段時間，中央電視臺還報道了一條消息，貴州一山區的小學生中午飯靠喝涼水充饑，一個個畫面讓我的眼淚直往下掉。還有一件事，讓我至今難忘，2012年去朝鮮旅遊，有的場合公然懸掛著漢字標語：“嚴禁大聲喧嘩”。這說明我國公民的文明素質還不高。無論從人們的生活，還是從綜合素質來看，我們仍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且這個階段是漫長的。如果頭腦發熱，人家說什麼就信什麼，看人家干什麼就干什麼，隻會越來越糟糕。
不冷靜是的魔鬼。遇事要冷靜思考，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聯繫的而不是孤立的、辯證的而不是形而上學的、發展的而不是靜止的去認識事物，纔能認清其本質，抓住其要害。
第四，學習是提高認識的有效渠道。作為一名領導干部，要掌握本單位及所屬單位、本地區、本行業的情況，既要深入現場，同時還要做一個“秀纔不出門便知天下事”的學習型領導，善於從各種簡報、報告、報道中了解信息，掌握情況。這種辦法對於那些工作頭緒多、時間節奏快的領導干部來說，既便捷、又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