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_希臘民主的問題

編輯推薦

民主誕生於古希臘，自此，城邦中的戲劇家、哲學家、歷史學家便沒有停止過關於民主的爭論。在反復地思考、闡述、交流中，古希臘人對於民主利弊的諸多觀點逐漸明晰。這些觀點大多具有現實意義，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建設不無啟發和借鋻作用。

內容簡介

民主發軔於古希臘，並在雅典人中引發了曠日持久的論戰。本書結合以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為代表的希臘古典世界作家的作品，追溯了古希臘人對民主之得失的探索歷程：涉及的問題有：民眾的盲目、民主的無政府狀態，以及雅典城的實例等。盡管古希臘的民主形式與現代社會的相去甚遠，但古希臘人的思考卻直指民主的本質，對現代民主的發展不無啟發與參照作用。

作者簡介

雅克琳娜德羅米伊（1913—2010），法蘭西學院院士，法蘭西公學院希臘語言與文學教授，以其對古希臘文明和語言的研究聞名世界。她是法蘭西公學院首位女性教授，首位入選法蘭西人文學院的女性，也是繼女作家瑪格麗特尤瑟納爾之後第二位入選法蘭西學院的女性。

年表
前言
2006年版序言
引言：雅典民主政體
雅典民主政體的誕生
一種直接的民主政體
這種民主政體特有的問題
政治生活的環境
選舉還是抽簽？
公共職業的津貼

章民眾的盲目
一、弊端的暴露
無知和無能年表

前言

2006年版序言

引言：雅典民主政體

雅典民主政體的誕生

一種直接的民主政體

這種民主政體特有的問題

政治生活的環境

選舉還是抽簽？

公共職業的津貼

章民眾的盲目

一、弊端的暴露

無知和無能

平民聚集的危險

雅典歷史上的平民的激情

從一個到另一個：雄心與惰性

恭維者大行其道

二、提出的糾正措施

改革之路

兩種平等的原則

溫和的政制

何處找到“人選”？

柏拉圖：“真正的政治技藝”

《理想國》中的哲學家

《政治家篇》中的“國王的技藝”

亞裡士多德和人民的能力

雅典的奇異經歷的意義

第二章民主的無政府狀態

軍隊的無紀律

前5世紀的危機

早的警報

新人與新舉止

戰爭，失序的根源

詭辯派與蔑視法律

民主與無政府狀態

擔心

民主的無政府狀態與人民

前4世紀的失序

呂西亞斯的證詞

德摩斯梯尼，被藐視的法律

訴訟與程序

法律與政令

三、失序與哲學家

柏拉圖的嚴厲

柏拉圖反對政治的無政府狀態

柏拉圖反對道德的無政府狀態

柏拉圖與價值標準危機

伊索克拉底與道德秩序

亞裡士多德與政治糾正措施

從無政府狀態到僭主政體

第三章政黨與國家

統一的問題

前5世紀的經歷

悲劇中的見證

埃斯庫羅斯與城邦的統一

歐裡庇得斯與民眾暴政

歐裡庇得斯與分裂的城邦

修昔底德與分裂的城邦

不安定與不確定

懷念一個統一的城邦

來自雅典以外的觀念

觀念傳播到雅典

觀念在前404年獲勝

二、移入學說

改革者

柏拉圖，不惜任何代價的統一

柏拉圖尋求一種和諧一致

亞裡士多德與混合的技藝

統一與多樣性

共同利益

好政體

中間階層

平衡的政治

結束語：民主與教育

希臘文獻索引

媒體評論

本書的目的在於展示古希臘民主在它所處的那個時期，是如何作為一切政治思想的出發點，被持久地、多樣地、尖銳地思考的。羅米伊將歷史事件與古希臘作家的作品相對照，讓古希臘的史學家與哲學家自己發聲。這部作品探討的三個問題：“民眾的盲目”、“民主的無政府狀體”及“政黨與國家”，反映出古希臘人對政治的思考已深入核心。雖然他們並未找到解決問題的終途徑，但是他們深思的方向以及提出的解決方案，對今日同樣呈開放性的有關民主的論戰，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並且絲毫沒有過時。

——法國《希臘研究》雜志

在線試讀

引言：雅典民主政體

雅典民主政體的誕生

首先，既然談及一種要求在現代世界發揮如此重大作用的政體，既然它是在希臘發明的，那麼了解它在那裡誕生的方式，就不可能無關緊要。從荷馬時代的那些希臘小王國前5世紀的無可匹敵的民主政體，它們之間是如何發生過渡的？
從制度方面看，或是從這些制度的結果所形成的政治與社會史方面看，人們的感覺是不同的。
在制度方面幾乎感覺不到過渡：從君主政體難以覺察地過渡到貴族政體，然後再過渡到民主政體。國王的權力逐漸受到限制。他身旁有了一些行政官員，而且很快就和他平起平坐：在雅典，他們被叫做執政官，而且就把國王的頭銜加到其中一位的頭上。他們的人數漸漸增多，聘用方式也越來越公開。很快有了三位執政官，終達到九位。初是從貴族中選出：據作家們說，他們先是終身當選，後來聘用期為十年，前7世紀開始，聘用期為一年。接下來，他們是從公民確定的名單中通過抽簽當前5世紀初，這份名單上的人數增加了，之後名單本身就由輪抽簽選出的人組成。同時，執政官職位從一些大家族過渡給富有的繳納選舉稅的人，然前5世紀中葉，理論上又過渡給三個階層，實際上就是過渡給所有公民。五百人會議設立的一個新行政官的職位——十將軍委員會成員——繼承了當時還由執政官掌握的實際權力。權力就這樣從國王手中順利轉移到人民代表手中；在國民大會和議事會中，人民的作用也增加了。通過修改細節，制度溫和地發生改變，終沒有任何原始的東西留下來。
但是，制度方面似乎確實是這樣，但和政治和社會的現實情況不同。在政治與社會的現實中，人們沒有看到順利演變，隻有危機與鬥爭。人們發現前8世紀起，尤前7世紀，爆發過一場經濟與社會的危機，使雅典和其他城邦一起發生巨大變革。小自耕農日益貧困，而大地主卻獲益；許多小自耕農靠借債度日，終失去了土地或自由；不過，商業和手工業得到發展，產生了新的社會階級。於是，幾乎在所有城邦，富人與窮人之間，或貴族與平民之間產生對立；由此導致當時還結合在一起的富裕與顯貴這兩個概念彼此分離前6世紀，泰奧格尼斯是這場危機的不幸的見證人。而且事實是，平民派開始參政時，總是以一些大家族的首領為其領袖，這些大家族執掌這個黨派的事業，並從中尋求支持。引言：雅典民主政體

雅典民主政體的誕生

首先，既然談及一種要求在現代世界發揮如此重大作用的政體，既然它是在希臘發明的，那麼了解它在那裡誕生的方式，就不可能無關緊要。從荷馬時代的那些希臘小王國前5世紀的無可匹敵的民主政體，它們之間是如何發生過渡的？

從制度方面看，或是從這些制度的結果所形成的政治與社會史方面看，人們的感覺是不同的。

在制度方面幾乎感覺不到過渡：從君主政體難以覺察地過渡到貴族政體，然後再過渡到民主政體。國王的權力逐漸受到限制。他身旁有了一些行政官員，而且很快就和他平起平坐：在雅典，他們被叫做執政官，而且就把國王的頭銜加到其中一位的頭上。他們的人數漸漸增多，聘用方式也越來越公開。很快有了三位執政官，終達到九位。初是從貴族中選出：據作家們說，他們先是終身當選，後來聘用期為十年，前7世紀開始，聘用期為一年。接下來，他們是從公民確定的名單中通過抽簽當前5世紀初，這份名單上的人數增加了，之後名單本身就由輪抽簽選出的人組成。同時，執政官職位從一些大家族過渡給富有的繳納選舉稅的人，然前5世紀中葉，理論上又過渡給三個階層，實際上就是過渡給所有公民。五百人會議設立的一個新行政官的職位——十將軍委員會成員——繼承了當時還由執政官掌握的實際權力。權力就這樣從國王手中順利轉移到人民代表手中；在國民大會和議事會中，人民的作用也增加了。通過修改細節，制度溫和地發生改變，終沒有任何原始的東西留下來。

但是，制度方面似乎確實是這樣，但和政治和社會的現實情況不同。在政治與社會的現實中，人們沒有看到順利演變，隻有危機與鬥爭。人們發現前8世紀起，尤前7世紀，爆發過一場經濟與社會的危機，使雅典和其他城邦一起發生巨大變革。小自耕農日益貧困，而大地主卻獲益；許多小自耕農靠借債度日，終失去了土地或自由；不過，商業和手工業得到發展，產生了新的社會階級。於是，幾乎在所有城邦，富人與窮人之間，或貴族與平民之間產生對立；由此導致當時還結合在一起的富裕與顯貴這兩個概念彼此分離前6世紀，泰奧格尼斯是這場危機的不幸的見證人。而且事實是，平民派開始參政時，總是以一些大家族的首領為其領袖，這些大家族執掌這個黨派的事業，並從中尋求支持。

這些鬥爭一般會轉變成內戰，終導致短命的僭主統治，它們都是被暴力推翻的。這些危機大多占據了前7世紀和6世紀前6世紀起，米利都、麥加拉和薩摩斯建立起平民政體，即一種民主政體。在雅典，首先在前594年，動亂被執政官梭倫平息：他采取了許多措施，其中就有廢除債務奴隸制，並試圖維持兩個陣營的力量平衡。這沒有阻止前561年庇西特拉圖建立僭主統治。但是在前514年，僭主統治又被推翻，長期捍衛平民事業的阿爾克邁翁家族卷土重前7世紀末，阿爾克邁翁家族與麥加克勒斯聯手阻止了庫倫的僭主統治；並且強烈反抗庇西特拉圖的僭主統治前508年，阿爾克邁翁家族的一員，克裡斯提尼結束流亡回國，推行了一繫列改革，保證民主政體終確立下來。

因此，新制度作為梭倫時期開始的運動的後果，正是產生於這兩個陣營之間的激烈鬥爭，在兩個世紀的多少有點混亂的衝突中，它們的結構和目的逐漸明確。然後，這些制度便朝著越來越民主的方向演變（例如在伯裡克利時期，伯裡克利的母親是阿爾克邁翁家族成員，克裡斯提尼的姪女）；但是，除了出現過一些短暫的反復，這種政體不再被人質前5世紀初跨出了後一步。民主政體，即平民主權，於是形成了風尚。在整個古典時代，在雅典，除了很少幾次短暫的危機外，想必它不再受到爭議了。

這就是我們所理解的一種民主政體。而它誕生於鬥爭和衝突這一事實，在本書要研究的三個問題中，想必會發揮它的作用。因為它說明，“平民”隻是一個纔進入政治生活不久的非常確定的社會階級。貴族派對民眾的盲目所抱的蔑視態度，自然更尖銳、更刻薄。另一方面，新近發生的鬥爭還記憶猶新，創傷尚未愈合，容易引發失序，很難尊重這樣一種被一方質疑得如此之久，而對另一方而言非常新穎又非常值得自豪的權力。後，兩個直到當時還彼此衝突的陣營必須在其中共存的這座城邦，它的統一要求人們在黨派和國家之間作出往往很艱難的選擇。

不過，這些衝突會激起爭論，因此使得分析更加深入。

人們若想理解希臘民主政體的這些問題所具有的尖銳的和本源的方面，就必須牢記這些特征。不過，這些特征並不使這種民主政體有別於現代的民主政體，它們就是這種曾經備受爭議的政體的本質本身。

一種直接的民主政體

無可爭辯，這種政體是一種民主政體。但是這種民主和現代民主又不一樣。從某些方面看，它是一種很不廣泛的民主，而從另一些方面看，它又是非常激進的民主。

雅典的民主沒有我們的民主廣泛，因為當家作主的“人民”指的並不是國家的全體居民。

古希臘一直存在奴隸；他們不是公民；他們不算公民。即使他們在雅典受到的待遇不錯，但是把他們排斥在公民之外，決不會被認為是令人反感的行為。可是當時雅典的奴隸人數至少和自由民一樣多。

另一方面，除了在阿裡斯托芬的喜劇裡，婦女也不算自由民，僑居雅典的外國人也不是自由民。

而雅典男子隻要到了18歲法定年齡，就成了自由民。

不過這方面有過一些爭議；而且在不同時期，由兩個對立陣營提出的兩個限制條件起了作用。

個限制條件是民主派提出的，關繫到出身。公民身份因為不受嚴格控制，使人們獲得太多的權力、顯職，往往還能獲得物質利益。在前451年之前，隻要生父是公民，兒子就是公民。獲得物質利益與伯裡克利的國家社會主義有關，而且與從事某些公民活動所得報酬有關，這導致了一部苛刻的法律出臺，要求未來公民的雙親都是雅典人。

第二個限制條件從來沒有真正生效過，但是受到智者和政治生活的關注：它多少有點寡頭政治改革的企圖，一直主張依據一些納稅選舉制準則來減少公民團體的人數。塞拉門尼斯提出，能自費擁有武裝的地主纔是公民——這大約有五千人。寡頭分子克裡蒂亞斯打算把這個身份授予三千名有特權的人。相反，色拉西布洛斯在結束克裡蒂亞斯的統治並恢復民主制度之時，想把公民權擴大到所有曾在民主陣營中戰鬥過的人，甚至奴隸也可以獲得，但是這個願望沒有實現。

在某些情況下，雅典可以授予公民權。但很少使用這個手段，而且隻考慮外國人。在這方面，也有兩種對立的傾向：溫和民主的支持者（例如伊索克拉底）一直抱怨在這方面自由主義盛行。

雅典民主特有的這些爭論尤其有一種好處，能提醒人們注意與公民定義相關的重要意義。在這種定義中，這些不得罪任何人的排斥，肯定比使當時的輿論反應非常強烈的那些排斥更有特點。

不過，這樣定義的公民——而這兩件事是有相關的——享有在現代世界甚至再也無法想像的權利。

因為它涉及一種直接的民主政體。在這方面，幅員狹小的城邦可以做到幅員遼闊的現代國家無法做到的事情。人們隻是在由許多城邦組成的聯邦和邦聯中找到古希臘一種代表制度的胚芽：這些城邦各派一些代表在一起舉行會議。這種制度在以前的規模不大的德爾斐近鄰同盟中存在很久。後來也存在於在一個擁有霸權的城邦周圍形成的同盟中。但是，在緊密聯合共同生存的小型城市聯邦中，它尤其擁有制度的實際性——例如在彼奧提亞同盟中。像雅典這樣的民主城邦從未真正存在過這種制度。

公民大會其實就是所有享有政治權利的公民的集會；人人都可以在會上發言。然而，盡管決議是由議事會作出的，但真正的決策機關還是公民大會。它決定發動戰爭與訂立和約，任命駐外使節，決定征伐行動及其兵力動員；它對行政官的管理活動進行考察，隻有它纔有權頒布法令和批準法律；它審理政治範疇中涉及或者似乎涉及國家安全的訴訟案件，並且隻有它能夠授予公民權。的條件是，關於人的身份的表決隻可通過全體大會發起，即召集至少六千人的大會。然而，這個明顯特殊的數字足以讓人看出這種政體與其他各種代表制度之間的巨大差異。一般情況下，常規大會有兩三千人參加，每年舉行十到四十次。為了防止人們喪失熱情，並且讓勞動者，尤其是讓農民能參加大會前4世紀初還設立了會議津貼。

人民還以另一種形式行使司法職責。審判法庭直接由所有30歲以上的公民組成。事實上前5世紀，人數固定在六千人（每個部落六百人）；每年根據各區擬定的名單通過抽簽選出。這六千名審判員分成審判組，各部落參與的人數相等。審判組的規模根據要審理的案件來定；曾經有由201位審判員組成的法庭，也有由501位審判員組成的法庭；某些情況下可以增加到2500人，甚至更多。經過預審後，這種平民法庭不包括職業法官，也不包括律師，顯然與任何現代制度不同；它要求更直接、更有效的平民主權。

後，在有限公民大會或行政官職位起作用的地方，這些都是向群眾開放的。在常規的民主政體中，形成大會決議並監督執行的議事會，由從區鎮中通過抽簽選出的五百人組成，任職一年；任何30歲以上的公民都能獲得這些職權。同樣，大多數行政官也是每年通過抽簽選出（有些人任職四年，如果涉及軍事或財政職權，有些人總會當選）；在這裡，所有公民幾乎毫無例外都能獲得這些職權。而且，要保證輪流任職，再次當選和兼任往往會被禁止：因此現代的“高級官員”的觀念是受到排斥的。後，集體負責制和把正規賬目交給人民審核這種雙重原則，還能削弱行政官對人民這個團體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

是人民實施統治，而不是簡單地推舉官員來負責統治。

這使得民主引起的問題更加嚴重：可能使思想更加混亂，黨派偏見更加盛行；不管怎樣，民眾的盲目更明顯，後果也更嚴重。但是，比起其他民主政體，這種民主政體也更能防止形成一個熟悉管理和隻積極關心眼前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政治階級。

這種民主政體特有的問題

這種根本的差異使這兩種民主政體分別產生特有的問題。特別是，讓全體公民同等地直接參與行使權力的需要，導致雅典人采取其他民主政體不關心的一繫列措施。在我們看來，這些措施的存在甚至表現出雅典對民主政體的要求所具有的緊迫特征。

政治生活的環境

其中個措施在古典時代幾乎不引起爭議，因為從克裡斯提尼時代起，這個問題就基本上已經解決；但它在雅典民主政體的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某些特征讓人想到現代用來確定區劃的措施。

確實，人們在提到雅典制度的任何部分時，不能不說到部落和區鎮：那時的政治生活，因為局限於一個小城邦，同樣也以地方生活為基礎——這種地方很廣，我們稱之為地區——候選人就從這個層面上產生。雅典人重視的平等原則要求這些地區，也就是區劃，本身是平等的。起初，名額分攤原則是家族性的：家族（genè）按大氏族或（即兄弟關繫）組成，再由這些氏族組成部落，無疑原則上也同屬一個種族。這種組織結構從整體上有利於貴族的勢力，也促進了領地的不均等。

克裡斯提尼改變了這一切。他采用了一種明確的等級制，以按地理位置分攤名額為基礎，通過一種簡明的算法控制。這樣就確立了一種不再有任何種族歸屬的劃分，卻避免了通常與任何地理劃分有關的弊病。阿提卡曾經分成“區鎮” ；這是一些小的領地中心，[8]各自具有其市鎮生活和地方管理機構——擁有自己的行政官、公民大會、法令。政治活動在很小範圍內在相識的人之間進行。這些區鎮就類似於現代市鎮。而阿提卡還分為十個“部落”，國家職權就在其中分配，或是通過分享，或是通過輪流，但始終遵照一種平等的原則。通過一種十分巧妙的組織機構，各個部落擁有實體土地，但並不因此就構成地理的統一體：所有實體都含有三個組成部分，一部分從城市獲得，一部分從沿海獲得，後一部分從內地獲得。因此，這十個部落不僅在權利上平等，在組織結構上也平等。如果區鎮提供了一種地方政治的好榜樣，那麼，部落由於畢竟隻是一些沒有自己的傳統或利益的管理機構，就避免了受地方壓力的危險，不論這壓力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而區域群體之間舊的對立從此難以存在。用一本關於克裡斯提尼的傑出著作中的話說，這裡於是存在“一種對所謂的公民空間進行的深刻改變” 。這種措施將仍舊是雅典民主政體的基礎，而且不再受到質疑。

另外兩種用來保障平等的措施招致了更多爭議：這就是抽簽和向從事政治活動的人支付津貼。

選舉還是抽簽？

在我們看來，抽簽方法可能不可思議，因為它似乎排斥任何能力的觀念。其實，初它大概具有宗教性質：抽簽就是相信神的選擇。人們在《伊利亞特》和許多神話中見到過抽簽方法的使用，或是為了一場戰鬥，或是為了分割遺產：所以這種做法在民主政體出現之前就有了；而且還不時能在一些寡頭政治的群體中見到。但是柏拉圖本人強烈反對把這種方法用於政治，隻把它用於某些宗教職位，因此恢復了它的被忽略很久的宗教意義。他在《法律篇》中寫道：“對於聖職，人們通過抽簽來讓神表明他的偏愛，抽簽就等於信賴命運之神。” 他在要求他的未來城邦的居民嚴格保持命運分配給他們的土地完整時，也提到了這個原則：“你們不要把作出這種分配的命運之神當作同盟者，也不要把立法者當作同盟者。”

如亞裡士多德所說，抽簽被用於民主制度，是在梭倫之後，或者更可能是克裡斯提尼之後的事，它無疑出於一種完全不同的本意。這個原則似乎有著雙重作用：一是限制任何選舉可能產生的陰謀和幕後操縱行為，二是像禁止大部分行政官再次當選那樣，力求防止一些個人權力過度發展。人們寧願采取抽簽的方法，讓人民更廣泛地分享權力：管理國家的是公民自己，而不是有能力的官員。

不過，也有各種補救措施來預防如此盲目的分享權力掩蓋弊害。首先，這種方法從不用於看來兩類需要纔能的職務：即涉及財政和戰爭的職務；而且十將軍就是在公民大會之外選舉出來的，實際上他們纔是真正的統治者。至於其他職權，在抽簽選舉之後還要加以嚴格控制，方法就是任職前經受考查，考查候任的行政官的資格和公民責任感，還必須舉行宣誓儀式。此外，行政官職位通常是集體負責制的，這減低了可能犯的錯誤的嚴重程度。

後，抽簽可能與選舉結合起來進行。在民主制度的開端就已經這樣了。當時抽簽在部落進行，然後在區鎮候選人之間進行。大前5世紀中葉，初地方官員的任命也通過抽簽來實行。許多人對此深深懷念；而且支持恢復溫和民主政體的人所主張的改革之一，就是重新采取選舉與抽簽結合的制度，抽簽在已選出的候選人之間進行（klèrsis ek prokritn）。伊索克拉底在《法院演說辭》（L’Aéropagitique）中就是這樣要求回到“祖先的民主政體”，並且捍衛把“屬於每個人的東西”給予每個人這種平等，從而提醒人們，全靠這種民主政體，昔日的雅典人“不是通過抽簽在全體人民中選舉行政官，而是通過預先投票來指派誠實、勝任的人來處理國家事務的各項工作”。

但是，抽簽原則，不管人們可能想為它提供什麼保證，就像這樣成了雅典民主政體的一個基本特征，而且一直用來定義它的精神。

公共職業的津貼

另一種制度也是如此，它不太古老，對於民主政體也不太重要，但是在這裡，它的公認目的也是讓平等更完全，這就是付給履行公共職責的人津貼（misthoi）。

通常情況下是沒有這種津貼的，甚至對耗費履職者所有時間的職位而言也如此。雖前5世紀起，執政官能得到津貼，但十將軍還是分文不得。

很快，像抽簽法一樣，津貼也成了民主政體的一個特征。亞裡士多德定義這種政體的特征時，在《政治學》中作為第九條規則指出：“好為所有職務，出席公民大會的人、法庭陪審員、行政官，支付津貼，或者至少為行政官職、法庭、議事會和公民大會的主要會議支付津貼，或者為必須在公共食堂就餐的行政官支付津貼。”亞裡士多德還明確指出，支付出席公民大會的人一筆可觀的薪水，能夠促使公民大會去審理所提交的全部事務，從而削弱議事會的作用，使政體更加民主。

這種做法激起許多人反感。反對整個民主政體的人必然要抹黑支配這種制度的意圖及其令人討厭的後果。同樣，寡頭派在暫時掌權之時，首先操心的事，就是像廢除抽簽任職方法一樣廢除津貼制，這並不令人奇怪。但是情況很快恢復就到舊時的狀態，津貼制不再受到質疑。柏拉圖本人在其《理想國》中，首先以一種十分傑出的表達方式，提到支付給某些公共職務的津貼，他不是要指責它，而是要從中得到證據，證明履行這些職務不是為了官員的利益。柏拉圖確實不贊同津貼制；但也沒有實際批判津貼制，伊索克拉底也沒有前4世紀，津貼制成了民主制度的組成部分。

因此人們發現，津貼制就像抽簽制一樣，隻是非常間接地與雅典的思想有關：作家們並不是抨擊或捍衛他們的民主政體特有的某種制度，而是抨擊或捍衛民主政體的平等原則本身，捍衛它的優點，抨擊它的弊端。

這是因為希臘人具有從普遍的角度考慮事物的秉性嗎？是因為在他們的民主政體的體繫中，人們不能孤立地看待一項制度，而不質疑它所對應的原則？盡管如此，對雅典民主政體所具有的特性進行的研究，直接引向對所有類似政體來說都重要的普遍性問題。隻有這些問題曾經引起過當時的作家們注意。如今也隻有這些問題能引起我們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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