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繫風雲變幻，頗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勢，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上臺，國際關繫更加變幻莫測。美國頻頻舉起“大棒”，不僅對其戰略競爭者中國發起貿易戰，甚至對其傳統盟友如德、法、加等國也動起了“歪腦筋”，以國家安全為由向西方盟友征收鋼鋁關稅。被時人稱為“不靠譜”總統的特朗普，總是能給世界帶來“驚喜”。這不，當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專程前往白宮希望說服特朗普堅持伊核協議後不久，特朗普毅（sang）然（xin）決（bing）然（kuang）地宣布退出伊核協議。真是“有錢，任性”啊！特朗普在與金正恩經過數回合的“核按鈕”較量後竟然冰釋前嫌、眉目傳情、眉來眼去、暗生情愫，居然在新加坡舉辦“特金會”，據稱還朝美還將簽署終戰協議。不得不說，特朗普總是能給人帶來“驚喜”，至於誰之驚、誰之喜，隻有當事人纔能品得更清楚吧。

面對如此之國際大環境，我國在處理對外事務時又該如何應對？本書立足中國國情、放眼世界，從中國與世界的關繫出發，為中國的對外關繫出謀劃策。作者主張，中國在處理對外關繫時，應堅持“逾越”外交、多邊外交、民間外交、城市外交；在處理具體地國與國之間的關繫時，應謹慎處理中美、中日、中英、中印等具有全球性或地區性的雙邊關繫，積極創造良好的外交環境。

本書以事實為依據，以個案研究為基礎，宏觀概括和個體解剖相結合，對國際關繫中的一些前沿、難點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全書結構縱橫契合，資料新穎豐富，內容精選得體，是一部在整體結構和思想內容上都有一定創新的國際關繫研究力作。

中國外交的新思維

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的特點是以理念創新帶動概念創新，再以概念創新指引政策創新。這使得中國外交出現了自內而外、自上而下的思想支撐，為從守御應對轉向積極作為提供了邏輯基礎。因而，不理解中國外交的新理念，就不能正確理解當前中國外交的一繫列新舉措。其中，“正確義利觀”是以習近平為首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外交理念創新。早在十八大之前，習近平就在外訪中提出了相關概念的雛形。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就職以後，習近平先後多次在會議和訪問場合中做出了相關論述，如“多予少取、先予後取”、“歡迎搭車”等，並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正式提出“講信義、重情義、揚正義、樹道義”。這些理念和概念迅速轉化為政策行動，融入周邊外交、對非外交、“一帶一路”戰略、對外援助等政策之中。目前理論和輿論界對於相關政策的解讀已經大量展開，但對正確義利觀本身的研究尚且不多。然而，正確義利觀並非簡單的、天經地義的政治宣言，在理論和實踐中都存在對既有觀念的揚棄和超越，同時其背後的誤解和爭議仍然存在。解決這些誤解和爭議的過程，是新一屆政府深化改革、與時俱進的方針在外交領域的體現，代表著中國外交的新思維。

守變合一：全球化時代的合和國際觀

國際政治講道義嗎？這是關於國際關繫的一道永恆之問。中國古哲就這個問題有法家和儒、墨之辯。西方對這個問題也有長期的爭論。其中樂觀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康德，相信國家可以像個人一樣學習用善良和理性的方式行事。而馬基雅維利則代表著另一派的觀點。他認為國際政治中不能講人在社會中的道德。如果非要說政治家有道德的話，那就是竭盡所能維護和擴大國家利益。如果政治家在外交中受困於一般性的道義，無疑是對本國人民的犯罪。

近代以來中國人看待國際問題大多數是馬基雅維利式的。這是西方思想輸入的結果。秦以後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法家的國際觀從來沒有占據主流。但是近代歐洲的國際關繫，卻是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的天堂。數百年間，西方國家圍繞著領土、資源和利益進行殘酷的叢林競爭，並通過殖民統治把這一套國際關繫規則擴展到全世界。清末以後，中國被迫在殖民列強的炮火中”開眼看世界“，切身體會到的就是弱肉強食、落後就要挨打，反復聽到的是西方政治家直言不諱的名言”沒有永遠的朋友，隻有永遠的利益“、”強權即真理“，深深植入腦海中的就是一幅列強環伺、魚肉中華的”時局圖“。因而，作為國際關繫中的弱勢國家，一百多年來，中國外交的核心主題就是“維權”、“護利”。在國際道義的問題上，中國人的看法普遍比較悲觀。隻有在”意識形態掛帥“的特殊時期，中國一度用革命的國際主義過度壓倒了國家利益，還曾經走過一段彎路，經歷了一些盟友的背叛和外交的混亂。國家利益至上是中國外交的基本歷史教訓。

“正確義利觀”的提出，實際上再次拋出了這個重要理論命題：當今世界還跟過去一樣，是一個赤裸裸的強權即真理的世界嗎？對這個問題的爭論將長期進行。但大多數的理論家有一個基本共識：當代國際政治處在新老交替的變革階段。這種變革不僅是新興力量崛起引發的格局變化，也包括國際規則和文化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是國際和平初現曙光。如果說康德的預言被其後幾百年的歐洲歷史無情嘲弄，但至少在二戰以後的歐洲國際關繫中獲得了初次的證明。看看今天歐洲國家間的關繫，很難想像其一百年前的樣子。人類社會在戰爭問題上似乎確實在向前進化。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戰爭是國家間的常態，和平是非常態。而對於今天的大多數國家來說，和平是常態，戰爭是非常態。當然，我們不可能立刻從馬基雅維利的世界跨入康德的世界，中間還有許多曲折反復，對和平的威脅可能長期存在。正如習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講話所說，“要充分估計國際矛盾和鬥爭的尖銳性，更要看到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不會改變”。在以和平為主題的國際關繫中，國際道義就有了重新認識和估值的前提。

第二是國際合作成為主流。即便是對國際關繫看法悲觀的人，也承認今天的國際關繫中有大量的合作存在。我們能在中國的對外關繫中找出一百條領土糾紛、政治矛盾、利益摩擦，但能總找出一千條每天都在推進、不斷拓展的對外合作。在當今時代，國家間的合作不隻是一種政治意志，更是全球化推動的客觀結果，有時候甚至不再以政治意志為轉移。從普遍的哲學意義上說，合作為道義提供了基礎。合作性的國際關繫，必然導致國際道義。比如，如果國家不講基本信義，那麼國家間的合作怎麼能夠持久進行呢？沒有基本的國際道德規則，一切為國際合作而制定的制度，包括國際組織、國際法、貿易和金融機制都將無以為繼。國際合作性的增強，必定意味著國際道義性的增強。

第三是國際輿論力量的增強。斯諾登事件代表了當今國際政治的一種典型特征：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外交事務的秘密性和隔絕性被加速打破。信息很難被封閉，大大小小的外交政策，都可能要接受社會價值的檢驗和丈量。兩百年前歐洲殖民者在非洲瘋狂掠奪、草菅人命，歐洲人隻看到殖民統治給本國帶來的好處，而對具體的暴行所知不多。即使丑聞暴露，還可以買通媒體、控制輿論。今天，跨國企業稍有不慎，一張圖片傳到網上，就可能產生輿論的風暴，甚至被本國人民所拋棄，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失。今天再要把所謂政治家的道德和普通人的道德分開是難以實行的。不能展現出普通人道德的政治家，根本就當不了政治家。

上述國際關繫的和平與合作特征，正好可以合為中國古代思想中的”合和“二字。正確義利觀的背後，實際上體現的是合和的世界觀。在新的世界規則中，道義是必須，也是力量。而中國在這方面的面臨的形勢尤其特殊。

義利合一：中國傳統的戰略智慧

在中國古代的話語體繫中，“義”的含義非常廣闊，甚至在英文中很難找到足以對應的翻譯。一般翻譯的”justice“隻包含了”正義“的概念，”信義“、”情義“、”道義“等含義都沒有被涵蓋。但總體來說，“義者循理”、“義者宜也”，是以“應該怎麼辦”而不是“需要怎麼辦”為核心。《論語》所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是明確把“義”、“利”分立起來的。但儒家的義、利分立，並不意味著的對立。因為對於在儒家觀念中處於上層統治地位的“君子”來說，“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是大大的不利，因而實際上是大利和小利的區別。而墨子則干脆說“義，利也”，把義利明確統一起來。習近平指出：“義，反映的是我們的一個理念，共產黨人、社會主義國家的理念。這個世界上一部分人過得很好，一部分人過得很不好，不是個好現像。真正的快樂幸福是大家共同快樂、共同幸福。我們希望全世界共同發展，特別是希望廣大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贏原則，不搞我贏你輸，要實現雙贏。我們有義務對貧窮的國家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有時甚至要重義輕利、舍利取義，絕不能惟利是圖、斤斤計較。”在這個表述中，義是共同之利，利則包含應有之義。這種辯證統一的義利觀，是對由西方發展起來的、以簡單國家利益為核心的現代外交思想的補充和發展。

要理解義利合一的辯證外交思想，根本上要理解的是國家長遠利益和短期利益、宏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統一。在這方面，中國外交面臨一些特殊的形勢，包括：

首先，從宏觀上來看是硬實力增長的同時軟實力滯後。這是一個非常尷尬的階段。一方面由於國家間競爭繼續存在，中國硬實力的增長必然引發一部分國家的猜疑、嫉妒甚至反制，但另一方面，由於軟實力的缺失，中國尚不能充分把上升的實力轉化為領導力，在周邊、非洲等重要外交舞臺上被西方妖魔化，矛盾多發、並發。中國要提升軟實力，就必須在外交上超越“精致的利己主義”，多融利、分利、讓利，纔能交到更多的真朋友、獲取深入的理解和尊重。習近平多次提到“親誠惠容”、“國之交在民相親”的“親”字，體現了中國的思想特色：對於宏觀“關繫”格局的重視要大於對眼前微觀利益的關注。“重情義”就意味著關繫決定利益，而不是利益決定關繫。這是中國式的處世哲學在外交思想上的反映

其次，從中觀上來看是國際領導力和話語權的缺失。這集中體現在國際組織和國際規則制定過程中。當前中國外交的一大特征是高度重視多邊外交、積極推動國際創制。然而，任何一個國際組織背後都有一套價值觀在支撐；任何一種國際規則，都是對國際上現存問題的看法和相應解決方案。美國高舉自由主義的大旗，領導創建了戰後國際秩序。中國要推動國際秩序變革，不但要指出現存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之處，還要繫統性地闡明當代“國際正義”的內涵，並創造性地提出其他國家能夠普遍接受、共同獲利的解決方案。中國外交要有價值觀，纔有話語權。“揚正義”、“樹道義”的過程，就是推動國際秩序改革的過程。

後，從微觀來看還存在誠信不足和信譽缺口。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整體，在遵守國際信譽方面幾乎無可挑剔。但微觀上，中國企業、中國人在對外關繫中，確實存在自身原因引發的聲譽問題。從本質上來說，這是把國內的誠信缺失帶到了國外。另外也包括一些隻顧自身利益、缺乏宏觀和長遠考慮的狹隘利己主義思維影響。在正確義利觀中，講信義是排在位的。沒有信義，情義、道義、正義都難以取信於人。同時，信義也是一切合作的基石。中國外交要積極推進對外合作，深度參與全球競爭，講信義不是為他人，而是為自己。

在上述三個層次上，義與利在中國外交的客觀形勢和發展需求下實現統一。從長遠和宏觀來看，義、利不存在得失的分別。隻有在具體和微觀問題上，存在如何合理分配資源的問題。但無論如何，中國外交要超越過度精打細算、狹隘的國家利益思想。對於強者來說，喫虧是福，甚至有時候“傻”一點，纔更可親可愛，是大國的風範和氣度。

言行合一：國家形像的多維建構

中國的國家形像，不隻是面子問題，更是活生生的利益問題。中日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糾紛，可能終不取決於軍事對抗，而要靠法理之爭，背後是國家實力和話語權的比拼；中國在海外的投資，的障礙可能不是國家間的政治矛盾，而是當地社會的接納和認同，中國企業纔能擺脫“政府爪牙”偏見和產品賣不起價的困局；中美之間要建立新型大國關繫，兩國政府即便達成了基本共識，社會之間還需要提升戰略互信。近年來，中國大力提倡公共外交，領導人身體力行，希望加深世界對中國的了解，提升中國的國家形像。但不能把公共外交狹義地理解為宣傳和傳播工作。正確義利觀實際上指明：中國要獲得國際社會的理解和尊重，不止要靠“講好中國故事”，還要靠“做好中國實事”，把言與行結合起來。十八大以來，相關的政策實踐已廣泛開展，主要包括：

是擴大和深化對外援助。根據2014年發布的中國對外援助白皮書，中國在2010年至2012年對外援助資金893.4億人民幣。2012年十八大以後，隨著新義利觀的提出，中國的對外援助在規模和質量上都進一步擴展。從援助方式看，從政府間援助向民間援助、多邊組織援助擴展，更加重視深入國外基層，直接服務於國外民眾和社區發展。援助的內容也從基礎設施建設向農業、民生、教育等多方面發展。可以說，在正確義利觀的指導下，中國的對外援助迎來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