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_新加坡熔鑄共同價值觀：“移民國家”的立國之本

編輯推薦

1.著名企業家馮侖及其領導的世界未來聯合頂針智庫，傾力打造！馮侖本人承諾不遺餘力的宣傳！

2.新加坡有75%的華人，與中國同屬儒家文化圈，也是一黨執政的威權國家。但新加坡的社會矛盾烈度遠低於中國，有很多值得中國學習、借鋻的社會治理成功經驗！

3. “移民國家”絕非一團散沙，新加坡人也有共同價值觀！

內容簡介

新加坡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國家”，建立“一個種族，一個國家，一個新加坡”的共同價值觀，增強國民的認同感和向心力，顯得至關重要。本稿展示了新加坡通過熔鑄共同價值觀的方式增強國民凝聚力、助力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過程，為我國當前和諧社會的建設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鋻。

作者簡介

      李路曲，現為上海師範大學法政學院教授，《比較政治學研究》主編，兼任*政治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

      作者長期從事比較政治學研究尤其是新加坡政治的研究，先後出版《新加坡現代化之路：進程、模式和文化選擇》、《東亞模式與價值重構：比較政治分析》、《當代東亞政黨政治的發展》、《比較政治學解析》、《政黨政治與政治發展》等學術專著，發表學術論文150餘篇。其論著先後獲得全國屆青年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山西省第四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等。

      曾多次到新加坡國立大學進行訪學和合作研究。2013年出席“首屆中國政治學30人圓桌會議”。

緒言

章共同價值觀的萌芽

節社會情勢的變化

第二節社會思潮的變遷

第二章共同價值觀的出臺

節領袖提倡
緒言

章共同價值觀的萌芽

節社會情勢的變化

第二節社會思潮的變遷

第二章共同價值觀的出臺

節領袖提倡

第二節國會批準

第三章共同價值觀的述評

節共同價值觀的解讀

第二節共同價值觀的評論

第四章共同價值觀的培植

節政府行動：軟硬兼施

第二節政府策略：虛實結合

第五章共同價值觀的踐行

節領袖示範：身體力行引領

第二節國民響應：積極參與踐行

結語

前言

記得筆者5年前去新加坡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時，正值新加坡44周年國慶，當年的慶典節目中有一項頗具創意，就是在國慶日當晚，全國各角落拉響警報，呼吁新加坡人一起宣讀信約，這個場景至今令我印像深刻。有些人不以為意：新加坡的學生們不是在每個上課日都念信約嗎？為什麼還要在國慶日號召全民念信約？筆者不直接回答這個問題，或許新加坡《聯合早報》2012年3月1日的一則報道能給出一個頗值得玩味的答案。那則報道提到，2007年至2011年，每年平均有1200個公民放棄新加坡國籍，其中300人是新移民。根據新加坡統計局的人口趨勢報告，這些人移民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一部分就是要換一個新的生活環境，也就是說，可能他們對新加坡的認同感還不夠高。

無論是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時代，還是在當今全球化和文化衝突的時代，國民對國家的認同正變得日益重要。前者是在民族國家形成的時代，國家認同是現代化進程不可或缺的構成因素和必然選擇；後者是在紛繁多變的世界中如何看待和把握國家認同，以保持民族自豪感和國家凝聚力的問題。
記得筆者5年前去新加坡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時，正值新加坡44周年國慶，當年的慶典節目中有一項頗具創意，就是在國慶日當晚，全國各角落拉響警報，呼吁新加坡人一起宣讀信約，這個場景至今令我印像深刻。有些人不以為意：新加坡的學生們不是在每個上課日都念信約嗎？為什麼還要在國慶日號召全民念信約？筆者不直接回答這個問題，或許新加坡《聯合早報》2012年3月1日的一則報道能給出一個頗值得玩味的答案。那則報道提到，2007年至2011年，每年平均有1200個公民放棄新加坡國籍，其中300人是新移民。根據新加坡統計局的人口趨勢報告，這些人移民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一部分就是要換一個新的生活環境，也就是說，可能他們對新加坡的認同感還不夠高。

無論是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時代，還是在當今全球化和文化衝突的時代，國民對國家的認同正變得日益重要。前者是在民族國家形成的時代，國家認同是現代化進程不可或缺的構成因素和必然選擇；後者是在紛繁多變的世界中如何看待和把握國家認同，以保持民族自豪感和國家凝聚力的問題。

國家認同感是人們對自己的國家成員身份的認知和接受，解決一個“我是誰”的歸屬確認。?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布萊克提出：“現代社會高度依賴它的公民的各種形式的承認與合作，國家的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獲得這種承認的能力。”?可以說，國民認同自己的國家是現代國家的一個重要表征，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指標。

新加坡開埠不過200年（其中受殖民統治歷史就長達140年），但就是這麼一個名不見經傳、資源貧乏、經濟腹地很小的城市國家，在獨立的短短50年間，一躍成為先進工業國，創造了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的雙重奇跡，被譽為東亞現代文明的典範。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提出要借鋻新加坡經驗。那麼，新加坡到底有什麼“秘訣”讓我們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念念不忘？在筆者看來，新加坡的權威政治、民主法治、經濟模式、社會管理、生態城市建設和共同價值觀等都是魚尾獅身上閃閃發亮的耀眼鱗片，但耀眼的當是在凝聚國民共識方面值得稱道的共同價值觀。

新加坡國家認同的推進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它受到歷史的、現實的和各種外來的因素的影響。作為典型的移民社會，新加坡的國民成分復雜，具有多種族、多語言、多文化、多宗教的特點。同時，新加坡曾經被英國長期殖民，它的文化、經濟和政治都有依附性，它的人口來自世界各地，有不同的文化背景，這些初並不打算在此長期居住但終留下來的移民構成了人口的多數。例如，來自中國、印度、馬來半島和印度尼西亞諸島的民眾，在很長一個時期內都保留和弘揚著他們各自種族的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並從各自的文化和宗教中尋找著精神支柱，鑄造著自己的價值觀念，即使到建國以後的一個時期內，也沒有完全褪去傳統的鄉土意識。在他們之間，由種族、宗教、風俗習慣和利益造成的人們之間的隔閡沒有消除，民眾仍然把新加坡作為謀生地，對國家的歸屬感很脆弱。無論哪一個種族，即使是在本地出生的這些移民的後代，也把自己內心的效忠給了他們想像中的祖國——華人效忠中國，馬來人效忠馬來亞，印度人效忠印度。正因為如此，當時“新加坡人”的認同是一片“空白”，國家認同感是分裂的。

這一時期，新加坡經濟的組成部分主要是種植業、手工業和小規模的轉口貿易，是半自然的半商品經濟，轉口貿易促進了按種族劃分的勞動分工，在此基礎上，殖民政府對各種族實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在種族分層上層的是白人；其次是受英語教育的印度人，他們在殖民當局的低級官員中占有很大比重；級的差事，像郵差、士兵和警察中有一部分是馬來人；華人則被排除在公務員隊伍之外，他們廣布於各個經濟領域，大多數人從事低收入的各種手工業，還有一些人是苦力。也有少數華人經商，這一時期新加坡的商業主要是由華人和英國人經營的。這是一個等級社會，由於各種族之間很少往來，超越種族界限的越軌行為很難施展，因此各種族能保持相對和睦。在當時，“人民”是分屬於各種族的，作為一個國家的“人民”的認同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想像的。?

從1819年到1959年的140年的英國殖民主義的政治遺產中，“新加坡人”作為一個政治概念是不存在的。在這份遺產中，除了受殖民主義統治的恥辱外，還使當地的居民尤其是受英語教育的居民有了少量的對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等價值的認識。另外，不可回避的地理因素也在起作用，文化與地理因素的交互影響使新加坡成了馬來世界中一塊華人占絕大多數的“飛地”。在“飛地”內部，由於受到來自外部的強大壓力，更易形成一致的文化認同。

這些因素都對國家認同的產生起著潛移默化的阻礙或促進作用。在英國統治時期，由於它的統治延及馬來亞和周圍一些地區，因此“飛地”並沒有在國家的層面上成為現實。一旦英國的殖民統治結束，這裡的華人建立起自治政府，這塊“飛地”就成為現實了，這時就需要構建一個特定的“國家”和它的“人民”以維持生存和發展。

1959年新加坡自治後，新加坡政府考慮到由於本國缺乏自然資源，市場狹小，在當時的環境下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很難生存下去，因而想與馬來半島聯繫在一起，以把馬來半島作為它的腹地、市場和資源供應地。因此，新加坡自治政府成立時就把馬來語定為的國語，為合並做準備。這一時期，新加坡人開始認同馬來亞。1963年，合並雖然實現了，但卻發生了激烈的政治衝突，兩年後，新加坡被迫退出。這時，對於新加坡來說，就不得不著手構建一種新的自己國家的認同了。因此，新加坡在國家層面培養認同，是從1965年獨立後開始的。?

獨立之後，新加坡向日本學習，實行了雄心勃勃的出口導向的工業化發展戰略，並很快使經濟發展起來，經濟的成功、社會的穩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新加坡人心中注入了一種種族自豪感，促進了國家認同。同時，面對構建一個“新國家”的任務，新政府采取遠離利益集團的策略，疏遠包括工會和華校學生在內的左翼利益集團。盡管這些集團是人民行動黨在種族主義運動和大選中依賴的主要力量，但現在必須疏遠他們，這可以使人民行動黨成為不隸屬於任何特殊利益集團的執政黨。另外，政府還種族主義，通過這種策略劃定了各種族的政治活動空間，致使各種族“安分守己”，難以走出國家的法律之外去要求特殊的政治權力。政府在種族關繫中的這種中立地位，避免了任何種族和利益集團的特權。同樣，新的國家和新的經濟秩序的構建過程也是新型社會組織發展的過程。人們的日常生活受到那些為發展經濟和加強國家認同而制定的政策的深刻影響，例如教育、語言、住房以及家庭模式。

自人民行動黨政府上臺執政以後，政府大力發展教育，深諳學校不應僅僅局限於傳授科學技術知識，同時還應向受教育者反復灌輸新的國家價值觀和愛國主義的道理。在殖民制度下，除了少數英文學校由殖民當局提供經費外，大多數人受教育都要由各族群自己籌集經費和聘請教師。這種按種族的政治、文化和語言劃分的母語學校所進行的國家認同的教育，效果是很不相同的。教師和教科書都要從他們的“祖國”引進，教科書的內容也很少涉及這個新的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初，自治政府為了避免激化種族情緒，引發潛在的政治對抗，推行在各母語之間保持名義上平等的教育政策。不過，這時自治政府也開始力圖構建一種新的國家教育體制，它制定了各語言學校共同的教學大綱和課程表，編寫本地的教科書，培養本地的教師，制定統一的考試標準。通過這種統一的教育，在當地人民中建立起共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價值取向。在政治上，政府還規定了一些國家禮儀，例如，在中小學每周都要舉行升旗儀式，在國歌聲中，國旗緩緩升起，在孩子幼小的心靈中漸漸注入國家的神聖意識。還有向國家宣誓的儀式，初用四種語言，現在統一用英語了。舉行這些儀式都是為了不斷地灌輸國家認同。

1965年開始的政府建房計劃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新加坡人的居住結構，也使組屋成為灌輸國家認同的場所。新加坡獨立之時面臨嚴重的住房短缺問題，政府為改善居民的住房而提出了由政府修建公共組屋的計劃，開始大興土木。這不僅可以較快地改善居住環境，而且也使政府成為組屋的管理者，在這裡可以有效地灌輸自己的國民教育計劃。初，居民們反對強行拆除他們已經住慣了的舊房和定居點，一度進行了抵制。然而到70年代初，這種有組織的抵制遷徙的鬥爭由於政府提供的公共組屋的條件明顯好於過去的舊房，而自動瓦解了。應該看到，由於過去的村莊是按照種族居住的，這些定居點的拆除等於破壞了種族的據點和依附於此的文化實踐，先申請先分配的原則和種族雜居的政策加速了這種分散過程，從而也加速了地方割據意識的破滅和國家意識的增強。由此可見，公共住房工程不僅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居住環境的改變，而且也加強了民眾對人民行動黨和政府乃至國家的認同。

新加坡在現代化建設中取得良好的成績後，人們在感情上給予了更多的認同，但這些認同具有本能的和容易移情的特點，要實現國家的政治認同，使國民從感情認同轉變到認知認同上來，還必須做大量的工作。在新加坡“國家形成”的過程中，公共的和私人的、傳統的和現代的、亞洲的和西方的、種族的和國家的這些相反的文化因素和價值取向的互動是其國家認同的主要組成部分。1991年，新加坡政府經過國民反復討論並經國會批準，發表了《共同價值觀白皮書》，推出了旨在代表全體國民的“共同價值觀”，意在使新加坡各種族、各階層、不同宗教信仰的民眾在國家層面上享有一種共同的價值觀，使人民為共建這一價值觀而努力。

“共同價值觀”有五項基本內容：一、國家至上，社會優先；二、家庭為根，社會為本；三、社會關懷，尊重個人；四、協商共識，避免衝突；五、種族和諧，宗教寬容。

價值觀是解讀國家發展和國家發展理論的一個重要視角。價值觀是“人們在實踐中形成的對於價值、價值關繫的一般看法和根本觀點，是處理各種價值問題時所持有的比較穩定的立場、觀點和態度的總和”，是一種對社會生活的認識、理解以及社會關繫的較理性的“是非判斷”。它可以反映出社會精神氛圍的風貌，反映出社會凝聚力的狀況，並且為人們的社會行動提供動力和導向。國家的共同價值觀是一個國家或種族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共有價值觀念。共同價值觀作為國家發展的推動力和國家發展理論或軟實力中的重要部分，對一個國家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和制度可以提供重要的文化基礎和不可或缺的理論論證。如果在一個社會中缺乏整合這個社會或共同體的文化紐帶，那麼這個社會或共同體或者不能形成一個國家，或者是即使用強力建立了一個國家，在國家構建過程中也無法形成國家的價值或凝聚力，由此，輕則會使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發展受到阻滯，重則導致整個國家、社會和種族的衰亡，正如馬克思所說：“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麼一定的意識形態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

圍繞著“共同價值觀”，新加坡政府開展了一繫列的宣傳和教育。領導人率先垂範，人民群眾廣泛學習，經過多年的推廣和國民的踐行，共同價值觀逐漸深入人心，並影響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可以說，新加坡作為世界上個由國家明確規範和政府推廣國家價值觀教育的國家，在國家建設中較為成功地協調了不同種族所固有的不同價值觀的關繫，增強了不同種族對新加坡的認同感。從社會層面上來說，國人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久而久之，自然在這片土地生根，也逐漸形成一些共同的“國民性”，隨著國民意識的日漸加強，新加坡人對這片土地的認同感自然而然也增強了。

人們把新加坡人的認同史作為一個課題來研究，已經有30多年的歷史了，雖然已經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與其他有著悠久歷史和深厚文化底蘊的國家相比，這個課題仍有待深入。但是我們看到，新加坡的“共同價值觀”有兩個特征，一是它的成功得益於政府的積極培育和民眾的積極參與，在較短的時間裡，新加坡人不再把自己看作“中國人”“馬來人”和“印度人”，從而使“新加坡”和“新加坡人”這兩個概念名副其實，從人類歷史來看，這並不容易。可以說，新加坡人如今這種對國家強烈的認同感，已經成為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新加坡號”重要的壓艙石和指南針。

二是“共同價值觀”的現代性較強。這是由於新加坡是一個開放的社會，較早地吸收了西方文化，並在其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對外來文化一直秉持開放的態度，兼容並蓄，盡管它並非不對這些外來的現代文化進行去粗取精的改造。尤其是，它還隨著社會的發展，給傳統的儒家文化和“共同價值觀”賦予新的內涵，以與時俱進。

當然，新加坡並非不存在不同的觀點，在不同時期都有人對人民行動黨的一些政策和執政方式提出批評，也有反對黨提出應該給反對黨以更大的政治空間，還有一些知識分子移居海外。?但這些人數畢竟很少，並不代表主流的文化。尤其是人民行動黨政府能夠傾聽他們的聲音，一方面盡可能提供寬松的政治環境，提高自己的執政水平，另一方面也堅持理性原則，不輕易隨波逐流，向民粹主義低頭。這也說明“共同價值”在凝聚國民精神方面並不是的，仍有提升的空間。

共同價值觀作為社會穩定的凝固劑和國民的精神名片，在新加坡的社會穩定與健康發展中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這已經引起了我國學者和黨政部門的高度關注。縱觀世界，新加坡是構建與傳播國家價值觀為成功的國家之一。當代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各種利益衝突、價值觀念衝突的問題突顯，因此，在大力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背景下，如何通過借鋻他國有效的價值觀教育經驗來加強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以增強我國的國家凝聚力，已成為我國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本書是關於新加坡共同價值觀的素描，它探討了新加坡構建共同價值觀的背景、過程以及培育、踐行共同價值觀的經驗和做法，以期提供可供我國借鋻的經驗。

媒體評論

在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讓中國經濟有了30 多年的榮景，也很成功，但是在現在的社會轉型中也面臨很多挑戰，面臨未來中國社會如何整合社會政治資源，從而創設更好的國家治理形式的問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創造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可以帶來很多參考。

—— 馮侖

在線試讀

第二節共同價值觀的解讀

我們寧可擁有紀律

“國家至上，社會為先”是李光耀所維護的“亞洲價值觀”的一部分，正如李光耀所說：“許多亞洲國家不接受西方過分尊重個人而犧牲社會利益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將導致社會混亂，我們寧可擁有紀律。”因此，在處理國家、社會、社區、社團和個人之間利益關繫時，意味著“應該將國家和社會利益放在首位，特別是個人應無條件地服從國家和社會的利益”，也意味著當國家利益和社會（社區）利益發生衝突時，社會（社區）利益要讓位於國家利益，國家利益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正是在這一價值理念的指引下，在每次經濟危機面前，新加坡政府和人民都能夠團結一致，同舟共濟，克服重重困難，使新加坡經濟社會走上正常的軌道。

這一條的確立首先是由政治傳統所致。新加坡領導人認為，國家利益先於個人利益，是新加坡過去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正是由於堅持這一原則，纔使國家克服了以往的艱難險阻。例如，20世紀70年代英軍從新加坡撤軍，1985年出現全國性的經濟衰退，前者使政府的財政收入減少2/3，後者使新加坡在經濟高速增長近20年後突然出現了負增長，使政府不得不宣布兩年內全國雇員不得增長工資。在這兩次困難中，新加坡人以國家利益為重，上下同舟共濟，尤其是工人表現出了很強的自制力，纔使國家安然渡過了這兩次危機。在儒家社會中，除了貧困和反對外國統治者的原因之外，很少會出現民眾與政府激烈對抗的行動。相對來說，新加坡人沒有十分貧困的時期，因此，他們也沒有與政府對抗的傳統，沒有激烈的鬥爭習慣，表現出比其他種族更強的自制力，從而表現出對國家的服從。
第二節共同價值觀的解讀

我們寧可擁有紀律

“國家至上，社會為先”是李光耀所維護的“亞洲價值觀”的一部分，正如李光耀所說：“許多亞洲國家不接受西方過分尊重個人而犧牲社會利益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將導致社會混亂，我們寧可擁有紀律。”因此，在處理國家、社會、社區、社團和個人之間利益關繫時，意味著“應該將國家和社會利益放在首位，特別是個人應無條件地服從國家和社會的利益”，也意味著當國家利益和社會（社區）利益發生衝突時，社會（社區）利益要讓位於國家利益，國家利益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正是在這一價值理念的指引下，在每次經濟危機面前，新加坡政府和人民都能夠團結一致，同舟共濟，克服重重困難，使新加坡經濟社會走上正常的軌道。

這一條的確立首先是由政治傳統所致。新加坡領導人認為，國家利益先於個人利益，是新加坡過去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正是由於堅持這一原則，纔使國家克服了以往的艱難險阻。例如，20世紀70年代英軍從新加坡撤軍，1985年出現全國性的經濟衰退，前者使政府的財政收入減少2/3，後者使新加坡在經濟高速增長近20年後突然出現了負增長，使政府不得不宣布兩年內全國雇員不得增長工資。在這兩次困難中，新加坡人以國家利益為重，上下同舟共濟，尤其是工人表現出了很強的自制力，纔使國家安然渡過了這兩次危機。在儒家社會中，除了貧困和反對外國統治者的原因之外，很少會出現民眾與政府激烈對抗的行動。相對來說，新加坡人沒有十分貧困的時期，因此，他們也沒有與政府對抗的傳統，沒有激烈的鬥爭習慣，表現出比其他種族更強的自制力，從而表現出對國家的服從。

文化背景也是選擇這一價值觀的重要原因。無論是華人還是馬來人，其傳統文化中都強調國家和社會的中心地位，面對工業化進程中社會價值觀的急速轉變和對政府傳統權威的挑戰，政府認為有必要利用傳統的價值觀進行應戰。社會的價值體繫是不可以隨意塑造的，它是在思想文化領域中長期經受挑戰和應戰的結果，是根植於社會大眾心靈深處的。政府要想對新的價值觀做出應戰，可資利用的武器也隻能是傳統的價值觀。儒家思想強調國家高於社會、社會高於家庭和個人的觀念，成為新加坡社會有效的“黏合劑”，有效地促進了國家、社會、家庭與個人的關繫。從實踐上來看，亞洲還沒有哪一個社會已經全盤接受了西方文化，像西方那樣確立了個人主義的中心地位。正是基於這樣一些判斷，新加坡政府纔把這條原則拿來並放在了重要的地位。

家庭是力量的源泉

“家庭為根，社會為本”是指家庭是社會的根，要重視家庭的作用，通過維持一個傳統而健全的家庭來促進社會的發展和穩定；同時社會是本，比家庭更為重要，兩者猶如一個硬幣的兩面，隻有家庭和睦幸福，社會纔能夠團結穩定，而隻有社會穩定，家庭的幸福安康纔能夠真正實現。

在新加坡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中，無可避免地出現了婚外戀蔓延、離婚率上升、單親家庭增多以及孤寡老人處境艱難等家庭問題。這些問題嚴重影響著社會的穩定，甚至影響到新加坡在國際上的形像。因此，使每個新加坡人樹立“家庭為根，社會為本”的家庭理念，促成每個家庭的穩固和睦，在某種程度上也就穩定了社會，樹立了良好的國際形像。

新加坡政府指出，近幾十年來，在許多西方國家中，家庭日趨解體，家庭的傳統功能日益衰敗，離婚率上升，兩性關繫放縱，單親家庭增多，子女獨居盛行，老人處境悲慘，新加坡正受到這股西風的侵蝕，家庭問題越來越嚴重，勢必要影響到社會的安定和下一代的成長。因此，有必要維護家庭的和諧與穩定。

就新加坡的社會現實來看，家庭的解體是一種超常的現像，它應該受到抑制；而家庭的核心化雖然速度略顯過快，其勢頭也應有所抑制，但其主流和發展方向是無可厚非的。所以，新加坡人面臨的真正問題不是對它進行何種限制，而是如何對與其有關的社會機制進行調整。在新加坡，人民推崇的夫妻相處之道不僅要以正確的婚姻觀為基礎，而且要求大家都能為“家和”做出調整、改變、配合，這樣即使夫妻之間出了問題，也比較容易解決。其中的秘訣在於他們在婚姻關繫中提倡一種“委身”（Commitment）精神。所謂的委身於彼此，是指個性成熟的男女雙方，在婚前承諾將彼此一生托付給對方，對彼此負責。維持委身精神、守住婚約基本的要素是對婚姻的忠誠和責任心，此外還要在教養孩子方面達成共識，尋找夫妻之間的共同興趣，舉辦一些紀念儀式或活動，比如慶祝結婚周年或定期重新宣誓婚約等，這些都體現了夫妻雙方對維繫夫妻關繫和家庭完整所做出的努力。

家庭可以說是以婚姻和血緣關繫結成的人類生活的基本組織形式之一。在西方社會家庭觀念日趨淡化的背景下，新加坡政府堅持儒家文化傳統，大力宣傳家庭的價值，強調家庭的意義，促進家庭的功能，這些做法依然值得借鋻。

亞洲人權觀

“社會關懷，尊重個人”是指關注和保護個人的權利。在任何一個現代社會中，個人的權利都應該受到尊重。但是，個人與國家或個人與社會永遠是一個矛盾統一體，個人的權利經常與國家和社會的權利發生衝突，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處理它們之間的關繫，如何界定個人與國家、社會的邊界，各自應分享多大的權利，每個國家和社會都有很大的不同。在現代西方社會，個人的權利主要是指人的自由權與政治參與權，而在新加坡，則主要是指人的生存權與發展權。

在對這一點進行解釋時，新加坡政府指出，在強調國家和社會利益至上的同時，也要照顧到個人的應有權利，因為它體現了人的價值。在新加坡社會中，每個人所享有的權利是受到尊重的，是不容侵犯的。在自由市場機制下，優勝劣汰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法則，在這種情況下，既有通過刻苦勤奮獲得財富的成功者，也有一些“時運不濟”的失敗者。作為“好人政府”的新加坡政府，不僅要肯定競爭中的優勝者，也要照顧到被淘汰出局的一群人，幫助他們解決一些迫切的需要，這樣纔能使新加坡成為一個富有人情味的社會。那麼，要以何種方式對他們進行幫助呢？新加坡政府認為，首先是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社會保障機制，以保障每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享有基本的生活權利；但更重要的是幫助他們解決發展的需要，例如就業培訓，用現代技術裝備他們，使他們能夠自立，重新投入到競爭中去，這樣纔能從根本上解決他們的生存問題，其原則就是社會要向每一個人提供平等競爭的機會，保證比較公平的分配。

關於現代社會中個人應該享有哪些基本權利的問題，東西方近幾十年來一直爭論不休。李光耀是較早提倡亞洲人權觀而且影響較大的領導人之一。他認為，在當今180多個國家中，推行英美式以個人自由、自主、放任發展為主軸的法治國家實在屈指可數，不過20多個國家，如歐洲部分國家、美國、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其餘大多數國家仍掙扎在脫貧、創業、治安、教育和免於饑餓的基本任務之上。對於這些國家的百姓而言，如何獲取生存權、勞動權，比什麼言論自由權、政治參與權更重要。因此硬把西方的人權和自由價值觀套在東方人的身上，是兩三百年來西方政治宰割、經濟剝削和文化滲透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政策的延長。?李光耀還說，“或許，西方必須自我承認，居住在其他大陸的人民和具有牢固文化傳統的其他文化群體，即使沒有歐美人認為必須具備的民主結構，也可活得非常快樂。”

李光耀在這個問題上實際涉及了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即東西方在人權問題上的差異是社會發展水平所致，還是文化差異所致，抑或兼而有之？如果是發展水平所致，那麼發展水平與自由人權是一種什麼樣的關繫？如果是文化差異所致，那麼是否亞洲人永遠都不會享有西方式的人權？有趣的是，李光耀並不曾把話講得，他在一些場合也談到，將來亞洲的人權也會發展到西方的水平，隻不過現在時機還不成熟。如果解決了生存和發展問題，自由會隨之而來；如果經濟發展了，民主遲早也會來到。實際上，東西方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主要不是發展水平和文化差異所造成的對人權和民主的認識的不同，而是在亞洲現有的發展水平上，人民到底應該享有多大人權的問題。新加坡人不可謂沒有民主，也不可謂沒有自由，實際上近十幾年來，它在這方面仍然有明顯的發展。

團結就是力量

“協商共識，避免衝突”是指在處理各種關繫、解決各種問題和矛盾時，應該通過廣泛討論來達成共識，通過協商對話的方式來加以解決，而不是各講各的理，各行其是，尤其是不能采取對抗的形式激化矛盾。新加坡《共同價值觀白皮書》在談到這一點時說，團結是新加坡的珍貴資產，要十分珍惜；而要團結，首先必須具有忍讓精神，如果缺乏忍讓與求同存異的精神，社會就會成為一盤散沙，危及國家的穩定。這條共同價值觀強調的是政府在處理問題時不要唯我獨尊，而要以和為貴，特別是在處理涉及全社會重大利益的問題時，政府要盡量容納不同種族、宗教和階層的意見，並盡可能達成一致意見。當分歧不可避免時，有關方面要互諒互讓，通過協商對話消彌分歧，把矛盾降到。這樣社會纔能團結一致，國家纔能和諧統一，經濟纔能更好更快地發展。

1996年8月，吳作棟在發表國慶獻詞時指出：“進入21世紀，我們面對一個比經濟發展更重大的問題，那就是要使全民達成共識，決定我們要一個怎樣的新加坡，然後共同努力達到目標。”他強調，政府的使命不能隻是為人民制造舒適的生活條件，以及讓創業者得到致富的機會，還必須不斷培養、加強和重申新加坡人以一個種族為整體的意識，對國家做出承諾。“新加坡不是供人寄宿的旅館，也不隻是讓人們賺錢的地方，新加坡是我們的家園。”他說：“假設新加坡人的心目中，隻知道各種房地產的價格，卻不知道共同家園的價值，每個人就會各走各的路，新加坡大家庭將四分五裂。”他強調，我們必須明白，一個完整的國家，需要有團結合作的國民，假使我們不團結，其他一切都會失去。成語說“國破家亡”就是這個道理。他說，當年，新加坡從來沒想過能離開馬來西亞而獨立，因此，如何成功地保持一個國家的特征，一直是我們面對的基本問題。他指出，新加坡作為一個“國家”，在語言、文化、歷史、價值觀等方面，條件仍不是很足夠。因此，“我們現在必須完成比發展經濟和創造美好生活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培養新加坡人的認同感和建立國家的特質”。

社會穩定的“安全閥”

“種族和諧，宗教寬容”是處理種族和宗教問題的一個基本的原則。在新加坡，種族問題與宗教問題是緊密相關的。一般來說，不同的種族都信仰不同的宗教。在新加坡，宗教問題主要是尊重少數種族的宗教信仰問題，尤其是尊重馬來族的伊斯蘭教信仰的問題。因此，政府曾經出巨資修建富麗堂皇的伊斯蘭教堂。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基督教會和佛教會也加入了進來。在八九十年代，宗教介入政治生活的事件時有發生。因此，政府一方面劃定嚴格的界限，不允許宗教干預政治，另一方面提倡宗教寬容，不僅要求各教之間和諧相處，而且要求它們不要與政府爭奪權利。

種族和宗教和諧被認為是新加坡的“基本財富”，因為政府認為種族和宗教問題就像一塊布，撕破容易縫合難，稍有不慎就會釀成大禍，不僅社會穩定難以為繼，就是國家統一也無法維持，後果不堪設想。所幸的是，由於新加坡政府多年來苦心經營，新加坡的種族和宗教問題得到較為成功的解決，1969年以來再也沒有發生過種族衝突和社會動亂，為世界上許多國家所稱道。這一方面說明新加坡政府付出了艱巨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說明新加坡這塊社會“織布”已有較大的滾合力。新加坡領導人在談到這個問題時也非常自豪地承認了這一點，與此同時也指出，新加坡非常注重從具體政策措施入手，把種族、宗教的平等與和諧滲入到新加坡人的日常生活中。正因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所以從政府到普通百姓，對種族和宗教和諧都倍加珍惜。

新加坡的憲法、內部安全法令、煽動法令、誹謗法令等對各種族權益以及維護社會穩定與宗教和諧的問題都做出了明文規定，以確保不發生宗教衝突。此外，新加坡政府還成立了“少數種族權利總統理事會”，以確保政府的任何法令不對少數種族不利。為了預防激進的宗教界領袖和信徒忽視新加坡宗教社會的現實，1989年，政府發表了一份《維護宗教和諧白皮書》，確保各宗教不得互相鬥爭，不得涉及宗教以外的世俗事物。

新加坡政府認為，解決種族矛盾的根本關鍵在於消除種族間的經濟差距，特別是消除華人與馬來人之間的經濟差距。為此，新加坡政府對馬來人實施優惠的經濟政策，提供他們上學、就業的機會，讓他們盡快富裕起來。為了各種族之間能夠和諧相處，新加坡政府還消除語言障礙。政府規定：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除擁有自己的種族語言外，還要以英語作為各種族共同語言，推行兩種語言政策，而且英語、華語、馬來語、泰米爾語均為官方語言，英語則為行政用語。這種語言政策對於維護各種族的團結和國際經濟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混合學校也是一種有效的手段。過去的新加坡學校是按種族建設的，華人有華人的學校，馬來人有馬來人的學校，印度人有印度人的學校，學校教的也是各種族的語言。這樣一來，種族之間的交往就很少。後來，政府出臺政策，把所有的學校進行調整，按區域劃分，各種族學生到同一學校就讀，統一以英語教育教學為主，同時也進行本種族語言教育。這樣，就促進了種族之間的融合。

新加坡的移民特質使得包括馬來人在內的各種族在很長一個時期中都難以建立起對新加坡國家的廣泛認同。正如李光耀所言，“我們有的是廣府人、福建人、客家人、馬來人、印尼

人，……大家混亂地生活在一起，的共同點是受英國統治了140年。我們突然獨立，但是不是一個種族。”?而且“在移民背景下，人民與土地之間、人民與政府之間很難產生強烈的認同感，缺少濃厚的愛國主義感情”。

殖民統治時期，英國對各族實施隔離管轄，造成了馬來人和以華人為代表的外來種族在經濟地位和職業上的明顯差別；日本占領新加坡後，大肆挑撥種族關繫，其優待馬來人的政策為日後馬華兩族在政治上的衝突埋下了更大的隱患。1950年、1964年、1969年的種族騷亂表明，“除非各種族與宗教和諧相處，否則無論是占人口多數的華族還是任何少數種族，都無法取得繁榮和進步”。

尤其是1964年的馬華種族衝突，這不隻是二者仇恨情緒的偶然爆發，也是在新加坡兩大種族矛盾長期積累的情況下和外部各種力量的推動下發生的，成為一年後新加坡被迫獨立的直接因素，並對獨立後新加坡的馬華種族和諧和馬來人種族政策的制定產生了重大影響。獨立之初的新加坡國內滿目瘡痍，國外強敵環伺，形勢錯綜復雜。實際上，直到20世紀90年代之文化在促進新加坡繁榮的同時，也給這個歷史短暫的國家提出了一個巨大的難題。各種族生活習慣不同，宗教信仰各異，思維方式迥異，價值觀更是五花八門，“多種族構成的國家具有政治上的統一性與種族和文化性。政治統一與種族及文每每構成種族國家政治體繫中的基本矛盾”。

然而人民行動黨的領袖們領導人民摒棄他們本身的種族、語言和宗教成見，朝著一個更容忍、更合理和更有結合力的社會邁進?，始終堅持“種族和諧”這個核心價值理念不動搖。在這種“和諧”價值理念的指引下，新加坡政府認真地進行實踐，因而它沒有像東南亞其他多種族多宗教國家那樣出現種族和宗教衝突，而是各種族、各宗教、各階層之間和平共處、相互寬容、共同興旺。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新加坡采取了刻意淡化華人意識、在各方面優待馬來人的種族政策，以此來撫慰作為少數種族的馬來人，讓他們獲得心理上的平衡，從而盡可能避免因種族問題而影響國內的穩定局面，也通過這一政策來緩和與周邊的伊斯蘭國家的外交關繫，避免它們對新加坡采取敵視態度。

到了80年代，又對以前的政策實施了一定程度的糾偏，在方針指向上又偏向華人，回歸華人本位，這體現為政府開始用華人的傳統思想——儒家哲學倫理作為官方主流思想，對包括馬來人在內的各個種族進行思想上的灌輸。不過當然，為了穩妥起見，政府還是在一些領域對馬來人繼續實行優待。90年代不再像80年代那麼大張旗鼓地宣揚儒家倫理了，政府在隱蔽的語境下推出“共同價值觀”，強調馬來人和其他種族的共同參與感，潛移默化地改造著馬來人，使他們能夠在精神上真正與新加坡融為一體。

2001年發生於美國的“9?11”事件也對新加坡的種族問題產生了重大影響，新加坡政府逮捕“伊斯蘭祈禱團”成員的行動引發了國內馬來人的不安，但政府積極應對，出臺一繫列專門針對馬來人的政策，再次穩住了局勢，成功化解了這次自新加坡獨立以來國家穩定和種族團結所面臨的危機，多種族的國家重現和睦景像。

新加坡享有數十年的和平與和諧，並非偶然，而是宗教領袖憑著強烈的獻身精神與決心努力維護的結果。一個國家的成功靠的不是經濟實力，而是人民的品德和價值觀。我國社會價值觀與各宗教倡導的美德有許多共通之處，在政府積極推廣這些共同價值觀的同時，宗教團體也需肩負重任，協助人們“內化”這些價值觀，塑造社會“品德”。

新加坡的宗教非常，但舉國上下有共識，加上憲法的明文規定，學校與社會的共同價值觀教育，新加坡宗教和諧總統理事會、全國教會理事會、族群互信圈、新加坡宗教聯誼會等組織的共同努力，各宗教團體互相寬容尊重、和諧共處，已成為世界上聞名遐邇的典範。更令世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在新加坡清真寺挨著華人寺廟而建，興都教和基督教堂比鄰而立，近年來更有華人宗教與興都教共用一個廟宇的情況，這不可說不是奇跡。

新加坡伊斯蘭教理事會理事長阿拉米?慕沙（Mohammad Alami Musa）透露，調查顯示73％的穆斯林支持和贊成和諧中心模式，積極參與跨宗教活動。“我國有十大宗教，還有許多其他小教派，所有宗教領袖隨時準備聚在一起，通過對話解決任何問題，哪怕是很敏感的課題。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我們必須好好維持這個宗教和諧的綠洲。”

新加坡全國教會理事會會長紀木和會督也說：“我們生活在文化的社會，了解彼此很重要。“‘建立橋梁’這個平臺可以讓不同宗教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更深入地認識彼此的信仰和傳統。”新加坡人文協會會長關文瑋沒有宗教信仰，他受訪時說：“根據2010年的人口普查，17.1％的新加坡人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參加跨宗教活動，因為我們秉持的價值觀與宗教團體倡導的大同小異，所以我們也支持‘建立橋梁研討會’。”

“政府將積極推廣這些共同價值觀，尤其是通過學校的品德教育課，但宗教領袖和團體也有重要的角色要扮演，特別是協助人們內化這些價值觀，從而塑造我國社會的道德品格。”

長期以來，政府在處理種族和宗教關繫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一套易於操作的方法和原則。通過讓馬來人免費上學來提高馬來人的文化水平，以使他們與華人享有平等的競爭機會；在選撥官員時保證馬來人和印度人都占有一定的比例；實行多種族雜居政策，鼓勵人們交異族朋友等等，這些措施都促進了種族關繫的和諧。然而，新加坡的種族關繫還有待進一步發展。在一些發達國家，不同種族的人之間可以公開地進行批評和表揚，就像對待本種族的人一樣，沒有多少顧忌。由於每個種族都有自己的優缺點，因此，這種批評和表揚是正常甚至必要的。但是在新加坡，政府是不允許不同種族之間進行公開批評的，包括個人行為也被禁止，唯恐會激化種族矛盾。這樣做在過去50年來確實穩定了種族關繫，不過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每個種族都不應拒絕來自異族的善意批評，而應該做到寬宏大量、兼容並蓄，這樣纔能發展自己。

新加坡《共同價值觀白皮書》指出，種族與宗教和諧是新加坡得以穩定和發展的重要的基礎之一。鋻於歷史的教訓和經驗，以及現今仍然存在著的各種族在文化、語言、宗教和社會習俗等方面的巨大差異，政府把這一條作為各族人民的生活準則提出來，這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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