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的“軟”道理正越來越“硬”

幾十年來，中國堅持“發展是硬道理”，且心無旁騖，一心一意謀發展。然而，中國越是發展，體量塊頭越巨大，周邊國家反應越敏感；越是發展，利益邊界越大，要守護的利益越多；越是發展，利益分配一旦不均，不滿情緒越是嚴重……總而言之，越是發展，境內境外出現的問題與矛盾越多，安全困境就越大。

軍事安全不容樂觀。冷戰開啟後，大國之間的直接軍事對抗與衝突似乎漸行漸遠，但是一些強權通過代理人或唆使一些附庸國利用地緣政治矛盾而不時挑起事端。21世紀初的“9·11”事件，攪亂了美國的戰略部署，這個沒有帝國之名的帝國挾冷戰勝利之餘威，以“反恐”的名義將國家之間的軍事對抗——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等——變相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然而，越反越恐的“反恐”戰爭，大大消耗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硬軟實力。次貸危機與歐債危機爆發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格局正發生著歷史性變遷，國際秩序正隨之調整。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最大威脅，同時也是中國軍事安全、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美國以“亞太再平衡”戰略為重點，開啟了全面遏制中國發展、維護美國霸權的新征程。於是，國人、世人看到，在中國周邊烽火連片，狼煙四起，“C型”包圍遏制的態勢愈發明顯。中國古訓：“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備戰而不忘戰，纔是和平與發展的最好保證。然而，多年來在太平盛世的幻像下，忘戰、不敢言戰的中國人比比皆是。而如今，領土紛爭引發政治挑釁、軍事對峙的愈發明顯，中國的軍事安全自然不容樂觀。

經濟安全最為嚴峻。在越開放越安全的觀念指導下，中國在經濟上陷入近乎全面的安全困境。首先，貨幣主權的弱化，成為中國經濟不安全的濫觴。人民幣發行主要不是依據中國經濟尤其是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是依據引進外）的數量來確定。中國人民銀行依法不能購買本國財政債券，卻大量購買美國國債，“支，“支持”美國財政赤字。其次，無限引進外資，構成中國經濟安全的持久之痛。因為外資不一定是先進生產力。如此下去，中資永無出頭之日。第三，外貿始終處於嚴重不等價交換地位，不僅是8億件襯衫換1架空客的國際分工懸殊的悲哀，“買什麼，什麼就貴；賣什麼，什麼就便宜”之咒，更主要的是我們拿真實的資源、優美的環境、勞動者的心血，換得的是沒有任何實質價紙張或電子符號，而且還把這種紙面財富交給美國使用，美國投資家、華爾街再以之來華投資繼續盤剝中國。第四，環境、資源危機空前。中國不僅沒有大量積累黃金，弱化貨幣主導權，而且喪失對黑金（石油）等能源的定價權，任由跨國壟斷資本宰割，對藍金（水）等自然資源揮霍無度浪費嚴重，在白金（白雲藍天）等自然環境的損毀上觸目驚心，由此對國民身體健康、國家可持續發展、國土綜合長效利用等產生持久不利影響。倘若有良好的資產評估師、會計師，能夠對中國幾十年的經濟增長的總成本與總收益進行全面而準確的核算，顛覆性結論能否出現也未可知。

社會安全不斷惡化。社會是市場、政府的起源，決定著市場形態與政府結構。但是，市場往往與政府聯合，不斷擠壓社會的發展空間。這種作為西方社會沉痾的不良跡像，近年來在中國出現了。正是被缺乏有效監督的市場、缺乏有效約束的政府雙重擠壓，中國社會出現了愈發嚴重的個人原子化、社群碎片化趨勢，集體所有制、合作（伙）制等體現社會健康發展的各種機制的生存日趨艱難。更為嚴重的是，隨著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持續泛濫，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市場作為“撒旦的磨坊”的功能越發凸顯——資源破壞、環境惡化、兩極分化等市場劫難——惡魔般地纏繞著中國因GDP飆升而不斷肥胖的身軀，使弱勢一族承擔了與其地位越來越不相稱的成本，有名義增長而無實質發展的狀況越來越突出，社會矛盾由此不斷加劇，群體性事件進入明顯的高發、多發階段。一些別有用心者乘機將“公民社會”等資產階級價值理念兜售給不明就裡的社會大眾，導致社會大眾出現飲鴆止渴似的精神疾患，仇官、仇警、仇政府等不良心態野草般在中華大地瘋長，不僅直接威脅政府有效執政——政治安全，也威脅到市場有序運行——經濟安全。

政治安全日趨突出。經濟安全與社會安全的惡化，直接導致政權安全的嚴峻。多年來，中國戰略重心一直安放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之上，但是在國家戰略具體實踐過程中，出現了“一手硬，一手軟”的狀況，即“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按經濟增長業績考核干部，以GDP論英雄，忽視了執政能力與執政水平建設、忽視了精神文明建設、忽視了意識形態建設。更為嚴重的是，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物質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機會主義等等非社會主義價值觀念蔓延，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共產黨本質理念被不斷模糊。一些人鼓吹西方憲政民主，反對一黨執政。尤為甚者，這種亂像背後有境外強大政治力量的支持，例如，香港非法“占中”事件特別值得警示。政治安全，政權安全，尤其是意識形態安全日趨突出。

網絡安全雪上加霜。當今，網絡已成為主權國家必不可少的新空間、新媒體與新權力，成為個別國家維護霸權的新工具。網絡虛擬空間越來越實，網絡媒體影響力越來越大，其地位與作用日益超越甚或取代傳統媒體。多年來，在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下，忽視了網絡主權掌控與網絡有效監管，忽視了國際壟斷資本對中國包括IT企業在內的網絡主體的滲透與控制。以市場化（實質資本化）為主導的網絡新媒體，其資本性遠遠超出黨性、人民性，階級屬性超出國家民族屬性。如此，某些中國網絡媒體差不多成了國際壟斷資本的附庸，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為跨國壟斷資本服務，與境外敵對勢力一唱一和，客觀上站到了與國家民族利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主流意識形態的對立面。中國的網絡空間近乎成為法外之地、無政府的新濫觴，成為少數“意見領袖”與資本實現知識力量與金錢力量交易的平臺，成為敵對勢力反黨、反國家、反社會主義的工具。鋻於網絡空間已內在成為軍事、經濟、社會、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防安全、社會安全、政治安全、經濟安全等都與網絡密切相關，而混亂的網絡秩序為日趨嚴峻的國家安全雪上加霜。

有鋻於此，國際“和平與發展”主題的遊移，為中國的戰略機遇期籠罩了一層陰影；國內各種問題與風險的不斷累積，使得矛盾凸顯期愈發明顯。內外負面因素相互影響，負能量不斷疊加，給中國的國家治理提出了挑戰。習近平總書記就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所作的說明強調：“當前，我國面臨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雙重壓力，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而我們的安全工作體制機制還不能適應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個強有力的平臺統籌國家安全工作。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加強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已是當務之急。”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立標志著國家戰略部署的重大調整，突出顯示安全的“軟”道理正越來越“硬”。

發展與安全的平衡：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

由於生存條件艱巨，中華民族因此很早就有了強烈的危機意識——安全感。《周易》就告誡，“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孟子》的警告更加直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歷史上，隻要王朝的統治者具有這種危機意識，時時如臨深淵，處處如履薄冰，就能實現長治久安，就能出現太平盛世；反之，一旦統治者忘乎所以，直把杭州作汴州，把他鄉當故鄉，把亂世粉飾成盛世，不久就會有內部揭竿而起，外部強敵入侵，王朝灰飛煙滅。

自鴉片戰爭後一百多年“落後挨打”的教訓深刻揭示，中國最大的不安全因素，就是發展緩慢，停滯不前。所以，發展是硬道理。然而，以資源破壞、環境惡化、經濟依附、道德滑坡等等為代價的不可持續的發展，同樣是當今以及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中國主要的不安全因素。倘若不能及時有效解決這些不安全因素，那麼發展的成果便會化為烏有。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阿拉伯之春等“顏色革命”一再揭示：發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不發展危險，不可持續的發展、無質量的發展同樣危險，而不公平發展、兩極分化的發展更加危險。後者正是先哲“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印證。加快落後地區的發展，實現更加公平與均衡的發展，與自然保持和諧的發展，對於增進國家安全、改善國家治理，意義重大而深遠。安全規定著發展的邊線、底線與紅線。

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來說，發展是解決安全問題的最佳手段，但是發展的理念、戰略、模式、路徑的選擇，直接關繫到國家安危程度。就世界歷史與當今國際現實來看，諸多國家出現的不安全狀況——極端情形就是危機——恰恰是不當的發展造成的、加劇的。正是在新自由主義的指導下，諸多亞非拉國家選擇了以極端“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國際化”為核心的“華盛頓共識”，積極推行與本國國情和發展階段不相適應的改革開放，由此不斷積累風險而最終爆發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政權危機乃至國家危機，一步一個腳印落入發展的泥淖，即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阿根廷、泰國等諸多原本被國際組織看好或吹捧的“經濟明星”由此一蹶不振。

市場機制具有不可避免的兩重性，僅僅依靠市場發展，本身會帶來安全問題。市場調節時常失靈，有很多的“死角”“盲點”和“鞭長莫及之處”。因此，市場機制本身有邊線，不能無止境地擴張，不能放任自流，要“無形的手”與“有形的手”相匹配，積極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相協調。

市場導向思維，要把社會成員個個都變成精打細算——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個人原子化，社群碎片化，原本的命運共同體蛻變為利益共同體，有利就是合伙人，無利便是陌路人，利益衝突甚或變成了對手敵人。人、自然、貨幣是一個社會賴以存在、健康發展的基礎。人、自然、貨幣不能市場化、不能商品化，這個原則是社會這個命運共同體存續與健康發展的底線。但是，市場的擴張，資本主導的市場把人變成了商品——勞動力可以買賣；自然變成了商品——土地可以兼並，環境被肆意破壞；貨幣也變成了商品——金融資本操控的央行把貨幣這個購買力變成了自己的禁臠。

政府原本為以市場化改革為導向的發展設置了紅線——即國家利益、國家主權不可以交易，更不可跨國交易。但是，當今中國，早已成為經濟人的一些中國精英無紅線交易——出賣朋友、出賣團隊甚至出賣國家都成了家常便飯，司空見慣。

這些關乎市場、社會、政府三者科學定位、有利於國家治理的邊線、底線與紅線，都是在“發展”的名義下，實際也是在發展的實踐中，被不當的發展而模糊、而穿越、而廢棄。因此，僅有GDP的增長，不是發展；少數人少數地區少數行業的增長，不是發展；“喫祖宗飯，斷子孫路”贏得的增長，不是發展；長期停留在國際分工低端的“低質量的增長”，不是發展。發展，必須是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實現代際公平發展，必須是東部、中部與西部地區之間實現平衡發展，必須是城鄉之間、行業之間、職業之間實現均衡發展，必須是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與國家治理“五個現代化”實現全面發展。隻有實現公平、平衡、均衡、全面發展，人民物質文化水平切實改善——不再會有“美國的月亮比中國圓”，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小國敬畏、大國不敢造次，國家競爭力明顯提高——“中國制造”“中國風”享譽世界，那麼中國的國家安全，包括軍事、經濟、社會、政治、網絡等在內的安全，纔有切實可靠的保障。

黨的十八大報告以及三中全會的決定都明確指出，“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而習近平總書記則強調，“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是改革發展的前提。隻有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改革發展纔能不斷推進”，“既重視發展問題，又重視安全問題，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件，富國纔能強兵，強兵纔能衛國”。很顯然，發展與安全構成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對長期矛盾。在發展的“硬”道理越來越“軟”的同時，安全的“軟”道理正越來越“硬”。要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就必須處理好發展與安全的矛盾。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在“科學發展觀”基礎上，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在組建“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同時，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積極推進國家治理體繫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如此在理論戰略與政策機制上確保發展與安全的平衡。有鋻於此，國家的繁榮與穩定、長治與久安是完全有理由值得期待的。

筆者多年致力於國家安全尤其是經濟安全的分析研究，深感相當長一段時期以來由於未能處理好“一手硬”與“一手軟”的問題，中國的國家安全在發展中不斷惡化，安全穩定與改革發展日趨失衡，由此撰寫了一繫列文章，出版了“國家經濟安全”繫列讀本，引發廣大讀者關注，產生一定社會影響。但是，類似筆者這樣的“不和諧聲音”遠不足以影響“一心一意謀賺錢”的發展導向。有道是“形勢比人強”。相對於學者口干舌燥的呼吁，中國的國家安全嚴峻形勢對大眾的教育影響更為強烈。與當初相比，今天的國人對於國家安全的認知有了普遍提高，黨和政府對於國家安全的維護給予高度重視，這必將有利於國家安全研究工作的深入開展，對於像筆者這樣的理論工作者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

本書中一些文章成稿發表較早，引用數字、遣詞造句等留有舊日的烙印，雖然做了相應刷新，但是有的與上下文仍難以渾然一體，影響流暢閱讀。更為重要的是，受筆者學識水準所限，一些文字段落可能直觀表述有餘，邏輯推理不足；感性有餘，理性不足；批評有餘，建設不足；等等，諸多不是之處請讀者海涵，筆者在今後的治學中將努力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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