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的強國夢： 回顧與展望
戴維·馬拉斯(David R. Mares)和哈羅德·特林庫納斯(Harold Trinkunas)是美國頗有影響力的學者。本書是他們從世界政治和國際關繫視角研究巴西強國夢的一部合著。通過對巴西為實現強國抱負所做的種種嘗試進行分析，作者闡述了巴西為實現目標而目前重點偏向的軟實力路徑。巴西被視為一個新興大國，盡管其多次努力均宣告失敗，但本書表明巴西將繼續其謀求全球影響之路，並且期盼在打下堅實良好的國內基礎後再通過軟實力路徑來取得成功。在本書的結尾處，作者就巴西該如何改善其戰略給出了具體建議，並說明了為什麼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國應該對巴西的崛起做出積極的回應。
戴維·馬拉斯是中國拉美學界的老朋友，他的專著《拉丁美洲與和平幻像》(當代中國出版社，2015年4月)引起了中國讀者的關注。他曾多次訪問中國，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拉美研究所、中國現代國際關繫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南開大學拉美研究中心和湖北大學巴西研究中心以及*區域和國別研究培育基地西南科技大學(綿陽)拉美研究中心等機構的學者進行過深入交流;2017年春季和夏季，他還分別在外交學院和中國對外經貿大學進行短期講學。戴維教授所在的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UCSD)的伊比利亞和拉美研究中心先後接待了15名以上的中國學者進行長達一年的訪問與培訓。他本人還與清華大學合作培養了三名拉美研究方面的博士。
本書共分七章，觀點鮮明，思路清晰，論述細致，對於中國讀者深入了解巴西頗有裨益。
章，“巴西、新興大國和國際秩序的未來”。
作者指出： 無論是帝國或共和國時期、獨裁或民主，還是左派、右派或中間派執政，巴西歷任政府都懷有實現全球影響力的遠大抱負。由於巴西在地緣戰略上處於特殊狀態，故其采取淡化硬實力而倚重軟實力的策略，力圖通過在全球南方國家中占據外交領導席位以實現崛起。軟實力實際上是建立在國內模式吸引力的基礎之上的。這意味著，像巴西這樣的國家隻有實現了長期穩定的、有吸引力的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模式，纔可以采取軟實力策略，否則其軟實力途徑將受制於國內局勢的盛衰循環。結果是，近幾十年巴西對於現有強國的戰略重要性卻未曾因此而得到提高。
第二章，“從歷史的視角解讀巴西的崛起嘗試”。
作者回顧了巴西在20世紀施展其強國抱負的經歷。“一戰”後的全球外交，為巴西所倡導的全球政治理念——不干涉主義和平等的國家關繫——搭建了平臺。巴西先後為躋身世界強國俱樂部做過三次嘗試： (1)“一戰”後試圖獲得國際聯盟常任理事國席位；(2)“二戰”後希望謀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3)20世紀70年代，希望獲得核技術和導彈技術，以便與其他強國比肩。雖然巴西所做的這些嘗試橫跨不同時期，經歷了不同國家體制，並采用了不同戰略，但每次嘗試都以失敗告終。在這三次嘗試中，巴西的國內政治秩序(或者說國內動蕩)是其強國崛起之路上的持久障礙。盡管巴西在20世紀沒能實現其強國抱負，但通過由與美國等主要國家的結盟轉向尋求自主權，巴西逐漸將自己定位為自由國際秩序中對強權政治的批評者。
第三章，“推銷巴西之崛起： 從卡多佐到羅塞夫的巴西外交政策”。
作者就卡多佐、盧拉和羅塞夫三位巴西總統的外交成就和不足進行了比較研究。他們指出： 卡多佐就任總統(1995年)後，巴西所取得的進步足以令人稱奇。卡多佐增強了總統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超越了以往總統的外交參與程度。盧拉則將巴西外交的全球影響力擴大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到2015年，巴西已一躍成為世界第七大經濟體，派遣部隊參加了遠在黎巴嫩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維和行動，還在一繫列關鍵的全球治理辯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從氣候變化到核擴散，其涉足範圍廣泛。就其國內狀況而言，民主體制得以加強，中產階級規模急劇擴張，貧困幾近消除。巴西在與國際地位相關的一些重要指標排名上均有所上升： 人口、經濟規模、制造業增加值、國際儲備貨幣持有、國防開支和科學生產。巴西政府采取了一種“獨立的態度——無畏而不魯莽——與巴西的規模和抱負相稱”。由於面臨諸多制約因素，羅塞夫領導下的巴西國際競爭力逐步下降。這不僅是因為其軟實力不斷削弱，政府開支的限制也使得一繫列國際活動受到影響。巴西停止向聯合國、美洲國家組織和國際原子能機構等主要國際組織繳納全額會費。與此同時，它還減少了海外發展活動，已無法實現盧拉在八年前繪制出來的崛起藍圖。
在接下來的三章中，作者探討了巴西在三個關鍵領域(國際安全、全球經濟治理和全球公域的監管)的影響力，以及南方國家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反應。
第四章，“巴西、秩序制定和國際安全”。
作者分析了巴西關注的三大重點問題：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聯合國維和部隊及加強國際安全合作；強國在使用硬實力解決國際危機時(尤其是以聯合國名義行事時)，如何承擔克制的責任。巴西領導人發現，以色列發展核能力並未受到美國制裁，而印度的核武器促使美國認可了印度在發展中國家的重要地位，並將其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首要候選國。從巴西的角度來看，自己結束了秘密核武器計劃並建立了巴西—阿根廷核材料衡算和控制機構(ABACC)制度，為推動全球核不擴散做出了切實的貢獻。而美國對以色列和印度的做法實際上削弱了全球核不擴散機制。這表明美國關心的不是核擴散本身，而是核擴散者是誰。
第五章，“巴西與經濟全球化的多邊結構”。
作者指出： 南方共同市場（簡稱“南共市”）作為一個經濟一體化項目是失敗的。2011年，“南共市”區域內出口量占總出口的份額已經低於1997年單個“南共市”成員國的出口額。“南共市”與其說是經濟一體化的手段，不如說它已成為各國政治合作和文化一體化的重點。它們設法為“南共市”注入新的活力： 與歐盟談判達成貿易協定；擴大其委員會規模，將委內瑞拉(2013年)和玻利維亞(2015年)納入其中。委內瑞拉的加入幾乎毫無裨益。這是因為不僅委內瑞拉的市場與其他“南共市”國家實際上毫無聯繫，而且其經濟互補性也很小。巴西和阿根廷各自通過開發其鹽下層和頁岩油儲量均有可能成為主要的石油生產國，這一事實進一步降低了委內瑞拉的經濟互補性。在貿易方面，巴西的市場比中國、俄羅斯和印度更加封閉。巴西2010年的平均關稅水平為13.4％，而其他三國分別為7.7％、8.1％和11.5％。此外，其他“金磚國家”在過去十年中市場變得更加開放，而巴西卻變化甚微。其貿易結構與中國和印度也不同，2000年至2011年間，其制成品出口下降了50％以上，僅占出口總額的33％。
巴西個獲得國際認可的國內政策是家庭補助金計劃(Bolsa Família)，其開創了向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小額現金轉移的先河。該計劃使這些家庭得以保證子女入學並參加預防性醫療保健。這項計劃使巴西約25%的人口(近1400萬戶家庭)受益，在該方案執行的個十年間(2003—2012年)，巴西的貧困人口數減少了一半(從占全國人口的9.7％降到4.3％)，而且巴西的基尼繫數(在2012年為0.527)也同期下降了15％。對於巴西這個歷史上曾是世界上社會不平等的國家之一而言，這些進步確實是成就斐然。
第六章，“巴西與全球公域”。
在全球氣候變化談判中，巴西逐步把自身定位為發達世界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橋梁，希望在此過程中限度地發揮作用。巴西的參與成為1997年《京都議定書》協議達成的關鍵。巴西是溫室氣體排放歷史責任概念的主要倡導者，這意味著發達國家必須承擔減排的大部分成本，不僅是在本國經濟體內實現減排，還需要對發展中國家實施援助。直至2015年召開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巴西的戰略纔取得成功，其成功主要源於其強調與現任強國搭建溝通的橋梁，而非與金磚國家和南方國家結盟。
互聯網治理綜合了巴西國家政策三方面的關注焦點： 實現技術發展、謀求有影響力的國際地位、制約美國在全球秩序中的統治地位。巴西作為主要參與者之一，在主要的互聯網治理論壇上繼續與俄羅斯和中國保持合作，與主要強國在互聯網治理問題上分庭抗爭。這些新興大國主張國際電聯在互聯網政策領域中應發揮更大的作用，與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傾向存在明顯衝突。直至斯諾登事件之後，巴西纔遠離俄羅斯和中國，轉而支持全球互聯網自由議程和多方利益攸關者模式。巴西的互聯網行動者在全球互聯網治理中居於領導地位，巴西影響全球互聯網治理的軟實力隨之得到加強。
第七章，“崛起之路： 巴西緣何失敗又該何去何從”。
巴西作為發展中國家榜樣的光環因其內部的經濟和政治問題黯然失色。此外，暴力犯罪嚴重、與警察拘押和殺戮有關的侵犯人權行為以及對以前軍政府所犯暴行的不作為，這些問題都使巴西作為全球領先的民主國家的名譽蒙受陰影。 由此，巴西自1907年簽署《海牙公約》一個多世紀以來第四次與成為世界主要強國的夢想擦肩而過。在羅塞夫總統的第二任期間，巴西迅速跌下神壇，形像盡毀。巴西人被這一猝不及防的變化弄得暈頭轉向。2015年巴西經濟陷入嚴重衰退，國際資本市場對巴西喪失信心，巴西的信貸評級隨之被下調。社會包容和減貧進展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諸如巴西石油公司這樣的大型國企曾經是巴西的驕傲，卻被爆出其合約簽訂存在問題，接連卷入重大腐敗丑聞，繼而導致部分巨商被捕入獄，而包括國會領袖在內的政府高官也被牽連其中且遭指控。巴西因而爆發了大規模抗議活動，羅塞夫總統的民意支持率也降至個位數。2015年12月，對羅塞夫總統的彈劾訴訟正式啟動，直至翌年5月由副總統特梅爾代理總統職務。
讀罷全書，我覺得作者對巴西強國夢的剖析，至少有以下四點啟示值得廣大讀者進一步思索。
，強國的定位。
何謂強國？也許有不同的含義，可以分為一般意義上的富強之國和世界性強國。但凡發達國家，不論其幅員大小和人口多少，現在都被稱為富強之國，其中西方七強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則屬於世界性強國，而巴西和印度等新興大國當下謀求的強國地位則介於兩者之間，後結果如何要看幾十年後的歷史進程纔能判定。世界性強國，不僅擁有龐大的經濟和市場規模、內部穩定的政治體制和權力結構、卓有成效的科技創新和知識生產能力，還擁有相當規模的軍事實力和文化影響力，以及在國際體繫中擁有顯著的話語權。總而言之，綜合國力的強盛是世界性強國的首要條件，隻有這樣它們纔能為世界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同時在解決若干重大全球性問題，包括熱點難點問題上擁有重要影響力，在推動世界共識的形成乃至引領世界發展方向上發揮獨特作用。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一直在世界性強國中保持著領先地位。冷戰結束之後，作為天字號守成強國的美國，絕不輕易允許他人挑戰其一強超霸的地位，因而對另外兩個世界性強國(中國和俄羅斯)的存在與崛起，就顯得坐臥不安並虎視眈眈。
巴西在20世紀和本世紀初謀求的強國地位，顯然不是中、俄那樣的強國地位，它隻是為了爭取自身利益和話語權創造空間，以圖對全球秩序規則產生影響，並保護自身不為強權所逼迫。巴西全方位地參與了全球治理，涉足範圍廣泛，從伊朗核談判到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氣候變化、貿易和社會包容等，通過這些努力，它一直致力於對現有秩序做出某些修訂——絕非試圖顛覆、挑戰現存的國際關繫總體格局。從“一戰”和國際聯盟、“二戰”和聯合國，到20世紀70年代的“巴西奇跡”和追求核電，以及卡多佐、盧拉和羅塞夫的執政期的不懈努力中，我們會發現，巴西本質上仍然是一個“規則接受者”。也許幾十年後，當巴西具備足夠的綜合國力來解決全球性問題時，它纔能夠對國際規則、規範和制度產生巨大的影響，從而真正地由地區性大國轉變成世界性強國。顯而易見，巴西強國圓夢之路難免會長路迢迢。
第二，用倚重軟實力的路徑來謀求強國地位，實出於巴西自身捉襟見肘的境況，絕非萬全的求勝之策。
軟實力指的是國內制度、政策和模式具有吸引力，從而使其在影響全球規則的談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巴西隻能部分地、間歇性地發揮這方面的優勢。人所共知，強國的首要條件是強盛的綜合國力，而綜合國力離不開硬實力，尤其是與經濟總量的多寡關繫重大。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7年7月更新的數據，以2017年的GDP計算，巴西在世界十強(美國、中國、日本、德國、英國、印度、法國、意大利、巴西和加拿大)中排名第九，約為17592.6，在新興經濟體中，與排名第二的中國(131735.8)和排名第六的印度(26074.0)相比，尚有相當差距。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 2016年中國全年GDP一共增長了2，增長部分的數值已經超過2017年排名第八的意大利全年GDP(19329.3)和巴西全年GDP的總額。1991年巴西的GDP(405)超過中國(372);可到了2005年，中國的GDP(2228)已大大地超過了巴西(794)。2017年以GDP計算，巴西的經濟總量隻有中國的1/7左右。與此同時，巴西在全球經濟十強中的排名已從2010年前後的第七位降至2017年的第九位。巴西在現代化和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明顯落伍了，因此隻能借重軟實力的策略以實現強國之夢。
當然GDP總量的多寡與強國地位的關繫也不是的，如俄羅斯近幾年已被排除在世界經濟十強之外，且2013—2017年經濟平均增長率僅為-0.5%(世界平均值為2.6%)，2017年俄羅斯居民實際收入還低於2010年，但以它當前的軍事力量、資源潛力和外交影響力而論，仍被視為世界第三大強國。從印度的硬實力、地域優勢和外交影響力來看，其綜合國力也在巴西之上。巴西和印度從地區大國走向世界性大國采用了不同的路徑，前者是偏重於發揮軟實力，印度代表的則是借助硬實力/地緣政治重要性的路線。後冷戰時代，世界正在步入一個以硬實力為主導(超強的經濟實力、公開的軍事力量、威懾戰略和經濟制裁與反制裁手段)的時代。在“金磚國家”中，巴西當下沒有足夠的全方位實力來實現其願望並保持崛起進程。在實現世界性強國的目標方面，巴西可能比印度更不易。
正如本書作者在書中的觀點，軟實力經常被政府誤解為外交，實際上它是建立在國內模式吸引力的基礎之上的。這意味著，像巴西這樣的國家隻有實現了長期穩定的而非周期性的有吸引力的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模式，纔可以采取軟實力途徑，否則其軟實力途徑將受制於國內局勢的盛衰循環。
第三，巴西的強國宏圖缺乏周密的計劃和連貫性。
巴西渴望在國際秩序中實現崛起的願望，從20世紀初算起共有四次高潮，但由於它國力不強盛，加之為實現這一目標所采取的戰略不牢靠，因此接連落空。它預先並沒有一個總體的強國方案，隻是跟隨國際形勢的變動而在外交層面上進行多方周旋，這為巴西在全球事務中贏得了良好的聲譽和威信，但這些成果也隻是間歇性的，更沒有反過來應用於促進國內政治經濟體制的積極變化。眾所周知，但凡強國總要經歷一段奮鬥不息的自強過程。從歷史上看，美國從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起經濟上就超過了當時強大的英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纔被公認為世界強國，一直保持到今天。由於其國內政治制度和權力結構的穩定，不管哪個政黨上臺執政，美國的強國宏圖與地位，有目共睹，決非過眼雲煙。再以俄羅斯為例。普京自出任總統後就提出：“給我20年，還你一個強大的俄羅斯。”盡管國際上對4.0版的普京有各種不同的看法，也敵視俄羅斯的外交路線，但俄羅斯的強國宏圖與地位，依然是世所公認，因為它保持了歷史傳統的連貫性。從20世紀50年代起，尼赫魯就力圖發揮印度在全球的領導作用。再以中國為例，從20世紀70年代的四個現代化計劃到後來的“兩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然後正式確定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2050年前後把中國建設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現代化強國，中國的強國夢有鮮明的計劃性和連貫性。
毫無疑義，強國宏圖首先要立足於國內，要依靠穩定的政治制度和權力結構，通過連續幾代人的銳意進取和埋頭苦干纔能實現。巴西由於國內基礎不牢固，其強國宏圖實現的難度非同小可。進入21世紀後，巴西在實行市場經濟與政治民主化方面雖有長足的進步，但在治理方面缺陷甚多，發展模式嚴重依賴高昂的商品價格，因而經濟增速減緩，其制造業和服務業在全球市場上都不具備競爭力，這導致巴西在南方國家中的吸引力下降，不再是它們效仿和追隨的對像。再則，國內政治權力高度集中又過度干預市場，以至於貪污之風盛行，民主制度又十分脆弱，加之多黨政治劍撥弩張、氣勢洶洶，黨派之間睚眥必報，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潮起潮落，時局眼花繚亂，能干的前總統盧拉已被定罪入獄，他的繼承者羅塞夫至今仍陷於多種罪名的司法訴訟之中，連現任總統特梅爾也被司法調查。巴西2018年10月將舉行總統大選，無論結果如何，巴西的下一步發展前程必然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盧拉當年以市場與社會計劃相結合的“巴西利亞共識”(人稱“盧拉主義”)，不知何年纔能重新展現。簡言之，巴西在邁向現代化與適應全球化的道路上，畢竟走得不太順暢，尚祈後來者有所借鋻。
第四，巴西在國際社會與列強之間協調、斡旋和談判的過程中常常處在進退兩難、心餘力絀的地位，難以大有作為。盡管它敢於發聲，但囿於自身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之不足，巴西積極的倡議發揮空間有限。
當今世界格局中，美國仍處於頭號強國的地位，但凡涉及全球事務與國際規則，沒有它的首肯什麼事也難以辦成。明顯的是，巴西在達成1997年《京都議定書》協議和2015年召開巴黎氣候變化大會起了關鍵作用。但特朗普上臺後，就立刻廢除了巴西提出的“溫室氣體排放歷史責任”的概念，不願意承擔美國對發展中國家實施減排的義務。特朗普一意孤行，連歐洲盟國的勸阻也滿不在乎。再如，在聯合國，巴西代表提出了“保護中的責任”(RwP)的概念，入情入理地應對北方國家提倡的“保護的責任”(R2P)。“保護中的責任”不僅可以對硬實力的多邊運用施以軟實力的約束，也有利於巴西擺脫在國際維和行動中受到強權國家擺布的困境。巴西對國家主權的關切使得它始終不願實施干預之外的制裁，它提出在擔負人道主義責任的同時必須限制強國的單邊行動。巴西抓住了這個機會展示其領導地位。但美國和一些北約國家對RWP提出批評，認為這非但不能改進R2P，反而會成為障礙。如今聯合國已將RWP擱置一旁，一心致力於改進R2P。這表明，巴西試圖在國際維和領域維護正義立場又一次遭遇失敗。顯而易見，隻要美國在世界現存秩序中繼續保持超級霸權地位，巴西想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發揮橋梁作用，盡管符合天理人情，也難以遂願。對世界強國排名第二 、第三的中囯和俄羅斯，美國事實上施行的就是軍事上圍堵、政治上壓制、外交上牽制、經濟上限制，遑論巴西的訴求和崛起。
事實證明，巴西在國際現存秩序上要想獲取影響力，往往受制於其無法控制的情況。當它好不容易在強國談判桌上占據一席之位時，卻常常發現列強早已轉移了陣地，而它也無力阻止現任強國做出這一轉變。比如，國際貿易談判的主要場所從世貿組織(WTO)轉至跨太平洋伙伴關繫(TT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繫(TTIP)，它始終跟不上談判主場轉移的步伐。巴西相對輕松地渡過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它的復蘇實際上基本是依靠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和中國經濟的持續繁榮。巴西在全球互聯網治理中發揮的主要作用體現了它在打破美國與俄羅斯及中國的僵局方面的重要性。但隻有當現任強國同意將巴西等新興大國列入貴賓席時，它借助軟實力崛起的路徑纔能取得成功。國內體制的弱點證明，巴西需要一個穩定且合法的政化和有競爭力的經濟體繫以及為其領導者地位支付成本的實力。
巴西作為現存國際秩序中對強權政治的批評者，將一直發揮其獨特的作用。正如本書作者所說：“由於軟實力路徑對其崛起具有重要意義，巴西在未來十年能否恢復並再次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是否願意解決當前模式中的結構性政治和經濟短板。這意味著要通過改善基礎設施、教育和創新來重振旗鼓，發展經濟。這也意味著要解決政府腐敗和效率低下的問題，以避免不良政策選擇和民眾不滿。”
巴西和中國相隔萬裡，可謂“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彼此之間有許多相似性和共同的利益訴求，但是無論是中國走進巴西或巴西走進中國，均需要相互間的深入了解。慶幸的是雙方沒有歷史上的糾葛，相互間關繫十分友好，雖是遠鄰，感情上不遜於近親。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後，國際承認拖了一年多，直至1913年4月8日召開民國國會時，巴西個承認了中華民國。接著，秘魯、美國、古巴和墨西哥等另外四個美洲國家先後都承認了中華民國。為慶賀巴西帶頭承認，民國政府*曾通令全國公立學校4月12日特放假一天，並懸旗以志友誼而表謝忱。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起，中巴之間的交往纔日益展開。1974年中巴正式建交。湖北大學的巴西研究和教學工作發軔於1964年，迄今已逾50年。1978年“湖北大學巴西研究室”正式掛牌成立。進入新時期後，中國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也成立了巴西研究中心。當然，我國對巴西和拉美的研究尚處於初始後的成長階段。要了解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和經濟，不能不深入到他們的文化和歷史根源，包括哲學、文學、民族學和宗教等領域。這方面的工作需要我們幾代人做出貢獻。但願本書中文版的出版，能為當代中國人了解巴西提供一點點幫助。
後，我要感謝湖北大學巴西研究中心為本書的出版提供了資金支持。兩位青年學者熊芳華和蔡蕾女士在繁重的教學工作中擠出時間，認真而辛勤地投入筆譯。戴維博士為本書中文版權的順利轉讓起到了重要的協調作用。
張森根
2018年4月1日，於北京拂林園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