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_抗議與忍耐的政治經濟分析

編輯推薦

在蘇聯解體之後，關於東歐會出現大範圍政治與經濟崩潰的黯淡預言並沒有變成現實。雖然經濟衰退的程度很深而且持續的時間很長，東歐的政治生活中卻沒有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在轉型過程中曾出現的那種劇烈動蕩的現像。怎麼可能會出現這樣的結果？為什麼中東歐人對體制變革所帶來的嚴重社會問題的抗議要少於十年前的拉美人？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現像：中東歐社會在面對經濟困難時主要采用了較少破壞性的抗議形式？為什麼許多人擔心的整個地區範圍內的威權主義或者民粹主義的回潮沒有出現？為什麼這些國家的民主體制能夠抵御危機的威脅？經濟危機對這一地區的政治領域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激勵作者寫作這本書的是這樣兩個問題：預言的失敗與後共產主義時期的轉型現實。

內容簡介

本書試圖解釋的是這樣一個看似悖論的轉型現像：東歐國家經濟上的崩潰和政權的劇烈嬗變並沒有帶來社會的失序以及國家治理的失敗，而是同時完成了向自由市場經濟與憲政民主政治的轉型。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東歐國家告別專制政治與計劃經濟的雙重羈絆，而形成了一種新的治理均衡，也即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一種低水平的均衡。東歐國家轉型出現這種結局的機理何在？本書作者從政治與經濟互動的角度探討東歐國家轉型的動力機制和內在邏輯，並且與之前拉丁美洲國家的轉型進行比較，從而令人信服地指出，東歐國家中的某些至關重要的結構、制度、文化因素一方面制約了各種導致混亂、失序乃至危機的問題的出現或者減緩了這些問題所造成的後果，另一方面，它們也確實有利於轉型比較平穩的運行和實現。
難能可貴的是，本書作者為匈牙利人，作為一個親歷東歐歷史性變革的學者，他對東歐轉型的觀察、理解、分析和思考有一種活生生的現場感。這也是本書讓人感興趣的特色所在。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到東歐人本身對其轉型歷史的看法和評價。

作者簡介

貝拉·格雷什科維奇，匈牙利人，現為中歐大學國際關繫和歐洲研究繫主任，教授。於1977年和1980年從布達佩斯經濟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1996年又從匈牙利科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其研究領域包括：政治經濟分析的理論和方法、歐洲資本主義的多樣區域的擴張、政治和

代序
前言
章引言：崩潰預言的消失與低質民主體制的到來
第二章1980年代與1990年代的危機與新自由主義轉型
第三章孤立的經濟改革者
第四章當地的改革者與外國顧問
第五章對經濟困難的社會反應
第六章對後共產主義時期民粹主義的再思考
第七章民粹型轉軌策略：從比較的角度看匈牙利經驗
第八章補償：政府的一種策略
第九章匈牙利轉型中的衝突、社會協定與民主發展
第十章能抵御危機的低質民主體制
注釋
參考書目

在線試讀

第二章1980年代與1990年代的危機與新自由主義轉型
在本章中，我憑借對拉丁美洲經驗的研究以理解新自由主義經濟措施何以在東歐國家取得成功。更具體地講，我將討論新自由主義策略為什麼以及如何在後共產主義時期得以戰勝所有其他的轉型方案。通過對這兩個地區發展路徑的特征與結果的簡要比較分析，我著重提出一些使它們能同樣受新自由主義經濟觀念與策略的影響並接受這些觀念與策略的重要的共同條件。我也會指出它們之問的不同，而這些不同可能會有助於說明這兩個地區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相互間的差異。
新自由主義策略為何得以勝出？
大衛·利普頓與傑弗裡·薩克斯在1990年初將東歐1989年革命領導者的政治決定稱作是“對歐洲的回歸”，這種回歸包括建立多黨制議會民主體制以及有著大規模私人部門的市場經濟體制。利普頓與薩克斯也強調指出，在選擇采用任何一種西歐經濟模式之前，這些國家應該具有市場制度的“共同核心要素”（Lipton and Sachs，1990，1—2）。盡管在沒有先選定某一種具體的市場體制模式之前就建立“核心”的市場制度似平並不可行，他們的實際意思可能是說，東歐民眾在確立轉型方案時必須在下述問題上達成共識：什麼是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制度”以及如何建立這樣的制度？利普頓與薩克斯發現東歐國家在這方面的共識要多於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國家。
我的目的是理解東歐民眾如何以及為什麼會達成這種共識。實際上，首要的問題便是：人們如何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形成對政策改革的共識？更具體地講，我想要理解新自由主義經濟方案為何在東歐國家勝出。新自由主義策略為什麼以及如何在後共產主義時期得以戰勝所有其他的轉型方案？
在回答這類問題時，我相信研究第三世界國家的經驗是有助益的。人們要想將這種研究視為目前條件下的一種適當且有益的類比，就應該記住：到共產主義垮臺時，新自由主義式的方略已經成為全世界範圍內有影響力的（如果不是的話）政策範式。也是在1990年，約翰·威廉森（Iohn Williamson）發表《華盛頓所說的政策改革意味著什麼》一文。在那篇文章中，約翰·威廉森描述了“華盛頓的對經濟問題有影響力的人物與機構當時的流行觀念”，這些人物與機構包括國會、政府中的高級官員、國際金融機構、美國政府的財經部門、聯邦儲備委員會以及思想庫（Williamson，1990；Williamson，1993，1329）。斯坦利·菲舍爾（Stanley Fischer）在評論華盛頓共識時總結道：“關鍵的事實是，現在已經不存在兩種相互競爭的主要經濟發展模式：參與發展問題討論的各方目前都在說著同樣的語言”，而這種語言就是指市場導向的發展模式（Fischer,1990，25）。
什麼是新自由主義策略？第二章1980年代與1990年代的危機與新自由主義轉型
在本章中，我憑借對拉丁美洲經驗的研究以理解新自由主義經濟措施何以在東歐國家取得成功。更具體地講，我將討論新自由主義策略為什麼以及如何在後共產主義時期得以戰勝所有其他的轉型方案。通過對這兩個地區發展路徑的特征與結果的簡要比較分析，我著重提出一些使它們能同樣受新自由主義經濟觀念與策略的影響並接受這些觀念與策略的重要的共同條件。我也會指出它們之問的不同，而這些不同可能會有助於說明這兩個地區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相互間的差異。
新自由主義策略為何得以勝出？
大衛·利普頓與傑弗裡·薩克斯在1990年初將東歐1989年革命領導者的政治決定稱作是“對歐洲的回歸”，這種回歸包括建立多黨制議會民主體制以及有著大規模私人部門的市場經濟體制。利普頓與薩克斯也強調指出，在選擇采用任何一種西歐經濟模式之前，這些國家應該具有市場制度的“共同核心要素”（Lipton and Sachs，1990，1—2）。盡管在沒有先選定某一種具體的市場體制模式之前就建立“核心”的市場制度似平並不可行，他們的實際意思可能是說，東歐民眾在確立轉型方案時必須在下述問題上達成共識：什麼是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制度”以及如何建立這樣的制度？利普頓與薩克斯發現東歐國家在這方面的共識要多於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國家。
我的目的是理解東歐民眾如何以及為什麼會達成這種共識。實際上，首要的問題便是：人們如何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形成對政策改革的共識？更具體地講，我想要理解新自由主義經濟方案為何在東歐國家勝出。新自由主義策略為什麼以及如何在後共產主義時期得以戰勝所有其他的轉型方案？
在回答這類問題時，我相信研究第三世界國家的經驗是有助益的。人們要想將這種研究視為目前條件下的一種適當且有益的類比，就應該記住：到共產主義垮臺時，新自由主義式的方略已經成為全世界範圍內有影響力的（如果不是的話）政策範式。也是在1990年，約翰·威廉森（Iohn Williamson）發表《華盛頓所說的政策改革意味著什麼》一文。在那篇文章中，約翰·威廉森描述了“華盛頓的對經濟問題有影響力的人物與機構當時的流行觀念”，這些人物與機構包括國會、政府中的高級官員、國際金融機構、美國政府的財經部門、聯邦儲備委員會以及思想庫（Williamson，1990；Williamson，1993，1329）。斯坦利·菲舍爾（Stanley Fischer）在評論華盛頓共識時總結道：“關鍵的事實是，現在已經不存在兩種相互競爭的主要經濟發展模式：參與發展問題討論的各方目前都在說著同樣的語言”，而這種語言就是指市場導向的發展模式（Fischer,1990，25）。
什麼是新自由主義策略？
在使用“新自由主義策略”、“新自由主義方案”或者“新自由主義措施”這些詞彙時，我采用的是亞力杭德羅·福克斯利（Alejandro Foxley）的定義。他們的含義既包括短期的新古典主義式的經濟穩定措施，也包括中長期的結構性改革。前者是指緊縮的財政與貨幣措施以及彙率政策（通常都意味著貶值），後者的目標是減少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並增加市場在經濟中的作用。這類結構性改革包括貿易自由化、解除管制以及私有化（Foxley,1983）。
同樣，我的分析也有賴於對政策改革方面的“華盛頓共識”的更詳細的說明。約翰·威廉森對“華盛頓共識”有這樣的描述：“它是世界範圍內學術潮流的結果；拉丁美洲國家（主要是通過埃爾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努力）助長了這種潮流，而東歐國家則鮮明地體現了這些潮流。”（Williamson，1993，1329）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爾·佩雷拉（Luis Carlos Bresser Pereira）在其評論文章中指出了這種共識的學術淵源，並斷定七國集團國家的財政部以及二十家重要的商業銀行的總裁們共同認可這一共識（Bresser Pereira，1993，19）。這種政策方案包括下列一整套措施與手段。
1.必須要恢復財經紀律
2 有必要減少政府補貼，盡管教育與衛生保健事業應該成為公共開支的重點
3.有必要進行稅務改革，並且稅務改革的目標應該是擴大稅基及降低邊際稅率
4.必須讓市場來確定利率，而且真實利率必須為正值
5.彙率也必須由市場來決定
6.有必要實行自由化的出口導向型的貿易機制，盡管並不一定要實行國外金融資本自由流動的政策
7.對外國直接投資的限制應該廢除
8.國有企業必須私有化
9.對經濟活動的管制要解除
10.產權要得到保護與保障
早在這種新自由主義的戰略方案被正式稱為“華盛頓共識”之前，對其的應用已經遍及全世界，尤其是拉丁美洲地區。在過去幾十年中，穩定方案一直被用來作為克服宏觀經濟與外部失衡的手段。可是，在1980年代中期，當債務危機在第三世界國家爆發並且嚴重的通貨膨脹或者外彙危機成為常規現像時，實際上每一個發展中國家都實施過一種或幾種新古典主義的穩定措施。隻有幾個國家——阿根廷、巴西與秘魯——實施的非正統的穩定方案沒有主要依靠限制需求的措施（Nelson，1990，9）。而且到1980年代中期時，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采取了中長期的結構調整措施，而根據上述標準，這些措施具有新自由主義的特征。這類措施包括實施靈活的彙率安排、提高真實利率水平、刺激出口、對公共部門的投資方案做合理化改革、加強收入征收工作、削減對公共服務與公共分配物品的補貼、實行貿易自由化、進行稅收改革、將國有企業私有化以及減少公共部門的從業人員（世界銀行，1988，轉引自Nelson，1990，9）。
對許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國家）而言，這些結構性改革意味著它們大大背離了以前的發展模式，即進口替代型工業化戰略。這種戰略轉向對主要社會團體的利益產生了負面影響，而這些利益集團也發出自己的聲音。可是到了1980年代晚期與1990年代早期，反對新自由主義戰略的人士似乎在對政策與理想社會理念的爭奪中失利。巴巴拉·斯道林斯（Barbara Stallings）認為現在就宣稱新自由主義政策已經獲得勝利仍為時尚早，可是即便是他也強調指出：“當代的這種方向性變革的幅度比1930年代以來的任何時期都要大。”（Stallings，1992，76）在1980年代末直至1990年代，整個第三世界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結構性改革繼續以更快的速度推進。在發生這種世界性戰略轉向的同時，國際金融機構——主要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銀行——的參與也越來越多。這既體現在它們所批準的方案的數量上，也體現在他們所提供的金融支持的程度上（Stallings，1992，70，78）。
東歐國家1990年代的情況如何？從1990年1月到l995年4月，二十六個後共產主義國家中有二十五個國家曾嘗試過一次或多次施行財政與貨幣穩定措施（其中的六個國家實行了幾種不同的方案），並引進市場化的（靈活或固定）彙率機制（Fischer,Sahay and vegh，1996，50）。大部分穩定方案都是非正統的措施，因為它們含有收入政策以及政府對工資增幅的不同形式的控制（比如累進制的或限制性的稅收或收費）。
東歐國家迅速地在國內市場、對外貿易以及建立新的私人企業等方面推行自由化政策。以德·梅羅（De Melo）、德尼澤（Denizer）和傑爾布（Gelb）在1995年提出的三種衡量經濟自由度的標準（De Mel0，Denizerand Gelb，1995）——國內市場的自由度、對外貿易的自由度以及私人企業的經營環境——來看，東歐地區經濟自由度居中的國家的得分值已經從3增加到70。根據這種衡量標準，得分為0代表中央計劃型經濟，而得分為100則表示該國實行的是經合組織國家的典型經濟體制（Murrell，1996，31）。到1994年，東歐國家經濟自由度得分的中位值高於所有中東歐國家的平均值：捷克共和國的得分為90，而匈牙利、波蘭以及斯洛伐克的得分值均為87；並且眾所周知的是，捷克共和國、匈牙利和波蘭在1996年成為經合組織的成員國。彼得·默雷爾（Peter Murrell）總結道：“從總體上看，這是經濟劇烈的經濟自由化時期。”（Murrell，1996，31）
盡管各個國家的情況有所不同，大部分東歐國家迅速地提高了私人部門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根據1994年底的估算，捷克共和國的貢獻率為75％-80％，波蘭與匈牙利的貢獻率均為55％，而斯洛伐克共和國的貢獻率為40％。羅馬尼亞私人部門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為35％，保加利亞的這一比例為24％，克羅地亞是40％，斯洛文尼亞是40％，同時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來自私有部門（Brada，1996，77）。
我們在後共產主義世界看到的事情發展過程與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國家）已經發生的情景相似：新自由主義的方案獲得壓倒性勝利。怎麼會以及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並且東歐國家為什麼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現這種狀況？
社會性認知與外部壓力
全世界的人“像尋找經濟發展的聖杯那樣”湧向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方略。對這一現像有兩種流布較廣的解釋。根據種解釋，這種轉向是社會性認知的一個範例（Kahler，1990，31）。依據這種看法，新自由主義獲勝的主要原因在於，事實證明它比其他競爭性方案更為優越，而且政府部門終逐漸接受了這種方案。人們認為凱恩斯主義政策（Keynesian Policies）或者發展經濟學理論在第三世界國家與其他地方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在東歐國家，人們針對斯大林式的計劃與市場社會主義體制——這一地區所特有的替代性方案——提出差不多同樣的看法。人們常常會提到，社會主義體制必然會帶來經濟的崩潰，無論這種體制是斯大林主義式的社會主義，還是經過改革的社會主義（Kornai，1990，1992a；Sachs，1990）。根據這種看法，經濟專家與公民們需要很長時間纔能認識到社會主義體制是無法改革的。可是，一旦現存的體制破產，他們自然就會轉向采用正確的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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