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對他說的後一句話是:“親愛的,我先睡一會兒。”
1996年夏天,初見戴夫•高德伯格,當時我剛搬到洛杉磯,共同的朋友邀請我們一起晚餐,餐後再去看電影。電影剛開頭,我就迅速睡著了,我的頭倒在了戴夫肩膀上。後來,戴夫很喜歡把這件事告訴其他——那時他認為,我對他有感覺,直到後來他纔知道,原來“謝麗爾在任何地方都會倚著旁邊的人睡著”。
戴夫很快成了我好的朋友,而且洛杉磯對我來說也開始有了家的感覺。他帶我結識了一些有趣的人,告訴我一些可以避開交通堵塞的小路,幫我制訂休閑計劃,確保我在周末和假日有事可做。是戴夫,引領我接觸互聯網,給我聽我之前從未聽過的音樂。在他的影響下,我變得越來越酷了。在我跟前男友分手的時候,戴夫毫不避忌地安慰我——要知道,我的前男友可是前海豹突擊隊成員,即使在睡覺時床下都放著上了膛的槍。
戴夫總是說,他對我一見鐘情,而且他不得不等了很長一段時間,等我“變得足夠聰明,能擺脫其他人”再開始和他約會。戴夫做什麼事情總是先我幾步,後來我也慢慢趕上了他。那場電影之後又過去了6年半,我們緊張兮兮地安排了一次長達一周的共同旅行。我們都知道,這場旅行,要麼會把我們的關繫帶往一片新天地,要麼會把我們的友誼毀得一干二淨。又過了一年,我們結婚了。
戴夫是我的精神後盾。每當我覺得沮喪的時候,他都能保持冷靜;每當我焦慮的時候,他都會說一切都會好起來;在我不確定該怎麼做的時候,他會幫我釐清脈絡。就像所有的已婚夫婦一樣,我們的婚姻也有起起伏伏。不管怎樣,戴夫總是讓我覺得,我被深刻地理解著、我被堅定地支持著、我被全然地深愛著。我一直以為,我將倚著他的肩膀,度過餘生。
婚後11年,我們一起去了墨西哥,為我們的朋友菲爾•多伊奇的50歲慶生。我的父母在加州幫忙照看我們的兒子和女兒。能夠有一個純成人式的周末,戴夫和我都很興奮。星期五下午,我們閑坐在遊泳池邊,用iPad(蘋果平板電腦)玩著《卡坦島拓荒者》遊戲(SettlersofCatan)。我贏了,但是我的眼睛不爭氣地總是想閉上。當我意識到疲勞感不能使我保持勝利果實時,我對戴夫說:“親愛的,我先睡一會兒。”我退出遊戲,蜷起身體睡著了。那天下午3點41分,有人抓拍到一張照片,戴夫拿著iPad,坐在他兄弟羅勃和菲爾旁邊,我在他們身前地板的墊子上睡著了,戴夫在笑。
一個多小時之後,我醒了,戴夫卻不在椅子上。我和朋友們暢遊了一會兒,想著他可能按原計劃去了健身房。後來我回房沐浴,發現他也不在房間裡,我有一點兒詫異,但並沒有放在心上。接著我為晚餐挑選了衣飾,查了郵件,給孩子們打了電話。兒子很不開心,因為他和朋友沒有遵守遊樂場的規則爬上護欄,戳壞了帆布鞋。他哭著認了錯,我告訴他,我欣賞他的誠實,我會和他爸爸討論一下,要從他的零花錢中拿出多少來買雙新鞋。這個四年級的小男生想盡快有個結果,催著我快做決定。我說這類事情需要我和他爸爸共同決定,所以隻能第二天告訴他答案。
我離開房間下樓,戴夫不在。我走向海灘,和朋友們會合,戴夫也不在。我慌了,一定有事發生。我朝羅勃和他太太萊斯莉大喊:“戴夫不在這兒!”萊斯莉愣了一下,然後大叫:“健身中心在哪兒?”我示意前方不遠處的臺階,我們開始奔跑。直到現在,我仍能體會到當時我的身體和呼吸中心緊張感。此後,再也沒有人對我說讓我的心髒狂跳的“健身中心在哪兒”這句話。
我們在橢圓機旁邊的地板上找到了戴夫,他的臉微微發藍,偏向左側,他頭下有一小攤血。所有人尖都開始叫。我給戴夫做了心肺復蘇,然後羅勃接替了我,醫生來了之後,繼續接手。
在救護車上的那半小時,是我人生中漫長的30分鐘。戴夫躺在擔架上,醫生在救治。被朋友們安置在前座上的我哭著乞求醫生告訴我,戴夫還活著。我不能接受,醫院怎麼那麼遠,為什麼有那麼多車擋住我們的前路。抵達醫院後,戴夫被醫護人員帶進一扇沉重的木門後,我被攔在外面。我和菲爾的太太瑪恩•萊文坐在地板上,另一位好友抱著我。
仿佛等了有一生那麼久,之後我被帶進一個小房間。醫生走進來,坐在桌子後面。我知道這意味著什麼。醫生離開後,菲爾的一個朋友走向我,輕吻我的臉頰:“節哀順變。”他的話和禮節性的吻令我恍惚地看到未來,我知道,正在經歷的這一幕會不斷地、不斷地、不斷地在將來上演。
有人來問我,要不要和戴夫道別。我當然要去說再見,我怎麼舍得離開。我以為,隻要我待在那個房間,抱著戴夫,隻要我不離開,戴夫就會醒來,帶我逃離這個夢魘。這時,同樣悲痛的羅勃說該走了,我走了幾步離開房間,然後又轉身跑了回去,竭盡全力緊緊抱住戴夫。後,羅勃慢慢地把我拉開了。瑪恩陪著我走過長長的白色走廊,她環著我的腰支撐著我的身體,防止我再跑回那個房間。
我的餘生就這樣開始了。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這都是我不曾選擇的人生,也是我完全沒有做好準備的人生。這一切令我無法想像。之後,我和孩子們坐在一起,告訴他們爸爸離開了。孩子們尖叫著,我哭喊著。葬禮上,人們說起戴夫時用的是過去時。家裡突然出現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不斷有人來到我身邊,草草地吻著我的臉頰,伴之以相同的一句話:“節哀順變。”
到達公墓時,孩子們下了車,撲倒在地上,一步也走不了。我躺在草地上,在他們痛哭時緊緊地抱著他們。孩子們的表親也來了,他們和我們躺在一起,聚成了一個巨大的哭泣的人堆。一向保護孩子們遠離傷痛的成人們的臂彎,在此刻不再溫暖有力。
詩歌、哲學和物理學都告訴我們,時間帶給我們的感受並不是均等的。戴夫離開後,時間變得越來越慢,越來越慢。一天又一天,孩子們哭泣著,尖叫著。他們不哭的時候,我傷感地看著他們,等待著他們下一次需要安慰的時刻。我自己的哭泣和尖叫,大部分都是在心裡;有些時候,我也會忍不住釋放出來,填滿其他空間。我被空虛占滿——巨大的空虛,占據了我的心髒、我的肺葉,限制了我思考的能力,甚至還沒呼吸的能力。
悲痛是個極其苛求的伙伴。戴夫初離開的那幾天、那幾周、那幾個月,悲痛一直都在,它不隻隱藏在海平面之下,還浮上了海面,細密、綿長、揮之不去。然後,悲痛又像海浪一樣,急卷起來,衝刷撞擊著,就好像要把我的心拋出身體一樣。在那樣的時刻,我感覺自己連多一分鐘的痛苦都不能夠再承受,更別說一個小時了。
我常常會回憶起戴夫躺在健身中心的地板上,我看到他的臉在天際浮現。每到深夜,我都會大聲呼喊,喊進那虛無:
“戴夫,我想你!你為什麼離開我?求求你,快回來!我愛你......”每一晚,我都哭著入睡,每天早上我醒來,都會再經歷同樣的情緒。我不相信,沒有他的世界還會繼續運轉。其他人怎麼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繼續如常呢?日常生活中很普通的事情,也開始變得帶有殺傷力。女兒在家長之夜上給我看她在8個月前開學天寫下的話:“我上二年級了,我很想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女兒的話像破碎的玻璃球一樣擊中了我,在她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無論是她還是我,都不會想到,在二年級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她會失去父親。二年級。我看向握在我手裡的她的小手,再看向她甜美的小臉——她盯著我,想知道我是不是喜歡她的文字。我顫抖著,蹣跚著,差點兒跌倒,我隻能假裝要跌倒了。我們一起在教室裡走的時候,我一直看向地面,躲避著其他父母的眼神,避免徹底崩潰。
紀念日更令人傷心。戴夫總是會把孩子們開學的天當成大日子——他會在孩子們走出家門的時候,拍很多照片。我也試圖激起熱情去拍相同的照片。這次,女兒生日那天,我坐在臥室的地板上,我的母親、姐姐和瑪恩陪著我。我感到自己下不了樓,也活不下去了,更別說在生日會上強顏歡笑。盡管我知道為了女兒,我不得不這樣做;我也知道為了戴夫,我必須這樣做,可是,我隻想和戴夫一起做這件事。
當然,我在生活中也能發現有趣的事情。剪頭發的時候,我提到自己入睡困難,發型師便把剪刀放下,打開包,誇張地拿出了大大小小、形狀各異的阿普唑侖片。我沒有接受他的藥,但是我對此非常感激。有一天,我在電話裡跟父親抱怨,所有悲傷的書籍都有個糟透了的標題——《死亡,極其重要》(DeathIsofVitalImportance),《對它說是》(SayYestoIt)(就好像我可以說不似的)。就在我們通電話的時候,一本新書又到了:《躺到床的中間去》(MovingtotheCenterofBed)。還有一天,我在開車回家的路上打開收音機,想放松一下,可是電臺播放的每一支歌,好像都比前一首更傷感。例如,《我曾經認識的某一人》(SomebodyThatIUsedtoKnow)——哎!《不是結束》(NottheEnd)——我也祈求不要結束啊!《永遠年輕》(ForeverYoung)——纔不是這麼回事兒!《人生如隙,一路走好》(GoodRiddance:TimeofYourLife)——沒有糟!隻有更糟後,我轉到了播放《馴鹿的心地比人好》(ReindeersAreBetterthanPeople)的那個頻道上。
我的朋友戴維斯•古根海姆告訴我,作為紀錄片制作人,他早已學會讓故事自己去“講故事”。每一部片子開始拍攝時,他都不知道故事的結尾會是什麼樣子,因為故事必須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時間節奏緩緩展開。戴維斯擔心我會試圖去控制自己的悲傷,他鼓勵我要傾聽悲傷,靠近悲傷,讓悲傷自行其是。他太了解我了,我的確找了很多方式與悲傷作別,我想把它放到盒子裡,再丟掉。初的幾個星期、幾個月,我失敗了——痛苦每時每刻都在掌控著我,即使在我看起來很平靜鎮定時,它仍一直在那裡。我的身體坐在會議室,或者在臥室給孩子們讀書,但我的心卻永遠停留在健身房的地板上。
C.S.劉易斯說:“沒有人告訴過我,悲傷會來得如此恐懼。”恐懼持續不停,悲傷永不消逝。悲傷之浪不斷地撞擊著,直到擊垮我,直到我再也不能直立,不再是我自己。戴夫去世後的那兩星期是我空虛的時候,我收到了一封女性熟人的信。她60多歲了,幾年前,她失去了丈夫,她以為會有好的建議能幫到我,但是並沒有。而且,她的密友在十幾年前也失去了丈夫,她們二人都沒有感覺到時間會減輕痛苦。她說:“我絞盡腦汁,也想不出一個可以幫到你的方法。”毫無疑問,這封信對我意義非凡,它摧毀了我的希望。我明白,痛苦不會在某一天消失,我感覺自己完全被空虛包圍。漫漫前路,似乎隻有無盡的空虛。
我打電話給亞當•格蘭特(AdamGrant),他是沃頓商學院的心理學家和教授。我把這封令人絕望的信讀給他聽。兩年前,戴夫曾讀過亞當的書《沃頓商學院受歡迎的成功課》(GiveandTake),作為調查猴子公司(SurveyMonkey)的CEO(首席執行官),戴夫曾邀請亞當來公司演講。那天晚上,亞當來我們家喫晚餐。亞當研究的課題是關於如何幫助我們找到驅動力和意義感,我們還討論了當今女性面臨的挑戰以及亞當的研究如何介入這個話題。後來我們開始一起寫作,成了好朋友。戴夫去世後,亞當飛過整個美國來參加葬禮。我告訴他,我的恐懼就是孩子們再也快樂不起來了,而且其他人也會因為我的這段經歷對我小心翼翼。但是,亞當通過數據告訴我,實際上許多孩子在失去父母之後,都具有強大的復原力他們將繼續擁有快樂的童年,成年後也能很好地適應社會。
亞當從我的聲音中聽出了因這封信引發的絕望,於是他又橫跨美國,飛來告訴我,在這看似無止境的空虛中,其實存在著邊界。他想面對面告訴我,盡管悲痛不可避免,但我總是可以做些事情以減輕我自己和孩子們的痛苦。他說,多6個月內,50%以上失去配偶的人會度過心理學家所定義的“急性悲傷”階段。亞當讓我相信,盡管悲傷會按照自己的方式運轉,但我的信念和行動卻決定著我多久後會走出空虛。
我不知道是否有些人的生活中從來隻有玫瑰,事實上,每個人都會經歷困境。有些時候我們能預見困境的到來,有時卻會遭遇當頭棒喝——它可能是孩子悲劇般的突然離世,也可能是一段關繫撕心裂肺的破裂,或是夢想未能實現的極度失落。問題在於,這些事情發生之後的下一步,該怎麼做?
我問亞當,復原力是忍受痛苦的一種能力,那麼如何得知自己的復原力有多大?他解釋說,人的復原力並不是固定的,因此,應該換個問題:怎樣纔增強復原力?復原力是指人們面對悲痛的反應速度和強度,我們可以建立自己的復原力。用我們的身體來打比方,復原力並不是指脊柱,而是要加強脊柱周圍的肌肉的力量。
自戴夫離世之後,許多人都對我說過“真想不到”,他們的意思是,他們沒想到這件事會發生在戴夫身上,也沒想到我竟然還能跟他們交談,而不是蜷成一個球,悲哀地躲在角落發獃。我記得有個同事曾在失去了孩子後返回工作崗位,
還有個朋友在被診斷出癌癥之後買了杯咖啡,我的感受和他們一樣。可如今,角色發生了變化,我的回答變成了:“我也想不到,但我沒有選擇。”
是的,我沒有選擇,隻能保持清醒;我沒有選擇,隻能熬過打擊、悲痛,以及承受著“我還活著”的負罪感;我沒有選擇,隻能努力向前,在家裡做一個好媽媽;我沒有選擇,我必須專注,在工作中做一個好同事。
失去、悲痛和失望,都是個人的感受,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境遇,以及相應的應對方式。然而,正是那些願意分享自己經歷的人的善意和勇氣,幫我走出了困境。親密的朋友向我敞開心扉,陌生人也毫無保留貢獻了他們的智慧和建議。亞當非常有耐心且堅定地認為,黑暗終將過去,我也終將走出困境。即使面臨生命中沉重的悲劇,我也可以掌控,不讓它擴大負面的影響。
我和亞當在這本書中想要分享我們關於復原力的認知,這本書是我們共同寫作的,但是為了簡便和清晰,故事中的“我”是指謝麗爾,亞當則是以第三人稱出現。並非每一天希望都會戰勝痛苦,確實不會;我們也不想假設自己經歷了每一種可能的失去或困境,並沒有。沒有一種正確的方式去面對悲痛或者挑戰,所以我們沒有完美的答案,也根本不存在
完美的答案。我們也知道,不是每一個故事都有美好的結局。我們在書中講述的每一個充滿希望的故事,也都有一些難以克服的困境。對於每個人來說,復原之路並非總是從同一個地方開始的。戰爭、暴力、性別歧視傷害著個人及團體;歧視、疾病和貧窮會加深悲劇。令人悲傷的真相在於,困境並非總是在人類平均分配,邊緣化及被剝奪權利的群體有更多的不幸要去抗爭,有更多的痛苦要去面對。
正因為我的家庭經歷過痛苦,所以我很清楚我們是多麼幸運——我們有廣泛的支持體繫,有大家庭、有朋友、有同事,以及寶貴的財務支持。我也知道,討論在困境中尋找力量,並不能夠在時間減輕我們努力對抗困難的責任。我們需要在社區和公司中做一些事——包括公共政策的實施、人們互助的方式,以確保更多的人免受痛苦。
無論我們怎樣努力嘗試去減少悲劇、不平等以及苦難的發生,它們依然存在,我們也必須要面對它們。為了應對未來的變化,我們需要從現在起就增強復原力。心理學家已經做了一繫列廣泛的研究,幫助人們從逆境中復原,它涵蓋了從失去親人、失戀、離婚到受傷與疾病,也包括個人事業的失敗,以及很個人化的負面情緒。亞當和我在回顧這些研究的時候,采訪了很多經歷過普通逆境和苦難的個人和群體,他們的故事改變了我們對於復原力的思維模式。
這本書的內容有關人類的精神能力,其中探討了我們如何幫助自己以及幫助他人。我們研究了心理學的復原力理論,以及重獲信心和快樂的心理學理論;我們找到了討論悲劇的方式,以及如何讓正在經受痛苦的朋友變得快樂的方法;我們也探討了應該采取什麼樣的步驟,去創造擁有復原力的社區和公司,培養內心更強大的孩子,讓人們重新學會愛。
我現在知道,人經歷創傷後是會成長的。很多面臨毀滅性打擊的人,都會發現自己擁有更強大的力量,並且能找到更深刻的人生意義。我也相信經歷創傷前成長,即不必經歷悲劇就可以提前建立復原力,為潛伏在人生前路的障礙做準備。
我自己的人生旅程也剛剛過半,急性悲傷的迷霧雖已慢慢散開,可那悲傷以及對於戴夫的思念仍如影隨形。我繼續掙扎著,摸索著這本書中講到的許多方法。和許多其他經歷過悲劇的人一樣,我希望自己可以找到意義感,重尋快樂,並幫助他人走出迷霧。
回首曾經黑暗的時刻,現在的我明白,即使在那樣的情況下,我的內心也閃爍著希望的光芒。那一天,孩子們在墓地崩潰大哭的時候,我對他們說:“這是我們生活中第二糟的時刻,既然已經扛過了糟的那一個,這一個我們也一定能扛得過去。未來隻會越來越好。”然後我唱起從小就知道的一支歌——“安息平安”,以祈禱平安。我不記得自己為什麼要唱這首歌,後來我纔知道,這是猶太教徒哀悼逝去的人時頌唱的贊美詩《珈底什》的後一句。很快,在場的人都唱了起來,孩子們也跟著唱起來,哭泣停止了。之後,在女兒的生日會那天,我從臥室的地板上爬了起來,整個生日會我都保持著微笑,令我驚訝的是,那天女兒過得非常開心。
就在失去戴夫後的幾個星期,我跟菲爾討論了孩子們的親子活動,我們達成了共識——找人代替戴夫的角色。我哭著對菲爾說:“可是我想要戴夫。”菲爾抱著我說:“既然選擇A已經不存在,你就隻能考慮選擇B了。”
人生從來都不完美,每個人的生活都存在B選項。這本書就是要幫助所有人怎樣去面對並選擇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