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熱血春秋筆，鏗鏘長短歌
毛佩琦
史學是中華文化傳統寶貴的財富之一。歷史是寫人的，不論采用什麼體例，或編年，或紀傳，或紀事本末，其核心都是人，都是各色人物扮演的故事。孔夫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他老人家的史筆褒貶，令違禮悖德的人膽寒。司馬遷作史記，春溫秋肅，以“太史公曰”評騭人物，臧否故事，讓國人對歷史充滿了敬畏。除了史家以書寫歷史表達他們的歷史觀和對歷史人物的臧否外，歷代又有讀史評史的傳統，許多學者、政治家通過傳注、點評直接表達對歷史的意見，這方面也留下了不少名著，如明清時期李贄《史綱評要》、王夫之《讀通鋻論》，都是大家習知習聞的。古人稱作史要有兩大功夫，曰考據，曰義理。精考據，纔可以得到嚴謹正確的史實，明義理纔能通曉歷史的因果流變。知道史實，僅僅是一種認知，以史實為基礎，通過思考明辨其義理，纔能使知識上升到智慧層面。所謂以史為鋻雲雲，實際是以對歷史的思考去指導現實。所以，不論寫史，還是評史，義理都是其靈魂。章學誠又有史纔說，姚鼐又有辭章說，那麼，著史又需要講究文字表達的功夫。孔夫子說，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好的史著，文章都是精彩的。《史記》被盛贊為“無韻之離騷”，《漢書》至於可用來下酒，亦足以見前人對史著文章的推崇了。
歷史寫什麼人，記什麼事，是由執筆者選定的，後世所讀之史，即使所謂實錄，所謂全史，也都是由作者篩選出來的。史家之學養，史家之識見，決定了他對人與事的取舍和判斷。司馬遷究天人之際，作陳涉世家、孔子世家，為遊俠立傳，為刺客立傳，都反映出他的歷史觀。歷來有經世之志、有擔當之心的讀書人，也往往以治史表達他們的理念，在不同時代產生了許許多多的歷史作品。然則，選擇借助什麼人物和事件去表達作者的理念，通過這些人物和事件又要傳達出什麼樣的理念，不同時代、不同史家又是大不相同的。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著名出版家濟先生①曾選取八位古代人物編寫了一部書，題目是《中華民族的人格》，他認為這八個人是足以代表中華民族的人格，而此時中華民族正需要張揚這種人格。他把書稿寄給了胡適先生，請為之序。張先生稱自己編寫此書的宗旨是：“隻要謹守著我們先民的榜樣，保全著我們固有的精神，我中華民族不怕沒有復興的一日。”張先生的宗旨可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當時正值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抗戰時期，拿槍的將士上戰場了，拿筆的菊生先生挺身擔當起振奮民氣、團結意志的責任。張、胡交誼素篤，序很快就寫成了。適之先生說“這些人‘有的是為盡職，有的是為知恥，有的是為報恩，歸根結果，都做到殺身成仁’”。但適之先生對菊生先生所選人物卻不盡同意，甚至為張先生另外開了一個名單。為什麼？適之先生說，“很贊成張菊生先生用‘先民的榜樣’做我們的‘人格教育’的材料”，但材料“不應限於殺身報仇，要注重一些有風骨，有肩膀，挑得起天下國家重擔子的人物”。無疑，對於如何解讀中華民族的性格，需要培育中華民族什麼樣的性格，當今時代需要什麼樣的民族人格，胡適先生看得更長遠，更切實。那麼，歷史讀物的作者要向讀者展示哪些人物，借這些人物又要去提倡什麼、鞭籉什麼，其責任、其影響不亦大乎！
現在，我們面前就擺著一部有關歷史人物的大作。作者自稱其為隨筆，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傳記，顯然，作者為之傾注了更多的感情和思考。
翻開書，篇就是《啊，“致遠”——鄧世昌其人及沉艦之因》。它帶我們再次回到了那個令人恥辱、令人糾結、令人沉思不止的年代。“致遠”艦，北洋海軍的驕傲，鄧世昌是以身殉國的英雄。本來他們應該叱咤風雲、揚威海上，然而他們沉沒了，沉沒了，沉沒了！痛惜之餘，令多少人至今在思考其所以成、所以敗的原因。作者以獨特的角度，帶領我們對“致遠”艦對鄧世昌做了近距離的觀察。這是一個在宏大歷史背景下的細節解讀。清政府為了躋身世界一流軍事強國，下決心要打造一支現代化的海軍。“致遠”艦為英國設計建造，各種數據都說明它在當時已經非常先進，北洋水師“並非僅僅海戰訓練和作戰條令全部使用英文”，甚至“高級軍官洋化到喫西餐”。“致遠”艦多次宣威異域，威懾沙俄、日本。多麼有畫面感的描述！
鄧世昌在腐敗的清朝官僚隊伍中，是一個另類。“鄧世昌入北洋水師（含入船政學堂）服役二十七年，一貫處事嚴謹勤勉，治軍嚴格有方，愛護士弁，而且嚴格遵守北洋水師管帶不得離艦到岸上居住的軍紀，不帶眷屬，也不在劉公島基地購買宅寓。”“不飲博，不觀劇，非時未嘗登岸。眾以其立異，益嫉視之”，甚至不顧傳統禮制，“其父逝世時恰逢中法開戰，鄧世昌顧及海防喫緊，決然不去奔喪。這種有違世俗之舉，愈發引起眾議”。作者說，這正應了“人高於眾，眾必非之”的古語。
然而，非常之人乃能為非常之事。就是他，在北洋水師與日本海軍的激烈戰鬥中，在主艦遭到重創時指揮“致遠”艦衝擊日軍“吉野”艦。在撞擊途中，“致遠”艦中彈沉沒，鄧世昌以下全艦官兵245人以身殉國。鄧世昌落水後，本有希望生還，但他拒絕了水兵們的救援。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日本欲亡我中華滅我種族的狼子野心纔不能得逞”！作者從海戰近景，一下把鏡頭拉遠，勾勒出了偉大的中華民族必將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歷史走向。行筆至此，作者的熱血情懷噴發而出：為被日本掠去的“致遠”艦上的十管格林炮不能回歸而耿耿於懷；為鄧世昌的生日竟是殉日而隱隱作痛；為至今也沒有豎立甲午烈士紀念碑和姓名碑而念茲在茲；同時作者也深感到了欣慰：鄧世昌的後代沒有辜負先世的英名，他們中有六人參加了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戰爭。讀書至此，我們與作者一起唏噓，與作者一起感奮，與作者一起揚眉。
在本書輯中，還有多篇文字都是關於中國海軍的：《永不消逝的軍魂》《“像蜀錦一樣絢爛”》《甲午海戰中的留美幼童》《煤，煤，煤！》《致命實心彈》等。小平先生，一介書生，為什麼用大量的篇幅書寫海軍的歷史，描寫海軍人物？因為在他的心胸裡深深地隱忍著民族的傷痛，飽含著民族振興的熱血。他要通過對海軍中各色人物的具體刻畫，回顧中國海軍成長的艱難慘痛的道路，謳歌中國海軍將士們愛國的英雄主義氣概。作者憑借一顆熾熱凌厲的劍膽俠心，憑借一支傳神繪色之筆，織就了一幅幅七色彩錦，讓讀者享受了歷史的豐厚和作者的激情。
文章貴在出新，不僅是故事新、文字新，重要的在於視角新，思考新。作者著文絕不人雲亦雲。他筆下的一些人物，對讀者來說並不都是陌生的，也因此，讀者早已對他們有了先入的印像。作者卻能在這些習見的人物身上揭示出新的東西。比如人皆雲蘇曼殊是詩僧、纔子，而作者偏偏更看重他還是一個反清的革命志士，看重他“睥睨四顧，豪氣干雲”的氣概；人們都在樓宇中、在書房裡尋覓蘇曼殊的蹤跡，而作者偏偏掛記著那黑暗的柴房。關心“那幼小的精靈，該是如何在柴草上蜷曲待斃”。又如，對於蘇東坡，人們往往隻欣賞傳唱他的那些名篇，而作者則注意到他的有關屈原的詩文。在蘇東坡之前和同時代，詩人們，班固、白居易、孟郊、貫休、司馬光等，對屈原的評價大都突出一個“忠”字，而作者則撚出蘇東坡雖然肯定屈原的“忠”，但更強調屈原的節操。蘇東坡認為屈原的沉江並非自絕，是以悲壯之死警諫君王。蘇東坡認定屈原纔是真正的“君子”“賢者”，又從而反襯出自己就是“忠直”的表率。還比如，人們讀《宋史》張孝祥傳，從不懷疑其“張浚主復仇，湯思退祖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門而兩持其說”的評論，作者竟然在《宣城張氏信譜傳》找到了《宋史》本傳所沒有收錄的材料，並證以張孝祥《於湖居士文集》，說明“張孝祥不僅反對秦檜等人的投降政策，而且對南宋執政趙構因循苟且的姑息政策亦極為不滿和憤慨”。如此這般，在他筆下的人物形像就從平面變成了立體，思想性格從單一變成了豐富完整。
作者對人物的品評也是極有個性的，在作者行雲流水的文字中我們會發現他作為嚴肅學者的冷峻。比如，在論到清朝李秉衡這位“名臣”“廉吏”時，作者說：“北洋水師的全軍覆滅，李秉衡應負有一定責任。說他是日寇的幫兇，也許言重，但他客觀上確起到了瓦解潰散北洋水師軍心的作用，應是無疑義的。”進而論道：“假設李秉衡能夠拋棄黨派利益、私人恩怨與偏見，在威海保衛戰中全力與丁汝昌通力合作，戰局或許不致以悲劇收場。當然，他也許會在光緒帝和清流派眼中變成異類，但他會成為真正的‘名臣’而青史流芳！”“李秉衡一生清廉，追求讀書明理，鄙夷李鴻章而‘不屑與之為伍’，痛恨李鴻章‘唯利是圖’，他寧死也要追求忠義名節”。然而，在大敵當前，需要同仇敵愾的時候，個人“名節”又在哪裡呢？又如，在論到清代學者趙翼時，作者說他“對清朝君王極盡奴顏卑躬之能事，俯首帖耳，阿諛奉承以取其歡心”，尤其厭惡其詩文“每每對宋代大奸賊秦檜褒贊有加，對嶽飛則加以貶斥”。作者說：“須知乾隆不僅對嶽飛，就連抗清義士也是大加褒彰的，他所看不起的正是一些軟骨頭‘貳臣’。”作者提出“在中國的歷史上，類似趙翼這樣的人物屢屢出現，值得悉心研究”，特別是作者在這裡順便點出了“周作人也寫過兩篇為秦檜鳴不平的文章”。其筆鋒之犀利，於焉可見。
作者的視野極為開闊，被他羅至筆下的有將軍，有詩僧，有名宦，有皇帝，有文士，有纔子，有畫家，他想要展示的是一幅社會歷史的全景圖。因為是隨筆，所以他的文字可以任情所至，可以汪洋恣肆，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品格，即史筆的嚴謹和學術的嚴肅性。正如本文開頭所說，他知道史筆的分量，一筆下去，裁量人物，針砭史事，要有不可動搖的把握。在對人物或歷史的敘述上，他常常會遇到一些學術問題，比如明代的軍戶問題，比如明清的漕運問題，他都做了仔細的研究和考證。要保證在制度上、史實上不出錯誤，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這也足以看出作者用功之勤。同時作者又有很強的駕馭文字的能力。他的文字質樸無華，直抒胸臆，澄澈如水，清麗如風，筆之所到，寫心寫景，形神俱備。所以，我要說小平先生的文章是考據義理兼善，辭章文采並荟。
中國文人有做筆記的悠久傳統。如前輩學者謝國楨先生所言，這種文體肇始於秦漢，盛於唐代，到了宋朝著名的文學家像歐陽修、蘇軾等幾乎都寫筆記。司馬光著《資治通鋻》時，曾取材於南唐尉遲偓《中朝故事》、劉崇遠《金華修《金史》，則以金劉祁為藍本。明清兩代的筆記種類尤為繁多數量尤為龐大。明清有許多著名的筆記，《陶庵憶夢》《西湖夢尋》《板橋雜記》《閱微草堂筆記》，等等。它們不僅文筆優美，而且留下了大量為正史所忽略或不能容納的材料。它們是文學作品，同時也是可以供研究歷史之用的材料。關注掌故，窮究故實，也是中國讀書人讀書寫作的習慣。近現代也有不少以掌故名家的，鄭逸梅、張友鸞、金受申、鄧雲鄉等，都留下了不少佳作。小平先生是繼承了這個中國文人書寫筆記關注掌故的傳統。本書的一些篇章也可以視做筆記掌故類的文獻，特別是第四、第五輯中的一些篇目。筆記之難，在於巨細不遺、龐雜而不亂；掌故之難，在於知之詳盡，具體入微，在於別人不知而我獨知。好的筆記掌故作品更在於它的以小見大，看似細碎，卻成體繫且有宏大的關照。比如本書的《秦良玉·四川營·棉花胡同》《鑄鐘廠和“鐘楊家”》《不熄的窯火》《“其人與筆兩風流”》《從馬連良說到清真菜》《觶齋主人與“洪憲瓷”》各篇，尋微闡幽，解疑發覆，或令人豁然開朗，或令人解頤一笑， 都有很高的閱讀價值。在輕松流暢的文字中，作者與你娓娓而談，給人以知識，給人以思考，給人以愉悅。或麗日閑庭，或檐下久雨，或南窗秋高，或精舍圍爐，手邊是需要有這樣一部書的。
讀這些隨筆，我感到小平先生真個很像讀書人的讀書人，我是要說他讀的書真多！這不僅從本書的內容廣泛可以看出，而且從每篇的寫作也可以看出。他寫每篇作品都力圖窮盡有關材料，一定做到每事都有出處，每句話都有來歷，絕不做無根之談。小平的讀書絕不是為了什麼功利，不是為了什麼目的的。他把讀書當做一種享受，讀書是他生活不可分離的部分，他把讀到的東西寫出來，是對讀者的分享。小平為什麼能讀這麼多書？在於他不竭的求知欲，在於他把什麼知識都當做零起點的精神。他有一顆童心，對什麼都好奇；有一雙無邪的眼睛，看什麼都新鮮，對什麼都想去探索。因為一切沒有城府，一切沒有成見，纔可以發現一般人看不見的東西。這是讀書人的生命力所在，是進取的活力所在，也就是所謂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精神。願好讀書的朋友們，隨著小平先生的觀察去領略那些未知的角落；隨著小平先生的認知和思考，去思考那些不曾想到的東西。這也就是我願意在小平的大作出版之際寫下這些話的原因。
是為序。
2020年4月4日
舉國哀悼瘟疫死難者之際
於北京昌平之壟上
5月21日改訂
（毛佩琦，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歷史文化專家委員會主任。在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主講明朝十七帝、鄭和下西洋、大明謀臣劉伯溫等。主要著作有《明成祖史論》《永樂皇帝大傳》《鄭成功評傳》《平民璋二十講》及散文集《無心剩稿》《讀史雜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