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拉德科航空公司115次航班從巴拉圭首都亞松森起飛，延誤了一個多小時，馬上就要在智利聖地亞哥機場降落了。左側，將近七千米的高空中，阿空加瓜山在熠熠的月光下宛若一座鋼岬。飛機以嚇人的優雅姿態往左偏斜，繼而在一陣喑啞的金屬噪音中擺正了角度，又袋鼠似的連蹦三次，終於著陸。我，米格爾·利廷，埃爾南和克裡斯蒂娜之子，智利電影導演，五千名嚴禁歸國者之一，在流亡海外十二年後，終於再次踏上了祖國的土地，盡管此時此刻，我仍繼續在自己的身體裡流亡：我的身份是假的，護照是假的，甚至連妻子也是假的。我的面龐和外貌借由化妝和衣著而改變，甚至幾天以後，我的生身母親也沒能在白天將我認出。

世上隻有幾個人知曉這個秘密，其中之一正與我坐在同一架飛機上。她就是埃萊娜，一名智利抵抗運動激進分子，年輕而富有魅力，受自己的組織委派，負責與國內地下秘密網絡保持聯繫、安排私下接觸和會面、選擇恰當踫頭地點、評估形勢，並保障我們一行的安全。假如我被警方揭穿或失蹤，或者超過二十四小時未能實現事先約定的聯絡，那麼，她就得將我秘密潛回智利的情況公之於世，引起國際社會的警覺。雖然我倆的身份證件並無關聯，但此前還是從馬德裡一道出發，足跡遍布半個地球的七座機場，儼然一對和睦的夫妻。不過，在這後一段一個半小時的旅途中，我們決定分開就座，仿佛互不相識一般各自下飛機。她必須在我之後過海關，如此一來，萬一我遇上任何麻煩，她好通知地下組織的人。倘若萬事順利，我們就重新扮作一對普通夫婦，從機場出口離開。

我們的目標在紙面上顯得簡單明了，但實踐起來風險巨大：秘密拍攝一部講述十二年軍事獨裁統治後智利現狀的紀錄片。這個想法盤踞於我腦海，是我思量已久的夢想，因為祖國的形像已在鄉愁的迷霧中漸漸模糊。而對一個電影人來說，還有什麼方法能比重返祖國拍攝一部電影，更準確地恢復失落的記憶呢？當智利政府開始公布幾批獲準回國的流亡者名單時，這個夢想變得更加緊迫了，而我的名字卻沒出現在任何一份名單上。後來情形愈發叫人絕望：又公布了一份嚴禁入境的五千人名單，我反倒赫然在列。這一拍攝計劃終得以實現，純屬偶然。我本已放棄兩年多，不敢再奢望了。

那是一九八四年秋天，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聖塞巴斯蒂安。為籌拍一部故事片，我與妻子艾麗和三個孩子已經在這裡住了六個月。計劃中的影片，就像影史秘聞裡許多夭折的影片一樣，在開拍前一周就被制片人否決。一時間我不知何去何從。電影節期間，有一次跟朋友們在當地一家著名餐廳共進晚餐時，我又舊夢重提。席間，朋友們饒有興味地聽著，不時穿插議論，他們覺得這個拍攝計劃不僅政治意味明顯，還能把獨裁者皮諾切特不可一世的模樣嘲弄一番。但除了將這一夙願權當流亡者的幻想，沒人另作他想。然而午夜時分，當我們沿著老城沉睡的街道散步回家時，此前在餐桌旁幾乎未曾發言的意大利制片人盧西亞諾·巴爾杜奇牽住我的胳膊，貌似不經意地把我拽離人群中。

“能幫你的人，”他對我說，“正在巴黎等你。”

的確如此。我需要的那人在智利國內抵抗運動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他原先的計劃跟我的想法僅有形式上的細微差別。在巴黎穹頂餐廳的社交場上，我與他深談了四個小時，盧西亞諾·巴爾杜奇也在旁邊積極出謀劃策。這足以讓心底醞釀已久的夢想變為現實，有些地方甚至精確到了細節，而原先，它不過是流亡者在難眠之夜輾轉反側時不切實際的空想。

步是向智利派去三支攝制組，為拍攝做基本的準備：一組意大利的，一組法國的，後一組可來自任一歐洲國家，但須持荷蘭證件。所有團隊都應合法，持有許可證，並照例獲得各國使館的保護。意大利攝制組好由一名女記者領隊，名目是拍攝一部意大利移民在智利的紀錄片，著重於建築大師華金·托埃斯卡的傑作—智利總統府拉莫內達宮就出自他的設計。法國攝制組應當對外宣稱要拍攝一部有關智利地理的生態紀錄片。第三支小組則以考察近發生的幾場地震為掩護。任何一組都不該知道還存在另外兩支攝制組；任何小組成員也不允許知道實際目標是什麼，以及誰是幕後主使，除了每組的負責人。負責人應是自己領域內足夠知名的專業人士，有政治修養，能意識到眼前任務的風險。這是簡單的部分了，為了提前布置，我首先對每個小組的所在國來了一趟短途旅行。三支攝制組辦妥了審批手續，也簽署了合同，早已在智利境內準備就緒，隻待我抵達智利的那一晚下達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