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向山舉目 （代序）
——重讀太宰治

太宰治（1909—1948）是二戰後的廢墟上誕生的日本重要文學流派“無賴派”（也稱新戲作派、反秩序派）的代表作家。太宰文學雖屬於日本文學的另類，卻是日本戰後文學的重要坐標，隨著時代的發展，其文學價值越來越為人們所認識。他的作品中對於掙扎在時代邊緣的理想主義者的心理剖析可謂入木三分，少有可以比肩者，其後期重要作品被評價為“昭和文學不滅的金字塔”，與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並列為日本戰後文學的人物。
太宰治，本名津島修治，出身於日本青森縣北津輕郡貴族家庭，父親曾任眾議院議員、貴族院議員。母親體弱多病，排行第九的太宰治自幼由姑母及保姆照顧。父親的嚴厲與母愛的缺失造成了太宰治纖細而敏感的個性。初中時他開始創辦同人刊物，決心以文學為業。1930年進入東京大學法文繫就讀，師從井伏鱒二。大學時期的太宰治積極參加左翼運動，生活放浪不羈，一生四次自殺未遂，1948年6月13日深夜，與崇拜他的女讀者一起投水自盡，時年三十九歲。
1935年太宰治以《丑角之花》初登文壇，在十五年短暫的創作生涯中，創作了三百篇作品，佳作眾多，大部分以私小說形式寫成，可以說是他的人生的真實寫照。由於太宰作品的主人公大多貧困潦倒，個性孤傲而自卑，加上自虐反俗的作品題材，以及作者經歷與作品裡人物高度契合等等，而被稱為“弱者的文學”、“敗北的文學”、“破滅型作家”。太宰文學雖具有獨特的魅力，但在他生前及死後相當一段時間，其文學價值未得到應有的評價。
沒落鄉紳出身的文學青年太宰治，似乎一降生便注定了悲劇的命運，既無法回到舊時代，也無法融入新民主主義的新時代，他苦惱於理想與現實相克，為了拯救自我而投身寫作，文學即是他的人生。文學不僅造就了偉大作家太宰治，也對那個時代做出了好的詮釋。今天重讀太宰治，希望可以帶給我們對人生和社會的新的思考和啟迪。
這套選集精選了太宰治有代表性的七篇作品。太宰的重要作品多創作於中後期，其重要的三部代表作——《維庸之妻》（1947）、《斜陽》（1947）和《人間失格》（1948）都集中在他生命後的兩年間。《女生徒》和《快跑，梅洛斯！》屬於他的中期代表作，《潘多拉之匣》和《櫻桃》也是後期作品的白眉。
下面按照時間順序介紹一下每篇作品。
《女生徒》（1939）是太宰治中期的重要作品，根據一位十九歲的女讀者有明淑寄給太宰的日記寫成。太宰將該日記壓縮為一位十四歲女學生從早上起床到晚上就寢的一天之中發生的事，以獨白體筆法細膩地刻畫出了思春期少女搖擺不定的自我意識，以及厭世心理，生動揭示了少女特有的內心變化。發表後受到了川端康成等文學大家的贊賞，並獲得第四屆北村透谷文學獎。女主人公反復糾結的東西，乃是作者的生命感悟與苦惱的投影，是一種的自卑與自棄，不同於“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之類的無病呻吟。
《快跑，梅洛斯！》（1940）描寫了明知會被處死，仍恪守諾言，維護友誼的梅洛斯，終使不相信人心的國王明白了信任別人的可貴。雖是一篇寓言體小說，卻是太宰治根據自己類似的體驗，有感而發寫成的傑作。據檀一雄寫的《小說太宰治》中披露，有一次太宰治在熱海某旅店時，身上沒錢了，就拜托作家朋友檀一雄給他送錢來，檀一雄把太宰治妻子湊的錢帶去後，太宰治拉著檀一雄到附近高級餐館喫喝玩樂，三天就把錢又花光了，太宰治借口去找人借錢溜走了，留下檀一雄當人質，說好三天內回來，可等了十多天也沒見到他的人影。老板隻好跟著檀一雄去找太宰治，卻在太宰治友人家看到他與人下棋，太宰治辯稱正苦於找不到借錢的理由而發愁呢，結果被檀一雄大罵了一頓，於是太宰治發出感慨：“不知是等人難過，還是被等的人難過？”檀一雄認為，這篇小說的靈感應該來自於這件事。
由於有這樣的自身經歷，太宰治在這個短篇中，頌揚了主人公梅洛斯信守諾言的行為，展示了正義、友情和信念的巨大力量。情節引人入勝，環環緊扣，人物形像立體，對白生動，堪稱精品，常常入選日本中學教科書。
《潘多拉之匣》（1946）是一篇書信體小說，其素材也是來自於他人的日記，是根據太宰治年少的朋友木村莊助的日記改寫的。該日記記述了身患肺結核的莊助在“健康道場”療養時的瑣事。
主人公是患了結核病、自暴自棄的富家公子小柴利助，在日本戰敗日他突然醒悟，決定去名為“健康道場”的療養院接受治療。在這裡，他被起了“雲雀”的綽號，他的情感在穩重溫柔的護士長竹姑娘和可愛多情的護士麻兒之間搖擺不定。他將自己紛亂起伏的思緒記下來，寄給詩人朋友。此外，通過與極富個性的病友們的接觸，“雲雀”逐漸恢復生命活力……小說充滿詩意地歌頌了青春和愛情的美好，被界定為青春小說。
從采用《潘多拉之匣》這個題目來看，也可以探究作者的用意。希臘神話中，宙斯用粘土做了個女人潘多拉送給人類，作為對普羅米修斯盜火的懲罰，潘多拉來到人間後，出於好奇打開宙斯讓她帶來的魔盒，於是貪婪、虛無、誹謗、嫉妒、痛苦等邪惡等等被釋放出來，當她趕緊蓋上盒子時，裡面隻剩下了“希望”。因此，潘多拉之匣像征了不幸與災難，然而，這篇小說似乎反其意而用之，即無論生活中遇到多少不幸，至少還有“希望”存在。
作者借主人公和病友之口將苦悶的心緒用詼諧幽默的筆法寫出，寄托了自己在戰後廢墟上萌生的對未來的憧憬。內容令人振奮，文筆十分流暢。是太宰治不多見的積極而陽光的作品。
也許因此之故，早在戰爭期間，即1943年10月已完成小說《雲雀的聲音》，卻因出版社怕通不過審批而延期出版。翌年準備出版途中，又因印刷所遭到空襲而使原稿被燒毀遺失。直到1946年纔發表的《潘多拉之匣》，是在《雲雀的聲音》基礎上重新執筆再創作的成果。
2009年，太宰治誕辰一百周年之際，《潘多拉之匣》被搬上了銀幕。
《維庸之妻》（1947）是以妻子的視角展開的作品。丈夫大谷是個落魄小說家，一個維庸 式的人物，生活放縱、頹唐，與《斜陽》《人間失格》裡的男主人公有著共同之處。大谷的妻子為了替丈夫還清債務，背上孩子去了丈夫欠債的酒館打工抵債。在與食客的打情罵俏中，妻子找到了某種快慰。一天在酒館裡，她見到了丈夫和情人，但臉上的表情依然很淡定，生活就這樣平靜似水地繼續著。在小說的結尾，“維庸”之妻緩緩說道：“管他是不是人面獸心，我們隻要活著就可以了。”貌似平靜的生活，卻掩蓋了萬般無奈與絕望。體現了太宰治對人生對自我否定。作者的化身大谷覺得無論怎麼努力，還是免不了被生活玩弄，即便妻子被人強暴，他也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在他們夫妻看來，“隻要活著就已經可以了”。小說通過這樣可悲可嘆的故事情節，淋漓盡致描繪出了出場人物虛無的生活態度。2009年，在加拿大蒙特利爾的第三十三屆世界電影節上，《維庸之妻》榮獲導演獎。《斜陽》（1947）是日本戰後文壇非常重要的作品，曾創下戰後文學作品暢銷的紀錄，“斜陽族”一詞作為沒落貴族的代名詞而廣為人知。作品表現了戰後貴族後裔的社會地位日益衰微，榮華不再的窘境，也可以說是太宰奉獻給沒落貴族的挽歌。
《斜陽》是作者依據情人太田靜子的《斜陽日記》寫成。采取穿插手記、書信等形式描寫一個沒落貴族家庭的淒涼景像。有人稱之為日本版的《櫻桃園》（契訶夫著）。小說出場人物主要是四人，但作者著筆刻畫的是兩個人物，即女主人公和子和她的弟弟直治的生存狀態。
和子在短暫婚姻失敗後，回娘家生下了死嬰。父親病故，胞弟出征，與病弱的老母二人相依為命。因沒有經濟來源，母女倆不得不賣掉宅邸，過起了自食其力的鄉下生活。和子在坎坷境遇中經受了鍛煉。因偶然一次交往，弟弟的前輩——頹唐的小說家上原二郎的放浪不羈令和子想入非非。她決意和上原生個孩子，來擺脫自己的生活困境——“完成自己的道德革命”。其實上原不過是掛著作家頭銜的無賴，並不是否定一切權威的“自由精神的追求者”，和子將自己比做德國女社會主義者羅莎?盧森堡，作為第三者痴愛上原，使得其“愛情”帶上了滑稽的色彩，猶如落水者想要拼命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同時也體現了超越喜劇的女性的生命力。
《斜陽》成功塑造了和子這樣一個富有代表性的“真實女性”，她不但以柔弱之軀支撐搖搖欲墜的家計，照料母親，還不放棄尋找新生之路，並在某種程度上如願以償。她作為頹廢青年直治的反襯人物，更加有血有肉。透過這個想要放下身段，在俗世中活下去的女人，也可看出作者內心的掙扎。
與和子相反，弟弟直治無法在這墮落的時代苟活下去，終走向毀滅。他與上原的交往根本無法挽救他，因為上原不過是通過否定人生來肯定自己的虛無主義者，而直治本質上是一個因對人性產生懷疑而煩惱，無法忍受高貴的美和倫理衰落的貴族青年。直治努力向“庶民性的庸俗”妥協，卻始終沒能如願，可謂名副其實的精神貴族。
面對民眾貧困化和精神荒廢的戰敗後的日本，太宰治感到日本人喪失了基本道德以及日本傳統的美意識，於是天生的反俗感便充斥在他虛構的人物身上。直治認為“人都是相同的”是非常自卑的說法，不但輕看他人，也輕看了自己，是讓人放棄一切努力的托詞。直治厭惡庸俗的“平等主義”思想，宣稱：“我是貴族!”他無法忍受民眾的卑俗，也無法忍受上原的庸俗。面對上原的具有日本傳統女人美德的妻子，直治竟然說不出“我喜歡你”這句話來，可見他永遠不會成為上原那樣的無賴。他的貴族氣質也傳承著日本日漸衰敗的美。
《櫻桃》（1948）是太宰去世一個月前發表的。他自稱是“夫婦吵架小說”，實際上通篇都在訴說自己悲慘的處境，為自己辯解，思考自殺的事情。作為不能盡責的可悲的父親，他愧對孩子們，而妻子口中的“淚之谷”（出自《聖經?舊約》）更讓他難以為情，隻好出去喝酒消愁。在太宰文學中，頻頻出現《聖經》、耶穌、馬利亞（如《續西方的人》《黑衣聖母》等），開篇那句“我要向山舉目”（出自《聖經?舊約》），表現了作者對於主的拯救的渴望。然而，聖經裡的話雖可以拯救世人，也讓人們更深地感受到人生的苦惱。盡管有“維庸之妻”這般聖母馬利亞式的妻子，太宰又是否能夠得到拯救呢？
1948年6月19日，人們在太宰治生日那天發現了他的遺體，為了紀念太宰治，人們用《櫻桃》這篇小說的題目來命名這一天，即“櫻桃忌”。由此也可知，此短篇在太宰文學中舉足輕重的位置。
遺作《人間失格》（1948）（又譯《失去做人資格》）是太宰文學中傑出的作品，寫於自殺之前，即他的絕筆之作，也是太宰文學“深刻的到達點”（奧野健男）。
小說由序曲、後記，以及三篇手札構成，是典型的太宰治式套匣式結構。塑造了一個不幸的人物大庭葉藏。這個性情乖僻的青年知識分子，飽嘗世態炎涼，沉湎於酒色，後毀滅了自己。如果說《斜陽》裡對“弟弟”的自殺原因沒有詳細交代的話，那麼在《人間失格》裡，幾乎可以找到完整的答案。
葉藏從小體弱多病，幼小而敏感的心靈受到了互相欺騙的“人類”的傷害。他必須通過扮演“小丑”來克服心理上的不安與恐懼，尋求“他人”的認同。上學期間曾經積極參加非法的馬克思主義社團，後來因為與女招待殉情時，女方身亡而他獲救，以教唆殺人的罪名入獄。結婚之後，純潔的妻子因輕信他人而遭到玷污，使他精神徹底崩潰。對自己的無能和“罪孽感”、對“人類”的恐懼和失望，使葉藏認為自己不配作為一個人而活著，沉湎藥物，終日買醉，放任墮落，終被送到了瘋人院，無可避免地走向毀滅。
葉藏的不幸似乎是天生注定的——家庭環境、幼年的經歷使他不具有與其他人平等交往和拒絕他人的能力，沒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其結果，總是受制於人，因而愈加懦弱和不幸。對他人的敵意、對家人的恐懼、對女性的不信任等等，導致了他的悲慘結局。對於虛偽的人世間，他拒絕一切形式的妥協，同時也不做任何抵抗，以墮落作為對濁世的抵抗。
在小說的後，酒吧的老板娘說：“我們所認識的阿葉……也是一個神一樣的好孩子吶。”由此可知太宰治並不認為葉藏真的沒有做人的資格，隻不過不具備做渾渾噩噩的人的資格。太宰治至死都不願低下高傲的頭。正是他對真善美的執著追求，將自己驅入絕境，也正是這執著的追求，成就了太宰文學的大家地位。
太宰治在這部小說裡，透過葉藏這個角色，完成了對自己人生的回顧和評價，在發表這部作品的同年，自殺身亡，走完悲劇的一生。
綜上所述，面對現代社會，太宰治的主人公往往表現出很強的邊緣性人格障礙，與社會格格不入。同時又因無力反抗而厭倦自我，隨以不作為的頹廢墮落來抵制主流社會的普世價值，理性思考與非理性行為之間反復拉鋸，終在自我沉淪與放逐中毀滅。
無賴派文學以自謔的姿態來表現戰後日本社會的委靡，疏遠於主流之外，以頹廢抵抗社會化，抵制身陷其中而又難以脫離的現代人的異化，因此“無賴派”對戰後日本文學影響深遠。
太宰治在《東京八景》中有段話很形像地表明了無賴者的七宗罪。“我是無知驕傲的無賴漢，也是白痴下等狡猾的好色男，偽裝天纔的欺詐師，過著奢華的生活，一缺錢就揚言自殺，驚嚇鄉下的親人。像貓狗一樣虐待賢淑的妻子，後將她趕出。” 
太宰治的文學是昭和時代的，也是他的人生自畫像。他雖眷戀人生，能夠欣賞人世間的種種美好，卻不願在濁世中苟且。無力也無心與現實調和，是他的懦弱，拒絕一切妥協，是他的驕傲。他的軟弱與孤傲使他在文學中寫盡了想說的一切之後，飄然離去。縱使他熟讀《聖經》也終究未能拯救自己，投身虛無或許是可以解脫痛苦之道。與一些文學家以拯救者自居，俯看眾生不同，太宰治對人世間總是飽含溫情，嬉笑怒罵，放浪不羈，無不令人為之感傷。他貌似懦弱，卻敢於無情地解剖自己，也無情地解剖他人，在作品中追求真誠、善良與愛，這些特色都構成了太宰文學的獨特魅力。 
奧野健男說：“無論是喜歡太宰治還是討厭他，是肯定他還是否定他，太宰的作品總擁有著一種不可思議的魔力，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太宰筆下生動的描繪都會直逼讀者的靈魂，讓人無法逃脫。”（新潮文庫《快跑，梅洛斯！》解說）

 竺家榮

二〇一五年七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