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罪責？誰有資格寬恕？

當殺人狂魔化身良好市民，

人類是否有權力以死亡懲罰死亡？

“我們假設：我有一萬條脖子，你可以把我絞死一萬次。你覺得這樣會讓死在我手裡的人感到滿意嗎？”

小說描述了一名黨衛軍軍官、集體屠殺犯在二戰後借用被他謀殺的猶太人的身份，利用萬人坑裡敲下來的金牙在黑市上大發橫財，終偷渡到以色列成為猶太人的民族英雄和有聲望的市民的故事。


雅利安妓女的兒子馬克斯?舒爾茨與猶太理發師之子伊茨希?芬克爾施坦從小形影不離，互相關照。可希特勒上臺後，舒爾茨加入黨衛軍，殺害了無數猶太人，包括芬克爾施坦一家。戰後為躲過追捕，舒爾茨頂替了芬克爾施坦的身份，化身為集中營幸存者。他拿一口袋金牙開始了柏林的黑市生意，又憑借酷似猶太人的面孔遊蕩到以色列，成為猶太人的建國英雄……


埃德加·希爾森拉特諷刺地看待消滅猶太人和以色列建國，《納粹與理發師》反映了德國歷*糟糕的一頁，這在20世紀70年代還是禁忌。因此，這部長篇小說被認為是“劊子手的敘事詩”，當時遭到所有德國出版社的拒絕。該書於1971年首先在美國出版，並在意大利、英國和法國出版譯本並迅速成為國際暢銷書之後，1977年方由德國一家小型文學出版社出版。

赫塔?米勒

在我的老家，那個與世隔絕的村子裡，理發師是個掌權機關。為什麼呢？我覺得是因為他的職業總和死人打交道。死人入棺之前，由他來剃發。不過這不是的原因。這理發師身材畸形，特別矮小，還頂了個大腦袋和一個駝背。他就住在我們這條街上，跟我家隔三座房子。他有一個皮包，即他的“醫用包”，外邊被一道閃閃發光的金屬邊鎖著，裡面裝著他的全部家什。他就這樣走家串戶，一登門，就卷開一塊天鵝絨布，總是把裡面的工具按之前的順序依次擺在桌子上，把裝剃須水的小瓶子排成一個半圓；锃亮的剃刀、剪刀、鑷子，好像一個外科醫生的手術器械。光是閃爍的理發工具和那套準備儀式，就足夠令人膽寒了。


當時還是孩子的我，覺得這個佝僂著身軀的理發師是個具有超自然能力的駝子。你得提高警惕。他一進你的家門，迎面而來的不是一位鄰居，而是一團謎。一種恐懼，一種忐忑攫住了我，仿佛他的醫用包裡面、他的駝背底下藏著一股力量，能夠掌控我們所有人的命運。他不隻給男人理發剃須，還給一些老年人修理指甲、給人撥牙、處理火癤子。外祖父的頭發剪完以後，我媽媽會把地板上的碎頭發收起來——因為理發師要把它們裝進一個塑料袋子裡。於是我從小就覺得，他回家會把所有顧客的頭發分開保存，會給它們稱重，繼而對村中所有男人的所有頭發都心中有數。我還相信他可以決定誰什麼時候會死。我確信當裝我外祖父頭發的那個袋子跟他的體重相等之時，就是外祖父的死期了。


在埃德加?希爾森拉特的小說《納粹與理發師》中，那位理發師同樣也散發著惡魔的氣息。引人入勝而又令人生畏的是，希爾森拉特偏偏讓黨衛軍兼大屠殺劊子手馬克斯?舒爾茨搖身一變成了一名理發師。這種角色轉變的遊戲還會令人置身於雙重語言繫統之下，閱讀時產生雙重感受。納粹的口頭禪如同時鐘的滴答聲此起彼伏，尖刻的諷刺轉眼令人悲從中來。這種雙重性令閱讀變得迫不及待，緊張程度螺旋攀升，繼而崩塌釋放。語氣的諷刺意味與場面的悲劇氣息相互踫撞，精心引入的陳詞濫調，在人與人之間達成某種心照不宣。於是，無法言說的驚悚從頭至尾就像被一條纖繩公然拖拽出場。未曾道破的潛臺詞，在讀者的頭腦中自然而然地郁積成形。諷刺與悲劇在這裡完全別有洞天，甚至堪稱；不可發生之事，在希爾森拉特的筆下，卻獲得了生命。


【譯後記】

2007年深秋，我暫別燕園前往柏林，開始為博士論文搜集資料。在看過我的研究計劃之後，自由大學的導師耶梅拉?馮?德?綠爾（Irmela
von der
Lühe）教授向我推薦了《納粹與理發師》。埃德加?希爾森拉特這個名字從此與我的留學生活結緣。一年以後，由於論文寫作計劃的變動，我不得不暫時放棄對這部小說的鑽研，但將作家及其作品介紹到中國的想法，卻從未改變。2009年12月，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我鼓起勇氣，重新拾起這本書。此番目的隻有一個：翻譯成中文出版。之後的一個月裡，我不但成了希爾森拉特的位中國朋友，還很快同譯林出版社完成了出版合同。




與中文版的“順產”相比，小說原版的問世可謂一波三折。

《納粹與理發師》寫於1960年代末。此前，埃德加?希爾森拉特在美國已經生活了十多年，出版過一部關於猶太隔離區的小說《夜》（1966），並且獲得了一定的知名度。美國的出版公司對他的創作頗有信心，並答應為他的下一步小說預付定金。希爾森拉特雖人在美國，但隻用德語寫作。為了在母語環境中完成新作《納粹與理發師》，他在慕尼黑生活了一年。寫完小說的前五部之後，他回到紐約順利寫完第六部，把書稿交給了出版公司。這裡畢竟是美國，通用語言是英語，所以公司很快找來語言專家將小說譯成英文，並於1971年初出版。接下來的四年裡，《納粹與理發師》遠銷意大利、法國、英國，還印成口袋書出版，總銷量逾百萬。而在此期間，德國的出版商們卻反應冷淡。1975年，希爾森拉特結束了二十四年的美國生活回到德國。安頓好一切以後，他仍然希望在德國出版他的小說。結果，多家出版商對他要麼不予理睬，要麼一紙拒信。直到兩年後，《納粹與理發師》纔由科隆一家名不見經傳的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考慮到小說結尾可能在德國讀者當中引發歧義，作者在出版前將後兩頁刪掉了。


《納粹與理發師》屢遭閉門羹的境遇，反映了當時德國社會的整體語境。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德國與以色列關繫回暖，社會的主流是“親猶”。小說針對的恰恰是這股虛偽而強勁的親猶之風。其中兇犯與受害者的身份替換，充滿了太多的黑色幽默、不可思議、大逆不道。鋻於當時的時代精神，出版商有理由擔心，小說對政治、宗教、道德禁忌的衝擊，可能會迫使德國讀者回想那並不久遠的十二年，追問尚未為人知的恐怖，陷入坐立不安的窘境。在納粹統治德國的歲月裡，尤其在戰爭期間和戰爭剛剛結束的那些年，成千上萬個正派的德國市民經歷了與主人公相似的變形——他們從1933年起變成打劫者、誹謗者、殺人者，到了1945年又搖身一變，做回普通市民，似乎什麼都沒有發生過。當時的英國文學評論者羅伊?福斯特在《泰晤士報?文學副刊》上就寫道，《納粹與理發師》“異乎尋常地殘忍、無情，卻發人深省”。他很想知道德國人如何看待這本書。《新蘇黎世報》的通訊員阿爾弗雷德?施塔克曼也撰文稱，小說對當時恐怖情景的再現堪稱“前無古人”。德國出版商的態度早在他的預料之中，因為“對德國讀者來說，該書存在太多爭議”。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納粹與理發師》在德國幾經輾轉終於出版後，很快就成為暢銷書。從《明鏡周刊》到《明星雜志》，從《法蘭克福彙報》到《南德意志報》，各大報刊都詳細報道了埃德加?希爾森拉特和他的“理發師”。在經歷了奔波與等待之後，憑借《納粹與理發師》，希爾森拉特終於回歸德國，並且成為當年法蘭克福書展的寵兒。與此同時，文學評論界對這部作品也好評如潮。其中影響的，要數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因裡希?伯爾發表在《時代周報》上的文章（1977年12月9日）。文中對小說內容的總結後來被頻頻引用：“這個雙手沾滿鮮血的幸運兒漢斯，背負他的金子走過了時代更迭。面目可憎的馬克斯?舒爾茨變身為伊茨希?芬克施坦來到以色列，用伊茨希?芬克施坦的雙手——而不是殺人犯的手——辛勤勞作，過上了小康生活，還娶到了他的胖米拉。這樣一來，假如他們不是都死了的話，是不合理的。這個可怕的遊戲並不是一場遊戲，希爾森拉特讓它變成了現實，而且，現實的確如此——難道不是嗎？——這些納粹，這些行兇者，沒人知道他們干了什麼，也沒有人想知道。即便人們把一切都忘了——金牙，還有那些曾被扛在肩上的東西——人們也不會忘記，舒爾茨-芬克施坦曾在六百萬森林裡散過步。”


埃德加?希爾森拉特的文學視野不同於任何一位戰後猶太作家。在他的筆下，猶太人並不因為是猶太人而善良無辜，德國人也不因為是德國人而罪惡滔天；身份標簽無關人的本性，但卻會助長既成的偏見。他反對弱者顧影自憐的矯情，也拒強權勢力的妖魔化。馬克斯?舒爾茨改換身份的故事雖然看似荒誕，卻凸現出巨大的真實感，並且得到了歷史的印證——1948年10月8日，《猶太回聲》刊登了一篇報道，標題為《假扮猶太人的蓋世太保軍官》。該報道記載了一位名叫埃裡希?霍恩的納粹軍官：二戰結束後，他不但把名字改成尤利烏斯?以色列?霍爾姆，過起了猶太人的生活，而且還差點當上德國班貝格市納粹幸存者協會副主席。這則遲來的“新”聞是一位老人提供給希爾森拉特的，當時小說早已經問世。老人讓作家保存好這份報紙，以向世人證明：“在大屠殺的瘋狂過後，人類想像力所及的一切都可能發生。”


無論一個人的語言、血統、種族如何變換，無論人性沉淪的時代有多麼黑暗，文明社會的基本良知都不會被埋沒。對舒爾茨-芬克施坦式的行為，讀者大概會期待兇犯終受到公正的懲罰，就連這個集體殺人犯本人也不例外，可是作者卻沒有給出一個“和解”的結局。他一方面在警示讀者，無論罪責意識和良知在苟且偷生的邏輯下沉睡多久，總有醒來的一日；人總要為自己的行為作出評斷，付出代價。另一方面，他也向讀者拋出了一個哲學疑難——超乎人倫極限的罪行，能否通過審判得到公正的懲罰，從而在兇犯和受害者之間達成和解？這個問題早在二戰結束之初就被許多學者提出來，但至今沒有答案。盡管這是大屠殺留給世人的一個永恆難題，但它的意義卻恰恰在於尋求答案的過程——惟有不懈地付出精神勞作，喚醒每個人的理性思考和責任意識，纔能夠防止類似悲劇的重演。


在自編自演的法庭審判一幕，馬克斯?舒爾茨盡管承認了自己的罪行，但是他“並不懺悔”，而是想要為自己辯護。這切合了無數跟風者不願承擔責任的心理。與此同時，這個集體殺人犯即便在納粹風行之時也並非反猶主義者，他甚至並不相信什麼理論、學說或宗教信仰，他的生存觀不過是：納粹來時，站到強者的隊伍裡，打著淨化血統的旗號，跟風屠殺猶太人；納粹敗時，轉向道義勝利者一邊，打著猶太復國的旗號，跟風去殺戮、驅趕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由此，身份的轉換既不源於人生觀的轉變，也不會帶來人生觀的改變，這就更值得我們去反思：隻要恃強凌弱的生存邏輯仍然存在，大屠殺的恐怖就會再度發生。


不可承受之輕與不可負荷之重，往往同時彙於希爾森拉特的筆端；放肆的諷刺與平實的溫柔總是並行不悖，令人讀來笑中有淚。這一切與作家的人生經歷有著直接關繫：希爾森拉特1926年生於萊比錫，1938年隨母親和弟弟投奔羅馬尼亞，1941年全家來到烏克蘭的猶太人隔離區。與母親失散後，為躲避種族清洗，這個十幾歲的男孩開始獨自逃亡。1945年，幸存下來的希爾森拉特來到巴勒斯坦，後與更名改姓隱居法國的父親在馬賽團聚。1951年，他離開巴黎來到美國。在美國的二十四年裡，他不像大多數猶太學者、作家那樣積極融入當地，而是跟猶太團體保持距離。他嘗盡社會底層生活的艱辛，美國夢還沒真正開始就已經碎了。這期間，寫作成了他的生存支柱。希爾森拉特14歲起就嘗試文學創作，雖一生顛沛流離，但始終堅持用德語寫作，並將德語作為一生的情人、的故鄉。1975年，他告別了生活在美國的父母，抖落那一身夢的碎片，隻身回到德國。從此，柏林成了他的永久定居地。


希爾森拉特目前共出版了八部長篇小說，兩部中短篇集，全部用德語寫成，內容大都與作家自身經歷有關。對於寫作，他的態度是首先要有趣。讀他的作品，直觀的感受是好玩，這層表皮之下，則是深刻而嚴肅的主題，即大屠殺與後大屠殺時代。他一部脫離所謂嚴肅主題的小說，是用七天寫完的《莫斯科性高潮》（又名《當心，曼德鮑姆同志！》，1979）。這部以冷戰和黑社會為背景的小說，令讀者從頭笑到尾，卻令評論家們瞠目結舌。如果說這本書隻是無傷大雅的調侃，那麼作家對美國的真情實感，則是通過《Fuck
America——布隆斯基的告白》（1980）表現出來的。浮現在字裡行間的辛辣與幽默、辛酸與憂傷，主人公漂泊異鄉的成長經歷、對社會底層的批判觀察，都令這部小說長盛不衰。小說在2009巴黎書展上大放異彩，引起法國青年讀者以及媒體的高度關注，並將凱歌一路高奏到2010年的西班牙書展。


埃德加?希爾森拉特迄今已獲得多個德語文學獎項：1989年阿爾弗雷德-德布林獎、1992年海因茨-加林斯基獎、1994年漢斯-埃裡希-諾薩克獎、1996年雅可布-瓦瑟爾曼獎、1999年漢斯?薩爾獎，2004年雷昂
-弗希特萬格獎。2005年，博多?普利繆斯將《納粹與理發師》（1977）錄制為有聲讀物，獲得次年德國聽書獎。猶太人的特殊身份和經歷，還令希爾森拉特自覺關注其他經歷過大屠殺的國家和民族。小說《餘念生出的童話》（1989）就是以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宗有組織的種族屠殺——土耳其人對亞美尼亞人（1915）——為背景創作的。2006年，作家憑借這部小說問鼎亞美尼亞國家文學獎，同年獲得埃裡溫大學（亞美尼亞）名譽教授頭銜。




《納粹與理發師》是我作為國家留學基金委與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DAAD）聯合培養博士生，在德國公派留學期間的一份巨大收獲。翻譯這本書完全是率性所為，卻讓我初嘗全心投入文字世界的滋味，同時對德語文學有了更加深切的體會。這份譯稿得以順利完成，首先要感謝我的兩位導師谷裕教授和綠爾教授；她們容忍了我的“任性”，並對我保持一如既往的信任與耐心。其次，無論從學識還是閱歷上，翻譯這本書對我都是一個挑戰。幸有來自摯友夏莎（Sarah
Yasmin
Chahed）、靳晗和李顏無私的建議，幫助我匡正補足，也令我倍感友情之珍貴，每時想來便暖徹心扉。後，必須感謝我的責任編輯王蕾。如果說這本書是一個“新生兒”，她則是那位功不可沒的“助產士”。


2011年4月，埃德加?希爾森拉特即將迎來他的85歲生日。就讓《納粹與理發師》中文版作為我送他的一份生日禮物吧！

安尼 2011年3月於北京大學暢春新園

【編輯手記】

德國人戰後從未停止過對戰爭罪責與種族屠殺問題的反思。但是，一部猶太人所寫的、描述劊子手的小說，在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地銷售了一百多萬冊之後，卻在德國本土遭到六十多家出版社的退稿，確是一件令人費解的事情。


本書的主人公馬克斯?舒爾茨1907年出生在德國東北部的一座小城市，“盡管不是婚生子，卻是純種雅利安人的兒子”。在他家隔壁，一個猶太小孩伊茨希?芬克爾施坦幾乎與他同時出生。他們倆的外貌似乎調了個個兒，馬克斯?舒爾茨塌鼻頭、青蛙眼、扁平足，很符合人們想像中猶太人的樣子，而伊茨希則是金發碧眼，“典型”的雅利安人相貌。兩個小孩一起長大，一起上學，一起踢球，一起打架，經常有人分不清他們倆。馬克斯跟著伊茨希全家去猶太教堂，學猶太人禱告，甚至做了伊茨希父親的學徒，跟著這位理發師學手藝。這兩個伙伴的願望就是開一家自己的理發沙龍。在馬克斯飽受繼父虐待的童年時代，伊茨希一家給了他人世間的溫暖。然而，這種平靜的小城生活隨著納粹的上臺而被打破。馬克斯?舒爾茨在時間加入了黨衛軍，隨部隊駐扎在波蘭的一座集中營，在那裡，他親手槍殺了上萬名猶太人，包括伊茨希?芬克爾施坦全家。


德國戰敗，馬克斯?舒爾茨的部隊在撤離波蘭時遭遇了遊擊隊的伏擊，隻有他一個人活了下來。他抱著一箱從遇害的猶太人嘴裡撬下來的金牙，跑進了鼕天的波蘭森林。一個酷似巫婆的老女人救了他，卻在發現了金牙的秘密之後被他滅口。舒爾茨隱姓埋名逃回德國，為了躲避戰勝國的搜捕，他為自己換了個身份：洗掉黨衛軍的文身，在身上烙下奧斯威辛囚犯的編號。他有著標準的猶太人長相，他知道猶太人的行為方式，他甚至還會一點兒希伯來語。從這一刻起，他叫自己伊茨希?芬克爾施坦，搖身一變成了從死亡集中營裡幸存下來的猶太難民。靠著那些金牙，他在柏林做起了黑市生意，一度發達，甚至成為一位伯爵夫人的入幕之賓，卻終投機失敗，重新回到一無所有的境地。


揣著僅剩，舒爾茨—芬克爾施坦踏上了去往巴勒斯坦的偷渡船“出埃及號”——一名有尊嚴的猶太人當然要為以色列建國作出貢獻。他在船上重操舊業，又開始了理發師的營生。登陸之後，他受雇於一家理發店，成了一名體面的市民，還娶了店主的姪女。他樂於在工作時向顧客講述猶太人苦難與光榮交織的歷史，並用自己所熟悉的納粹語言宣稱，猶太人終將“占領全世界”。這引起了恐怖武裝力量的注意，舒爾茨—芬克爾施坦因此當了兵，拿起槍杆子趕跑了英國人和阿拉伯人，還英勇地負了傷，在病床上迎來了以色列國的建立。


店主去世後，舒爾茨—芬克爾施坦順利地繼承了店鋪，並給它改頭換面，用上了伊茨希父親那家理發沙龍的名字。不過這些年來，他一直沒有停止過搜集關於大屠殺的新聞報道，尤其是關於集體謀殺犯馬克斯?舒爾茨的消息。他宣稱永遠不會忘記殺害自己父母的劊子手。一名與他同船逃難的法官告訴他，據說那個殺人狂馬克斯?舒爾茨已經在戰後伏法，他卻終向法官坦誠了自己的身份以及犯罪和逃亡的經歷。舒爾茨—芬克爾施坦壽終正寢，死於心肌梗塞。在的法官面前他質問：“當時你在哪裡？”至高無上的永生者無言以答，於是走下神壇，與他一起“等待一個公正的判決”。


如此沉重的一個題材，卻是用極其幽默、輕松的語言寫成的。“你很難想像比這本小說更離奇、更諷刺、更幽默的故事了，”一份美國的書評說。這便是本書在德國屢屢遭遇閉門羹的原因。在戰後的德國，整個社會正以一種小心翼翼的態度懺悔著過去，對猶太人的態度一改從前的“反猶”，轉而變為“親猶”。在這種背景下，一部以極盡挖苦、諷刺的手段描寫大屠殺的小說——更不用說它還是從罪犯的視角而寫的——就顯得那麼的不合時宜。


“罪犯的後代們坐在出版社裡，他們為怎麼用文學手法描寫大屠殺的受害者定下要求，還為這種描寫指定了界限。”赫爾穆特?布勞恩說。他是科隆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出版社的老板，手下隻有幾名員工，卻毅然接受了《納粹與理發師》的手稿。布勞恩親自開車去了《明鏡周刊》的總部，把書稿拍在文化版編輯的桌子上，說：“讀讀看這個。”他們讀了書稿，並且寫了書評。那是在1977年，《明鏡周刊》的影響力遠大於如今，由他們開頭，整個傳媒界都轟動起來：《明星》雜志、《世界報》，海因裡希?伯爾也在《時代報》上發表了書評文章。《納粹與理發師》在德國也取得了成功，首印的三萬冊迅速銷售一空，迄今為止，德語版銷量已超過二十五萬冊。


本書作者埃德加?希爾森拉特是猶太人，親身經歷過集中營的恐怖，因此他在寫作時總是帶著幸存者的負罪感。他自稱“德國文化背景下的幸存猶太人”，認為戰後聯邦德國的“親猶主義”隻不過是另一種種族歧視。在這部書中，沒有一個人承認罪惡，沒有一個人進行戰爭與罪責的反思。馬克斯?舒爾茨說：“我沒有罪。我隻是隨大流。”他代表了普遍的德國民眾的態度。納粹上臺時，他們跟著振臂歡呼；戰爭失敗後，他們替換了身份繼續過活。恰恰這些普通人是戰爭罪行的親身實施者，然而受到審判的卻隻有區區幾個頭目而已。小說用荒誕的語言描述了一個失去條理的世界，不僅是戰前、戰爭中的德國，還有戰後的德國與重建了的以色列。


“別說希特勒了，我們來想想納粹吧。”海因裡希?伯爾如是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