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究竟為何物？
廣袤宇宙中一座極小的星球—一地球，它的海平面上浮起一個微型國家——日本。迷失於這個國家的首都一狹小的東京，微不足道的生活仍在繼續。這部小說的舞臺是一間狹小的公寓。


    
我每日的營生需要跨越兩條河流，一是乘坐京濱東北線穿過流經琦玉和東京境內的荒川，二是乘坐田園都市線穿過流經東京和神奈川境內的多摩川。我喜歡河流。


    
紙川和我均生於一九七八年，在經濟和文化迅速膨脹的八十年代度過了童年時期。我們十幾歲時正值九十年代，人們通常將其稱為一無所有的十年。是否真的一無所有不得而知，總之經濟不景氣。也有人將在這十年中度過青春期的我們這一代稱為“迷失的一代”。我們這一代人大學畢業時雇傭率跌至谷底，就業困難，其結果是許多人在告別學校生活之後，成為未被體制接納的成年人。


    
日本規定四月以後出生的孩子推遲一年入學。本書的主人公紙川生於二月，被稱為“早生”，因而比我高一年級。紙川和我就讀於同一所大學，一、二年級的一般教養課程設在多摩廣場校區，三、四年級時則移至澀谷校區學習專業知識。


     紙川大一時加入音樂社團，升至二年級時退出，自己成立文藝部並親任部長。

    
雖然我比他晚一年加入音樂社團，沒有一起表演的經歷，但是因為有共同的朋友，所以我在入學後不久就認識了紙川。我們在大學校園內偶遇時會打個招呼，順便聊上幾句。


     大家都說紙川挑長相，因為他身邊的女孩來回變換，並且每一位都很漂亮。

    
他受歡迎的原因我不太清楚，或許是因為年輕女孩認可他那種玩世不恭的態度、和自信吧。女生們渴望紙川以幽默的方式摧毀世界的體繫。


    
然而，我是倔強的女子。雖然我極少厲聲呵斥別人和在人前發表自己的看法，但我絕不容許他人侵犯自己的內心。我盡量避免受周圍環境的影響而長大成人，絲毫不願意對自己認可以外的事情有所作為。


    
無論與誰我都希望平等而直率地交談，因此為學長所嫌棄，成為不討學長歡心的學妹。盡管如此，喜歡我這種表達方式的同齡人或比我年輕的人卻很多，因而我在學弟學妹中的人氣頗高。能夠無所不談的朋友，除了社團成員之外，加上一起上課的同學、其他大學的朋友、打工的工友等，多達幾十人。


    
澀谷和多摩廣場因為地鐵和電車融合體的田園都市線而相互連接，越過多摩川便是橫濱市，多摩廣場校區就在此地。

    
多摩廣場站的站臺前方被草叢包圍，那裡放著石臺模樣的東西，約與人的腰身等高。正當我坐在上面大口地啃著從車站前面的面包店買來的面包時，紙川走過來搭腔。當時我十九歲。因為剛好就在我對著圓圓的面包張口正要咬的時候，所以感覺非常難為情，我頓時滿臉通紅，急忙想藏起面包。


     “在喫面包啊？”紙川問道。

     “是的。”
之後我們都說了些什麼，到如今我已經想不起來了，隻記得我把啃到一半的面包裝進包裡，和他一起坐上駛來的電車前往澀谷。

    
多年以後，紙川依然對當時的情景記憶猶新，他曾數次提及“在多摩廣場正啃著面包的小栞……”。而我認為這並不是值得反復回味的插曲，那既不是親密的情景，也不是有趣的場面，隻是一個正在草叢環繞的站臺上啃著面包的女孩形像。


    
紙川三年級、我二年級的時候，紙川、我的同年級女同學阿花以及服部君和金田君兩位男同學，加上我一共五個人曾在神保町閑逛了一天。我們逛了舊書店，還在一家名為“賣茶”的茶館喫了蛋糕。紙川當時正熱衷於文藝部的活動，一直說個不停。他說自己並未特意寫過小說之類的東西，隻是樂於召集愛書的朋友們一起彈彈吉他、聊聊天、編編小冊子。盡管我從未向周圍的人隱瞞過自己想當小說家的願望，可是我還沒有寫過小說。因為我認為小說首先是個人的東西，而且打算將來獨自一人創作，所以我感覺沒有必要同他人探討文學。對於“加入文藝部”的邀請，我斷然拒絕。


     紙川四年級、我三年級的時候，我們在校園內站著閑聊。

     “因為在學校混日子，學分多也就剛夠，現在擔心是否能畢業。” 他嘟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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