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記得第一次見到傑克?艾勒裡是什麼時候了，不過肯定是我家住在布朗克斯的那幾年。我們上的是同一所初中，他比我高一年級。我有時候會在走廊或者操場上踫見他。後來我們混熟了，就彼此稱呼對方的姓，那會兒小男孩好像都這樣，挺奇怪的。如果那時候你問我對傑克?艾勒裡印像如何，我肯定會說還行，估計他也會這麼說我。不過我們也隻能說這些，因為那會兒我們對彼此的了解並不多。
後來我父親的生意做不下去了，就把店關了，我家也搬走了。再次見到傑克?艾勒裡是二十年以後。我覺得他面熟，可就是想不起來他到底是誰。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認出我來，因為他根本看不見我。我是透過單面鏡看到他的。
那應該是一九七○或是一九七一年，離我得金盾獎章已經好幾年了。當時我是第六分局格林尼治警局的刑警。那會兒警局還在查爾斯街上那幢戰前的老樓辦公。不久之後，我們就奉命遷往西十街的新樓。幾個有生意頭腦的家伙買下警局的舊樓，改造成合作公寓或者叫共管公寓，並命名為警察大樓，也算是向歷史致敬吧。
這跟多年之後拆了中央街的警察總部，建成警察廣場，基本上是一個路數。
我遇見傑克?艾勒裡是在查爾斯街老警局的二樓。一排五個三四十歲的白人男子等著辨認，他是第四個。這五個人的個子在五英尺九英寸到六英尺一英寸之間，穿著差不多，都是牛仔褲配開領休閑襯衫。女受害人聲稱這五人中有一人拿槍威脅她，掩護其同伙將收銀機洗劫一空。
女受害人挺壯實的，五十來歲，做夫妻店的老板娘真是屈纔了。如果當小學老師，孩子們肯定都怕她。我是去隨便看看的，因為這不是我負責的案子。辦案的警察名叫朗尼根，是個便衣，我就站在他身邊。屋裡還有一個地方檢察官助理，站在女受害人身邊。另外還有一個瘦瘦高高的年輕人，穿著一套不太合身的西裝，應該是法庭指派的法律援助律師。
我在布魯克林時的搭檔是個老警察，名叫文斯?馬哈菲。他教會我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有機會就去旁觀罪犯辨認。他告訴我，如果想熟悉當地的惡棍，這種方法要比翻看罪犯照片冊有用得多。你可以觀察他們的臉和肢體語言，這樣得到的印像會刻在腦子裡。再說了，看看又不要錢，所以為什麼不看呢？
因此我養成了習慣，一有機會就到第六分局旁觀罪犯辨認。那天下午，我正在觀察這幾個人，地方檢察官助理提醒女受害人不要著急，慢慢看。“用不著，我知道是哪一個，”她說，朗尼根看上去挺高興的，“就是第三個。”
地方檢察官助理問她是不是確定，那口氣好像是提醒她再仔細考慮考慮。一旁的法律援助律師清了清喉嚨，似乎準備提出反對。
用不著。“我百分之百確定，”她說，“就是這個小兔崽子劫了我。不管是你問我，還是上帝問我，誰問我我都這麼說。”
她剛說出是三號，朗尼根的臉就晴轉多雲了。其他人陸陸續續走了，我和他留在屋裡。我問他三號是什麼情況。
“他是哈德遜市場的副經理，”他說，“這可是個大好人啊，經常幫我們的忙，我下次可不敢再讓他來參加罪犯辨認了。這已經是第三次有人把他當成罪犯了。他這人，就算是在投幣電話裡發現一毛錢，也會放回去的。”
“他長得是有點兒不善。”我說。
“我覺得是因為他的嘴唇有點兒歪。不仔細看看不出來，可是這樣一來，他的臉就有點兒不對稱，也確實讓人覺得不可靠。無論如何，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讓他參加罪犯辨認了。”
“隻要他自己不犯事兒，”我說，“那你希望她選誰？”
“不，你告訴我，你覺得應該是誰？”
“四號。”
“正是！我真應該找你來做證人，馬修。這是你當警察的直覺，還是認出他來了？”
“我覺得是她作出選擇之後他臉上的表情。我知道他們那邊聽不見動靜，可他好像察覺到了什麼，知道自己沒事兒了。”
“這我倒沒注意。”
“不過我覺得我終究會選他的。不知道為什麼，他看上去面熟。”
“哦，他有案底。也許你在罪犯照片冊上看過他這張俊臉。別人都叫他高低傑克。有印像嗎？”
沒印像。我問他姓什麼，然後重復了一遍，“傑克?艾勒裡，傑克?艾勒裡。”突然我就想起來了。
“我是小時候認識他的，”我說，“天哪，好像中學以後就沒見過他。”
“哦，”朗尼根說，“我隻能說，你們的職業道路不一樣。”
……